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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兴:东南亚与西亚北非教缘关系世界影响比较

本文作者: 3年前 (2015-10-14)

随着20世纪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结束,民族宗教关系成为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

随着20世纪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结束,民族宗教关系成为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文明关系。在新时代的国际舞台上,有两个非常抢眼的世界热点问题,那就是东南亚的教缘关系和西亚北非的教缘关系,两大热点已经成为教缘和睦与教缘冲突的两极典型。这种教缘关系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宗教关系是冲突还是和睦,往往决定着一个地区的经济是否繁荣、政治能否安定、地区国际社会是否安宁。教缘政治是人类文明中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宗教形成的地缘政治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不尽相同的重要影响,有的冲突不断,有的持续和睦。其中,西亚北非是自古以来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重灾区;而东南亚一直就是很和睦也是当代营造东盟合作发展态势的好地方。这两个焦点形成了鲜明的正负对比。两者相同的是,都对周边宗教地缘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对宗教世界政治格局做出了不同方向性的国际影响力。聚焦两大宗教地缘政治热点问题,剖析其原因及其根源,成为本文研究的主题。

 

一、东南亚教缘:国际积极影响的典范

 

在西亚北非,不仅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产生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而且多数伊斯兰教国家内部存在教派冲突,最严重的是阿拉伯国家穆斯林与四方世界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在不断升级,使得该地区的主流教缘关系是冲突而不是和解,远远没有达到合作与地区和平的程度。东南亚教缘关系是另外一种景观。东南亚虽然也有民族宗教冲突,主要是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和泰国的佛教与伊斯兰教冲突,但这些冲突只是东南亚的支流而不是主流。东南亚教缘关系的主流是不同宗教能够营造安全划界、各自为政、并存共赢的宗教政治格局。此外,一方面东南亚的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不同,属于温和的民族宗教,与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是相对安宁的。另一方面,在东南亚半岛上,有五个国家共同信奉着南传佛教,不仅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且由于南传佛教的特殊文化属性,有利于该地区主流合作关系的建立。这主要是由东南亚教缘分布特点决定的。

 

(一)东南亚的特殊教缘分布

东南亚是世界上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之一。民族宗教的分布特点是,民族分布比较复杂,而主干宗教分布相对简单。一方面,东南亚各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关系异常复杂。另一方面,虽然宗教信仰繁多,但按人口数量排列主要宗教有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亚洲只有三个基督教国家,两个就在东南亚。如果按人口的多少来划分,东南亚有四个宗教世界组成,即三个较大的世界和一个很小的世界。

东南亚第一世界是伊斯兰教世界,有印尼、马来西亚、文莱3个国家,约有2.7亿人,主体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印尼约2.4亿人,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100多个民族,约87%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马来西亚约有2800万,马来人及其他原住民占66. 1%,信封伊斯兰教;还有华人占25. 3%,印度人占7. 4%。文莱约有40.6万人,其中马来人占85%,华人占11%,其他种族占4%;马来西亚的国教是伊斯兰教,其他还有佛教、基督教、拜物教等。

东南亚第二世界是佛教世界,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5 个国家,约有2.3亿人,80%90%信奉佛教。其中越南人口最多,约有8700万,约有54个民族;主要宗教有佛教,信众约有5000万人,占57%,其次是天主教等。其次是泰国,约有6740万人口,是由30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约有94%以上的居民信仰佛教,马来族信奉伊斯兰教,还有少数信奉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印度教和锡克教。再次是缅甸,约有6038万。约有80%以上人口信奉佛教。约8%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人口排列第四位的是柬埔寨,约有1400万,20多个民族,高棉族为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80%,93%以上的居民信奉佛教。人口最少的是老挝,约为625万,85%的老挝人信奉佛教。

东南亚第三世界是基督教世界。只有两个国家,即菲律宾和东帝汶。有9300多万,约85%信奉基督教。菲律宾是个人口大国,约有9220万,有向世界人口十大国的行列迈进的趋势。菲律宾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马来族占全国人口的85%以上。国民约84%信奉天主教,4.9%信奉伊斯兰教,少数人信奉独立教和基督教新教,华人多信奉佛教,原住民多信奉原始宗教。东帝汶是个最后产生的小国家,约100万,10多个民族,其中78%为东帝汶土著人(巴布亚族与马来族或波利尼西亚族的混血人种),20%为印度尼西亚人,华人占2%。东帝汶约91.4%的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2.6%信奉基督教新教,1.7%信奉伊斯兰教,0.3%信奉印度教,0.1%信奉佛教。亚洲有一个十分惊异的世界大事,西方人用了500多年的时间,用基督教征服亚洲,最后只有三个小国家,即塞浦路斯、东帝汶和菲律宾基本皈依了基督教。即便这样,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菲律宾的基督教是美国殖民后的产物,东帝汶是为了脱离印度尼西亚而信奉基督教。其他亚洲国家依然承继着自己的宗教。这足以印证亚洲文明的深厚性和不可替代性,更说明了基督教根本不是亚洲的主导宗教。

东南亚第四世界就是新加坡,其主体民族是汉族,多数信仰儒、释、道,也有的信基督教,妈祖信仰也较流行。

以上民族宗教人口统计只是一个大约数字,因为网上各国概况的统计数字十分混乱,统计年限并不相同。不过,不同宗教的信仰比例较为准确,可信程度较高。[]

