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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龙教授在“首届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上的专题发言

本文作者: 1年前 (2017-06-20)

Methodology and Fields:New Progress of Buddhist St…

李四龙教授在“首届中加美三国佛教论坛”上的专题发言

Methodology and Fields:

New Progress of Buddhist Studies in China

Prof. Silong Li,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double nam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Buddhist studies in China mainland restarted totally since the early of 1980s. From compiling Buddhist Tripitaka and writing history of Buddhism to studying on particular Buddhist scriptures, figures and sects,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important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Buddhist studies in China during last near 40 years. To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religious studies as a branch of philosophy, beca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Since then it is possible to confer doctorate in the major of Buddhist Studies,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this field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has a rapid growth, such as Peking University an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gradually expand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 the subject of Buddhist studies or Buddhology.

Recently Buddhist studies in China show new trends and new branches appear:

1. Rethinking the research standpoint or methodology: scholars was used to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principle and religious belief, for example, how could scholars without Buddhist faith research experience of Buddhist meditation etc. But now, scholars think about whether Buddhism could be studies onl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actually more and more scholars begin to study in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 for examp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Buddhism and Indian Buddhism, and the interactions among East Asian Buddhist traditions, and the links of Chinese Buddhism with Buddhism of Central Asi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ravada Buddhism.

2. Developing Buddhist philology: Dun-huang manuscripts has been a valuable data in Buddhist studies of 20th Century, and now Chinese scholars begin to be also interested with ancient manuscripts stored in Japan. Meanwhile, Buddhist scriptures in Sanskrit and Tibetan or in some ancient language of Central Asia, get much attention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In the past it is mainly engaged by scholars of language studies, and now more and more Buddhist scholars join in the field. As a result, some important researches are now carried out.

3. Researching on Buddhist exegetics: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f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tradition of preaching Buddhist scriptures in history, such fields become great importance to Chinese Buddhist scholars in recent years. Previous studies of Chinese Buddhism mainly focused on the studies of Buddhist history and doctrines of Buddhist schools, but now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by ancient monks, and particularly to the textual structure of those Buddhist classics written by Chinese monks.

Key words: Buddhist studies, contemporary China, Buddhist philology, Buddhist exegetics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学术界,在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突出的成果。在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的学术停滞以后,中国的佛教学者一边小心地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一边也在努力思考、总结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我本人在15年前发表一篇文章《佛教研究的方法、领域及其学科建设》,认为佛教研究需要文献学与哲学相结合,也需要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主张佛教兼具宗教与哲学的特点,由此而有诸多新的研究领域。2009年,我出版《欧美佛教学术史》,把欧美佛教学者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五个学术传统,印度学、巴利语、汉学、藏学与中亚研究传统,主要是讲述世界范围内佛教研究的不同领域,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幅佛教研究的知识地图。2014年,我在韩国东国大学发表一篇综述《当代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的新趋势:以北京大学佛教文献、历史与哲学工作坊为例》。本文拟以三年前的综述为基础,以研究方法为线索,扩充介绍当代中国佛教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借此展现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新思考与新趋势。

 

一、新成果与研究视角的变换

 

上世纪80年代初,佛教研究得以逐渐恢复。但在当时,中国大陆的很多高校连最基本的大藏经都难以找到。石峻、楼宇烈等先生,决定编辑出版《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直到90年代初,很多学者还从这套资料里得到启发,开始他们的佛教研究。与此同时,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委托任继愈先生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该藏后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缺失部分以《高丽藏》及其他藏经版本补足,至2005年汉文部分全面完成,共影印出版106册;藏文部分自1987年启动编纂,至2011年全面完成,共出版232册(《甘珠尔》108卷、《丹珠尔》124卷)。这套藏经计划里还要出版满文、蒙文部分。而对普通的学者来说,在海峡两岸佛教界的共同推动下,在上世纪末,《大正藏》、《续藏经》的纸本、电子版,已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现在几乎是所有佛教学者、学生的电脑里都有台湾法鼓山制作发行的CBETA

