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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名士与知音悲愤——以嵇康与刘勰为中心

本文作者: 3年前 (2015-07-07)

六朝名士与知音悲愤 ——以嵇康与刘勰为中心 高 丹[1] 摘要:刘勰在《…

六朝名士与知音悲愤

               ——以嵇康与刘勰为中心

 

[1]

 

摘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深深慨叹:知音其难!六朝名士对知音的呼唤与渴求之情结千古常在。刘勰一声疾呼,引发无数世人的共鸣与感叹。嵇康作为魏晋之际极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与刘勰同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知音论者,数百年之后,他的孤独与伟大终于在《文心雕龙》里得到了最深刻地评价与印证。

关键词嵇康,刘勰,知音

 

六朝是一个名士叠现的年代,然而名士亦良莠不齐,真正的名士,外表放达而内心孤独,因而渴盼知音是当时的文化心理。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的《知音》篇是中国古代文论首次用“知音”的概念来指称文学鉴赏与批评的篇章。这一学说的提出,不仅有着理论的创新,更有着先秦以来的人生体验与文学事实。《知音》篇是上古以来文学与人生的凝聚与结晶。我们可以通过对嵇康与刘勰知音情结的比照与分析,来探索刘勰知音学说的内涵与价值。

成书于齐梁之际的《文心雕龙》一经问世,许多先辈圣贤在刘勰的笔下灿然生花,他们或以位高权重,或以名著文显,或以德嘉才茂,高下胜负,皆得到这位旷世奇才的点评与赏鉴。而其书“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2]刘勰自知其作可称,但并未受到时人重视,不惜扮成小贩向沈约毛遂自荐。一方面体现了他渴求知音的迫切,一方面又说明了知音难遇的窘迫。虽然之后他曾任多种官职,其名声并不以官显,却以文彰。刘勰笔下有位在历史上色调浓重而激越的人物,这便是嵇康。若加以比较,二人或有共同之处:首先二人时代相差不远,一个魏晋,一个齐梁,都是时代过渡性人物;其次,他们的家庭有着相似之处,都是早年丧父,父职不显,家道中落;再次,也是本文着力讨论的问题:他们都是孤独者与知音论者。虽说历史在变化发展,嵇康身上自有那个时代之悲壮,刘勰自有那个时代之圆融。然而,时空的交错变换中,他们内心深处却都潜藏着一种普遍的情结,即扼腕于知音难求。情结,是一心理学术语,可指一种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从嵇康与刘勰那里,我们可以探究到这种由自身的孤独所产生的强烈地对知音的渴求之情。因此,他们便以琴声宣泄幽愤,用诗文来召唤知音。

 

一、 觇文见心,旷世知音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三百多年后,被鲁迅称为:“解析神质,包举宏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论诗题记》)的《文心雕龙》问世。刘勰,这位慧眼识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不以世远为憾,以“觇文见心”的信心在其著作中对嵇康其人其文给出了自己的历史恳评。《梁书·刘勰传》载:“刘勰,字彦和,东莞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其父官至四品,但却早逝,“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纶。”可以说,他与嵇康早年身世类似,由于父亡而家道中落,却笃志好学,博通经纶,早早就突显了过人的才智。嵇康在魏,虽做中散大夫,其官位主掌“顾问应对”,并非显要之职。刘勰后来也做过一些小官,但却不得志。便潜心著书,论古今文体。完成《文心雕龙》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找到能懂得他心声的知音,期待于知音的肯定来实现他的价值,让他的思想流传于世。嵇康年少成名,作品受到时人的重视,但他的个性、思想观点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二人的作品都是“宋玉所伤之《白雪》”,曲高而和寡,难得知音。“知音”既指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以发现作者创作本意的鉴赏批评活动;也指那些善于解读作品,能达到“圆照”之象与作者心灵相通的接受者;更指那种接受主体和创作主体在文本世界中的心灵契合,情感相通的审美体验。“知音”批评的意义便在于这种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和共鸣。对于嵇康这位前辈,刘勰或许读懂了:

 