总之,东南亚民族宗教的分布,产生了东南亚独特的民族宗教结构,为东南亚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民族宗教人文地理。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东南亚的佛教地区与伊斯兰教地区这两个文明板块的连接点多半不是陆地,而是海洋。与陆地接壤的只有泰国和马来西亚,因此蕴含了泰国的佛教与伊斯兰教冲突。众所周知,世界上较为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大都是陆地接壤的,如亚洲的巴以冲突、印巴冲突以及库尔德人问题,欧洲的英国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问题,美国的拉美裔问题。另一方面,东南亚民族宗教分布的特点是民族众多,但主流宗教较少。东南亚的大陆板块主流是佛教,佛教具有崇文不尚武、内敛不扩张的文明精神,此外东南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的穆斯林并不属于原生性穆斯林民族,而属于衍生性穆斯林民族,他们是多元宗教融合性很高的民族,其民族宗教的排他性较小而宽容性较大。所有这些元素,有利于营造东南亚邻国之间的并存、和睦、合作的局面。

正是基于东南亚民族宗教分布结构,才决定了如下东南亚民族教缘关系的特点。

 

(二)东南亚特殊的教缘关系

基于东南亚民族宗教分布及历史发展特点,东南亚民族宗教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只有少数国家在局部陷入民族宗教冲突的困局,主要有三:其一是菲律宾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摩洛人和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主体民族在宗教信仰、国家认同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其二是泰国的佛教与伊斯兰教冲突。泰国南部的民族宗教冲突,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族与北方各府信奉佛教的泰族人的冲突,简称为佛穆冲突,属于马来人跨界民族问题。其冲突致使泰国出现多次政府更迭,社会动荡,经济下滑。其三是印度尼西亚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印度尼西亚的亚齐、巴布亚等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属于当地土著基督徒与外来穆斯林之间多次发生规模不等的冲突。有的学者总结道,东南亚民族宗教冲突呈现三大特点:一是从形式看,恐怖主义手段日益成为民族极端势力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惯用手段。二是从内容看,宗教冲突日益成为民族矛盾的主要诉求,宗教分歧常常成为民族冲突的“导火索”和“助燃剂”。[]

从整体上不难判断,东南亚的教缘关系主要不是冲突,而是比较和睦;印度尼西亚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菲律宾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和泰国的佛教与伊斯兰教冲突只是发生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而且仅仅局限于这三个国家的局部地区,一方面并未扩展到这三个国家的全部领土;另一方面,这三个民族宗教冲突都是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的冲突,而不是相邻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宗教冲突,因此属于国内冲突,不属于国际冲突。虽然泰国的佛教与伊斯兰教冲突也含有马来人的跨界民族问题,有一定的国家之间的民族宗教冲突,但主要来自民间而非官方,基本上没有影响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国家关系,也没有像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泰米尔人冲突、英国的北爱尔兰人问题等那样引起印度和斯里兰卡、英国和爱尔兰的国家级的冲突,更没有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原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颠覆,以及对现任叙利亚、伊朗国家政权产生极大的威胁。

东南亚除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之外,其余的国家基本趋于安定状态。即便是上述三个国家,民族宗教冲突也是局部的,这三个国家社会基本上还是安定的。或者说,这三个国家社会基本面是安定的而远远没有达到全国性战乱的程度。所以,从东南亚的整体上看,东南亚的教缘关系较为和睦,因此营造了较为和睦的民族国家关系。

东南亚教缘关系的主干是伊斯兰教与南传佛教的关系,而不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东南亚的佛穆关系的双方民族宗教属性营造了和睦、安定的地区性国际环境。从佛教国家看,东南亚的佛教徒由于佛教精神品行,根本没有基督教那种偏执的排他性。由于佛教反对尚武、崇尚和平的文化精神,历史及现实的佛教国家与相邻的国家关系的主基调是地区性国际和平而不是像西亚北非那样充满地区性国际战乱。从东南亚穆斯林国家视角看,东南亚的穆斯林并不极端排斥佛教徒。东南亚的穆斯林国家主要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而这两个国家历史上曾经是佛教国家,从现实上看,各国家民族宗教的颜色不是单色的而是复合色的,佛教的颜色比重是很浓的。7世纪到14世纪之间,印度教佛教传入印度尼西亚。随后,阿拉伯人带来了伊斯兰教,逐渐成为今日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宗教。当时,印度尼西亚境内分布着很多小王国和部落。2世纪到15世纪,佛教传入马来西亚。14世纪,伊斯兰教初入马来西亚。17世纪,大批中国人渡海到南洋谋生,佛教再度传入马来西亚。中国僧侣接踵而至,佛教寺院到处林立,佛教又在马来西亚繁盛起来,虽然直接传自印度的佛教早已没落,但从中国传来的佛教却在此落地生根。因此,东南亚的穆斯林和西亚非洲的穆斯林,即与阿拉伯穆斯林的属性是不同的。综上所述,东南亚的穆斯林与佛教民族的关系主基调不可能是冲突。

退一步分析,即便东南亚也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但东南亚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主要表现的不是冲突而是和睦。东南亚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主要是印度尼西亚与东帝汶的关系,菲律宾与周边的国家关系。这两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与西北非的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基督教世界的关系不能同日而语。西方人用了500多年想要把世界基督教化,结果只是在整个美洲、大洋洲以及非洲的部分实现了基督教化,但在亚洲的基督教化的梦想却破灭了。亚洲只有三个小国,即塞浦路斯、菲律宾和东帝汶实现了基督教化,而且还大打折扣,因为这三个基督教国家的民族宗教都有其他宗教元素。在塞浦路斯,超过半数人即当地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此外,伊斯兰教也是东帝汶人的历史颜色。佛教对菲律宾的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因此,在东南亚基督教占主流的菲律宾和东帝汶,与伊斯兰教的教缘关系不可能上演西亚北非那样严重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惨剧,而是基本安宁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

