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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藏佛教研究的两个问题

本文作者: 11年前 (2008-02-24)

一、佛教传入西藏应在松赞干布时期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西藏地区,民族史学界与宗教史学界都做了不少的研究…

一、佛教传入西藏应在松赞干布时期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西藏地区,民族史学界与宗教史学界都做了不少的研究。其中,一些论著认为公元2——5世纪的五赞王时期为佛教正式传入西藏之期。其主要依据是某些藏文史书中,关于“拉妥妥日年赞时期,天降装有金塔,经书、佛象之宝箧”的记载,《西藏宗教源流考》中所说的五赞王时期的赤扎朋赞就已“创造各种器具,并演说佛法,导人为善,佛教渐兴”等等。考察整个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及佛教传入西藏的过程,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公元2——5世纪的五赞王时期实际上仍处于早期奴隶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苯教占据整个社会的文化领域,印度佛教本身的向外辐射和传播也没有具备进入西藏地区的能力。只有到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治时期,西藏的奴隶制达到鼎盛,吐蕃王朝与唐朝及周围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迅速发展,才使佛教正式传入成为可能。在此,笔者试图就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应在松赞干布时期的问题作一点探索。

  <一>五赞王时期尚处于早期奴隶制时期,西藏的生产力水平,社会政治体制,文化发展,对外交流设有具备佛教传入的条件。

  西藏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具体时间,就目前的史料还很难确定,但是很明显,公元6世纪时西藏已进入奴隶制社会,所以一般可把五赞王时期看作是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时期和早期奴隶制时期。这一点在史书中也是有据可查的。

  如《西藏政教史略》一书中记载在五赞王时期“各王相继统治藏地,以福善祸淫感化黔黎,进而组织民众,设官治理,牧养牛马,以衣以食,人口繁殖,则广拓疆土,征服其他部落,因而常有械斗,于是征民为兵,发给刀矛弓矢,编为军队,军制粗备”②,可见当时统治者已开始有组织地统治人民,并且相互发动一系列战争,争夺土地、人口和财产,说明了这时已经是早期奴隶制社会,但是,从另一面看,那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极低,还没有具体的固定的牧场,没有相对发达的农业,金属工具也没有广泛使用,原始游牧的残风极盛。

  同时,各大小部落之间交往频繁,有时和平共处,有时因纠纷而大动干戈,整体的社会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始的分散的部落体制而没有形成统一的同盟,占据人们文化意识领域的也是原始的多神教——苯教。

  苯教,亦为苯波教,藏文史料记载中,认为它最早发源于象雄(今阿里地区南部),后沿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传入雅隆河谷地区。苯教相信万物有灵,“以崇拜天、地、日、月、星辰、雷霆、雪、雹、山川、陵谷、土石、草木、禽兽,乃至万物等幽灵巫鬼,祈福禳灾为事。”它将世界划分为天、地、地下三个部分,天是天神的居住地,地是人类的居住地,而地下则是神魔鬼怪凶煞的居住地。同时苯教又认为世界是由许多相联系的方格组成,无论天上的神,人类,还是地下的魔鬼都生活在此一定的方格之中。为了解决天神、人类、鬼怪之间的矛盾,使三者更好地相处,就必需一个能通“神鬼之路”的巫师,这个介于神鬼之间的巫师,乃被称之为“苯波”,“苯波”也就是指介于神鬼之间的人。当时最大的苯波叫“贤若普”,传说他不仅能通神鬼,经常以神的代言人的面目出现,而且还有役使精灵魔怪的本领。

  原始的苯教在当时的社会中享有支配地位。因为苯教能上祀天神,下镇鬼怪,中兴人宅,施展各种巫术,并且还有“三百六十种禳拔法,八万四千种观察法……八祈祷法、三百六十种超荐亡灵法,八十一种镇邪法”,“加上《黑病书》、《华寿书》、《白医书》、《黑禳解法》”等,故而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一切为“生者除灾,死者安厝,幼保关煞,上觇星相,下收地鬼”以至“招泰迎禅,求神乞医……兴旺人财”③等事都仰赖于苯教。在西藏宗教史籍中的有关记载也提到了从聂尺赞普到朗日松赞的三十一代赞普均是以苯教治国,在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著的《西藏王臣记》中也记载有当时吐蕃宫廷中设有“敦那敦”④一职,是由苯教徒担任,专在赞普身边占卜吉凶的。他不仅享有很高的地位,同时还可借机参与部分政治决策事务。可见苯教在西藏的古代社会中一直起着参与政治和精神垄断的双重作用。

  综上所述,五赞王时期西藏仍处于部落纷争,生产水平低下的奴隶社会的初期,人们信奉各种各样的神而绝无信奉一个共同神灵的要求,客观上落后的生产力及与此相应的社会结构,没有也不可能给佛教传入西藏创造条件。

  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印度,经过与当时兴起的印度教(婆罗门教)进行长期的斗争后,到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趋于顶盛。公元4世纪笈多王朝建立后,复兴印度教,印度教成为许多宗教的大集合,此后两教又经过几个世纪的争斗,最后佛教被击败,影响只残存于一些特殊的地区。据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到公元7世纪,佛教在印度北方和南方的多数地区已经衰落不堪了。由此,可以肯定,佛教之传入西藏不可能是受印度佛教的直接影响。当时,较早传入印度佛教的国家和地区有锡兰  (今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及中原、于阗等。综观佛教传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途径,主要为两种,即:佛教传入锡兰、缅甸及中原是由于宗教使团或国际交往,传入尼泊尔、于阗则是由于征服和移民。而五赞王时期及其之前,西藏与印度之间既无邦际往来,更谈不上所谓宗教使团的进入,印度的对外扩张也没有波及到西藏。不仅如此,在松赞干布建立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之前,西藏同中原、尼泊尔、于阗、锡兰等诸邻也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因此,藏史记载中有关五赞王之一拉妥妥日年赞时期有佛经自天而降及有法器金塔等入藏之说只能说是一件极其偶然的事件。

