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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卷的形成和早期的佛教宝卷

本文作者: 4年前 (2014-08-12)

说唱文本:宝卷 什么是宝卷?简单地说,宝卷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在宗教(佛教和明清各民间教…

  

说唱文本:宝卷

 

    什么是宝卷?简单地说,宝卷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在宗教(佛教和明清各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

    这使宝卷具有双重的特质:作为在宗教活动中演唱的说唱文本,宝卷演绎宗教教理,是宗教经卷,不是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大量的宝卷是说唱文学故事,因此,宝卷又是一种带有信仰特色的民间说唱文学形式

      除了早期宗教宝卷外,演唱宝卷大都是“照本宣扬”的,所以宝卷不仅以口头形式流传,同时留下来大量卷本。据统计,当今海内外公私收藏宋元以下的宝卷文本近1600种,版本约五千余种,其中大部分是民间手抄本。(见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这是一大宗尚未充分发掘、整理和研究的民间文献。

“宝卷”的演唱形式:宣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宝卷成了热门的话题。不仅研究民间文学(俗文学),研究宗教、民俗、民间信仰、历史、语言等,都要提到宝卷,许多词典中也有了解释“宝卷”的条目。

  但是,由于宝卷的历史发展涉及的问题很多,而现存的宝卷文本多难获见,所以相关的论述和解释,大都是互相抄袭前人的论述。特别是宝卷的来源和形成问题,三十年代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第十一章《宝卷》中的推论: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和尚们到瓦子里说唱的“谈经”等是宝卷的“别名”,便成了定论;连郑先生表示怀疑的《香山宝卷》,也成了中国“最早的宝卷”。



 笔者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从事宝卷文献的整理和当代民间宣卷和宝卷的田野调查。接触过一些材料后,对郑先生的说法便产生了怀疑

  ⑴被郑先生称作“变文”的唐五代说唱文学作品(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大部分可在王重民等编校的《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重印)看到。它们有不同的体裁:佛教俗讲讲经的“讲经文”、说因缘的“缘起”“缘”,僧侣和民间转变的“变文”,民间说话的“话本”,唱的“词文”,诵的“俗赋”等,宝卷是哪一家的“嫡派子孙”
 ⑵“瓦子”中“说经”(又称“讲经”,见南宋后期文献《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等记载),至今没有找到大家一致公认的作品文本,有什么根据说它就是宝卷的“别名”?据明代人的记载和当今宝卷的演唱,都是在一系列宗教和信仰活动中进行的,而宋代的瓦子是市民吃喝玩乐的娱乐场所,按照当时人的说法,是“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梦粱录》卷19)。和尚们如何能在这样的场合举行严肃的宗教仪式招徕信众

  ⑶在清末通行刊本《香山宝卷》前有一篇无名氏的“叙”说,宋普明禅师于崇宁二年(1103)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今杭州)上天竺受“神”(一位“老僧”,暗示为观世音菩萨)启示,编写了这本宝卷。郑先生也认为“这当然是神话”。怎么可以根据这种“神话”,就确定这本宝卷是“最早的宝卷”?(按,早期的《香山宝卷》版本中,这篇“叙”是正文前面的一段“缘起”。另有一篇无法考实的署为“宋吴府殿下海印拜贺”序。)
至今研究者仍没有从历史文献中找到有关宝卷来源和产生的记载,因此,确定最早产生的宝卷,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

  但是,确定“最早的宝卷”,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宝卷刊本,如同上述《香山宝卷》一样,托古作伪。

  比如一本题识为金代“崇庆元年”(1212)“依旨修纂”、“至元庚寅(1290)新刻、金陵聚宝门外圆觉庵比丘集仁捐众开雕”的《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曾被认为是又一本“最早的宝卷”。可是卷中充满了明代中叶以后民间教派宝卷中才出现的“无生老母”信仰说词,唱的也是这一时期才时兴的小曲;而“聚宝门”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修建的“金陵新城十三门”之一,即今中华门。这个聚宝门外圆觉庵的和尚们,怎么会跑到元代初年刻印了这本宝卷?