可以断定,东南亚的民族教缘关系是稳定的与和谐的,而不是紧张的和冲突的。东南亚特殊的民族宗教分布构成及其独特的教缘关系决定了在这个地方诞生了伟大的国际性组织东盟。

 

(三)东南亚民族宗教结构与东盟

东南亚有11国家,原来只有10个国家。由于东帝汶独立(2002年)得比较晚,因此东盟是当时东南亚区域内所有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196788日成立于曼谷)。东盟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文化的多元一体。由于东南亚的民族宗教的多元鼎立,东盟只好把本共同体的发展定格为多元一体、组建开放式建设社会、分块建设、扎实推进的文化共同体,不可能像欧洲那样有共同宗教文化、组建为有共同宪法和共同货币的政治经济共同体,东盟只能确定为促进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合作的文化共同体。由于东盟无力组建像欧盟那样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因此,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只能把重点放在以关注人的发展与安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以及在保护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培养地区认同。

根据2004 年第十次东盟首脑会议上通过的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行为计划,该共同体应具有如下特征:第一, 超越宗教、种族、语言、性别和社会文化背景障碍,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各种发展机会;第二,充分培养人的潜能,使每个人都能参与世界竞争;第三,通过处理贫困和平等问题,以及给予那些可能会受到凌辱、忽视和歧视的脆弱群体,给予儿童、青年、妇女、老人、残疾人以特别关爱,坚持社会和分配的公正原则;第四,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使其可持续发展,为后代留下遗产;第五, 公民社会为政策选择提供依据;第六, 人民身心健康, 生活在和谐和安全的环境中;第七,东盟公民通过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的共同体意识相互交往,通过共同的地区认同结合在一起。由此可见,东盟的组建不仅关注人的发展和安全,而且还注重文化交流、保护多元文化遗产、有着共同地区认同,更关注环境、保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标志着东盟地区主义在社会文化方面向前迈了一大步。但是,东盟距离欧盟的一体化距离还很远。

虽然从东盟社会结构看,东盟不可能发展成为欧盟那样的共同体。但东盟也有自己的整体发展目标,即把东盟组建为具有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属性的社会文化共同体,促进东盟社会的经济、安全和文化三大支柱相互支撑的共同体。在2004 年制定的万象行动计划中,东盟被描绘为一个商品、服务、资本完全自由流通的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共同体中成员国内部和成员国之间,经济公平发展,减少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平衡。东盟的较高目标是以多元一体化的新思路来推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设。虽然形成东盟意识和地区认同是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终极目标,但在一个具有多元宗教、多元文化和多元意识形态的地区形成一种认同并非易事。所以,东盟选择了多元一体化道路,为的是即不强求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统一,相反却强调在充分尊重多元宗教、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交流和对话来塑造一种地区认同和东盟意识。这就开辟了欧盟之外的文化多元共同体的发展模式。

正是东盟这种多元一体模式才决定了它是个开放的国际组织,因此才有了后来的东盟10国与中、日、韩、印、新、澳6个对话国的国际“联盟”。或许未来东盟与“上合组织”也可能联合起来,但把西亚也网罗进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或者说,在亚洲形成东南亚与南亚、东北亚的(松散的)甚至是中亚的联盟比较容易,而进一步与西亚形成联盟,形成全亚洲的“亚盟”则很难。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亚与北非是自古以来国际政治冲突的多发地和重灾区,甚至是世界火药桶。

 

二、西亚北非:国际政治冲突的多发地和火药桶

 

和东南亚民族教缘局面完全不同的是,西亚非洲成为世界上自古至今最严重、最难解、最长久、死伤人数最多、未来解决冲突的可能和希望最渺茫的世界性冲突多发地、高发地和重灾区。本文从宗教冲突的视角,研究西亚北非成为世界第一的国际冲突的源流,展示了从古代十字军东侵到21世纪后“9·11”时代的种种宗教冲突。一方面是因为西亚北非地区作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发源地,而且是该地区处于三种文明断层线地带的交汇区。另一方面,因基督教文明、犹太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三种异质文明固守“一神论”偏执的文化基因,必然使得西亚北非成为三种宗教冲突的多发地和重灾区。

 

(一)十字军东侵使西亚北非成为最严重的古代国际冲突重灾区

沿着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边界线发生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已有一千多年,至少可以追溯到11世纪末的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即十字军东侵。十字军东侵是指,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的近200年的时间里,西欧罗马教皇煽动、组织西欧封建主、勾结大商人,打着宗教圣战旗号,对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发动的侵略战争。[]

中世纪初期,基督教逐渐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基督教徒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虽服从罗马政府的统治,但不认为自己是罗马的公民而是天国的子民。此后,基督教逐渐从中世纪早期一个分散、封闭的宗教组织逐渐成长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然后随着世俗的影响,在中世纪早期的后半段里,基督教又趋于没落,在基督教激进派的强硬改革下,基督教又重新凝聚起来,摆脱了封建贵族和封建领主的干预,使教会的领导权回到了教皇的手里。[]教会领导权的集中,为教皇发动十字军东侵完成了宗教精神和世俗权力上的准备。

