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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东:从批判宗教到理解宗教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3-08-16)

1964年1月,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开启了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长河。五十年来,几代中…

    1964年1月,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开启了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长河。五十年来,几代中国宗教学者在异常复杂艰难的语境下,筚路蓝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半个世纪以来的宗教研究?近来出现了一些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的根本目的,是“批判神学”,研究宗教的根本目的是批判宗教;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研究,性质有了很大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转变和扩大为传播宗教信仰。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得出结论,研究宗教,“亟需拨乱反正”;研究宗教,不能忘记批判神学。

    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研究是否走上了歧路,亟需拨乱反正?研究宗教,是否一定要批判神学?观点可能见仁见智。不过,客观地说,50年来的宗教研究,在研究目的上的确存在着重大转向,简单地说,“文革”及以前的宗教研究,其基本目的就是为批判宗教服务;而改革开放以后的宗教研究,更多地转向理解宗教本身,为发挥宗教在现代社会的积极功能服务。

    从批判宗教到理解宗教,堪称当代中国宗教研究最大的范式转换。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转换?具体原因可以说很多,其中最根本的,是整个社会对宗教本质与功能理解的改变。

    在很长一段时间,宗教的本质被理解为麻醉人民的“鸦片”。在革命时期,宗教是阻碍革命、造反的工具,因此,宗教批判是社会批判的前提;建立政权后,则强调宗教是要消亡的,其存在仅仅是旧社会的残余。依据这种宗教观,十年“文革”成为消灭宗教的巨大社会实验;而在这一背景下的宗教研究,毫无疑问是为消灭宗教服务的,其所阐发的重点,是宗教如何愚昧无知,如何反科学、反现代。即便是对具体宗教人物、思想的研究,也一定要加上本质是唯心论、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评析。直观地看,这几乎是一种专说宗教坏话的宗教研究。

    1980年代,中国宗教学术界发生了著名的“南北鸦片战争”论战。论战之后,宗教学术界对于宗教的本质与当代功能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改变。在理论上,对宗教本质的叙述由“鸦片”逐渐转向为“文化”;在社会实践上,不再一味强调宗教的消亡,而是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上的积极功能。很显然,要引导宗教,发挥宗教的积极功能,仅仅批判宗教是不行的。宗教研究的重点,自然而然地由批判宗教转为理解宗教,阐述宗教的现代价值。可以说,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宗教研究,主流是说宗教的好话,为宗教的存在赢得地盘。

    由说宗教的坏话到说宗教的好话,宗教研究团队的性质也有了变化,逐渐产生了几种类型。一是对宗教持厌恶态度的“批判神学”学者;二是对宗教价值持肯定态度,但本身并不曾皈信宗教的学者,其中有些人因对宗教的好话说得太多而被称为“文化宗教徒”;三是本身是宗教信仰者的宗教学者。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占主流的,是第二种,也就是本身没有宗教身份认同,但认同宗教的现代价值的学者。

    说宗教的好话与坏话,与宗教的社会供给程度有关。批判神学的高峰,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语境下的欧洲。长达千年的基督教中世纪,欧洲宗教的力量太强大了,供给过剩,所以要批判神学,削弱宗教的影响。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一手将儒释道等传统宗教视为封建迷信,一手将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看作侵略工具,整个社会缺少信仰,背弃神圣,疯狂的金钱拜物教盛行于世,动物本能式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宗教供给的严重短缺,荒漠化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加剧了人心的浮躁与社会的动荡,桎梏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一背景,或许就是以理解宗教、同情宗教为基本特征的“文化宗教徒”出现的社会基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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