在原始资料的编纂、传播过程中,佛教史、宗派史、佛教重点人物、重要典籍的研究开始陆续展开。吕澂先生在60年代初讲授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70年代末得以出版,各大学至今还用来作为教材,主要是因为脉络清晰,论断精要。1981年,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出版第一卷,至1988年出到第三卷,试图以一种全新的学术立场去写,但这项工程最终不了了之。尽管如此,编撰一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一直在中国学者的迫近愿望。郭朋先生陆续出版《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等著作,后来汇成《中国佛教思想史》三卷。又如,2009年潘桂明先生出版《中国佛教思想史稿》(三卷六册),任宜敏出版《中国佛教史》(元、明、清)三卷。目前,在汉语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中国佛教史系列著作,首推《中华佛教史》与《中国佛教通史》。季羡林先生生前有主编中国佛教史的规划,始于1998年,后由汤一介先生完成,2014年出版11卷 ,约500万字。这套丛书,内容上不仅包括汉传佛教,还涵盖藏传佛教和云南上座部佛教,而且,各卷的作者大多是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名家,如撰写藏传佛教卷的王尧先生。若论系统性,赖永海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更为突出,2010年出版,共15卷,650万字。这套通史全面论述了中国佛教从两汉之际初传到1949年的整个演变过程,涵盖了中国佛教的典籍、人物、教义、制度、寺院经济、文化艺术乃至儒释道三教关系、对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该书的出版,堪称是了结此前三十年中国学者的佛教通史梦

围绕佛教史的写作,对中国八大佛教宗派的研究是80年代以后中国佛教学术界的重点与热点。首先是江苏古籍出版社(现更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佛教宗派史丛书,包括:《中国禅宗通史》(杜继文、魏道儒,1993年)、《中国华严宗通史》(魏道儒,1998年)、《中国天台宗通史》(潘桂明、吴忠伟,2001年)、《中国净土宗通史》(陈扬炯,2002年)、《中国三论宗通史》(董群,2008年)、《中国唯识宗通史》(杨维中,2008年)、《中国律宗通史》(王建光,2008年)。 与此同时,中国佛教学者对这些宗派的祖师与典籍展开了全面的研究。禅宗在明清以后的中国影响最大,这方面的研究自然也就最多。其次是净土宗与天台宗研究,涌现了一批佛教学者。在这方面的成果很多,最好的了解方式,是查看台湾佛光山编辑出版的《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全套丛书十一辑,共110册,2001年起出版,主要汇总中国大陆地区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从论文选题可以看出当前中国佛教学术界的研究领域的整体格局:

绝大多数是在哲学、宗教学、历史学的范围内研究宗派的思想、祖师与典籍,还有一些是在语言学、艺术学或艺术史范围内研究佛教文献或佛教艺术。佛教研究,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还主要依附中国哲学专业或中国历史专业。因此,相关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佛教哲学或佛教史领域,往往围绕某个人物、宗派或某部典籍的思想与历史研究,尤以宗派史、断代佛教史或地方佛教史的研究成果最多。1995年北京大学率先成立宗教学系,与此同时,宗教学专业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佛教研究正式在宗教学的框架内培养专业人才。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的学科体系里,宗教学从属于哲学,宗教研究的博士论文需要得到哲学学位委员会的认证。因此,佛教研究的主流,实际上还是以佛教思想为主体,研究对象仍以汉传佛教为主。

随着中国社会在21世纪进一步开放,中外学术交流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十分频繁,中国佛教学者的研究方法与学术领域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突出的表现是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跨学科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常见,佛教研究几乎延伸到所有的学科,尤其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普遍受到关注。伴随着这些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研究立场也开始出现变化。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佛教研究,到底是放在中国的历史里还是放在世界的历史里展开?这慢慢成了一个问题。