十字军东侵起因于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和塞尔柱突厥人的崛起,以及后者对拜占庭帝国的侵略。由于教皇对东方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和财富垂涎已久,并企图借此进一步深化宗教改革,解决西欧社会危机,便于109511月在法国东南部的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并发表鼓动性演说,号召骑士们背起十字架,效法先人义举,报复塞尔柱人的暴行,为西方基督教界赢回神圣的耶路撒冷。[]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至1291年,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发动了九次大规模侵略,纵观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基本上以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十字军东侵对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十字军东侵在客观上打开了东方贸易的大门,使欧洲的商业、银行和货币经济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造成了有利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东侵还使东西方文化与交流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火药和棉纸,都是在十字军东侵时期内传到西欧。促进了西方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西方人开始学会制造燃烧剂、火药和火器,懂得使用指南针,摇桨战船开始为帆船所取代。轻骑兵的地位得到重视。

基督教“以神的名义,用神的语言,紧紧牵动着信教群众的心弦,可以轻易地调动起他们为信仰而献身的宗教热情,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教皇利用基督教徒狂热的宗教热情,发动了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战争。“讨伐异教徒”和“解放圣城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徒东征的神圣使命。

 

(二)当代阿以冲突、巴以冲突使西亚依然成为民族宗教冲突的重灾区

围绕巴勒斯坦地区的主权归属而产生的阿以冲突、巴以冲突经久不息,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动荡以及地区内各民族、宗教之间的复杂矛盾。由于巴勒斯坦地处亚、非、欧三地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民族及其部落迁徙、冲突、融合和分化的地方,何况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就在巴勒斯坦的腹地,更使这块土地成为众多教徒向往和顶礼膜拜的地方。[]因此,巴勒斯坦地区自古便是民族冲突的多发地。

阿以冲突自然是从以色列国建立后才开始的,但其历史根源却可以追溯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甚至更久远的年代。[]1897年,以赫斯尔及平斯克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集会,通过《世界犹太人复国主义纲领》,号召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建立家园。这一事件成为犹太人复国的起始标志,为后来阿以冲突潜藏了极大的隐患。犹太人复国在国际政治中是一把双刃剑。犹太人的复国幸事很快就变成了阿拉伯人的不幸。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阿拉伯各国便采取了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得到西方的军事支持,由于阿拉伯各国缺乏有效统一的军事领导,第一次中东战争以以色列的胜利结束。以色列在西方大国的支持下,奉行领土扩张政策,破坏联合国决议,利用军事手段向四周阿拉伯各国发动战争,占领大片土地。阿拉伯人与其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斗争。194927日,阿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停战并没有导致双方和解。因为双方存在难民和边界两大难题。所以,联合国于19671122日通过了要求以色列从所占领的地区撤军的决议,一直到现在都没能生效。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和矛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阿以的主要矛盾是巴勒斯坦问题,而阿以之间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对圣城耶路撒冷的争夺,加剧了巴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美国著名宗教学家LM•霍普夫曾对巴以问题给予这样的评述:“犹太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的冲突,虽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宗教分歧作为重要原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巴以冲突起始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出现,在以色列建国后矛盾升级,犹太人和穆斯林不同的宗教信仰加剧了双方的分歧。民族宗教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长久因素。[]  

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中先后出现过较为温和的宗教组织即巴解组织和较为极端的宗教组织即哈马斯。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主张“以土地换和平”,属于温和派。哈马斯是伊斯兰抵抗运动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成立的激进组织的简称,是由“伊斯兰”、“抵抗”、“运动”三个阿拉伯语词头字母拼写而成。哈马斯既是宗教组织,也是政治组织。从宗教上看,哈马斯崇尚伊斯兰传统思想,信仰伊斯兰教义和法则,主张扶助穷人。政治上,它主张暴力斗争,以武力彻底解放从约旦河西岸到地中海的全巴勒斯坦土地,实现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目标,拒绝承认以色列生存权利。

哈马斯在巴以冲突中虽然主要是扮演激进主义的角色,但在艰难的民族斗争也时而扮演软化的角色。1989年哈马斯被以色列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宣布取缔其一切活动,并将其精神领袖亚辛逮捕入狱。在反抗以斗争中,哈马斯曾一直与巴解组织并肩战斗,是巴勒斯坦反以斗争中一支最积极的力量。但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后,哈马斯与巴解组织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哈马斯反对与以色列和谈并一直坚持反对以色列的暴力斗争。近年来,哈马斯的立场开始软化。如20081231日,加沙地带实际控制权的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哈尼亚首次在电视上露面,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表示如以方能满足哈马斯方面提出的结束对加沙封锁的要求,“我们可以坐下来认认真真地谈所有的问题”。

在以色列,由于受犹太教的规范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大多数以色列人习惯把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在以色列,右翼势力对当局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以色列议会中,右翼势力占有重要席位,如利库德集团、全国联盟党、全国宗教党等,这些党派主张对巴方采取强硬的立场。近年来,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进行多次的空中和地面打击,对巴方难民点进行拆除,这些都对实现和解造成消极的影响。

对于未来巴以和平的前途,需要犹太民族和穆斯林之间“实现民族宗教互动关系步入良性的拐点,努力营造由民族对抗冲突向民族和睦关系转化的拐点,为进一步实现巴以双方民族和解打下基础。”[11]巴以双方都应认识到,战争不是实现和平的有效途径,双方应该在既有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实现民族之间的和解,通过和平的方式寻求双方和解的出路。