  经过近二十年的探求,笔者认为以下三种宝卷是产生于宋元时期的佛教宝卷:
    ⑴题为“隆兴府百福院宗镜禅师述”的《金刚科仪》。隆兴府为南宋隆兴元年(1163 )建,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百福院”即旧南昌县进贤门外的古刹百福寺。宗镜禅师在南宋理宗赵昀淳佑二年(1242)编了这本《金刚科仪》,它是按照姚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三十二“分”,分段讲释这部佛经。



 ⑵元代前期佚名编《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简称《目连宝卷》《生天宝卷》),今存宣光三年(即明洪武五年,1372)蒙古脱脱氏施舍的金碧抄本,存下卷。演唱目连出家为僧,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到地狱救母的故事。(参见日·泽田瑞穗《金瓶梅词话中所引用的宝卷》,收入《增补宝卷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


  ⑶《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简称《西游慈悲宝卷》),演唱唐僧取经故事,它是近年从广西百色地区魔公教使用的经卷中发现,研究者认为它产生于元代大德十年(1307)之后。(参见陈毓罴《新发现的两种“西游宝卷”考辨》,《中国文化》,北京,第十三期,1996·6)


  从上述三种宝卷的题材看,它们继承了佛教“俗讲”的传统。

  佛教俗讲产生于唐代,是僧侣向世俗信徒“讲经说法”“悟俗化众”的宣传活动。一般在大型的法会上“讲经”,讲释佛经;在小型的法会(斋会)“说法”,说唱因缘故事,弘扬佛法。

唐代僧人讲经图

    晚唐时,京都长安有位被称为“城中俗讲第一”俗讲僧文淑法师,他吟经唱诵的音声,被教坊乐工改编成曲子《文淑(潊)子》(见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他讲经说法时,“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大概因为涉及男女关系,被认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唐文宗李昂时(827-840)被流放边地。(见唐赵璘《因话录》卷4)但日本求法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中记载,唐会昌元年(841)正月,京师长安“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文淑又在会昌寺讲《法华经》,并有“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的头衔。

  会昌二年(842),武宗李炎在全国范围内“灭佛”(佛教史上称“会昌法难”),是对佛教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此后社会一直不安定,五代时期更是战乱频仍,各朝政府对佛教都执行了严格的限制政策。因此,像唐代那样的俗讲和用“转变”形式说唱因缘故事(变文),除了在边远的州郡(如西北和四川地区),在中原地区没有延续下来。


宋代的勾栏瓦舍

 北宋时期,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京都汴梁(今开封)及一些大城市中已出现了公众娱乐场所“瓦子”。平时各种民间艺人都集中在瓦子中演出,在各种民俗节日,则沿街搭彩棚演出。佛教的寺庙,已不像唐代那样兼做民众的娱乐嬉游的场所。这也有利于净化佛教僧团的宗教活动,于是佛教僧侣便在为世俗信徒做的法会道场中,创造了新的讲经说法形式:科仪”和“宝卷”。

  大概最初“讲经”文本称作“科仪”“说因缘”(故事)文本称作“宝卷”,后来统一用宝卷名。所以,明代以后,《金刚科仪》一般称作《销释金刚科仪宝卷》;后出的讲释姚秦鸠摩罗什译《阿弥陀经》则迳称《佛说阿弥陀经宝卷》。


  在上述这些宝卷演唱开始时,要举行“恭请十方圣贤现坐道场”(“请佛”)、“讲解经题”、“举香赞”、“请经”“开经”等复杂的仪式,结束时要说唱“道场圆满”、诵“结经发愿文”、“随意回向”等,这些都同唐代佛教俗讲法会相似。


  但与俗讲主要在寺庙“聚众讲论”的形式不同,上述三种宝卷都是在固定的法会道场中演唱的。

  《金刚科仪》用于民众追荐亡灵或礼佛了愿的“金刚道场”,所以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词话》第51回写暴发户西门庆的妻子月娘夜间请薛姑子等尼姑在家中演唱《金刚科仪》(与书中其他多次宣卷不同,这次是在正房的“明间”演唱的),潘金莲听到中途不耐烦,拉着李瓶儿跑出来说:“大姐姐(月娘)好干这营生!你家又不死人,平白交姑子家中宣起卷来了!”

