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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麟:新国学宣言(下)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11-20)

什么是国学——中国人文化身份的认同 “国学”又名“汉学”或“中国学”,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别名…

 

什么是国学——中国人文化身份的认同

 

“国学”又名“汉学”或“中国学”,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别名也。“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汉书》《后汉书》《晋书》等书籍里,都有“国学”这一概念。被称为宋初“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余为登封嵩阳、长沙岳麓、商丘应天),但在朱熹将其扩建之前,它并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

“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就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了。在1902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吐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在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出版了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

“国学”一词于英文可译为“guo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或汉学)。“国学”一词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明清小说与历代史学等一套独特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这是纵向地理解“国学”一词之所涵。若横摄地理解“国学”一词之旨,它包括中国古代的思想、哲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旁及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诸多方面。

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什么是“文化”呢?群经之首的《易经》贲卦的象辞上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一词自此而来。文化就是将人性中的一切所涵,黑暗沉坠的东西给予扭转化除,光明积极的一面给予彰显贞定,如此流布传播于四方,以化成天下。文化是一个民族之精神的基因,心灵的胎记,生命的家园,人生的归宿,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所在和身份认同的标识。一个民族与它的文化之间,是血与肉的关系,是形与影的关系,故一荣俱荣,一衰俱衰,相互间须臾不可离也。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从大体上看,它有哪些主要特征呢?

 

1.中国文化最为悠久

全世界只有两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最为悠久——那就是四大文明古国里的中国和印度。相对于印度而言,中国文化有印度所不可企及之处。

首先,就是中国文化在其发轫之初,即自觉地生起追求长久之愿望,自觉地生起维护道统不绝之誓愿。中国有舍生取义的传统。在舍生取义中,就包括如果有必要,随时可为文化和道统而献身这一内容。在中国学人心目中,文化、道统、学术和传承等都是平等于生命之物,甚至高于生命之物。中国文化虽经无数曲折,一再死而复生,绵延不绝,这与大多数中国学者皆自觉地拥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与文化担当精神,是分不开的。

为国家为民族而主动殉身者,各国皆有;为宗教信仰或为神灵巫术而主动殉身者,各国皆有;为爱情或友情等而主动殉身者,各国皆有。但如王国维者辈,为一个文化为一个道统而殉身者,此乃中华学者所独有道义担当,世界各国皆无。这是中国文化独特之处——自始即有自觉追求其长久之愿望,更有自觉担当起维护其长久之责任。

其次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人始终坚持认为,我们的文化是如实地反映天地人物之真相与本性的文化,是顺天之道、顺人之性形著而成之文化,是顺事之理、顺物之势形著而成之文化。也即是说,中国文化是顺天地之常、顺人伦之常的文化,故这种文化即可以说是人们创造的,人们发明的,也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本来即有的、本来当有的、本来已有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文化。如此,这种文化即是源自先天的文化,是存在型的文化,而不是构造型文化。最精确地定义这种文化的是孔子:“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如果将这句话中的“大人”换为“中国文化”不仅无损于这句话的真意,且能助我等了知中国文化之特性。

因中国文化是“天”的文化,是“道”的文化,故先辈对中国文化早有一个评断:“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文化是一个天地间的常道文化,是人伦间的常道文化,只要有天地在,只要有人伦在,这个文化就必然存在——因为这种文化是与天地同在、与人伦同在的文化。

设若中国文化因某种原因从地球上消失了,另有圣贤出世,为亿万人民身心之安顿计,重开创一种新的文明,那么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必然与中国文化相同或相似,不可能有太大的出入与悖逆——这就是中国先辈们对自己的文化的肯认与自信。《老子》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就是中国的常道文化之所以“天常地久”之理由。这句话同时也解答了,为什么中国学者将自己的文化与天地终极之常道一体而观之,视殉身文化就是以身殉道,就是将渺小的个人与天地合其德的一种方式——类似于西方人为上帝殉道。

西方人抨击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宗教——我们是没有像西方基督教式的宗教,我们没有神灵和上帝,但我们有“天”有“道”有“法”,天、道、法就是我们的敬拜对象,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宗教之教义。因我们的文化是人文文化,我们的宗教自然也就成了人文宗教。在这个人文宗教中,我们同样可以实现西方基督教所推崇出来的全部人之美德:献身、热情、无我、虔诚、奋斗、超越、牺牲、重德、博爱等等,而无一遗漏之,且以更为善巧之方式而贞定之,成全之,充实之。

 