 

(三)新十字军东侵第二步: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

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只是现代十字军东侵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进而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地里位置上,伊拉克处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中下游地区,是通往东西方的战略要道,地缘战略价值非常重要。美国为谋求其霸权地位,在全世界推行其民主政治范式,必然谋求对伊拉克的控制,绝对不允许与美国战略利益相悖的政权在伊拉克的出现。

多数伊拉克民众是阿拉伯民族。但是居住在伊拉克东北部的库尔德人是伊拉克最大的少数民族,并一直谋求本民族的自治,这为后来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埋下了隐患。从宗教上来看,伊拉克90%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其中逊尼派占40%,什叶派占60%,是阿拉伯世界为数不多的什叶派居多的国家之一。伊拉克人民对宗教的信仰超越其对国家的忠诚,宗派主义是伊拉克内政和外交政策中不稳定和软弱的主要根源之一。美国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主要代表,任何对伊拉克的染指,都很容易在伊拉克人中产生基于宗教信仰上的抵触、甚至冲突。因此也很难在伊拉克产生一个长久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伊斯兰政权。

911事件后,美国将萨达姆政权纳入反恐的目标,2003320日,美英联军打着“反恐”“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实现伊拉克民主”的旗号,未经联合国授权,不顾国际社会主张和平解决伊拉克核查危机的呼声,发动了准备已久的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52日,伊拉克战争结束,萨达姆政权垮台。

美国发动的意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是新时期美国作为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进行内部改造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文明之间的战争,是新的十字军东侵。在美国战略家看来,这场战争的真正理由是来自基督教心理对“9·11”事件的报复。小布什们内心承载着《圣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12]的教导,而却选择性地回避了基督教“爱你的仇人”。美国的战略意图是通过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方式对伊拉克内部强行注入西方文明元素,实现对伊拉克的民主改造。

 

(四)“阿拉伯之春”:西方对利比亚的文明入侵

在欧盟对其周边地区的睦邻政策中,始终将规范输出作为前提,强调欧盟推崇的价值观念和原则的优先性,以达到其周边治理的“欧洲化”目标。按照亚历山大·温特的说法,欧洲已经从霍布斯的敌人模式发展到洛克对手模式再进化到康德朋友模式,[13]“康德文化”则指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一部唯一、普遍、理性和最高的国际行为法典。[14]欧洲各国正是按照这一思想,在全球范围内输出其价值观念、政治规范。然而,在西方人眼里,“朋友模式”只适用于西方社会。并不适用于非西方社会。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纷争和西方的利用。

从突尼斯开始的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动荡被欧洲称之为“阿拉伯之春”。欧洲的主要媒体和思想库都认为,这是北非和中东地区反独裁统治的革命运动,是新一轮民主浪潮的开始。为此,欧洲应全力以赴支持这个地区的人民,促使独裁者下台。此外,欧盟还把北非中东乱局看成是塑造周边地区的重大机遇,提出要借此推动“巴塞罗那进程”从关注经济议题转向政治和社会议题,将人权问题作为与这个地区专制国家打交道的首要关切,向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国家提供欧盟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支持,帮助建立一个欧洲地中海民主国家共同体。

正在欧洲欢庆“茉莉花革命”带来的新的民主浪潮之际,卡扎菲动用武力对付反对派,自然引起西方世界的严重关切。于是,英国首相卡梅伦敦促卡扎菲立即辞职,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表示问题的核心就是卡扎菲本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则坚定声称他必须离开。正是在这种高度一致的认知下,欧盟主要大国借着联合国1973号决议带头走向了军事干预。以英、法为首的北约多国部队对利比亚政府军实施空中打击,对卡扎菲进行定点清除。英法军队对利比亚首都进行轰炸,并且欧盟在利比亚反对派大本营率先设立了办事处,欧盟大国以及欧盟对外关系机构的率先举动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欧盟积极介入利比亚的内战,支持反对派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利比亚丰富的石油资源,地中海南岸的稳定与安全对欧盟来说是重大关切,利比亚重要地缘战略位置,法国以前宗主国的身份表示和利比亚有重要关系,排挤所谓中国在非洲的“新殖民政策”等。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欧洲文明的扩张,是基于古希腊民主制度,古罗马法律制度和基督教文明的欧洲文明对外部世界的扩张和改造,试图以欧洲的价值观念、政治规范作为“普适原理”对欧盟的周边国家进行重构,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将地中海地区建成一个和欧盟制度趋同,对欧盟开放的繁荣、民主稳定和安全的地区。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欧洲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是相互冲突的,特别是卡扎菲本人有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领袖情节,强调全世界穆斯林基于共同信仰和文化传统之上的各领域的广泛联系与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因此,清除卡扎菲政权,对于西方毋庸置疑有非常意义。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卡扎菲坚持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与西方文明格格不入的,欧盟难以容忍在其南部周边存在一个革命性极强的伊斯兰国家。在全球瞩目的利比亚危机中,欧盟及其成员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发挥了主导或引领作用。需要指出的是,2011年春天以来的阿拉伯国家的政局变化与欧盟国家的行动力度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

 