(一)“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

这是刘勰对嵇康其人其文的总体概括及认识,其出自《文心雕龙·体性》篇。“体性”,是讲文学作品的体裁风格与作家才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即是指文学作品的体貌。不同作家才能有高低优劣,个性特征也是千差万别。刘勰首先准确地把握住了嵇康“俊侠”的个性气质,因其身上禀赋着俊迈豪侠的特质,故其文必然意趣高超、文笔犀利。(兴:原指志趣,后指兴致;采:原指神采,后指精神;烈:旺盛。原指文章志趣高尚,言词犀利。后多形容兴致高,精神饱满。)“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这个逻辑关系的论断精准又形象,一笔勾画出嵇康为人与为文的特点。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刘勰从嵇康文学上的特点窥探到其性格,这正是嵇康为人表里如一的真实体现。而《文心雕龙·明诗》又道:“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在评价其诗歌的时候,刘勰用了“清峻”二字。清者清远,峻者峻直。这些词汇点明了嵇康诗歌的主要风格,也刻划出嵇康从思辨的世界进到现实人生的精神轨迹。“把嵇康的思与诗结合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与人格存在某种无法圆通之处,这方面的矛盾,反映了他的自然观理论的不彻底性,并最终酿成他的人生悲剧。”[3]人性是复杂的,矛盾也是必然的,嵇康自身也存在着某种无法调和的矛盾性:一面是超世之清远,一面是入世之峻烈,玄思与诗情构成了一对显见的矛盾,逼显出嵇康难以自安的人生窘迫。

魏晋之交是个动荡的年代,司马氏所标榜的儒家一套也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以孝治天下”,只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代魏的目的而寻找的一个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的依据。自己代魏也有了借口,找到了立足点。从根本上说,其所谓礼法孝治,就是为自己的篡权扫清障碍。然而曹魏虽然被称“汉贼”,但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司马氏一开始就是曹魏的臣属,他的继位本质上是篡权。从一开始就名不正言不顺。“因为司马氏本身就不平庸,所以要提防不平庸,诛杀不平庸。七贤之中,阮籍是装平庸,山涛和向秀是本平庸,嵇康是表现出并保持了不平庸。”[4]他的这种不平庸表现出时时与礼法对抗的状态。他与论辩的人很多,鲁迅也觉得“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5]这是他与张辽叔论辩自然好学;而他又与向秀论辩养生;与吕安论辩明胆;与阮侃论辩宅无吉凶;甚至在自己的文章里也塑造出秦客与东野主人让他们互相责难,论辩声无哀乐。对此,刘勰也在《文心雕龙·论说》中给出自己的见解:“……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刘勰把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划入玄学著作,与王弼、何晏的著作相提并论。此外,嵇康精通音律,本来就极为敏感,他通过讨论声音的有无哀乐阐发自己对礼法自然的理解。为什么刘勰说他“师心独见”呢?师心,指自出心意,不拘成规;独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鲁迅说他往往与旧说反对也是这个意思。“嵇康在辩论中特别强调从自我意识出发,从自我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出发,打破经典权威和习俗成见的束缚,反对‘多同’之见和‘思不出位’的观点。”[6](《养生论》:“常人以多自证,以同自慰”;《难自然好学论》:“今子立六经以为准,仰仁义以为主……终年驰骋,思不出位。”)“重在相信得之于己心的人必然特别自信,而过于自信的人大多是隽智的并带有偏激的倾向。所以,嵇康的论文中都贯穿着一种锋颖之气。他善于抓住论敌论点中的破绽和弱点一直辨析下去,使其毫无回避和逃脱的可能,也善于运用逻辑思维和扣紧现实的亲切感受,以怀疑一切横扫一切的气概层层剖析,使论敌不一定从内心中信服却没有容喙之处。”[7]刘勰称他的论说文,机锋精密,堪称人伦之英是极为透辟的结论。

 

(二)“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

     嵇康的一生不乏朋友,他对朋友忠心耿耿,两肋插刀在所不辞。在他四十年的人生旅途中,有三位意义极为重大。他们分别是:阮籍、山涛、吕安。《太平御览》四百九引袁宏《山涛别传》:“陈留阮籍、谯国嵇康,并高才远识,少有悟其契者,涛初不识,一与相遇,便为神交。”《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阳秋》:“涛尝与阮籍、嵇康著忘言之契。”《世说新语·贤媛》:“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嵇康与二人的金兰之契,成为历史上一段佳话。而吕安,更是系之于性命的人物,嵇康因为他辩护而被司马氏借口诛杀。