很有象征意义的事情是,2015年出版魏道儒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1415册, 800 多万字,全面论述了世界佛教兴衰演变的整个过程。第一、二卷叙述印度佛教的发展变化,第三到八卷讲述中国境内的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史,第九到十一卷介绍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史,第十二卷介绍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史,第十三卷介绍亚洲之外主要国家的佛教,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这部耗费8年时间的著作,既突出了汉传佛教的主体地位,更突出了鲜明的世界史立场:把佛教放回到世界的历史进程。这套佛教史的出版,代表了中国大陆佛教学者目前的研究主流,即:采用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多语种资料研究,而不再局限于汉文材料与中国佛教史。

 

二、文献学与世界史的视野

 

中国的传统学术非常重视考据,辨别理据、勘定事实,重视文献的版本与校勘。这种风气,在中国学者那里通常被简单地说成是做资料。除了把一些传世文献做出校勘整理,这种资料工作,在佛教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尽量挖掘新的资料,二是尽量利用梵藏语佛典。但与中国学者传统的做法不同,现在大家所要面对的资料类型十分丰富,既有汉语写本资料,也有非汉语的各类佛教文献或出土文物,在明显的国际眼光。在我过去几年里主持的北京大学佛教文献、历史与哲学工作坊里,很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特点。

1.新资料的发现、整理与运用

众所周知,敦煌遗书给20世纪的佛教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别是对禅宗史的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后,对于敦煌遗书的分类整理与运用,一直是学者的关注点。譬如,方广锠利用敦煌文献写成《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直至今天还在整理、运用敦煌遗书;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亦是其系统整理敦煌社会历史文献的研究成果。参加工作坊的曹凌博士,充分利用敦煌文献资料,在敦煌遗书里发现了一百多种疑伪经,编成《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500余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成为该领域必读的工具书。以前的敦煌文献整理,主要集中在各地图书馆所藏文献的编目及汇集出版。现在的研究,更多地是在展开分类主题的资料整理。近些年在这方面比较显著的研究成果,是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识读、整理地论宗文献,目前已经出版《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青木隆、方广锠、池田将则、石井公成、山口弘江整理,韩国金刚大学,2012年)。圣凯法师到北大工作坊讲述地论宗南道与北道的形成过程,是他多年研究地论宗的心得,也是他从敦煌遗书里广泛搜集资料的结果。现在,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学者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南北朝佛学研究,敦煌遗书可能提供我们的帮助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佛教研究的新资料,还包括考古发掘的金石碑铭、佛教造像、壁画浮雕、寺塔遗迹和法器遗物等。近年以来,中国大陆的重大考古发现接二连三,一批涉及佛教史重大问题的墓志铭重见天日,像神会、慧光的墓志铭出土以后,以往一些悬而未决的争论就此结束。还有像在中国历史上的六朝古都邺城,考古学家发现了大批北朝及隋唐时期的佛像,这些资料是我们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史珍贵的一手材料。而且,这批佛像的出土,还会带动我们对佛教艺术史的研究。在文献资料运用越来越充分的背景下,如何运用非文献的艺术资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时代佛教研究的重要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的张丽香博士在北大工作坊讨论印度佛传图像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在欧洲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浮雕上的铭文而展开,一方面是讲述了佛传图像艺术在印度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依据这些实物资料细化了我们对印度佛教史的认识与理解。所以,这种实物资料虽然常与传世文献并无直接的关系,却能建立我们对于特定时期佛教史的直接印象,从而对相关的佛教典籍有较准确的认识。这种直观认识,仅仅依靠文献资料是无法确立的。有了这种认识,在我们撰写佛教史、研读佛典时就会有宝贵的亲切感:一种对于社会时代背景的直接想象。

对中国早期佛教史的研究,实际上离不开道教及正史的资料。新一代大陆佛教学者,对这些资料的运用越来越普遍。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像《续高僧传》、《辩正论》、《弘明集》、《广弘明集》等一些佛教内部史料的局限性,大家会有越来越多的体会。借用道教的资料,可以弥补这些方面的缺憾。所以,当前中国大陆学者正在努力推进中国宗教史这门学科,以综合的、比较宗教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佛教史,尽量拓展研究资料的使用范围。曹凌博士在工作坊讲述早期佛教的忏法仪式,大量引用道教的资料,谈到了佛教忏法与道教斋法在仪式结构上的相似性。那一场讲座的评议人刘屹教授,他的研究平时虽以南北朝道教为主,但也兼顾佛教与道教的交涉与互动。