(五)文明冲突的一个焦点:危机中的叙利亚政权

叙利亚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阿以冲突的利益攸关方,其战略选择和政策趋势对阿以冲突有着重大影响。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的强国,其纵横捭阖关乎阿拉伯世界的分化组合,阿萨德及其子巴沙尔都是拥有远大抱负的阿拉伯政治家,父子俩渴望阿拉伯世界能够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得到振兴,更渴望阿拉伯世界实现“集体领导”,叙利亚成为这种领导的组成部分[15]。叙利亚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与伊朗建立战略盟友关系的国家[16],并且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唯一保持军事存在的国家,因此,叙利亚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影响,这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对叙利亚的敌视。

中东地区是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的重点,对于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控制中东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作为基督教、民主国家,作为西方强势文明的代表,对伊斯兰文明怀有歧视态度,谋求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化改造。美国曾把叙利亚列为“无赖国家”,对叙利亚的民主化改造显然已成为美国的既定战略。

2010年底开始的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推翻了多个国家的当权者,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政权也面临严重的危机。从2011315日起,叙利亚大马士革、阿勒颇、哈塞克、德拉等主要城市相继出现反政府示威,当局派出军队进行镇压,遭到西方国家的大力抨击。此后,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在北部地区与政府军展开了游击战并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叙利亚危机继续升级。20117月,以里亚德上校为首的一批哗变官兵组建“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局势进步一动荡,叙利亚开始内战。“叙利亚自由军”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实力日益壮大。2012412 日,经联合国特使安南斡旋,叙利亚开始实现停火,成为叙利亚局势出现转机的一个拐点。[17]

叙利亚危机有着深刻的外部原因和内在原因。一方面,外部势力的介入,特别是美、欧、俄等势力的直接干预,使得叙利亚危机升级,叙利亚内部斗争日益激化。美、欧一方从危机初始便旗帜鲜明的力图推翻巴沙尔政权,通过多种措施对巴沙尔政权施加压力,发出武力威胁和经济制裁。为向巴沙尔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将阿拉伯联盟推向前台,阿拉伯国家公开谴责巴沙尔对平民的暴力行为,终止了叙利亚阿盟成员国资格,对叙利亚进行制裁。俄罗斯面对西方国家对巴沙尔政权的更迭措施,做出相应的回应,俄外交部声明,反对西方要求巴沙尔下台的主张,认为应当给予他“更多时间”进行改革。[18]另一方面,叙利亚危机的爆发,在国内方面,起因于什叶派穆斯林和逊尼派穆斯林的矛盾;库尔德人等被统治民族基于本民族利益的抗争。在国际方面,大国势力在叙利亚叙利亚的博弈加重了叙利亚的危机,特别是西方国家力图推翻巴沙尔政权,以实现对叙利亚的民主改造。但是,叙利亚国内动乱至今,尽管巴沙尔目前处境艰难,但由于军队的效忠,中、俄等国的斡旋等原因,一年多的动乱并没有对巴沙尔政权构成致命的威胁。从长远来看,由于叙利亚局势涉及多个大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外部势力的介入,必然会在叙利亚产生更大更持久的动荡。

 

(六)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的死结:欧美与伊朗的紧张关系

在地理上,伊朗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伊朗是唯一同时毗邻波斯湾和里海两大油气中心的国家,加之扼住霍尔木兹海峡,直接掌握着世界石油输出的主动脉,以及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使之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强有力的因素”。[19]在民族、宗教方面,伊朗是一个多民族的穆斯林国家,其中波斯人占66%,是伊朗的主体民族。波斯语为伊朗的官方语言,伊斯兰教是伊朗国教,伊斯兰教在伊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占绝对统治地位,98.8%信奉伊斯兰教,其中91%为什叶派,7.8%为逊尼派,其余1.2%的人信仰袄教、基督教和犹太教。

无论是在霍梅尼时期还是在哈梅内伊时期,伊朗外交都显示出强硬的伊斯兰革命色彩。现任伊朗总统内贾德作为强硬派的代表,人坚守霍梅尼时期的政治理念,在国际舞台上显示出对抗西方国家的强硬姿态。特别是在“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随着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威胁的解除以及什叶派复兴大潮的来临,伊朗开始将自己视为地区大国和什叶派地带中心,伊斯兰革命色彩再度浓重。伊朗强硬的伊斯兰革命姿态,必然会与虔诚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国家产生激烈的意识形态碰撞,西方强国一直谋求对外推行其价值观念、政治模式,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成为西方推行其价值观念的阻碍。

当前,美伊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因伊朗核问题而产生的,而美国在对待核问题上一直奉行双重标准,核问题并不能解释美国或是西方对待革命的伊朗的敌视关系。美国在反恐战争期间便将伊朗戴上“邪恶国家”[20]的帽子,带有强烈宣教色彩,以非此即彼的两元对立来看待世界的价值观,指责伊朗支持恐怖主义、独裁统治、践踏人权,这也发映出美国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代表对伊朗伊斯兰文明的敌视与歧视。美伊交恶,究其原因,我认为这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对抗。在“9·11”事件后,美国认定,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宗教极端主义是反美反西方的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源头,要有效地反恐,就必须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改造,使他们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如果改造成功,既可以从根源上杜绝恐怖主义,又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对美国的反叛趋向,从而使美国文明占领中东。[21]其实,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一直致力于推动国内民主化程度,目前伊朗在政治方面的民主化程度已远远高于伊朗自身的历史以及周围国家的政治实践。现在在伊朗议会中出现了女议员,并且伊朗在校大学生中女性已经达到总数的60%

