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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远:呼唤东方文化鱼肚白的前夜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9-15)

   王志远,又名沛溪,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文化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


 

  王志远,又名沛溪,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文化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书画家协会副主席。以下是他们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长安1号”的一次谈话纪录。

 

  18岁的王志远,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横扫一切,他父母挨斗,家产被抄,于是横下一条心,拿着毛泽东的语录,到工农群众中去找在“革命”风雨里活下去的路。他告别了首都,告别了父母,告别了蝉声满耳的小四合院,和3个同胞姐妹兄弟一起来到了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插队。38年过去了,还有人在争谁是当年赴蒙知青第一人,王志远从不参与,笑笑而已。

  作为一个旅游者和作为一个定居者对草原的感受存在着无法沟通的差距,在一些画报、课本、电影里,草原的确是美的。一望无垠的草原,洁白的蒙古包。这里宁静,宁静得似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可是一切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很快被撕得粉碎。当年在这里你见不到任何新鲜的蔬菜———青椒、小白菜、菜花、黄瓜、西红柿,尤其是落日后那冰冷难熬的黑夜,最让人难以忍受。

  就在这片大草原上,王志远呆了12年。牧过马,放过羊,学会了蒙语,连惟一的儿子也降生在这里。

  冬天草地白茫茫,秋天金灿灿,夏天绿油油,春天鹅黄黄。王志远看到辽阔,看到远天远地,看到了人生的短暂和万物的一岁一枯荣。这样来自简单、纯朴、自然的感悟,让他比别人多了一些真气、壮气、秀气、才气、和气,少了暴气、癫狂气、阴气、浊气、俗气。文革后恢复高考,他一家出了3个一年级,他是77级一年级,夫人是78级一年级,儿子是小学一年级。

  学无止境超具前瞻

  传统文化像老古董换电子表就亏大了

  田炳信:在全球超信息化的今天,有些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摒弃的态度,但其实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令到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大打折扣。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其次是讲究平和,俗话说“不骑马,不骑牛,骑着毛驴赶中游”,讲的就是这种平和心态,这和西方的竞争、你死我活、不进则退完全是两种境界。你怎么看我们传统文化的定位?

  王志远:我先打个比喻。头些年,电子表刚出来的时候,非常稀奇,也很贵。当时有些香港客跑到山西、陕西等地方,拿电子表去换农民家里的银元。对农民来讲,作为陪嫁用的银元放在那里几十上百年了也没啥用,但那个不停跳动数字的表却非常新奇,就换了,还觉得很值。除了银元,港客还换他们家的老破瓷碗,那可就不只是100年,可能是500年或者更早了。世事变得很快,也不过三五年光景,现在那些电子表就是扔在大街上可能都没人要,但那些银元和老瓷碗已经上了拍卖行了,得卖多少万了。这个比喻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那老瓷碗和银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显示其价值,但一些眼前看起来很时髦的东西,寿命却是很短暂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不管物质文明多发达,都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文明,不能没有做人的准则,而这种做人的准则是从小就灌输进去的。

  田炳信:现在的社会确实太浮躁,有教你一夜暴富的,还有教你两三个月学会一门外语的。

  王志远:那都是骗人的把戏,之所以那么多人相信,就是因为人们都有一种侥幸心理。我们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应该要清醒,要有责任感。实际上,社会向前发展往往就是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在起引导作用。普通的老百姓不会这些,你说传统文化有益,他们就跟着学;一些人批判传统文化,大家又会群起而攻之。

  文革一些极端行为溯源可至八十年前

  田炳信:历史上有过这种事吗?

  王志远:在100年到8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生存问题。我们当时最怕的是亡国、亡种、亡文,面临着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中国人民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当时文化界所作的最大努力和最大的发明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竟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没等外国人来亡我们的文,便自己开始阉割;没等外国人来灭我们的史,就自己开始谩骂;没等外国人来除我们的圣人,就自己动手来推翻。在当时,文化界、知识界最重要的主张,一是在文字上,要以拉丁文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二是在语言上,要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两大主张,被称作“文化救国”的两大措施。我们站在今天来看,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候,救国,在文化方面怎么竟有这番高见?

  田炳信:能谈具体点吗?

  王志远:比如瞿秋白讲: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中国的汉字已经是十恶不赦的混蛋的野蛮的文字了。鲁迅也讲: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钱玄同讲: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我看到这些文字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田炳信: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矫枉过正,应该说也是一种社会需要吧?

