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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出版事业的回顾与展望——黄夏年

本文作者: 8年前 (2010-07-09)

教传入我国,即开始了我国的译经、写经和抄经的事业。清末民初,我国藏地佛教、上座部佛教稳步发展,汉地佛…

教传入我国,即开始了我国的译经、写经和抄经的事业。

清末民初,我国藏地佛教、上座部佛教稳步发展,汉地佛教则由衰微开始复兴。居士杨仁山创办了金陵刻经处,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整理,出版了一批校勘精致、质量一流的佛典和有特色的佛教研究著述。重要的佛教刻经团体还有:扬州江北刻经处、常州天宁刻经处、天津刻经处、北京刻经处、三时学会、佛学书局等。它们有的是由僧人或寺院管理,有的是由居士承办,并且吸收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市场管理办法,如实行股份制,每股10元,集资合股,白办股份公司。一些专门从事出版书业的单位,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了一批学者撰写翻译的著作,他们都是学有所长的著名学者的潜心著述,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垣的《清初僧诤记》、《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等。太虚、圆瑛、印顺等法门龙象也出版了《太虚大师全书》、《印度之佛教》以及一些经疏。这些著作质量很高,史料丰富,已成为佛学界的名著而传世。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还有一大批重要的、有影响的佛教刊物出现,据说最多时曾达到4()()余种。其中以《佛学丛报》最早,《海潮音》历史最久。还发行有《佛化报》之日报,而上海的《佛教日报》篇幅最大。可以说,佛教出版事业一时隆盛。但是,由于中国频经内忧外患,刚刚兴起的佛教出版事业很快萧条下来,许多团体和杂志纷纷倒闭或停刊,到40年代末,中国大地只剩下金陵刻经处和三时学会,及《海潮音》(现在台湾发行)等寥寥几个团体和杂志,步履艰难,勉强支撑。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的出版事业主要在藏区的寺院进行,但有许多藏文经典曾被译为汉文在内地出版,学者据此做过研究,写了一些著作。云南上座部佛教的出版物,也主要是由寺院僧人负责承办,手抄的经典居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中国佛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56年以前,国内政治生活基本正常,佛教学术活动仍在开展,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了贯彻,上海佛学书局、上海弘化社等单位出版了一些佛教典籍。1950年在北京成立了现代佛学社,出版了《现代佛学》月刊,上海也有《觉讯》、《弘化月刊》、《觉有情》等佛教刊物的出版,发表了一些学者撰写的佛学论文。三时学会还编纂了《汉藏佛教词汇》、《中国佛教经济史料》、《亚洲各国佛教史要》、《中国与亚洲各国佛教关系史料》等资料。赵朴初撰写了《中国的佛教》(英文)。李荣熙做了佛典《百喻经》、《法住记》、《比丘戒本》、《比丘尼传》的英译工作和《锡兰佛教史》的汉译。叶均翻译了巴利藏经《清净道论》等。金陵刻经处还整理了《玄奘译撰全集》400卷,英文《玄奘法师传》。学者还为英文《佛教百科全书》撰写了150万字的稿,并做了英译工作,整理拓印了房山云居寺石经。但是,1 956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受到的思想干扰,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能真正贯彻落实,因此使上述很多成果得不到重视,也没有机会正式出版,只能以油印的形式在少数人中间散发,在社会上没有多少影响。到1964年全国唯一的一份佛教专业刊物《现代佛学》也被迫停刊。

与此同时,出版界正式或内部出版了一些与佛教有关的佛学著作或译著。这些出版物,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些名著的再版或新版。1 955年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由中华书局出新版.1962年再版。陈垣的《清仞僧诤记》、《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也同时再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贺昌群译的日本羽溪了谛的《西域之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群力等译自苏联学者雅吉莫夫等撰写的大百科全书辞条《佛教喇嘛教基督教》、李渊庭译柯切托夫的《佛教的起源》等等。

()一些新著出版。1958年田光烈的《玄奘及其哲学思想中之辩证法因素》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这是大陆开始出现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和立场来研究佛教的著作之一。5年后,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较系统地用马列观点和方法对佛教做了一些闸述及研究。这时对历史做过贡献的僧人传记或介绍,主要是有关玄奘的读物,约有20余本,涉及上海、北京、黑龙江等多家出版社。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了《法显传》。有关藏传佛教的书也有出版.商务印书馆出了王沂暖译的《西藏王统记》(1 951年版),民族出版社出了《达赖喇嘛》(1956),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了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1963)等等。