  《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用于“盂兰道场”(“盂兰盆会”),超度亡魂。

  《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是在《目连宝卷》前面演唱的,它的结尾没有“结经”“发愿”的仪式,而是唱“《升(生)天宝卷》才展开,诸佛菩萨降来临”,接着说唱《目连宝卷》。


  这些宝卷的内容也有特色,即使讲释禅宗经卷《金刚经》的《金刚科仪》,也出现弘扬西方净土、劝人“持斋念佛”的内容。这同宋元时期佛教净土信仰的普及有关。演唱唐僧取经故事的《西游慈悲宝卷》,用于超度亡魂,大致是让曾到“西天”取回“真经”的唐僧师徒,带领“亡魂”进入净土宗宣扬的“西方极乐世界”。现在苏北某些地区农民,用一组扎制的唐僧师徒为逝者做明器陪葬,也是这种信仰观念的遗留。


  从上述三种宋元时期的佛教宝卷的文本形式看,它们虽产生和发现于不同的时间、地区,但它们的主体部分的演唱形式却惊人的相同:它是由多段格式化的“”、“”、“”组成一个演唱段落,这些形式相同的演唱段落反复演唱,组成结构严整的一本宝卷。以下录出《目连宝卷》中叙述目连尊者请求佛陀亲自带领大众照破诸大地狱的一段为例。为了便于叙述,笔者为各段唱诵加了编号:


  ⑴尊者听狱主说罢,驾祥云直至灵山。长跪合掌,礼拜如来:“弟子寻娘得见,不能出离地狱。”佛告目连:“汝休烦恼,吾今自去。”目连听说,心中大喜,拜谢如来。尔时世尊领诸大众,驾五色祥云,眉间放万道豪光,照破诸大地狱,铁床化作莲池,剑树化为白玉。十大阎君,尽皆合掌,口念善哉,香花供养,礼拜如来。


  ⑵ 一切罪人皆得度,

   镬汤化作藕花池。


  ⑶ 如来足下起祥云,带领菩萨亿万尊;

   眉放白豪千万道,冲开地狱作天宫。

   十地阎君齐合掌,狱中神鬼尽来钦,

   众生都把弥陀念,感蒙佛力得超升。


  ⑷如来方便,普度群迷,现祥光塞太虚。豪光万道,充满幽衢。镬汤地狱,化作莲池。慈悲救苦,冤魂尽出离。


  ⑸ 尊者因大孝,游狱救亲娘。

   业障深难度,灵山动法王。


  从上述文本的形式看,它是一种以七言诗赞为主的说唱形式。

  ⑴是散说,它是浅显的骈俪文,即赋体,“说”(诵)起来富有音乐性。

  ⑵ 两句偈赞,它们的作用是向下面的唱词过渡。

  ⑶是每个演唱段落中的主要唱段,长短不一,唱的是一般民众熟悉的七言唱词流行曲调,在宋元时期被视作俚俗的“淘真”体(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唱涯词只引子弟,听淘真尽是村人”);在《目连宝卷》中有几段此处重头联唱北曲小令[金字经]、[挂金锁],说明这本宝卷产生在北方。

  ⑷ 是一段特殊的偈赞,形式上接近长短句的词曲,但在词曲中找不到相应格律的词曲牌。

  ⑸ 四句歌赞是一个演唱段落的收尾。

  《金刚科仪》因系讲释《金刚经》,则在每个演唱段落⑴之前加上一段转读(唱诵)经文。各段唱诵的内容也有特色:⑶是用歌唱的形式重复⑴散说的内容(或故事情节),(2)是两者间的过渡,⑷是⑴⑶段内容的发挥、铺展,(5)是向下一唱段落过渡。