  王志远:这种思潮造成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文化大革命时打倒“孔家店”、“破四旧”,后来又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改造。知识分子由谁来改造?越不识字的人越好!完全实现了80年前的极端主张。

  田炳信: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新思考。按列宁所说,革命是什么?革命是要使每个人都成为贵族,这话有道理。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让大家都变得贫穷,都变得低下,都变得庸俗,这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只是要尽快地改变落后贫困的面貌,使大家获得走向富裕、走向高雅的机会。而文化大革命却在语言和文字上、在人格上力图把人人都变成痞子。

  王志远:很荒唐。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都不爱,还谈何爱国?相反地,我们看看韩国人,韩国人虽曾被日本统治,却一直坚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发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更把文字里的汉字都去掉了,全部使用朝鲜文。他们那种不可屈服的民族意识和自我存在意念,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

  中国衰弱缘于文化落后?君子与强盗的一个悖论

  田炳信:有相当一部分人把中国近百年来的衰弱和经济上的落后归因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不是有一点找错了对象?

  王志远: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假定,如果世界上没有出现帝国主义列强,中国会怎么样发展?中国当然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甚至不进入资本主义也没什么问题,我们一样能过好日子。但是历史是不能假定的。因此可以用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来回答它。

  过去两百年,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就像托尔斯泰给中国朋友写的信里说的,是君子遇到了强盗。对强盗怎么办?不能给他吟诗,也不能给他念文,就只能磨自己的宝剑,跟他战斗。客观地说,当今世界也还有强盗,但毕竟有相当一部分强盗发生了变化。从流氓到大亨有一个过程,起家时非常血腥,但现在却变成了绅士模样,就要做些绅士的姿态。整个舆论环境也比一百年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候列强侵略中国,没有人会谴责,只有雨果和托尔斯泰这样正直的人去骂他们。其他的人都说中国是一个野蛮国家,要用文明来统治。

  田炳信:一个更野蛮的国家把一个文明的国家说成野蛮,这是一个悖论。

  王志远:对,是一个悖论。他要证明自己的文明,就要把别人说成野蛮,把你的传统说成野蛮的传统。

  当今世界,我倒有两个看法。一个是我不主张全面地退回传统,比如说我们还是就做一个谦谦君子,遇到了貌似绅士骨子里还有强盗之心的对手,我们仍然以孱弱的君子姿态去和他们交往是不行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点,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发展高科技。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趋势看,是越来越理智而不是越来越野蛮,绝大多数人是希望发展及和平的。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来和世界交往?我们能向人类贡献什么?凭我们现在自己的智慧是不够的,因为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再聪明的人,能够把过去的智慧吸收进来,把前人的精华提炼发扬一下就不错了。

  现代生活速度太快传统文化互补调节

  田炳信:能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农耕文化,面对今天的大工业大信息化社会,它也有自身的缺陷?

  王志远:我觉得不能用缺陷这个词,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东西,按照中国传统的思想,是高下相补。当今社会速度非常快,当你工作的时候,是一个现代的人,但当你脱离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回归成一个自然的人。人不能很好地调节自我时,一定会变成神经病,工作狂的最后结果就是崩溃。而传统文化它就能给人一个最合适的状态,即你说的天人合一,它和现代社会是一种互补关系。我那么努力地工作最终是为了什么?还是要回到自然。和自然、和社会协调地存在,才是最理想的生存状态。

  心定如来(左书)(王志远书法作品)

  乡村人口涌进城市知识分子推波助澜

  田炳信:现在的社会就两个字:急躁。每个人都蠢蠢欲动,坐卧不宁。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需要一种回归,给心灵找一种寄托?

  王志远:要使这个社会真正地祥和协调,不能单纯依靠改造物质结构。比如说对于一些贫困地区,我认为给他一点资助是必要的,但不要轻易去搅动他们原来的生活。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没有吃到果子的时候,没觉得对方不穿衣服是很难看的事,那你何必要让他们吃那个果子呢?

  田炳信:但现在再贫穷的地方架个电视天线都能看到外部的世界。

  王志远:我到过美国。美国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样,电视的普及率可能比中国还低。他们有些小镇,生活很宁静,不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田炳信:是有意识地主动不去看?