保存在日本古寺里的古写本,曾经得到晚清杨文会的高度重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批古写本,目前再度激起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正在拿它们与中国流行的版本进行比较。譬如,道宣的《续高僧传》、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

2.梵文、巴利语和藏语佛典的整理与运用

以上提到的新资料,其实局限在汉语范围内。佛教经典的语言,最主要的还有巴利语、梵语与藏语。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北京大学长期有这方面的研究传统。19181928年,著名的梵文学者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受邀到北京大学教授梵文和印度宗教史。钢和泰在北京大学任教,一直到1928年。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对《大宝积经迦叶品》的整理和研究。1946年初,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东方语文学系,聘请刚从德国留学归国的季羡林先生担任系主任,重新开始梵文与巴利语的教学,后来还一度设立藏文专业。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还对在西藏发现的大批梵文贝叶经编出了简要的目录。不过,对梵文佛典做出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研究,还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在王邦维、段晴、姚卫群等教授的指导下,一批年轻梵文学者脱颖而出。他们的工作,既包括梵文碎片的拼接整理,也包括这些梵文的识读与转写,并作相应的校勘,译为汉语。

北大工作坊每学期会有一位学者主持,最初的两位主持人,叶少勇、萨尔吉两位博士都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的教师,精通梵语与藏语。叶少勇著有《〈中论颂〉:梵藏汉合校导读译注》、《〈中论颂〉与〈佛护释〉: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他依据在西藏发现的两件迄今发现最古老的梵文《中论颂》文献(一是单行的《中论颂》,一是佛护注释本),重新校勘《中论颂》全文,被认为是继狄雍(Jan W. de Jong1978年校勘整理本之后最好的《中论颂》梵文本。他在工作坊的讲座,关于龙树中观哲学中几个关键概念的理解,是其在文本研究基础上的思想解读。萨尔吉在工作坊从舍利弗和目犍连的皈依谈起,运用梵、巴利、藏语文献,讨论缘起法颂的渊流变化,从而把这个看似简单的偈颂,还原到印度佛教史的复杂背景之中,揭示其不断深化的思想内涵与宗教功能。这样的研究,其结论比较令人信服。

在已经举办的讲座里,还有罗鸿博士主讲的宝藏寂《般若波罗蜜多优波提舍》中有关中观和瑜伽的论述,周拉副教授主讲的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与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理论,都是研究非汉语的佛教文献。这样的研究方法,在当前中国大陆年轻的佛教学者中间,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事实上,北京大学的佛学专业博士生,现在基本上都被要求掌握梵语,至少要有一年的学习经历。

相对而言,目前中国大陆对蒙古语佛典还很不重视,还有像西夏语、满文、傣文佛典等也还研究不多。

3.文献学研究目的的多样化

中国传统的文献学研究,其在佛教研究领域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是校勘、注释文本。除此以外,依照吕澂先生的说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译者、作者的辨伪。譬如,《大乘起信论》的译者、《坛经》或《大智度论》的作者,这是很多学者倍感兴趣的话题。引申出来,就有疑伪经的考证,以及资料的真伪研究。第二是订正年代的错误,厘清佛教史上的大事记。譬如,佛教初传的记录,《四十二章经》出现的时代等。年代问题,一直是中国学者考证的核心工作。在这方面,往往会有重大的研究成果。譬如,胡适依据敦煌文献研究神会在禅宗史上的作用与贡献。第三是理论的证义,弄清原来的意义。严格地讲,文献学研究只是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至于其中的思想义理,可以不予考虑。不过,文献内部在义理上的逻辑关系,本身也是考证文献真伪的有力佐证。第四是考证人物的疑年,譬如陈垣《释氏疑年录》。

