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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的传奇人生

本文作者: 8年前 (2011-04-26)

1927年农历7月22日,江苏扬州的江都县经营小香烛铺的李家,产出家中的第二个壮丁。孩子出生之前父…

1927年农历7月22日,江苏扬州的江都县经营小香烛铺的李家,产出家中的第二个壮丁。孩子出生之前父母已育有一儿一女,为了第三个来到世界的儿子,父亲取名为“国深”。这是一个佛教气氛浓厚的家庭,全家信佛,在当地也是正常的现象。苏北是贫穷地方,地势低洼,淮河因出海口淤塞,假道大运河注入长江而出海。大运河的河幅窄狭,每当夏秋淮河河水上涨时,宣泄不通而闹水灾,居民生计大受影响。苏北的土地是海升现象所逐渐淤积形成的,原本就盐分过高,不适合农作物生长。苏北人生活艰苦,常会感叹“人生无常”,转而追求宗教方面的寄托。

国深的外祖母18岁就开始茹素,每天清晨起床做早课。她原本目不识丁,但是却能背诵《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文。国深和姐姐从小受到外婆的影响,三、四岁时就和姐姐比赛持斋。当时年幼无知,不了解中国佛教之所以注重素食的道理,只是为了讨外婆的欢喜罢了! 但是佛教已经开始在小国深的心中扎根了。

国深的童年是和外婆同住的。每到半夜三更时分,外婆常起床静坐、盘腿、息肩、结跏、止息。打坐时,肚子就发出翻江倒海似的哗啦哗啦的声响。童稚贪睡的国深,经常从梦中被吵醒。于是就问:‘外婆,您肚子的叫声怎么如此大呢?’‘这是功夫,是修练以后的功夫。”外婆回答。

外婆笃厚佛教信仰,让年幼的国深常常粘着姐姐随着外婆到附近寺庙参拜、礼佛。从小就受外婆的影响,又常因此亲近寺庙,对于寺庙自有一股亲切感,由于战乱,家乡的贫穷,外婆因为信仰,家中偶尔也会供养一些法师,能见到出家人袈裟飘逸、法相平和庄严,受到大众百姓的尊崇敬仰,他幼小心中生起“作和尚真好”的念头。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国深就到了上私塾的年龄。但是这时地方上闹土匪,接着日本军队驻进,二、三年间国深只是断断续续背了一些《大学》、《中庸》,就没有机缘再进私塾了,虽然这成了他一生全部的学校教育,但是深厚的国学底子却打下了,为他日后再继续深造无疑奠定了基础。

国深12岁时,母亲带着他到南京打探父亲的下落。这趟旅行改变了小国深的命运。在往南京途中,“和平军”刚成立,正在集合操练,12岁的国深感到十分的好奇,跟着去看。正看得入神,后面突然来了一位栖霞山的知客师父,大概是见到他方面大耳,胖胖的很可爱的样子,随口问他:“愿不愿意做和尚?”国深想都没有想就答应:“愿意!”不久栖霞山寺住持志开上人派人找到国深,说:“听说你要出家当和尚,拜我作师父好啦!”从此,国深上了栖霞山。然而生身父亲却始终没有消息,连尸身都没有找到,母亲带着落寞的心情回到家乡。

栖霞寺是闻名遐迩的名山古,国深拜了住持志开上人为师之后,由师父赐名悟彻,号今觉,为禅门临济宗第四十八代弟子。寺里办有栖霞律学院,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学僧。由于栖霞寺是座十方丛林,同参来自各地寺院,只有他是在栖霞剃度的,于制不合,故以师父出家的宜兴大觉寺为祖庭。

今觉生活的故乡,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出家人云集之地。江苏地势以长江分为两处,江南是中国鱼米之乡,江北是湿地,贫穷的地方。由于苏北社会经济条件贫困,乡民到上海等大都市谋生,大多从事劳力为主的行业,尤其是“三把刀”——剃头刀、剪刀和菜刀。和尚的教育程度虽不高,但身着袈裟、法相庄严,容易使乡民产生崇敬之心。而在民间普遍流传“一子出家、九族升天”的说法,许多家族中若有父兄出家后生活改善,又会回乡来带领子侄出家。因此,近代以来,苏北出家的僧侣特别多,近代中国佛教界的名僧,隶籍苏北的就有智光、太沧、南亭、东初、演培、煮云等一代高僧。