  <二>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统一的奴隶制王朝的建立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佛教有了主观上的需要,同时,文字的出现及邦交的加强为佛教传入西藏创造了条件。

  到公元6世纪,朗日伦赞不仅兼并了“高原小王国”,而且派兵向塔布和后藏扩展势力。此时,吐蕃的疆域“南到雅隆、达波,东到工布、娘布,西到藏地、朱孤,北到苏毗”,出现了“赞普”及内外大臣,形成了以赞普为军之首领的奴隶制统治机构,为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建立吐蕃王朝奠定了基础。

  松赞干布继位后,首先组织了由他自己掌握的军队,消灭了毒害他父亲的叛臣,平定了各地的叛乱,而后逐渐征服和兼并了其父在位时未能降服的其它大小部落,用武力控制了整个西藏地区。之后,他对属下功臣、贵族重新分封、订盟,以广大的封地和丰厚的财物笼络他们,以盟誓约束他们的思想行动,并利用新旧大臣之间以及王族内部的矛盾斗争来加强王权统治。不久,他迁都逻些(拉萨),建立了以赞普为吐蕃最高政治领袖的一整套职官制度和军事组织,宣布了朝中大小文武官员均由赞普任命的规定。同时,他也为发展经济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奴隶制进入鼎盛时期。

  原始的苯教此时表现出了与中央集权的奴隶制王朝的相对抗性(或不相宜性);它那崇拜多神,认为赞普与其他部落首领均为天神之子,是兄弟关系的观念,对于要加强王权统治的松赞干布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加之,苯教的深远影响在尚未巩固的吐蕃王朝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骚动,使许多臣服于吐蕃的部落不断发生叛乱。《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记载“松赞干布之时,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外戚如象雄牦牛苏毗,聂尼达保、工布、娘布等均公开叛变,父王朗日松赞被进毒遇弑而薨逝”。可见当时局面之混乱。如果赞普想集中权力,加强相互联系来结束这一混乱的局面,就必须得进行一套苯教仪式——部落公盟,即“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闾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谕盟者有如牲’。”⑤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的“赞普”只是部落联盟对军事首领的称呼而并不代表最高统治地位,赞普参盟也只能作为普通的成员,实际权力则操纵在主持仪式的苯教巫师手中。涉及到有关诸部落共同利益的大事,也不能由赞普一人做主,而是要由各方面商讨决定。所有这些都是为松赞干布所难以容忍的。

  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宗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宣扬一神论的佛教认为佛是至高无上的,是普天之下唯一的神。于是,松赞干布从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对这种宗教从主观和客观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也就表明了专制统治在宗教上的表现就是由统一的神来替代多种多样的神这一必然的现象。因此,可以说在松赞干布时期,佛教进入西藏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是一种必要。

  随着西藏各地方的统一、吐蕃王朝的建立,吐蕃得到了发展生产的安定环境,加之,松赞干布为发展生产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使吐蕃的经济出现了新局面。在农业生产方面,松赞干布命吞米桑布礼等人管理治田灌溉,“使高地蓄水为池,低地引水下河,旱灌涝排。”并提倡开拓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划分良田牧场,平均分配水流等。将西藏南部河谷地带开发成主要的农业区,种植青稞、荞麦、豆类等一些耐寒早熟的作物。在畜牧业方面,由于采取了春夏季遂水草游牧,秋冬季转到固定牧场的畜牧方法和严令禁止了大规模的杀牲祭祀,牲畜总数猛增了许多,畜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据《新唐书》记载,当时牲畜种类有牦牛,名马、犬、羊、豕等,出现了“牛羊繁殖,沿路成群”的繁荣景象。畜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牦牛和马都成了主要的耕作工具。在手工业方面也出现了专业的冶金和硝皮工匠之分。铁制的生产工具也已得到了较普遍的应用。生产力已达到成熟的奴隶制时代的水平,甚至已具有某些封建经济的因素。比较稳定的生活和较为发达的经济,使人们也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趋向于统一,祈求一个强大保护者的庇护(赞普即为“强者丈夫”之意)的心愿日益强烈。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个时期,佛教传入西藏已具备相当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

  西藏文字也出现在这个时期,这是奴隶制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的突出表现,据藏文史料记载,吞米·桑布札等人领赞普旨意赴印学习梵文,在阿阇黎拉日巴桑格座前学成文字和梵语回到吐蕃后,由吞米参照西域诸国和天竺等国古文字形式,结合吐蕃的实际情况,创制了藏文四韵三十字母,同时还编著了《文法根本三十颂》和《文法添性用法》等语法书籍。藏文字的发明,为吐蕃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拉开了文字记载的藏族历史的序幕。并且,由于藏文字的形成是伴随着学习梵文同时进行的,这样也就对佛教传入西藏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不少的佛教经籍被陆续翻译成藏文,介绍到藏族社会中的史实方面。同样,藏文化的发展,对加强藏族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多方面的交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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