    《文心雕龙·书记》针对《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深刻地评价道:“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嵇康虽成就了志高文伟之业,但他内心深处对友情、知音的期待与呼唤从未停歇。从《绝交书》中,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他指桑骂槐,誓不与司马氏合作之目的。这里面太多针对解释自己如何如何不守礼仪规范,薄汤武而非周孔,却看不出他与山涛任何的私人矛盾关系。而且从《晋书》本传来看他临终托孤与山涛,正是二人友情从未间断的表现,金兰之契依然长存矣。他对阮籍的钦佩也溢于言表:“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吾每师之”。然而刘勰称他“志高”,高在何处?它不仅仅是拒绝司马氏,不与其同流合污而已,我们可以再深入探究其志。

但若要究其志,也是很困难的。《文心雕龙·知音》云:“夫麟凤与麇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麇,楚人以雉为凤,魏氏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刘勰也感觉到,单单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器物都难辨真假,更何况是“文情”!刘勰在其著作中,往往是嵇阮并提,但却能清楚明晰地区分他们之间的差别,如:“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可以说,‘嵇康的思维是带有情感的思维,阮籍的情感是带有思维的情感……他们把认识和感受、思维和情感融为一体,通过自己独特的个性去把握时代的共性……阮籍、嵇康不去关心现象与本体的关系,希望通过这种探讨获得一种精神境界,一种能够帮助自己排遣痛苦的安身立命之道……他们把时代的苦难转化为自我的认可的认识和切身的感受,由此所抒发的心声,所表现的追求,也就具有了时代的共性,反映了时代的精神。”[8]刘勰的殊声合响与异翮同飞可以理解为他们所具有的共性特征。至于嵇康与阮籍、山涛在思想意识上的差别,牛贵琥先生在《广陵余响》一书中认为,从学术思想上,三人都继承庄子,却有着天差地别。嵇康的思想是以庄子“莫若以明”的分析精神和冷隽的至人境界迥异于七贤中的任何一个。阮籍继承庄子的无是非观念,以他为代表,阮咸、刘伶之辈是这个理论的具体实践者。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充分体现出他混淆是非故意逃避社会和人生的是非态度。因此,刘勰说他“阮旨遥深”。庄子的是非观是探求性的不断深入,而阮籍的是非观是简单化的自我满足,充满了世俗的自嘲。山涛则继承了庄子自然变化之观念:《世说新语·政事》载其言:“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正如陈寅恪先生所云:这是“此老安身立命一生受用之秘诀也”。但庄子的自然观是讲变化发展的,所谓任自然也不是随波逐流那样随便,山涛选择的只是适合自身的庄子中浅层次的表面化的自然。而嵇康,由于他刚肠嫉恶遇事便发的性格,必然要以不断探索的精神,追根问底的态度向深层次的领域进发。在他的文中,经常提到“至”。论乐,他提出“至和”,论神妙,他推崇“至精”,论道理,他要“至理”,论明知与胆量,他提出“至明”“至胆”,但他提倡最多的还是“至人”。嵇康“至”的概念,是他对各种领域至高之境的描述、向往与追求。这种执着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够企及的。

嵇康,偏要在一个虚伪阴谲、不能给人以自由的,把正常人逼成变态的假的社会里,以求真的执着的态度面向社会和人生,并且勇往直前,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这就是嵇康之“志”,万死不辞。他写过两封绝交书,一封给山涛,一封与吕巽。这两封绝交书意义非凡,前者代表了他对黑暗势力的拒绝与抗衡之志,后者切实地反映了其光明正直的为人。他在《家诫》中开篇便讲:“人无志,非人也”!一再强调,人要守志,不能屈节。这种坚定不移之“志”,必然决定了其气之浩然、其文之伟岸。

 