栖霞生活6年,奠定了今觉终身奉献佛教的信念。1945年他考进镇江焦山佛学院时。当时的院长即为栖霞寺住持雪烦长老。在焦山时,今觉学“俱舍论”于圆湛法师;“原始佛教”于芝峰法师等。曾教过星云半年“唯识学”的茗山长老,后任焦山寺及宝华山寺住持,也于21世纪初圆寂。

1946年今觉从焦山佛学院回栖霞寺,由于年纪已到了需要领身份证的时候了,对于未来茫然不知,因此给自己换了名字“星云”,期望自己的未来能如宇宙开发前像一团星云,无边无际,自由漫游。从此,这个名字伴随着他的一生,响遍了世界各地。

1947年星云离开焦山佛学院,随后的近十年间,一直在丛林参学。从栖霞律学院到宝华山学戒堂;从焦山佛学院到金山天宁寺的禅堂,经历律门、教门、宗门的洗礼,体悟行解并重的大乘佛教精神。之后又带着青年人的一腔热血,踏进中国社会,开始了社会的历练。完成焦山佛学院学业之后,弱冠之年的星云至大觉寺任监院,不久出任白塔国民小学校长,进入社会的他,这时对于大时代的脉动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星云在焦山读书时,许多老师都曾经受教于太虚大师,他自己也读太虚大师的文章、书籍,接触到太师的主张。那时,太虚大师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亡,僧伽有责”狮子吼,令青年学僧十分振奋。太虚大师的主张应将消极避世的佛教,导入积极入世的道路,提出“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发动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及教理革命之佛教“三大革命”。所谓教制革命是要求把散漫的僧侣加以重新组织训练,使男众都能成为一个布教师、一个法师;女众要会教书、要会看护,提高神职人员的素质和工作能力。教理革命是要扬弃陈旧迂腐的说法,肯定人生的价值,提倡用正当的观念和态度去享受人生,不再陷于“生即是苦”的宿命论中。教产革命是打破靠教吃教的态度,倡导依靠自己的劳力、自己的道德行持来自给自足。寺院庙产应归佛教公有,不是某人的私产。在佛教教育方面,太虚大师也有首开风气之功。民国七年(1928),他开办闽南佛学院,引起全国重视,可惜当时院舍是借用寺庙,在庙方与佛学院意见不合下,十几年就停办了。

太虚大师是一位知识分子型的僧人,深知没有国就没有教,在对日抗战期间不忘救国,呼吁佛教徒支持政府,投入抗日行列。因为“国家、社会、众生是一体的”。但是老一辈的教界大德认为太虚的主张是离经叛道的,对他口诛笔伐,但是太虚却颇能引起青年僧伽的共鸣,他们大都与太虚大师站在同一阵线,认为太虚是中国佛教的救星。抗战胜利,星云参加了太虚大师主办的“中国佛教会务人员训练班”,亲历教席。

环视世局,对日抗战甫毕,百姓暂得机会调养生息,内战又起,星云刚跨出的一小步也被迫暂停。民国三十五年(1946),太虚大师圆寂,佛教改革的呼声也随着他的去世而沉寂。日后星云在台湾重新起步,成就非凡,太虚大师生前大概怎么也没有料到,他的理想竟然在海的另一端找到舞台,而且是在一位只有数面之缘的后起之秀手中发扬光大。

1949年,国民党溃不成军,年轻的星云随着逃离的人群踏上宝岛。和许多仓惶东渡的“唐山客”一样,星云来台时真是芒鞋破钵,孑然一身。仅有的一个包袱在兵荒马乱中遗失了,一件长杉送给了同道的煮云法师,身上只有一件短挂,甚至连唯一的一双鞋也不敢穿,因为走在路上很多人都朝他脚上看,他害怕被赤脚的本地人投以异样眼光,就赶紧把鞋子脱了,入境随俗打起赤脚。

这时,数十位与他同来的伙伴,已经溃不成队,纷纷四处离散自谋出路。只有23岁的星云,短短两天内从台中到了台北,寺庙里的人不是说“人已经住满了”,就是说法师交代不接受外省人挂单。终于,找到了中坜圆光寺,慈悲的妙果老和尚收留下他。存着感恩的心,星云向老和尚领了许多粗重活儿,发心勤作。