  王志远:对照来看,我们的电视普及有两大原因,首先是政府,希望大家都看电视,电视成为意识形态重要的因素。另一个就是商家,要让商品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改变你原来的生活方式。但始终没有人好好考虑过,你到底应该拿怎样的文化传播给每一个角落的人?他原来的生活在某些人看来是蒙昧的,但其实是天然的幸福的,本来过得好好的,你都给他搅烂了。现在很多歌曲唱的都是妹妹要离开这个山,想要进城去。为什么非要让人家都想进城里来?城里真的能给他们幸福吗?不是的。这里面就是知识分子在起作用。他们所有的宣传,都认为现代社会最好。所谓现代社会就是高消耗的高浪费的高刺激的高速度的社会,一直影响到农民。而我们原来的文化是什么?是推崇老子的思想,推崇儒家淡泊的思想。

  实际上像美国,除了东、西海岸一些繁华的城市外,中部大部分的地区,人们的生活过得非常宁静。前两天有人去访问赵浩生(1920年生,美籍华裔,著名记者、学者、社会活动家,上世纪70年代初以撰写中美两国情况的系列报道著称———编者注),还有我在美国的一些朋友,他们都住在很偏僻的农村,他们也非常安于这种状态。这就是一种文化,而我们把这种文化丢了。

  田炳信:而且我们在丢失的同时,还像拿着老瓷碗换电子表一样,觉得沾沾自喜。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觉得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丢失的是什么。

  王志远:如果我们中国人能把自己的传统拿回来,甚至把它传播开去,让全人类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它对现代社会的作用,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计算的。

  我国领导人非常勤奋应像美国总统般休假

  田炳信:季羡林老先生最近谈到,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这种代之而起,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王志远:我看有这种趋势。前些天有个关于德国家庭的调查,发现有40%以上的家庭有老子、庄子、孔子的书,其中老子的书最为普及。西方人为什么那么重视老子的思想?我们只看到西方人积极进取的一面,没有看到西方人恬淡生活的另一面,在这方面宣传得太少了。还有,美国总统不时会跑到自己的农场上休假,过几天宁静恬淡的日子。我们的领导人非常勤奋,但我们也希望他能在辽阔的原野上生活几天,这几天决不是偷懒,而是调整心态,找回人性本质的东西。过去有句话,“山中无老僧,朝中无贤相”。朝中的贤相和山中的老僧有什么联系?因为老僧能跳出世俗,能冷眼看世界,他的观点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如果贤相能和老僧谈谈,他会明白很多道理,过热的头脑就会冷静下来,而头脑冷静的领导对国家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一种文化。

  中华民族精神植被已被文革严重摧毁

  田炳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形和无形的一次巨大摧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不是空前绝后的了?

  王志远:是,因为该破坏的都破坏了。我们的民族原来有一个精神植被,就像环境一样,如果我们把植被破坏了,一旦有了风雨,就会水土流失,造成灾难,后患无穷。

  我们的传统精神植被是天地良心,是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讲的是忠孝,佛家讲因果,道家讲清净。从儒家的观点来看,“为人谋而不忠乎?”不仅仅是对领导负责,对朋友要负责,对所有人都要负责,这种忠是一种大忠,对自然环境同样要忠。孝,也不仅仅就是对自己父母的态度,他只有懂得感恩,懂得报恩,懂得尊重和报答自己的父母,他才能尊重别的人,尊重社会,尊重大自然。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亦则以喜,亦则以惧。”我们喜什么?因为他们还健在;我们惧什么?因为他们年头越来越少,最终一定会离去。知道这一点,我内心深处便有一种深深的、无法排除的悲痛。所以每到过年,我一定要给我的父母磕头,我深感在父母面前只有用这种礼节,才能表达我做儿子的心情。谁能说这是封建?这反映的是人最善良的本性和内涵。

  再比如天主教、基督教从明代就在中国传播,但都没有传播开,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天主教特别斥令,不得崇拜祖宗,只能崇拜上帝。而在中国,不拜祖先的人、忘了祖先的人是可耻的,正是这种强烈的冲突导致天主教不能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我们后来自己把天主教所遇到的障碍彻底排除了,借着反封建的口号,把中华民族自己的神、自己的祖都去掉了。我们公祭黄帝炎帝是最近这些年才重新出现的,可能是出于团结全世界华人的目的,但这一行为现在遇到了逻辑上的矛盾,即炎黄二帝可以祭,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共祖,但各家自己的老祖宗还没有一个可以祭奠的理由。

  医生为何要拿红包佛家因果揭示原因

  田炳信:你的本行是研究佛教,佛教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也是所有宗教的理论基础,叫“因果律”。它是否有玄学或迷信的成份呢?