事实上,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建立的政权并非美国所宣扬的“邪恶国家”,而是美国作为强势文明的载体,意图对伊斯兰文明进行新时代“十字军东征”,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基督教价值观的宗教政治模式。

 

三、东南亚和西亚北非不同教缘政治的比较

 

基于前述东南亚与西亚北非不同教缘结构关系的分析,下面可以进一步提炼两地教缘政治的不同特点:

首先,两地的历史渊源不同

东南亚教缘关系的历史宿怨没有西亚北非教缘冲突那么沉重。在早期伊斯兰教在传播中,伊斯兰教遭遇了佛教、印度教文明等民族文明的顽强“阻击”,相互对峙圈定并划定了教域领地和界限,形成了东南亚宗教文明的格局。格局一旦形成,东南亚地区内的不同宗教文明板块,便大致处于较为安定、各自为政、相安无事、并存共赢的局面。从教缘上看,东南亚佛教、伊斯兰教鼎立的国际格局,很早就已经达成宗教分布的平衡或制衡,并深深地沉淀在东南亚的历史人文之中,对后世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宗教文明板块格局基本上是安定的,不像西亚北非那样充满战事。

西亚北非在古代与欧洲人,在现代扩大到与欧美的西方人,不仅结下刻骨铭心的历史宿仇,而且把这种历史仇恨延续到近现代,彰显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的难解性和严重性。古代十字军东侵给双方带来了双层痛苦。一方面给西亚非洲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留下来了切肤之痛。另一方面,欧洲人虽然在十字军东侵中以失败告终,为欧洲人蒙上了巨大的历史耻辱,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恨,却成为西方人赶超东方文明的巨大社会能力,为欧洲人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历史基础,也为重新启用古希腊文化反对基督教文化埋下了历史伏笔;甚至为西方后来的崛起包括工业革命奠定了精神动力;这一切使得他们明白,要想战胜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就必须发展工业经济,刺激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可以说,十字军东侵的失败是西方从弱到强的转折点。

其次,两地的教缘冲突性质不同

东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与西亚北非有着本质性区别,东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是局部性的地缘政治冲突,主要是国内民族宗教冲突,而西亚北非则属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宗教冲突,甚至属于全球性教缘政治冲突。

西亚北非不仅出现了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即从阿以冲突到巴以冲突的重灾区,而且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从古代十字军东侵到“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进一步威胁着叙利亚政权、埃及政权、伊朗政权,呈现越演越烈的态势,使得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成为世界上最严重、最难解的全球性冲突。相反,东南亚文化多元的和睦关系,成功地构建了东盟,东盟106的发展态势,凸现了东盟吸收东北亚、南亚成员的无限魅力,成为继欧盟之后超过欧盟并不断向不同文明类型开放的国际性文化共同体。不难断定,东盟和欧盟已经成为世界上东西两种国际合作发展模式。而且还可以断定,东南亚是和睦教缘关系赢得良性地区合作和地区安全的世界楷模,远比欧盟更具有世界性意义。因为世界是多教缘关系。

最后,两地的宗教品行不同。

教缘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宗教精神和宗教内在文化属性角度看,不同宗教之间的教缘关系是不同的。有的宗教排他性极强,与其他宗教相遇时,容易发生摩擦,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冲突;有的排他性较小,包容性和宽容性较大,与其他宗教相遇时,容易建立较为和睦的教缘关系。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传播初期,把其他宗教视为异教而加以排斥,富有很大的征服性、扩张性、强迫性,因此容易引起其他教徒的强烈反抗。当然,同样一种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传播到遥远的地区后,会激发出不同的宗教精神。基督教的扩张精神和排他精神也从极端向温和演变。可以断定,东南亚三穆斯林不仅排他性较小,而且与其他宗教的兼容性较大,与西亚北非阿拉伯穆斯林精神并不完全相同。

从对神灵崇拜的恪守程度看,一神论的排他性较大,多神教的排他性较小。一神教之间的教缘冲突最大,多神教之间的教缘冲突最小,而一神教与多神教相遇产生的教缘冲突程度则介于前两者之间。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属于一神教,它们之间的冲突性也最大。从发生学意义上看,佛祖不认为世上有造物主,而是因果相连的链条,属于一种特殊的无(造物主)神论。从本体论上看,佛教属于多神教。佛祖惟一,但法身万千。而且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是自愿性的而不是强迫性的。不信佛,那是你和佛无缘。佛只度有缘之人。基督教则认为,耶和华是惟一真神,只能信奉此惟一真神,不能信仰其他神,否则就是异端。相反,佛教不仅属于温柔自愿性信教,而且佛教充满了反战精神。在此仅举一例。较为典型的是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统治者阿育王的故事。阿育王既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征服者。他为了征服更广大的地区,不惜发动战争。后来他发现战争使生灵涂炭。他曾留下一座石刻诏谕,记述了他征服羯陵伽的战争情况:“十五万人被俘,十万人被杀,死亡者又超过此数的许多倍。”[22]于是,他痛恨自己的行为,谴责杀戮圣灵的罪过,决定对所有的人们广施仁爱。他皈依佛教,以弘扬佛法为己任,在全国修建8.4万座佛舍利塔,把大量佛教人士派往周边各地,尤其是印度南端外的楞伽岛(今斯里兰卡)。据巴利文史籍记载,阿育王的使者摩哂陀来到该岛,向狮子国国王提婆南毗耶帝沙宣传佛法,国王心悦诚服,成为该国第一位佛教信徒。国王皈依佛教,震动朝野上下,王室百姓纷纷效仿。很快普及全国,并进一步向外传播。不久,南亚以斯里兰卡为主,东南亚以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上座部佛教文化(南传佛教文化圈)。[23]佛教这种文明传播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初期传播充满血腥形成鲜明对比。