时间一晃又是两年过去,星云奋力工作之余,仍不忘情读书写作。有一天出去帮忙做佛事,得了20块钱,赶快跑去买纸买笔,欢喜满足终身难忘。他偶尔伏案写作,却被其它出家人或信徒认为是偷懒,无所事事。至今仍记得,一位常在寺中帮忙的老信徒达贤姑苦口婆心地劝他:“法师,你要去工作,不然你会没饭吃。”这期间他曾到苗栗法云寺看守山林三月余,趴在草地上开始写《无声息的歌唱》这本书。他还编辑《人生》杂志、为中广公司撰写广播稿等。

台湾佛教寺庙规模很小,不像大陆的古有丛林拥有属于寺院的田产,无法成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台湾寺院必须依靠社会上众多善男信女的捐助,或由僧尼出外化缘,才能维持下去。刚回归中国怀抱的台湾,经济条件极差,善男信女供养寺庙的能力相对降低,佛教能维持起码生存已是万幸,很难再求其它发展。台湾出家人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一般只会超渡诵经,谈不上弘法布教。佛教停留在“葬仪的宗教”,对社会、对群众生活起不了多少作用。知识分子学佛的更有如凤毛麟角。

星云一生中坐过三次牢,前两次分别是任白塔小学校长时,白天国民党来搜查共产党游击队;晚上共产党游击队又来偷袭国民党军队,他先后都被抓去逼问“敌军”情报。初到台湾,星云遭嫁祸为匪谍,与慈航法师(后来在汐止创弥勒内院的肉身菩萨)等数十名外省籍出家人一起被捕入狱。他们被关了23天,不能躺卧休息,受到捆绑扣押、呼来唤去的待遇。所幸由孙立人将军夫人张清扬居士担保,吴经熊居士等人奔走,才被营救出狱。

1952年,台湾“中国佛教会”改选理监事,他巧遇笃信佛教的李决和居士。来自宜兰的李居士已北上多次,希望能请一位法师去家乡讲经。但由于该地交通不便,往返宜兰只有两种方法:一是经九弯十八拐、险象环生的北宜公路;要不就是搭火车,要四、五个小时,中间经过很多山洞,常弄得“面目全非”——脸上、身上、鼻孔里都是黑煤灰。再加上宜兰经济条件较差,请过几位法师,都是只去一次就不再去了。李居士的心思被星云了解了,善良热诚的星云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年底,他第一次来到宜兰,之后他往返讲了几次经,信徒反应不错,星云决定住下来。就着雷音寺暂时栖身。

雷音寺占地五十坪,是宜兰最大的寺庙,然而他这时只能在大殿旁隔一角没有窗子的空间容身。屋子低,他身材高,一进去连头都抬不起来。驻锡宜兰没多久,星云开始了他的宏大的弘法计划,第一步是成立念佛会。1946年,宜兰念佛会讲堂落成,章嘉活佛及诸山长老云集宜兰祝贺,当地佛弟子欣喜若狂。讲堂里面供的佛像是台湾著名雕塑家杨英风先生早年的作品,杨先生也是宜兰人。

念佛会成立后,信徒日益增多,开始有了经常性的讲经活动。每逢发布消息时,由二位信徒扛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请听佛经”四个大字,另一位信徒打着手鼓边走边喊,引人注意。念佛会堪称宜兰佛教的“圣地”,当地人没有不知道的。即使到了今天,北门那一站的公车站牌上,站名仍写着“念佛会”三个醒目的大字。

30岁不到的星云弘扬佛教充满热情,在忙碌工作之余,主编《人生》杂志,每个月掏腰包买几百本送人;接着又办《觉世》旬刊,自己出去拉订户,所领到一点稿费,倾囊购买银制的字项链送给年轻朋友,希望他们戴在胸前,以为佛教徒的光荣。而那些学生会、儿童班使用的一本本笔记簿、一枝枝铅笔,也是他辛苦笔耕赚钱买的。

1958年,四月初八佛诞节,星云决定举办夜间供奉光明灯游行,由每个里提供一辆花车,巡回宜兰48里。当时宜兰只有五万多人口,竟有三万多人参加,万人空巷,争睹为快。这种创举令地方民众眼界大开,佛教徒也第一次了解到团结动员的意义。