(三)“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

   亲情和友情是嵇康诗歌所表现的主要题材之一。《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一:“携我好仇,载我轻车,南淩长阜,北厉清渠,仰落惊鸿,俯引游鱼。槃游于田,其乐只且。”嵇康与其兄长也有如此其乐融融的时光。然而,“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单雄翩独逝。哀吟伤生离。徘徊恋俦侣。慷慨高山陂。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崄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诗中主人公忧思满怀,规劝至勤,说明现实中的嵇康,不能安于至乐。这首诗被钟嵘誉为“五言之警策”(钟嵘《诗品》)哥哥很早就入仕从军,乐于效忠司马氏,与自己的心志相反,既担心哥哥入仕之后会不会谋极身危,又哀叹那“携手好仇”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嵇康的另一位好友阮侃,字德如,两人机锋相接,曾在宅有无吉凶摄生的问题上反复论难,互相启发。而阮德如最终也经不住名利的诱惑,远赴官场,与其分别。嵇康怀念昔日之乐:“良时遘吾子,谈慰臭如兰。”而今“不悟卒永离,念隔怅增叹。事故无不有,别易良会难。郢人忽已逝,匠石寝不言。”嵇康把嵇喜与阮侃,当作郢人看待,足见其对亲友知己的真挚情感。可以说,嵇喜的入仕,是他与哥哥情感的分水岭,后来的世事如戏剧般上演:一个官运亨通为司马氏鞍前马后,一个两袖清风避司马氏辗转于数处……史载嵇康应该还有另一位哥哥,则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母兄见骄”的那位,文中又言“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冤切”,嵇喜在嵇康遇害后仍健在,因此,这位长兄不可能是嵇喜。(见黄振民《嵇康研究》中<嵇康传略>》)自幼丧父,宠爱娇惯他的慈母与仁兄先后离世,惟一在世的嵇喜又那么贪恋于邪恶恐怖的世俗权力。家庭生活中,他已找不到可以互通心意之人。即使大家曾一度志趣相投,兴高采烈,谈笑甚欢,但人世变换聚散无常,面对亲友的舍我而去,嵇康内心的伤悲之中浸透着深深的担忧与惋惜。

    从政治上,亲友多为全命或名利而投靠权势;思想性格上,由于过于执着与峻直,也很少人能够达到他对于至高至上境界坚定不移之追求。在这种曲高和寡的情况下,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感到无比的孤独。他的诗句里充满了对朋友离他而去的惋惜:“郢人已逝,谁可尽言”(《赠秀才入军》);“郢人忽已逝,匠石寝不言”(《五言诗一首与阮德如》);“钟期不存,我志谁赏”(《四言诗其三》);“郢人审匠石,钟子识伯牙,真人不屡存,高唱谁当和。”(《杂诗》)从这些反复咏叹令人无奈又悲凉的追问中,我们仿佛看到这位如孤松般傲世独立的男子,其内心深处藏着难以释怀的情结。然而,他的这种知音情结又促使他并燃起新的期盼的火光:“浮游太清中,更求新相知。”(《述志诗其一》)“愿与知己过,舒愤启幽微”(《述志诗其二》);“但当体七絃,寄心在知己”(《酒会诗》)。因此,他又不断地渴望能够得到真正的知音。既然现实生活中曾经的知己走的走,散的散,往日的美好时光如镜花水月,化为泡影。无奈之下,他最终决定与世绝交,与现实社会绝交!就在自己的游仙梦境中,期望与王乔为友,以老庄为伴:“讬好松乔,携手俱游,朝发太华,夕宿神州,弹琴咏诗,聊以忘忧。”(《赠秀才入军》)“讬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幽愤诗》)“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飘摇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游仙诗》),“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重作四言诗》)甚至,他怀着无比心酸与失望之情感叹道:“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何为秽浊间,动摇增垢尘。”最后,他完全要超脱世俗人间,梦想着步入仙途——“沧水澡五脏,变化忽若神,姮娥进妙药,毛羽翕光新,一纵发开阳,俯视当路人,哀哉世间人,何足久托身。”(《杂诗》)嵇康和阮籍一样,最后仍回到自己探索的起点,除了单纯的自我同一,别无他路。这种自满自足的、无求于外的精神境界实质上并不存在,所以他们只是“找到了一个孤悬的、毫无凭据的、痛苦不安的自我意识本身。”[9]而嵇康与阮籍或与同时代其他人最根本的差别就是他至死至终都坚持了自己的个性。“他那孤傲狷介的独特的个性处处与现实生活相抵触,最后却在他终生真诚追求的自然之和的宇宙本体中得到了确认。这是嵇康的悲剧,也正是嵇康的伟大。”[10]