各种各样新资料的挖掘,促使文献学研究的多样化。尽管学者们的很多文章还在继续考证佛典或史料的真伪、高僧的生卒年,继续梳理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但这早已不能涵盖文献学研究的全部目的。现在的文献学研究,往往是为佛教史写作、佛典诠释服务,甚至还被引入佛教的社会史研究,包括寺院经济、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历史研究。这些方面的工作,像在叶少勇、萨尔吉、惟善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尽管他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佛教文献学Buddhist Philology)研究,但是都在努力上升到历史的书写与思想的诠释。

以上的文献学研究,无论是文献的形式、语言,还是研究的目的,与中国传统的文献学有很大的差别,超越了汉传佛教研究的学术领域,融入了世界佛教史的眼光。

 

三、解经学与汉传佛教的丕振

 

伴随着西方的佛教文献学的全面引入,在佛教研究的世界史维度日趋明显的背景下,如何研究汉传佛教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整个20世纪,中国与日本的佛教界与学术界都有一股批判中国传统佛教的思潮。而在世界史的背景里,反倒更能从中国史的角度理解中国佛教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佛教的发展未必是纯粹观念的产物,而是不断本土化的延续。试图从纯粹的观念出发理解佛教的根本,恰恰违背了佛教所讲的缘起思想。现在,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根本不去理会那些激烈批判中国传统佛教的学者、居士或法师。近年来,中国佛教学者悄然兴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解经学,关注中国佛教史上的祖师大德解释、讲解佛典的方式或体例。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大陆的佛教哲学研究,主要有三种基本形态:第一,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常把佛教哲学分成宇宙论(世界观)、人生观与方法论(修行论)等内容;其次,受中国佛教宗派思想的传统影响,所谓佛教哲学,基本是在梳理佛教宗派的教义教理,其分析框架往往还受到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第三,受西方佛教哲学研究方式的影响,譬如,把因明学当作逻辑学、知识论研究,把唯识学当作知识论、现象学或心理学研究。

这些研究,都能以现在通行的语言解释佛教的思想,容易让读者理解与接受。但其不利的方面,往往会与佛教本来的思想结构存在较大的距离,尤其是会抹杀不同宗派、不同传统、不同时期佛教之间的差异。因此,虽然大家还想继续从整体上宏观把握佛教的哲学,但中国新一代的学者们更想直接从佛教经典出发,在尊重历代注疏的基础上,紧扣原文解读其中的佛学思想。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宗派,基本上都有各自的经典传统。譬如,天台宗主要依据《法华经》、《大智度论》,华严宗主要依据《华严经》、《起信论》,即使是声称教外别传的禅宗,实际上也与《金刚经》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重新解读历史上的重要佛典,是激活中国佛教思想的最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从根本上促成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重要手段。

在我们举办的工作坊里,周拉、罗鸿、叶少勇、刘成有的讲演,都已涉及到佛典的解读问题。在彼此的讨论中,大家也注意到佛教解经学的想法。但现在的研究,要么还侧重于文本的校勘与梳理,要么还侧重于某个思想或概念的整体把握,也就是说,主要还是佛教思想或佛教哲学研究,还谈不上是对佛典的整体研究与文本解释。

中国古代的高僧大德,他们的解经,主要包括开题消文。开题,是从总体上解释佛经的题目;消文,是逐字逐句解释佛经的文句。这两个方面都有一定的解经体例,譬如,天台宗在解题时通常是有所谓的五重玄义,包括:释名、辩体、论宗、明用与判教,而在消文时,又有所谓四释:因缘释、约教释、本迹释、观心释。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思想财富,对此的研究目前还很不够。但是,这种解经法,确实已与现代人的理解方式有了很大的距离。如何创建一种新的解经法,是当代佛教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既需要我们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思考,同时也要对以往的佛教史有深入的反省。在北大工作坊上,俞学明教授反思宗派在中国佛教史上出现的时代问题,刘成有教授反思如来藏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实际意义。这些都是中国佛教史上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对它们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形成新时代的解经学