自落脚在宜兰的12年间,一位外来僧人与这个纯朴的山城紧密结合为一体,情感深厚。没有雷音寺,就没有佛光山;没有佛光山,就没有遍布海内外的近一百个道场,更没有一千余出家弟子和百万以上信徒。雷音寺大殿供奉着庐遮那佛,是佛陀法身的根本,象征着雷音寺为根本源头。

近十几年来,星云开始跨海做国际性的弘法活动。在香港,先由何文田会馆起步,然后进驻沙田大会堂,最终移入全港最大、可容纳二万人的集会场所——红体育馆。1978年台北普门寺落成之后,由他首创的光明灯会、报恩会、妇女法座会、禅净共修活动等陆续展开。集传统与现代大成的“全省行脚托钵”及精致深入的“家庭普照”,匠心独运,有人名之为“服务到府”、“直销式”的弘法创举。

这时,宜兰弹丸之地已经不能满足汹涌而来的星云弘法事业,要发展佛教,就应该找一处腹地更大、资源更雄厚的空间,星云把注意力转向高雄。

星云早在26岁那年,驻锡雷音寺期间,就开始先后到高雄讲经,受到当地信众热烈欢迎,一直敦请他到高雄建立道场,并设置了高雄佛教堂、佛教文化服务处。后来他获得高雄市市议员洪地利等人支持,在寿山公园内建立寿山寺,开始定期往返宜、高两地这一北一南的据点。

1964年起,他在寿山寺内创设寿山佛学院,招收了20余名对佛教有兴趣的青年。不料第二届、第三届之后,学生日渐增多,寿山寺已容纳不下。毕业于寿山佛学院、现任佛光山文化院院长的慈嘉法师依然记得,因为空间不够,她们晚上只得利用寺院一角的纳骨堂自修。除了想改善学生读书的环境,也想为日后招收更多学生时做准备,星云计划仿照大陆丛林的规模、体制,在台湾南部设立一座兼具教育、文化、弘法功能的现代化道场。1967年,高雄佛光山道场正在创建,从此在台湾佛教界以佛光山为体系的星云佛教教团跻进了台湾的佛教界,日益产生了影响。如今已然是南台湾最醒目的地标,也赢得了“亚洲第一大佛教胜地”的美誉。

佛光山的宗风其实源自于星云一生致力的目标——人间佛教、生活佛教。他年轻时受太虚大师影响,意识到觉醒佛教必须要“打开山门,走入社会”,在台湾开展自己的事业以后,便以佛光山作为推动此一理念的勇气与实验之地,从而取得了成功。

星云提出佛光人的信条是:由“生活佛教”出发,“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给人希望”的四大信条。时下企业界流行所谓的“创造远景、建立共识”,星云早就开始实行了,佛光山上的徒众、学生、老师、工作人员,在精神、态度上都以这四大工作信条作为遵循的依据。星云多次以“怎样作个佛光人”为题,阐释这些理念。他说:

第一、佛光人要先入世后出世。今日佛教衰微,是因为过分忽略世间滋生的问题,急于求证出世的解脱,致使世人以为佛教是消极、厌世的。但如果和人间的实际生活脱了节,国家不爱、父母不孝、族友不亲,又能存容于天地社会吗?所以佛光人必然要先有入世的事业,然后再求出世的依归。

第二、佛光人要先度生后度死。佛教受社会最大的误解是——佛教为度死人的宗教,专为人死后诵经超渡。佛光人不反对功德佛事,但感到生者比死者更需要佛教。佛光人要推展佛教“从出家到在家”、“从寺庙到社会”,把幸福、欢喜布满人间。

第三、佛光人要学会先生活,后生死。学佛出家的终极目的固然是“了脱生死”,但开口闭口“我喜欢过清净的生活”、“我要入山修行”却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古来大德宗师学佛修行,都先发心为人服务,有的愿生生世世作一条老牯牛,为众人专事负重;有人发心服务苦行,一干就是数十寒暑。百丈怀海禅师更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生活清规,学佛要先办好生活上的资粮,人人照顾好自己的生活,才能再谈脱离生死轮回。

第四、佛光人要先缩小,后放大。“满瓶不动半瓶摇”是现代虚华浮夸社会的通病,佛光人要像千年老松,经得起岁月寒暑的流迁;要像严冬腊梅,受得了冰天雪地的考验,惟有忍耐的人才会成功,惟有缩小的人才能扩大自己。