在告别人世的最后一刻,嵇康想到了他的琴。“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11]这一刻,我们似乎终于明白了其临刑索琴弹奏的意义。既然今生今世知音难觅,而那在无数个彻夜难眠的夜晚,倾听他的心事,承载他的哀愁的琴,不正是与他相伴一生不离不弃的知音吗?高山流水尚有倾听的对象,匠石郢人也有其“质”。嵇康呢?只能抱着琴,弹着不为世人所解的曲子,走向生命的尽头……

庄子曾经批评儒家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知人心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至高境界,魏晋以来,追求理想人格是一种代替修齐治平人生道路的新型人生哲学。嵇康一生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充满了悲剧意味,却也如一声春雷,振聋发聩,在阴霾的天空中,激醒了混沌的世人。他一直渴盼着有人来做他的知音,向着人类至高至美的精神境界不断探求,不断进发。

 

二、刘勰与嵇康知音心理之异同

 

刘勰之所以能够写出《知音》篇,不难看出他早就对自古以来“士不遇”的现象痛心疾首,不吐不快。“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没世无闻,古人为耻”(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自古以来,文士们都以徒有其才而不能用事悲叹不已,即使当世不能有大作为,也期冀自己的作品在后世能够得到认可。刘勰曾信誓旦旦地称“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而每每想到生不逢时时,那“怊怅于知音”的情结便在心头翻涌。历数各代文士,刘勰对嵇康作品的评价,乃是其知音篇所谈问题的典型地文学理论批评实践,“见异唯知音”,能够发现作品异彩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他们二人也可说是旷世的知音了。但由于二人生活的时代不同,所处的环境有异。即便都有相同的知音诉求,也体现着各自特殊的思想风貌。

(一)与屈原结缘

嵇康刘勰二人都不约而同地对屈原及其作品有很深入的领悟。魏晋以来强烈的生命悲剧意识促使他们自觉地思考并追求理想人格与社会矛盾的统一,他们传承了先圣的忧患意识,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然而这种忧患意识必然会带来孤独的心绪,这也正是嵇刘二人的致命伤。其实,这种忧患意识与孤独心态早在先秦时期屈原那里就已经产生了。

屈原在《离骚》中反复强调了其孤独的处境:“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日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这段描写表现出屈原与众不同的狷介性格,众之乐与己之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白有言:“古来圣贤皆寂寞”。寂寞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坚韧的品质。所谓圣贤,往往为人类的更高理想与理想社会做出不悔的牺牲与努力,渴望并期待着被他人、被社会、被子孙后代所理解。然而面对绝望的现实,他们也有过检讨与反思。嵇康狱中之作《幽愤诗》更是悲痛地写道:“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痏。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显然,“茕独而不予听”的还有嵇康。孙登、山涛都曾劝过他,他的“独”是排斥了众人而置己于孤立无援之地,是他主动与社会绝交的结果,更是他刚肠嫉恶的性格使然。所以他作《卜疑集》与《幽愤诗》,上承屈骚,高标自持,因而曲高和寡也是很自然的。张运泰曰:“机轴胎于屈平《卜居》,而玄致素衷,沖静间放,则如《广陵》一曲,声调绝伦。”[12]《卜居》意谓占卜自己应该怎样处世,怎样做人。嵇康承袭其文体,设“宏达先生”与“太史贞父”对答,受屈子影响明显。更为重要的是,屈原有着非常高的自我期许,希望有所作为,振兴家国;从他的《渔父》、《卜居》、《离骚》、《橘颂》等可以看出,面对世俗的屈辱与不公,屈原始终不改初衷,有气节,有持守,不管其路漫漫之修远,仍坚持上下求索之精神,影响了后世无数有识之士的精神世界及行为方式。这些,都是嵇康及刘勰孤独心态的重要来源。另外,屈原又有着浓厚的宗教思想,这源于先秦楚地巫风巫术的盛行。但屈原在《天问》等作品中则表现出一种独立思考精神,对天、神产生了怀疑,可以说也是师心独见。