伊斯兰教民族的品行与性格是不尽相同的。从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到其传播的边缘,伊斯兰教从西亚传播到东南亚,伊斯兰教与其他民族宗教的冲突性呈现递减态势。阿拉伯地区是伊斯兰教发源地,与基督教地区相邻,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个一神论族群相遇,由于恪守自己的惟一真神和最后先知(基督教认为耶稣是先知,穆斯林则认为穆罕默德是最后最高的先知)和族群利益的冲突,于是演绎了从古代十字军东侵到后“9·11”时代的轰轰烈烈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这一历史及现实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充分说明了文明冲突的一些特征,即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相遇冲突的张力是最严重的。然而,当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地区传播到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教已经并非是中心信仰。因为,东南亚的穆斯林是伊斯兰教传播的边缘地区。印度尼西亚人与马来西亚人的宗教元素是多色的。最开始是本民族的原始宗教,后来接受了佛教的洗礼,从而使这些地区的民族的宗教属性成为双色的,即这些民族的原始宗教和佛教进行合流。由于这些民族的原始宗教各不相同,因此当他们都皈依佛教后,而各自信仰的佛教打上了本族原始宗教的色彩,因此佛教的民族属性和宗教底色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佛教对于这些民族,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佛教的基本精神的传承成为各佛教民族的共性。但其民族原始宗教的加盟成为各佛教民族的个性。同样,中国回民的伊斯兰教则是更加温和的。从这个意义讲,中国的回族是更边缘的穆斯林。回族伊斯兰教的传承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而印证了伊斯兰教尚武扩张品行递减的规律。

总之,东南亚特殊的教缘关系营造了特殊的国际组织东盟,展示了世界和平与相邻国家合作与国际社会发展的新方向。由于世界是多教缘关系的世界,欧盟是单一教缘的发展模式,东盟是多教缘关系整合的一种国际尝试,因此欧盟不代表着世界发展方向,东盟有可能代表着世界发展方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东盟“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将是世界发展方向。东盟发展模式展现的是儒家“和而不同”的君子风范。

本文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和睦的教缘关系地区是不安定的地区,不仅不可能实现世界和平,而且实现地区和平都是不可能的;教缘冲突的地区必然导致地区性的不安宁,成为危及世界和平的渊薮;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人类不消弭教缘冲突,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世界和平。由于西亚北非已成为世界最严重、死伤人数最多、社会危害性最大、历史最久远、未来最难解的教缘冲突多发地和重灾区,从阿以冲突到巴以冲突再到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宁的地区和威胁世界和平的最大隐患。相反,东南亚较好的教缘关系将会赢得较好的地区合作与安宁。可以说,东南亚和西亚北非是多元教缘关系的正负两极典型。东南亚和睦教缘关系赢得了良性地区合作和地区安全,所以营造了东盟,远比欧盟更具有世界发展方向性的意义。因为世界是多教缘关系,而不是单一教缘关系。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如何和睦相处、怎样实现世界的多元一体,东南亚特殊教缘关系营造的东盟模式对世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启示。

 

作者简介:曹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郑筱筠主编《东南亚宗教研究报告:东南亚宗教的复兴与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 其中佛教比例源自龚学增、曹兴:《世界民族 宗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203页。

[] 张学刚:《东南亚国家深陷民族宗教冲突的困局》,《中国民族报》,200912号。

[] 吴长春:《十字军东侵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载《西亚非洲(双月刊)》,1988年第4期。

[] 梁振冲:《论十字军东侵前后基督教的权势扩张》,载《科技信息》,2012年第8期。

[] 高进福:《试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宗教原因》,载《世界历史》,19942 期。

[] 吕大吉:《试论宗教在历史上的作用》,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4期。

[⑦] 陈建民编著:《当代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7月,第102页。

[⑧] 王京烈:《阿以冲突的历史根源、演变与发展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3期。

[] 曹兴:《从民族冲突类型看巴以冲突的根源与走向》,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期。

[] 刘爽:《巴以冲突的症结及由来》,载《理论研究》,2002年第14期。

[11] 曹兴:《从民族冲突类型看巴以冲突的根源与走向》,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1期。

[12] 《圣经》,Exo 21:24

[13] []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4] 赵晨:《“干涉的义务”与利比亚危机》,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3期。

[15] 董漫远:《叙利亚危机及前景》,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6期。

[16] 李国富:《大国博弈下的叙利亚局势》,载《求是杂志》,2012年第15期。

[17] 刘宝莱:《当前叙利亚局势及其发展前景》,载《亚非纵横》,2012 年第3 期。

[18] 李绍先,陈双庆:《大国实力博弈叙利亚》,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3期。

[19] 田文林:《伊朗革命主义外交—理解第三世界政治的一种路径》,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1期。

[20] “邪恶”一词源于宗教词汇“evil”。

[21] 杨兴礼,廖和平:《简论21世纪初美国中东战略中的美国伊朗关系》,载《世界地理研究》,20056月,第十四卷第2期。

[22] 出自阿育王第 13 号石刻诏谕。恩··辛哈、阿··班纳吉:《印度通史》第 1 册,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版,第 134 页。

[23] 龚学增、曹兴:《世界民族 宗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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