()一些调查报告或与佛教密切相关的著作出版。从50年代开始,人民政府组织了学术界对全国石窟展开了调查工作.随之又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发表了很多调查报告和画册等。先后出版了《中国北部的石窟雕塑》(北京朝花美术社,1956)、《长清灵岩宋塑》(北京人民美术版,1959)、《龙门石窟》(北京文物社,1 961)、《北京法海寺壁画选》(北京人民美术社,1 960)、《四川邛崃唐代龙兴寺石刻》(中国古典艺术社,1958)、《印度阿旃陀石窟绘画》(人民美术社.1955)《巩县石窟寺》(文物社,1963)、《云冈石窟》(1957)等等。有关敦煌石窟艺术书籍的出版.也占有一定的比例,重要的有《敦煌莫高窟》(上海人民社,1957)、《敦煌彩塑》(人民美术社,1 960)、《敦煌艺术》(中华书局,1 960)、《敦煌莫高窟(366—1956)(甘肃人民,1957)等等。上海还出版了常任侠《佛经文学故事选》(1961),成都出版了《佛教音乐》(1960),佛陀的画册也由佛教协会编纂出版。上海和北京还分别出版了范祥雍和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注》。1966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暂时没有任何新的佛教读物出版或再版。

以上可以看出,从1950年到1966年的16年间,我国佛教界和学术界及出版界做了一些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大陆佛教界和学术界出版了120种佛教读物,发表论文约550余篇。其中不包括内部或油印出版物。有的著述是佛教界自己出版流通,市面上很少见到。有些出版物虽以文物整理的面貌出现。但客观上却反映了佛教文化的内容。公开出版的数量以石窟艺术和人物(玄奘)为最,佛教思想和文学的著作研究最少,反映当时人们在的思想影响下的心态。值得提出的是,这一时期不管正式出版还是未正式出版的佛教读物,其质量都是挺高的,有的甚至是学者一生研究的心得,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时的潜心治学之产物。例如,藏学家王森撰写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是解放后一部比较系统的藏传佛教史专著。1965年虽由内部铅印出版,但是影响很大,流行于学术界,获得好评,曾被很多大学当做教材使用。当然,也有些著述在的思想影响下,发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议论,有些过火,但这是当时时代的产物,作为资料保存是有一定价值的。总之,这一时期的有关佛教出版物数量虽少,却质量精致,给国内新的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资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影响是深远的。

1976年中共中央实行拨乱反正的政策,佛教活动开始恢复,佛教研究突破禁区,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心川、戴康生、杨曾文和韩廷杰等人撰写的《世界三大宗教》,里面介绍了佛教。这是我国出版界首次正式出版的佛教概论的著作。同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吕激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是新时期以来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不久.中国佛教协会出版了赵朴初的《佛教常识答问》。从此佛教读物可以重新公开出版,并且形成普及著作和学术专著并行,佛教内部流通和各出版社公开出版两种模式。中国佛教协会还发行了佛教专业杂志《法音》、《佛教文化》。各地佛教协会发行了《广东佛教》、《上海佛教》、《洛阳佛教》、《台州佛教》、《九华山》、《江西佛教通讯》、《甘露》、《西藏佛教》、《禅》、《浙江佛教》等刊物。一些佛学院出版了《上海佛学院院刊》、《闽南佛学院学报》等。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创办了《佛学研究》的学术刊物。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地方分院的一些宗教研究所等单位和一些大学也办有登载佛教文章的刊物,重要的有《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资料》、《宗教学研究》、《宗教》、《五台山研究》、《当代宗教》、《南亚研究》、《中国藏学》、《西藏研究》等等。众多刊物涌现,正确地宣传、普及了佛教知识,更重要的是繁荣了佛教学术研究事业,表明了我国的佛教研究和出版事业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越来越产生重要的影响。纵观我国新时期的佛教出版事业的道路,大致表现了以下一些新的特征:

()出版佛教读物的组织或单位不断增多。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佛教读物的出版也越来越受到各出版社的重视和关注。在现阶段.我国数百家以文科读物为主的出版社中,不出版佛教读物的出版社是绝少的,过去只由商务、中华等几家单位出版有关佛教读物现象已经打破,甚至一些理工大学出版社也涉及这一领域,反映了人们的观念和出版社的视角正在起着变化,读者人数正在增加。在佛教界内部,除佛教协会印刷了一些佛教书刊外,还出现了南京、福建莆田、上海佛学书局和九华山四大刻经基地。最近,四川成都也成立了佛经流通处。   