  王志远:佛家因果的概念不能按照迷信来批判,因果是自然所遵循的最根本规律。很多社会问题,其实都是因果出了问题。文革后期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愿意念书呢?因为念书的最后结局是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那大家肯定就不愿意念书了。

  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即医生不好好给你做手术,因为你给我的待遇低,最后造成每个需要做手术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都要给拿手术刀的人塞红包。拿红包对不对呢?客观上讲是对的,在这里不能用道德去衡量,他要取得他的价值。这个红包到什么时候才会消亡呢?必须是每个医生正常工作就能拿到他应有的报酬。比如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一个月挣5000、8000、10000元,你给他塞200元,他肯定不会要。这个因果关系决定了社会归根结底要慢慢通过调整,直到不用去塞红包医生就有那个待遇,这样,才会使每一个家长培养自己的孩子好好念书,去做医生,而不是去做剃头匠,这样才能使社会形成完善的完整的正常的秩序。

  欲知昨日因,须看今日果。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恶果,一定是以前造成的,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就是欲知明日果,须造今日因,我们要为明天得到一个善果,今天多做点好事,这是不可动摇的。

  鲁迅自己站到了房顶却把后人的登梯撤了

  田炳信:日前出版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青年对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应有作用表示肯定。

  王志远:我最近到几所大学去时发现,许多年轻人也在思考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我们所希望的、能够担负起传承中国文化传统的后继之人。十几年前我们说电脑要从娃娃抓起,现在已经看到效果了,同样地,传统文化也要从娃娃抓起,将来才能发挥作用。

  田炳信:也有人狂言,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垃圾。我觉得他们对祖宗留下的宝山都没认真看几眼,却把那些像电子表的快速生长快速腐烂的东西当作宝,这是一种迷途的表现。

  王志远:面对传统文化不能一味地批判,而是要找最精髓、最精华的部分。传统文化总是被排斥到边缘、非主流的地位,很大的原因就是一批知识分子在做这个工作。鲁迅所写的旧体诗、文言文,都不是我们今天能企及的,但是鲁迅所说的一些话,又是我们今天绝对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就像一个人自己吃了牛肉,喝了牛奶,吃了面包,长得很壮,然后告诫你,牛肉千万不能吃,牛奶千万不能喝,面包也不要,鲁迅就是这样。他用传统文化滋养了自己,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告诉中国人,再也不要看中国的书,恨不得就像秦始皇那样把所有的书都烧掉。我们现在对鲁迅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即他是站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适应了时代,发展了中国的文化,同时他也错误地评价了中国的旧文化,并给后来的人设置了障碍。我们现在不能有像鲁迅一样雄厚的基础,关键就在于像鲁迅那样的一批人把我们脚下的板凳给撤了。那个梯子他用完了,撤掉了,不让我们上来,他站在房顶上说话,我们老站在地上说话,就这么简单。

  田炳信:现在否定传统文化的人,绝没有鲁迅的文化、文字功底。

  王志远:对,所以凡是否定传统文化的人,自己对传统文化是不是有了解?我觉得现在传统文化已经走到了一个兴亡续绝的十字路口,有几个层面的事需要去做:一是中青年以上的人要警醒,应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二是青年人,要提示他们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就是你们要走向世界,它也是你们值得带走的最宝贵的财富;三是少年儿童,应该利用小学六年加上学前班这七年时间打好传统文化素质教育基础,因为传统文化有个特点,就是小时候吸收得特别快,一生受益。

  田炳信: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其实元曲里面早就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是最精彩的蒙太奇结构,唐诗里也比比皆是;奇幻小说,有超过《西游记》的吗?讲情爱的小说,有超过《红楼梦》的吗?

  王志远:只是表现手法不一样,现在用的是电子手段。其实在西方,很多领导人早就在吸收中国文化。克林顿来中国做演讲时引用了“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引发《老子》译本在西方脱销,几百万册几天就卖光了。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国几乎没有。所以,我们今天更应该重视如何使传统文化重新回到生活中来。

  田炳信:呼唤传统文化回归的时代到了?

  王志远:对,是前夜。今天的情况和十年前已大不相同。十年前呼唤传统文化有一种政治上的压力,那时很多人不理解要干什么。

  我到过南非的好望角,站在山顶上,可看到两大洋交汇的壮丽景观。深蓝色是印度洋,浅蓝色是大西洋,让我惊奇的是,巨洋交汇,无声无响。这一片蓝,那一片绿,好望角全都看见。

  天下万物:比地大的是天,比天大的是人的胸怀,比人的胸怀更广阔无垠的是文化传统。

  传统文化是大西洋的水,太平洋的浪,印度洋的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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