中国佛教的宗派,究竟成于何时?有些学者借用日本佛教的经验,重视宗派的组织形态,认为在中国的唐代还没有形成宗派。俞学明教授的讲座,更重视宗派在教义、信仰上的认同感,支持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存在。事实上,这两种意见都有合理之处,关键的是,我们现在要更多地关注宗派与佛典之间的关系,只有把握各宗派解经的精髓,才能体贴这些宗派出现的意义。否则,我们只能感受到佛教界内部的政治角力,或者是佛教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社会因素,是佛教宗派成立的助缘,并不会构成支撑信仰的真正凝聚力。我们在讲中国佛教的本土化的时候,要理解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一脉相承的东西。这就是要把握佛典的精髓,可以从宗派典籍的内部结构入手。

如来藏思想研究,几乎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佛学界永恒的话题。不少学者是借如来藏批评中国佛教或日本佛教有违印度的佛教传统。刘成有教授的讲演,认真对待像熊十力这样持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中国学者,客观地评价这场围绕如来藏的争论丰富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内涵、推动了中国佛学的现代变革。事实上,现在抽象地、孤立地讨论如来藏思想,也已变得意义不大。关键是要放回到具体的佛典里,关注其特定的诠释空间。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印度佛典像《涅槃经》是主张如来藏学说的。因此,现在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解经,在解释佛典的时候,我们到底有什么预设前提或终极关怀。

总体上说,从南北朝到隋唐,中国佛教对印度佛典的解读,重点是解释佛经,相对忽视对印度论藏的解释,并以大量的讲经为特色,往往集中在几部被认为是圆教的佛经,如《法华经》、《华严经》。从解经学的角度回顾中国佛教史,我们不难发现,禅宗兴起以后,中国佛教的讲经活动趋于减少,重在明心见性,对佛教名相的释义热情不高,而把精力集中到修行与开悟。

若能理解到解经活动的这种变化,我们就能假设,丕振汉传佛教的重要途径,便是想恢复与发展以前的讲经活动,并能找到契合这个时代的讲解方式。我个人在社会上讲解《金刚经》,通常会按主题、结构、脉络三个角度来讲解,听众比较容易接受,主要是这种讲法的层次比较清楚。如果法师们要讲《金刚经》,那就要与他们的修行结合起来。但再怎么结合,首先是要让信众能听明白,否则很难让他们真信真修。

从学者的角度来说,现在一是要对中国佛教宗派的典籍要做整理校释,譬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二是要对这些宗派典籍做出与时俱进的解读,能以现代的语言重新诠释佛典。若能如此,汉传佛教焉能不兴?

 

结语:佛教研究的立场

 

一般而言,西方学者的佛教研究,更多的是在了解东方的佛教知识,使之能在西方哲学、宗教的框架内得以认识,间或也有学者或信徒希望能以佛教的思想帮助解决西方的社会思想危机。中国学者的佛教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主要是在厘清佛教在中国历史、社会上的实际作用,结合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分析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在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佛教研究,除了纯学术的文献学研究以外,其主流的研究法是从佛教的实际作用和未来发展入手。

我在前面重点说明中国佛教学者现在的倾向,既可把佛教放在中国历史也可放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研究。与这种态度相应的现象是,中国佛教学者现在不怎么纠结宗教学者常有的困惑,学术与信仰的关系:到底是信了有助于研究,还是不信才能研究?没有信仰的学者有没有可能研究禅修?现在,学者们思考佛教既要在中国的语境里考察,还要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譬如,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关系,东亚佛教的内部关系,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关系,以及中亚佛教的文献与历史等问题。

若要真正开展跨学科的佛教研究,中国史维度的佛教研究显得更有前途。关注佛教的本土化、佛教宗派的延续与复兴等问题,都会涉及中国佛教界十分关注的宗派研究与祖庭文化。若从我们学者的角度来看,在当前这段时间,中国的佛教研究,基本采用文献学与解经学相结合的方式。(来源:中国佛教协会/文:李四龙)

 

 

 

(编辑:郭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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