  宝卷的这种形式,是受佛教忏法演唱过程仪式化的影响,即整个演唱过程按照一定仪轨,在如规如矩的行动中进行,因此唱、诵的词语,不能随便增、改。

  而“升座”讲经说法的俗讲法师(都讲),则可以即兴发挥,因此讲经文的散说和唱词的结构形式,根据法师说唱的内容设置,没有整齐划一的格式。

  将《敦煌变文集》所收多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同《金刚科仪》比较一下,便十分清楚:不仅讲经文同《金刚科仪》的形式不同,各个讲经文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

    据明代文献的记载,明代仍产生了不少佛教宝卷(主要在明代前期,有的也可能产生于元代),留有文本的如:

  讲释佛经的《大乘金刚宝卷》(简称《金刚宝卷》,讲释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佛说阿弥陀经宝卷》(简称《弥陀卷》,讲释鸠摩罗什译《阿弥陀经》);

  说唱佛教传说故事(因缘故事)的,如《香山宝卷》(又名《观世音菩萨本行经》,演唱中国佛教观世音菩萨的出身传说,即妙庄王三公主妙善立志出家修行,自割手眼救父,成道为观世音菩萨的故事)、《刘香女宝卷》(演唱刘香女自幼持斋念佛,历尽磨难修行成“佛”的故事)、《黄氏女宝卷》(演唱黄氏女三世修行故事)等。(参见车锡伦《明代的佛教宝卷》,载《民俗研究》,2005年第一期)


  明代正德以后(约1500年后),由于众多新出现的民间教派都用佛教资料“包装”,并采用宝卷的形式作为宗教宣传和宗教活动的方式,尽管仍有佛教的僧尼为世俗信众演唱宝卷(如《金瓶梅词话》中多处描写的尼姑演唱《黄氏女卷》等宝卷),但正统的佛教僧团一般都不把演唱宝卷作为佛教的宗教活动,佛教文献中也不记载有关宝卷的资料。


  但是,早期的许多佛教宝卷,特别是演唱妇女修行故事的《香山宝卷》《刘香女宝卷》《黄氏女宝卷》等,直到近现代仍被民间宣卷人演唱,且受到听众的欢迎。郑振铎在评述这类宝卷时说,它们“描写一个女子坚心向道,经历苦难,百折不回,具有殉教的最崇高的精神。虽然文字写得不怎么高明,但是像这样的题材,在我们的文学里却是很罕见的”。(见《中国俗文学史》第十一章“宝卷”)

  由于民间宣卷人演唱宝卷(宣卷)已改为坐唱,早期佛教宝卷每个演唱段落中内容的重复⑵⑷⑸三段歌赞消失了,只剩下⑴⑶两段说、唱;而在 ⑶唱段中,因听众加入“和佛”(和唱佛号“南无阿弥陀佛”等)而深受欢迎,民间宣卷人改编的这些佛教宝卷的本子,这一段唱词一般都比较长。

本文摘要(宝卷发展脉络):


  宝卷产生于宋元时期,是佛教悟俗化众的新的说唱形式,渊源于唐人佛教的“俗讲”,并接受佛教忏法的形式,与瓦子中的“说经”没有关系。


一、唐代的俗讲和变文在中原地区没有延续下来


  唐五代说唱文学作品“变文”,有不同的体裁:佛教俗讲讲经的“讲经文”、说因缘的“缘起”“缘”,僧侣和民间转变的“变文”,民间说话的“话本”,唱的“词文”,诵的“俗赋”等。


  唐代“会昌法难”,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以后社会一直不安定,五代时期更是战乱频仍,各朝政府对  佛教都执行了严格的限制政策。因此,像唐代那样的俗讲和用“转变”形式说唱因缘故事(变文),除了在边远的州郡(如西北和四川地区),在中原地区没有延续下来。