刘勰的孤独与嵇康不同。通过《梁书》的记载,刘勰从梁武帝天监初年(公元502年)“起家奉朝请”,先后担任中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县令、仁威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一直做到步兵校尉,与萧统交往“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按说因《文心雕龙》受到沈约的赏识后,刘勰已经一步步接触到当时最高权力机构的核心人物,多少已具备实现其仕途抱负的条件。然而他的政治地位始终并不显达,这与他“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程器》)的远大理想相去甚远。齐梁的士大夫以傲誕相尚,嗤笑徇务,甚至拍浮酒池,毁仪废礼,以致文人精神层面产生了势难遏制的消极和走向堕落的趋势。完全不同于儒家进取的人生态度,在佛老思想濡染下,像魏晋时期王弼、嵇康、阮籍那样为寻求自身在自然宇宙中的合理定位而谈玄,像祖逖、刘琨那样胸怀社稷,有志恢复的人太少了。因此,虽然刘勰与嵇康一样有着早年丧父,家道中落的经历,而刘勰的孤独是孤芳自赏型的。在当时的文学论争中,刘勰采取了“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公允态度,并不偏激。然而,刘勰尖锐地针砭当时文学创作领域中浮靡的文风,难以为当时文学圈所接受。他虽然受到昭明太子的赏识,但是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尤其是宫廷文化趣味,与刘勰的精神世界格格不入。嵇康与刘勰不为社会世俗所接受,从这一点上,他们有着同样的感慨与痛苦。因此《序志》称“怊怅于知音”的情结一直潜在于刘勰的胸中。怊怅所显示的深长撼动,也必是人与人相知,心与心互体时始有的情境,非漫然的学识辨认可致。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刘勰在《辨骚》中针对前人将《离骚》与经书简单地加以比附,缺乏对其文学上的审美价值的关注这些问题予以辨证说明,与其对屈原思想及其文学内涵的深刻理解是分不开的。刘勰将《辩骚》一篇列为“文之枢纽”,可见他对楚辞极为重视,“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錙毫。”它肯定了“奇文郁起”的楚辞在“风雅寝声”之后的新变的意义。“惊才风逸,壮志烟高”,这是刘勰对屈原的伟大评价。他对屈原的作品是倾注了相当的情感体验的。不过,遗憾的是,像刘勰这样重在精神人格提升的人,与屈原一样,很难得到世俗的理解,更无法实现他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所以他在《知音》篇中慨叹“知音难逢”,这也正是他最后由于人生的悲凉、仕途的失意和对佛教的信仰,毅然离开官场,于定林寺燔发自誓出家的重要原因。

 

(二)嵇康与刘勰的道佛精神

嵇康与刘勰都是论“道”、重“道”者,但是二人之“道”却有着天壤之别。嵇康整个青年时期是以自学为主,他曾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之“道”无疑是老庄哲学的直接继承,从而发展为自己独特的自然观。他的《养生论》、《乐论》等无不体现着他对自然之道的划时代理解。但他的自然之道离不开名教的奠基。任继愈先生说:“嵇康原来也是以名教与自然结合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的”,只是当时嵇康对于现实和名教的沦落失望后,“在原来的精神支柱崩溃以后承受了巨大的内心痛苦继续从事新的探索。”[13]他原来的精神支柱就是“名教”,因为“名教”原有秩序和合理性崩溃,才努力寻求其背后的根本之“自然”来维护秩序。“名教”与“自然”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名教”是从人之自然本性而出,普遍化成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道德秩序与社会规范。他在《释私论》中谈到:“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这里的“大道”是指客观世界万事万物所具有的规律。《大戴礼哀公问五义篇》载:“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然而,他对老庄精神的继承,其所谓人生与境界的关系,又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以人生去实践与体认,是老庄人格论与美学观在新形式下的发展与光大。嵇康在当时的社会中以文学艺术自我启悟的方式,给自己营造了一方精神净土,坚守素志,绝不随波逐流,正如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评论道:“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他们殉道时何等的勇敢,从容而美丽。”[14]