()出版内容不断拓展。过去大陆的佛教出版物主要偏重在佛教史或佛教思想方面,反映了我国历史上沿习下来的治学传统。现在.出版社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从各种角度、不同内容及视角下,出版涉及广泛领域的佛教读物。如出版了《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1934—1984)(北师大出版社,1 986)、《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西夏佛教史》(青海人民,1 988)、《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社,1990)、《佛教大藏经史(81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 990)、《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1982)等专题性的佛教研究著作。佛教美学、教育等方面也有专著出版。还编纂出版了一些工具书。有关佛教神祗、仪礼等内容也有介绍。佛教协会系统则出版了《中国佛教》(知识社,1981年,4)、《南传佛教史简编》、《佛教与精神文明》、《戒定慧基本三学》等等。此外,佛教音像、电视、电影等作品也经常不辍。特别是历史上从无人写的云南上座部佛教,也有比较系统的介绍。众多出版物,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和出版界的繁荣新气象,更好地促进了这方面的研究。

()出版物的学术观念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在的思想影响下,人们把宗教看作精神鸦片,简单的斥之为唯心主义。在许多谈佛教的书或文章里,都把消灭宗教作为宗旨。现在,人们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对佛教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认识到佛教能够在世界上流传几千年,覆盖了世界很多地区。并对人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广泛影响,必有其存在的理由或原因,而决不是简单的鸦片唯心主义就能概括的。学者们指出,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所以,佛教既是一种信仰,又是一种社会力量,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如今这种比较客观的观点已经在很多出版物中得到反映。当然。学术问题是允许大家论争的,只要在不违犯宪法及有关法律、不伤害教徒的宗教感情的原则下,各种不同观点都能得到公开发表的机会。出版物观念的变化,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深层反思和重新建构的一种认识。

()佛教读物的出版步随国内社会思潮和学术热点而发展。1982年大陆学界人士在上海讨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学术问题,到1985年,中国文化的讨论已经演为文化热潮,在中国各地骤然兴起。本以出世为特征,远离俗尘的佛教,也受到学者们和出版社的关注,于是佛教文化的读物应运而出。比较重要的著作有:《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8)、《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社,l 988)、《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湖南人民社,1988)、《佛教文化面面观》(齐鲁书社,1989)、《佛教文化百问》(中国建设社,1989)以及《贝叶文化》(云南人民社,1990)、《中国佛教文化论稿》(上海人民社,1991)等。还有一批《五台山佛教文化》、《峨眉山佛教文化》、《乐山大佛文化》等论文面世。甚至还出现了字数达数百万的《佛教文化》(吉林人民社,1991)大型书籍,它们均从宏观与微观的各个角度做了深入的阐述,较全面地反映了佛教文化的特征。

与此同时,禅宗的研究也是学术界和出版界的热点之一,出版了《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社,1986)、《禅宗:文化交融和历史选择》(上海知识社,1990)、《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江苏古籍,1 992)、《禅外说禅》(黑龙江人民社,1991)、《佛教禅宗百问》(中国建设社,1989)等。佛教协会也已出版了《禅宗大意》(1986),在禅宗与诗歌、美学等方面也有不少书籍出版。总之,禅宗读物已成为一些出版社的重点出版物,在读者中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有的禅宗读物还在全国优秀图书评奖中,获得了较高名次。

几年前一度掀起的气功热,也促使佛教参入这一热点,并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围绕气功理论和实践,一批佛教禅定和藏密的书籍被竞相出版。它们对气功的流行发展,提供了理论咨询和实践依据。总之,近年来在文化界和学术界发生的大的变化和热点,必然要反映在佛教上来,因此也就受到出版界的重视,大量与此有关的佛教读物得以出版。

()佛教读物的质量参差不齐。在现阶段已出版的一些佛教读物中,有的书籍确实是一些专门从事这一学问的学有专长的学者的精心撰述,甚至是集毕生精力投入的心得。如吕潋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社,1979)、周叔迦的《周叔迦佛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91)、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国社科)和王森的《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等等。虽然其中也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学者们一致公认这些著作学风严谨,资料可靠,论证较严密,特别是在对佛学的理解和阐述,比较准确、可信,故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并被广泛利用。但是也有一些已出版的读物,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有的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则不该犯。一些著作的质量问题,还在海外引起了看法。日本学术界,曾因为中国某些佛教读物出现的错误,发表书评,表示畏惧