  现代的宝卷并非从唐代的变文而来。



二、宝卷产生于宋元,源于唐代“俗讲”,并接受佛教忏法的形式


  唐代佛教的寺庙,兼做民众娱乐嬉游的场所,所以有“俗讲”活动。


  佛教俗讲产生于唐代,是僧侣向世俗信徒“讲经说法”“悟俗化众”的宣传活动。

  一般在大型的法会上“讲经”,讲释佛经;

  在小型的法会(斋会)“说法”,说唱因缘故事,弘扬佛法。


  佛教宝卷产生于宋元时期,如:《金刚科仪》;《目连宝卷》《生天宝卷》;《西游慈悲宝卷》。


  宋代,由于寺院不像唐代一样是公共娱乐的场所,所以在寺院中就没有俗讲活动。

  佛教僧侣便在为世俗信徒做的法会道场中,创造了新的讲经说法形式:“说因缘”(故事)文本称作“宝卷”,后来统一用宝卷名。


  宋元的宝卷继承了佛教“俗讲”的传统。

  在上述这些宝卷演唱开始时,要举行“恭请十方圣贤现坐道场”(“请佛”)、“讲解经题”、“举香赞”、“请经”“开经”等复杂的仪式,结束时要说唱“道场圆满”、诵“结经发愿文”、“随意回向”等,这些都同唐代佛教俗讲法会相似。

  但与俗讲主要在寺庙“聚众讲论”的形式不同,上述三种宝卷都是在固定的法会道场中演唱的。

  如: 《金刚科仪》用于民众追荐亡灵或礼佛了愿的“金刚道场”;《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用于“盂兰道场”(“盂兰盆会”),超度亡魂。


  从宋元时期的佛教宝卷的文本形式看,它们虽产生和发现于不同的时间、地区,但它们的主体部分的演唱形式却惊人的相同:它是由多段格式化的“说”、“唱”、“诵”组成一个演唱段落,这些形式相同的演唱段落反复演唱,组成结构严整的一本宝卷。


  宝卷的这种形式,是受佛教忏法演唱过程仪式化的影响,即整个演唱过程按照一定仪轨,在如规如矩的行动中进行,因此唱、诵的词语,不能随便增、改。

  而“升座”讲经说法的俗讲法师(都讲),则可以即兴发挥,因此讲经文的散说和唱词的结构形式,根据法师说唱的内容设置,没有整齐划一的格式。


  将《敦煌变文集》所收多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同《金刚科仪》比较一下,便十分清楚:不仅讲经文同《金刚科仪》的形式不同,各个讲经文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


三、明代正德后,佛教宝卷发展结束,但民间宝卷传承直至今天


  明代仍产生了不少佛教宝卷(主要在明代前期,有的也可能产生于元代),留有文本。


  明代正德以后(约1500年后),由于众多新出现的民间教派都用佛教资料“包装”,并采用宝卷的形式作为宗教宣传和宗教活动的方式,尽管仍有佛教的僧尼为世俗信众演唱宝卷。

  但正统的佛教僧团一般都不把演唱宝卷作为佛教的宗教活动,佛教文献中也不记载有关宝卷的资料。


  但是,早期的许多佛教宝卷,特别是演唱妇女修行故事的《香山宝卷》《刘香女宝卷》《黄氏女宝卷》等,直到近现代仍被民间宣卷人演唱,且受到听众的欢迎。


  由于民间宣卷人演唱宝卷(宣卷)已改为坐唱,早期佛教宝卷每个演唱段落中内容的重复三段歌赞消失了,只剩下两段说、唱;而在唱段中,因听众加入“和佛”(和唱佛号“南无阿弥陀佛”等)而深受欢迎,民间宣卷人改编的这些佛教宝卷的本子,这一段唱词一般都比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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