而刘勰之所谓“道”就是另一番境界了,它相对于不同的时代,加入了佛学的成分。这与他的老师僧祐是分不开的。僧祐是一个具有虔诚宗教情结的人,信仰坚定,人格高尚,为朝野所重。刘勰从他那里继承了佛教精神,而佛教的精神境界与刘勰的儒学信仰正可以互补,使他成为一个思想深邃、意志坚定的人,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而随波逐流。首先肯定刘勰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从刘勰对待孔子的态度上,明显以孔子为大旗。他曾梦到“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在圣人的感召下,他立志以“敷赞圣旨”为己任,通过“论文”的方式倡导儒家经典,纠正近代以来的不良文风。当然,《文心雕龙》的另一重要思想来源于魏晋玄学,他曾大力赞赏王弼、嵇康的论文师心独见,锋颖精密。举本统末的哲学精神,直接启发了刘勰的思路,使他超越了汉魏以来文学批评单片杂论的体式,通过“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来建构《文心雕龙》的篇章结构与理论体系。

考察刘勰的为文之“道”,却有多种因素组成。一方面,刘勰的“自然之道”是贯穿于《文心雕龙》始末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文艺创作其自有的规律与方法。“自然之道”的思想是先秦道家哲学和魏晋玄学中的精华,它推动刘勰去探索文学的内部规律并取得了高出于同时代人的理论成就。(参见蔡钟翔《论刘勰的“自然之道”》)这是刘勰之“道”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再来看另一方面。刘勰在《灭惑论》中明确认为:“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认为菩萨和孔子在拯溺济世时,是一种相辅相成通力合作的关系。然则孔圣所述之《五经》,在刘勰心目中自然也释教化了。刘勰《灭惑论》说:“若缘在妙化则菩萨弘其道,化在粗缘则圣帝演其德。”菩萨和圣帝是一种“殊教合契”的关系,一言以蔽之,中土圣人也被菩萨化了。又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万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汉语曰‘道’。”可见中土的“道”也被“菩提”化了。张少康先生在《文心雕龙新探》中非常重视宗炳其人对刘勰“神思”、“物色”理论的影响。以“神理”为贯通,宗炳《画山水序》,是以笔墨技巧、画像布色以“畅神”;而刘勰《原道》篇则凭借灿烂之人文以“明道”,在《画山水序》与《原道》篇中,“神理”和“道”都是同义词,因此,两文内在义理完全一致。如果认识到“神理”一词的外来文化内含,就不会坚持说刘勰之“道”和“神理”来自儒学内部。

与嵇康相同的一点是,他们二人都受庄学影响明显。庄子的自然观,在嵇康那里有很大的继承与创新,如《养生论》。嵇康在《游仙诗》中说,“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刘勰关于文学创作内部规律的论述,也多孕育于老庄及玄学。“神思”、“神游”、“虚静”、“言意”等无不与《庄子》有密切的关系。广意上说,都与“自然观”有关。然而,事实并非简单,如“虚静”一词,不仅战国诸子如《管子》等齐稷下作品对此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在刘勰的时代,因释家借用,重玄双遣或空空之义更被凸现,如《出三藏记》卷第十三《僧伽跋澄传》说:“跋澄戒德整峻,虚静离俗。”以“虚静”赞美有道大德,并非鲜见。另《出三藏记集》卷第八释道朗作《大涅槃经序》说:“任运而动,则乘虚照以御物,寄言归以通化。”此“虚照”也指主体之“虚静”的状态。宗炳《明佛论》讲出了释道之差别:“舍老庄之虚而增皆空之尽。”因此,此“虚静”便度越庄老,直臻佛镜。释之以庄老,则难抉其微旨,唯苏轼“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之“空”字,才堪谓确解。(详见汪春泓《关于<文心雕龙>之佛教渊源的新思考》)

从刘勰之“道”可以看出,儒释道三教合流对其的重大影响,多面又复杂。但是佛教以追求精神超越为宗旨,其对形而上的精神意蕴的弘扬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过于世俗的一面,特别是刘勰对佛教的信仰,重在精神人格的提升。也使他勇于担当起文艺批评的社会责任,传承先圣的忧患意识,融入自己生命体验从而写出流传不朽的文论经典,使汉魏以来的文学批评达到极致。