()佛教读物的规模日益扩大,装帧形式越来越新颖。文革前我国出版的佛教读物均以单本和素朴的封面形式而出现。现在,除了单本的佛教读物不断出版外,一些出版社还推出套书或大型丛书。如17卷的《中国石窟》、60卷本的《中国美术全集》(佛教部分)120盒的《中国佛教音乐》录音带,以及《宗教文化丛书》、《禅学丛书》、佛教协会的《中国佛教文化丛书》、《法音文库》等等,在封面设计和版式编排上,则精心安排,尽可能反映出全书的宗旨,选用精美的照片,以求给读者开始就留下好印象,吸引读者注意力。前段时间曾有不少佛教读物用黑色封面来表示宗教的深邃神秘不可测的特点。也有用黄色来装潢,以传统的佛教常用的颜色做醒目的标志。现在出版的佛教读物有很多封面越来趋于使用浅淡颜色装饰,以适合现代们生活节奏轻快的特点。至于一些佛教杂志,其封面采用了大量的彩色相片,加上内容丰富的版面,印刷精美,颇能吸引读者,仅《法音》每期流通就达18千份。

()名著、译著重新出版,古籍整理出版。近年来,为满足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读者的需求,出版界和佛教界曾先后多次再版和重新刻印有关典籍。除了重版汤用彤、陈垣等老一辈学者的名著外,还再版梁启超、蒋维乔、黄忏华、丁福保等人的佛学著作或工具书。一些台湾出版的佛教书,如印顺的《中国禅宗史》、张曼涛主编的《中国佛教文化》等也先后在大陆影印出版。现阶段对国外佛教学者撰写的著作也不断翻译出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印度教佛教史纲》第一卷(1982)、《印度佛教史》(1987),上海复旦大学出版了《印度佛教史概说(1989)。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特别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开展,出版界曾经出版了日本佛教学者的大量著作,尤以铃木大拙的作品翻译最多,大概近10部。其次是池田大作的作品。其它重要的还有《日本佛教史纲》(1981)、《日中友好二千年史》(1992)等。巴利语的佛典《经集》(1990)也在我国首次翻译出版。古体梵文《妙法莲华经》也经学者倒译成拉丁体正式出版。佛教协会还将译自藏文的《解深密经》、《印度佛教史》等印刷流通。一些泰文与佛教有关的史书,也译成了汉文出版。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还从汉文译成藏文出版。这在现代中国学术界还不常见。一些大陆学者的著作也引起了海外的注意,台湾已经出版了不少大陆版的佛教书籍。有的书籍还在日本和欧美等地译成日文或英文出版。大陆学者的成绩已经受到国内外出版界的注意。

近年来,大陆对佛教古籍的整理和出版也是显著的。这方面的成果,当首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藏经》和佛教协会拓印的《房山石经》以及佛教协会与文物出版社合作重印的《乾隆大藏经》(亦称《龙藏》)。这几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国家和佛教协会都先后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一些有价值的佛教典籍也经学者标点、注释和整理出版。已先后出版了《坛经校释》、《华严金狮子章校释》、《法显传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五灯会元(校注)》、《宋高僧传(校注)》、《义净求法高僧传(校注)》等等,还出版了英汉对照《肇论》、《中国佛教思想史资料》等等。它们对保存和开发珍贵的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一些出版社和佛教协会及名山寺庙都不断推出再版佛经,方便信徒和读者的需求。

现阶段我国佛教读物出版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彻底的变化。笔者估计,已公开出版或寺庙流通的佛教读物至少有干种以上,发表的论文已无法统计。它们涉及了佛教史、佛教哲学、教义、经典、宗派、人物、心理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医学、语言学、文学、艺术、考古、音乐、教育、文献学、美学和文化等领域,无论在观念上、题材上以及深度和广度上都是过去不可比拟的。佛教读物的出版从少到多,从品种单调到内容多样,这是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正确贯彻指引下,取得的积极成果。表明佛教已经走出出版禁区,人们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市场和寺庙里出现了众多的佛教读物,人们对佛教已经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将会有选择地读一些佛教读物,势必会使佛教出版事业发生一些变化,以选题和质量取胜的竞争机制将在佛教图书市场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佛教读物并不会因此而在市场饱和。现在常识性或概论性的读物多,禅宗的读物多,中国佛教的读物多,而有关其它宗派,外国的佛教读物等许多领域至今还少有专著出版。因此,目前既需要继续出版通俗介绍佛教的常识性书籍,还需要有高品位的研究专著和相应的高水平的书评。佛教出版事业必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佛教的振兴而日趋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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