在这些理念架构下,今天“佛光山”已不单指高雄县大树乡的佛光山寺,而是涵盖了一千多出家僧尼、一百多万信徒,影响力遍及海内外六大洲的一个“集合代名词”。

今日的佛光山,以组织规模论,应算是台湾最完备的;以信徒人数论,也在前列之内;以社会影响力而言,少有其它佛教团体能望其项背。

回顾过去30年的努力,星云颇感安慰,因为佛光山树立以下几项成就。

一、 建立现代教团的体制。包括:

1. 两序(男、女)有级,平等发展;

2. 僧信四众和谐相处;

3. 奠定教团事业基础;

4. 文化教育上的成就。

二、 建立国际佛教体系。包括:

1. 国际佛光会;

2. 各国道场;

3. 国际会议;

4. 宗派交流。

三、 建立人间佛教的社会。包括:

1. 生活法语;

2. 佛化家庭;

3. 社会运用;

4. 多项活动。

四、 建立两岸交流方式。包括:

1. 北方文化事业;

2. 南方教育事业;

3. 佛协为基础;

4. 文教为本怀。

从零为起点,以无尽为终点,星云心系时代的脉动,本出世的精神,走入世的道路。佛光山,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轨迹。

佛教文化是传播佛教的一个重要方面。星云情有独钟文字弘法,数十年来未曾中断以文字般若传播禅悦法喜的活动。

星云的一生虽未受过正式的写作训练,但他对文字写作却一直有份难抑的热情,视笔如拂尘,欲扫去人心的障垢,一直把它看作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在苗栗法云寺的山林中,他趴在地上写作《无声息的歌唱》,1953年又出版了第一本书《观世音普门品讲话》。这本书为他赢来声誉,数度被改编为舞台剧、闽南语及国语电影(《千金小姐万金和尚》),甚至成为电视连续剧(《再世情缘》,1993年在“中视”播出)。

1957年,星云首创灌制佛教唱片,灌了6张十英寸的唱片,收录20余首佛曲。佛教音乐最早是梵呗,“梵”是大梵天的音乐;“呗”是清净,梵呗是真正由天上传下来的音乐。它的音韵可使人在宁静安祥中升华自己的境界。当时受邀参加这项工作的台北工专吴居彻老师,虽与星云素昧平生,但从这位出家人的弘法事业看到,星云的观念非常新颖而富有创意,吴老师认同古老的佛教必须迈向大众化、生活化,因而倾力襄助。这6张唱片是佛教史上空前的杰作,也是划时代的创举,唱片尚未出版,已经造成轰动,各地争着预约,东南亚也有订单飞来。30年后,佛光山丛林学院二百多名学生,在台北“国家音乐厅”,参加台北市传统艺术季“梵音海潮音”的音乐会演出,第一次将佛教的梵呗音乐,带入“国家音乐殿堂”,给佛教音乐在新的时代定位。

佛光山始终坚守“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四大宗旨。

在文化工作方面,他们以纪念开山20周年行脚托钵法会所得净款,成立“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资助国内外佛教界的学术会议,奖助优秀人才深造留学。赞助佛教杂志《善知识》、《福报》、《佛教新闻周刊》的出版,并捐赠图书给各地图书馆、监狱、学校等。费时十年考订、注释、索引的《佛光大藏经》;荣获1989年金鼎奖的《佛光大辞典》;以及最佳工具书的《佛教史年表》,都是佛光山编藏处默默耕耘的结果,被誉为研究佛学的三宝。

此外,1957年创刊的《觉世》,是海内外几百万佛教徒沟通的桥梁,至今出刊不辍。1979年创刊的《普门》杂志,是惟一有广告收入、经销网络、计算机管理,并能够做到自给自足的一座弘扬佛法的灯塔。

在教育及培养人才方面,从最早创于1964年的寿山佛学院,最终形成到今天的三级僧伽教育。

在“以慈善福利社会”的宗旨下,秉持佛教慈悲为怀、民胞物与的精神,佛光山的慈善及社会福利事业是由“慈善基金会”统筹。其下包括大慈育幼院(抚孤)、佛光精舍(养老)、宜兰仁爱之家(济贫)、佛光施诊所、云水医院(巡回义诊)、僧伽互助基金会、友爱互助队(探访)、万寿园(墓园)等,可以说从人的出生到寿终,均涵盖在内。定期举办放生、冬令救济以及各种临时性的赈灾或急难救助不断,万寿园则免费提供两千个纳骨龛给高雄县政府社会局,让孤贫的死者有安息之地。