 

结语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我们读汉魏时代的诗文,感受最深的便是那种哀叹时光飘忽,人生短促的悲剧情绪,与之相伴的便是寻求慰藉,渴望知音的心态。在《古诗十九首》中,那种“不惜弹者苦,但伤知音稀,原为双鸣鹤,奋翅起高飞”,令人唏嘘感叹,“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这些诗则让人感到那个年代人们将知音与同道作为人生希望之所在的迷茫。在汉魏六朝名士之中,这种人生喟叹更是普遍存在。《文选》卷24中选录了嵇康五首《赠秀才入军》四言诗,通过这一组四言诗,我们可以清晰地体品到一位高士的情趣与境界:“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李善注“嘉彼钓叟,得鱼忘筌”两句曰:“《庄子》曰:庄子钓于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鱼也,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从李善的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嵇康诗中巧妙地想象嵇喜从军途中的情形,而融入自己的审美世界,其中通过借用《庄子》中的典故,写出了自己内心的孤独无俦,惟因孤独,才寄情山水,服膺庄玄,与道合一。

东晋诗人陶渊明与嵇康的灵魂相通,他们孤芳自赏,生活在浊世中,是魏晋风度的典范。陶渊明在五言《咏贫士》诗中吟叹:“万族各有讬,孤云独无依。”诗的最后感喟:“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李善注曰:“古诗曰: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楚辞》曰:已矣,国无人兮莫我知。”从这些来看,六朝时代的士人知音情结是如此浓重。就连素以骄奢淫逸著称的西晋官僚石崇在《思归引》中也感叹:“此曲有弦无歌,今为作歌辞,以述余怀。恨时无知音者,令造新声而播于丝竹也。”嵇康《琴赋》最后写道:“愔愔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唯至人兮!”嵇康临刑东市遇害前弹奏《广陵散》,叹惜《广陵散》于今绝矣。也是哀伤知音不存。所以,在中国古代痛苦与黑暗的年头,文艺作为知音的寄代,成为人们的心灵家园,大量进入文艺作品中,不是偶然的。可见,在传统文化中,知音现象实质上具有人文关怀的价值与地位,它不仅存在于日常生活中,而且发为浩歌,成为文艺的主题。

六朝文艺批评中的知音学说,便是这种日常生活与文艺创作的升华。根本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音问题的提出,乃是中国文化的特质所决定的,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流,而道家与佛教学说作为补充。这诸种文化以世俗人情世故,乐天知命为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关注从心灵到社会人生,再到宇宙天道的理想人格境界,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道家的逍遥游,再到佛教的佛性说,都旨在追求理想的人生与人格世界,而最基本的则是心灵人格的完善,此种完善则是心心相印、人人相和,莫逆于心。所以知音境界则是真善美的统一。刘勰知音说的提出,与嵇康的人生理想及其精神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是两人在作品中所反映出的或以自身对生命自然的执着追求,或以当仁不让的精神信仰从事写作,把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经典中人品与文品的一体性品格,把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融为一体的精神境界表现得淋漓尽致。《知音》篇的问世不但揭示了文学理论的普遍规律,更道出千载年来人们对知音难逢的慨叹,抒发了世代文士的郁结之情,凝聚着中华文明的独特情感,具有深层的文学意义和文化意义。循此而深入探讨中国文论,将使我们对于中国文论的人文底蕴增加新的认识与敬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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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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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牛贵琥.广陵余响[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8]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袁济喜、陈建农.文心雕龙品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 高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读博士生。

[2] 《梁书·刘勰传》

3 钱雯:《清峻:嵇康的玄思与诗情》,《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9月第30卷第5期。

4 牛贵琥:《广陵余响》,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5] 《魏晋风度及其他<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78页。

[6]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

[7] 牛贵琥:《广陵余响》,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8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164页。

    9《中国哲学发展史》,第179页。

[10] 《中国哲学发展史》,第180页。

[11] 《晋书·嵇康传》,第1374页。

[12] 《汉魏名文乘》引自戴明扬《嵇康集校注》,第142页。

[13]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第153-154页。

[14]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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