2.人口最多,地域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化圈

中国自古人口众多,地域跨度大,全世界所仅有。在地域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历史如此悠久,外族入侵如此频繁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不倒,分久必合,形成天下一统,中国一家之局势。究其原因,实赖我中国文化内含超强凝聚力之故也。中国文化中所含有的和平、慈爱、礼让、博大、稳健和圆融等诸要素,造就了中国这个国家与各国历史相比较,它有着更强健的感召力、同化力、再生力和意志力,因而塑造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特有的性格。

《易经》形容“易”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易的这一特质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完全一致——因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就是易经文化。中国文化如天地一般最为显著——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之天地更为显著的了,但中国文化也如天地一般最为无形——世之人终日生活于天地间,而于天地熟视无睹,故天地在观者心目中,成为一隐形之存在。中国文化亦复如是——若视中国文化为显著,它也的确很显著,若论中国文化为无形,它也的确为“润物细无声”般的无形。以其无形,故谓中国文化“寂然不动”——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如此这般地如如而在,但中国文化却又是“感而遂通”的——即感即应,随感赴应,“千江有水千江月”。虽千万里之外,虽千百年之后,随感而至,无往而不应。中国文化此等文而化之之力,此等文而明之之威,于世界民族之林中,一枝独秀。故中国文化是印度文化勉强可以比肩的世界上最为博大而精深之文化体系,涵孕出世界上最强大也是最持久的文化圈——汉文化圈。

 

3.中国文化日久弥新

德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写过一本影响广泛的著作,名为《西方的没落》。在这本书中,作者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文化花期论”。斯宾格勒认为,文化的兴盛是有季节性的,就像花朵。且它们的季节只有一次,季节过后,剩下的只有凋零。在斯宾格勒看来,东方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花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正是西方文化之花盛开的季节。但西方文化虽然正在花季中,但也不要得意太早,因为它也有花果凋零之时。斯宾格勒的这个文化观,得到不少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支持和认同。

西方文化是不是如斯宾格勒所言,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但我们想表达的是,斯宾格勒的文化观不是唯一的文化观,我们中国文化有着与斯氏全然不同的文化观——生生不息的文化观。中国人视自己的文化生命,既不是断灭论,也不是恒常论。断灭论就是如同斯宾格勒“文化花期论”。季节一过,如一个青春不再的老妇,枯守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晚景。恒常论就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一个文化必然会一盛永盛,一强永强,万岁,万岁,万万岁。断常二论在中国人看来,都不是文化生命当有之命运。中国文化的命运既不会断灭,也不是恒常,而是波浪式前进,或再生式前进——如凤凰涅槃那样,不断地从自己的灰烬中自发地、自觉地和自然地不断更新着和再生着自己,而且在每一次的自发与自觉的更新与再生后,会变得更有生命力,更为美丽。故中国文化是龙凤文化——如龙一般集百家之精华,也如凤一般不断地涅槃重生。

保证中国文化如凤一般可以不断地通过重生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和新的创造力的原因是: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文化,这个文化在其初始阶段,即包涵着极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这使中国文化有着这样的几个特色:很强的生存能力;很强的超越能力;很强的自觉(反省)能力。这三大能力确保中国文化能够达到日久弥新,能够达到即使经历了毁灭性的灾难,也能迅速地如凤凰涅槃般地重生——这就是中国文化无与伦比的自我拯救和自我更新的超强生命力。

 

4.儒佛道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中国文化大体上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汉以前和汉以后。在汉以前,中国文化以儒、道、墨三家为主体。秦后墨家式微,退出历史。整个有汉一朝在思想文化上只有儒道两家。迄至东汉明帝时,史籍正式记载,印度佛教开始传入我国。自此,中国文化格局逐步走向定型——以儒佛道三家为主干。这三家文化体系彼此融摄、会通、比照、互动、冲突、借鉴,援另两家为参照的自身反省,如此构成了交错互动、此起彼伏的中国文化发展史。

自东汉始,中国人开始全面吸收和消化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文化的精华:佛教文化。佛教文化是印度文化的精神之花,是印度文化的精粹和生命所在。整个印度文明用了数千年的奋斗,只是为了促成佛教的诞生。事实上,佛教也没有令印度人失望,如约而来,应运而生。佛教诞生后,撷取和融摄了印度数千年来的智慧成果。佛教对印度文化里的哲学、宗教、文学、修行、艺术、伦理等等,给予了最为彻底和全面的反省、整合、提炼,令印度文化从此获得了巨大的飞跃——而这一切皆肇始于大圣释迦牟尼佛的开悟和悟后49年的传法布道。这一代表印度智慧乃至人类智慧最高成果的佛教,同样赢得了中国人的敬重与喜爱,在中印两国人民齐心合力下,用了上千年的时间,来吸收和消化这个文化,这个智慧体系。最后终于成功地将这门文化吸收进来,并给予了很好的消化与创新,形成了一个新型的佛教——中国佛教。这个全新的中国式佛教与印度旧时之佛教相比,有如下之不同:

⑴佛教文化的传承者由在印度时以出家和尚为主,转为在中国以出家在家两众共主,有时则以在家众为主。

⑵佛教文化在印度时经论散乱,到中国后,中国人花大力气翻译和整理佛教经论,并集结归类,形成了《大藏经》这一佛教经律论三藏之总汇,大大方便了学者的研习和传播。

⑶佛教文化在印度时思想流派混杂,到中国后,中国佛教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疏理和体系化,继而创立了中国佛教特有的八大两小,共计十个宗派(唐初法藏大师所创之华严宗;唐玄宗时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大师所创之密宗;唐太宗时玄奘大师所创之唯识宗;东晋时慧远大师所创之净土宗;唐初终南山道宣律师所创之律宗;隋唐时吉藏大师所创之三论宗;唐武则天时慧能大师所创之禅宗;隋时智顗所创之天台宗;梁武帝时真谛三藏法师所创之俱舍宗;姚秦时僧睿法师等所创之成实宗)。这八大两小十个宗派在中国的相续诞生,标志着佛教思想文化在此前吸收了印度数千年的文明和智慧成果的基础上,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开始融摄和吸收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智慧和成果。故中国佛教十个宗派具是中印智慧之结晶,汉印文化会通的成果。

⑷传入中国后的佛教在规章制度、生活习惯、思想倾向等方面大大地中国化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相反的转化。同时,佛教在接受中国化改造过程中,也在全方位并持久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艺术、风俗、建筑、信仰、伦理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同样也是中国佛教化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中国人即接受佛教为“我们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成员——佛教文化。

⑸印度向来不重视历史,印度文化中没有历史意识和历史视角。而中国是“历史学家的天堂”,是世界最重视历史记载和历史意识最强的民族。佛教进入中国,被影响后,也开始注重佛种的历史记载和研究,也开始了历史意识的觉醒和习惯于用历史视角来考量佛学。

⑹儒道两家不喜欢宗教仪式和信仰体系的建设,而是将宗教的功能和作用融摄于人文之中,成为一个“实践的宗教”“生命自觉的宗教”,而不是一个“信仰的宗教”“求神灵或菩萨救赎的宗教”。受此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很注重佛教哲学的阐述和生命自觉的提倡,而大大地淡化了佛教通过信仰来获得救赎的强调。尽管时至今日,佛教仍然没有完全脱去它作为一个有着丰富而独立的信仰体系的宗教拥有的所有宗教都有的偶像崇拜、教主、神灵谱系、仪轨和信众等,但就其教义上大大增加了哲学思辨和学术内涵,以及对理性、知性和逻辑等的重视与提倡,却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这些让佛教除了始终是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大宗教之外,它更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生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史学等学术体系。

自东汉以后,中国文化以儒佛道之三足鼎立为其不变的格局绵延至今,佛教作为印度文化之核心和代表全盘移植到中国,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这充分说明,中国文化是由中印两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文化汇流而成的,是中印两国人民的智慧之结晶。故中国文化实是整个东方文化之代表,它融摄了印度河文明、恒河文明和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这四条大河之文明成果。

《周易•系辞传》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以这句话来形容儒佛道三家文化之特性是十分贴切的。就特性而言,儒家以德立体,所求在于德性之知(德智)和德性之理,可简称“性智”与“性理”。此智为道德创造之智,故曰“德智”或“仁智”;此理为道德的先天存在之理,故曰“天理”或“性理”。此仁智和天理为宇宙之基,人伦之本,道德之源,智慧之体,先天地已在,后天地不灭。故可创造出人伦和天地万有一切,为一切价值与意义之所依所本。在儒家看来,道德之源即天地之源,万有之源,人生之源,生命之源,更是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之源,儒者在此基础上立言、立功、立德,在此基础上成就文化创设。

 

 

后记

2012年秋,我自印度访学归国不久,百事缠身。只能勉强抽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从事著述。于是我来到南国某城开始闭关写作。当时计划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写作出一部关于《心经》的注解之书,和一篇关于国学的长文。当我把《心经》注解出来时(即现在大家看到的《〈心经〉直解》一书),所剩仅几日而已。虽然我在这有限的几天内昼夜不停地写作,遗憾的是只能完成一小部分——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半篇《新国学宣言》。出关后,我四处讲学并主持东方生命研究院的日常教务与科研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对我来说几成奢望,故这个残文至今无法完璧。与其完璧无期,不如早早公布出来,以就教于方家。姑且告慰自己曰:残缺也是另一种美。

潘麟记于长安

2013年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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