佛光山慈善工作还有一项与众不同之处,即特别体贴、顾念受帮助者的心理及尊严。设于佛光山上的大慈育幼院,住了约100位5至12岁孤苦无依的孩子,除了给他们生活上的庇护,更注意性格上的发展,避免让孩子产生自卑、孤僻或攻击性的倾向。

星云在草创事业之初,培育青年人才是投资财力、心力最多的项目,但其中的困难鲜少有人知道。在筹设中国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时,星云还曾率领学生卷起袖子、系上围裙,为香客煮饭炒面,希望他们吃得欢喜,愿意出资协助办学。

星云是一位天生的教育家,有许多理念非常值得教育界人士借镜。

他强调“心”的教育,主张以鼓励代替责备,以关怀代替呵斥。师父对弟子如此关心,弟子更涌泉以报。每当师父巡视全山,或南北奔波弘法讲经而误餐、疲累时,弟子总是随侍在侧,一杯热茶、一顿热饭、一条热毛巾,恭敬体贴自然流露。

星云患糖尿病多年,需要定时吃药控制病情,每餐饭后,只见弟子悄悄递上丸药及一杯温开水,见师父和水吞下,才安心退开,近几年他坐车旅行的机会多,每次上下车,随行弟子一定会帮他用手隔开车门框,深怕身材高大的师父不小心碰了头。

1985年9月22日,是佛光山世代交替、递嬗薪传的历史性时刻。

大雄宝殿前的广场上已黑压压的跪满了信徒。双手合十,鸦雀无声,目迎十多位青年法师在佛前诵经礼拜,钟鼓齐鸣中,引颈期待这一场台湾佛教史上首见的传位大典。完成传钵心愿的开山大师星云,由新住持心平、管理人慈惠法师,以及各地寺院住持等一百多位弟子送行,先至大雄宝殿向佛祖顶礼拜别,然后徐徐徒步下山,再一次巡礼他熟悉的一景一物、一花一叶。在弥漫着浓浓离情的气氛中,星云始终颔首微笑,频频挥手向信徒致谢,难舍得舍,难行须行,他坚毅的身影终于消失在山门外……。星云法师面对弟子眷恋、信徒依依,他心中却极为淡然,因为他相信惟有制度能使教团的生命延续下去。在传法大典中,他清楚说明退位的四个理由:

一、 法治重于人治。

二、 不是非我不可。

三、 退位不是退休。

四、 加强新旧交替。

在一千多得法弟子中,不乏僧中的才俊,其中:

心平法师为宜兰县人,现年58岁,随星云学佛逾三十载,1961年披剃出家。他虽身为首座弟子,但不摆师兄架子,个性谦和慈悲,深受大众敬爱。

素有“佛教界才女”之称的慈惠法师,现年60岁,出身宜兰世家。思路敏捷、行事周延,是担任管理员一职的不二人选。

星云退位至今十年了,真的做到了“放下”。退位后先是到美国闭关半年,以便让后继者从容接任。这些年,重要客人到佛光山拜访,即使他人在山上也不出面,完全由新住持接待。个别分院寺庙建设、共修、法会等也由弟子独当一面,不再插手干涉。如果有人来请示,一定会先问:“问过住持了吗?他的看法如何?”从不轻易表示意见。他之所以能如此,一方面是对佛光山组织运作及规矩制度很有信心,一方面显示他对新领袖的肯定支持。将心比心,他诚恳地说:“我最不喜欢人家‘丢碗不丢筷子’,退位了就该真正放手。”

对星云个人而言,卸下佛光行政之职,却因缘际会站上另一座更广阔的舞台,正所谓“舍得,舍得,要舍才能得”。

近年来,他风尘仆仆行脚各地,一个接一个佛光会在他鼓励下茁壮成长。

诚如老母亲把儿子送给了大众,星云也把自己交给了众生。一生只做过一次选择(出家),有无遗憾?问他,若岁月能重新再来过,他要怎么度此一生?他的回答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当和尚,但愿来生,还能再做和尚,甚至生生世世我都要做和尚。”

(责任编辑:荀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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