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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的批判与超越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4-04-08)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的批判与超越——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的批判与超越

——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黄学胜[i]

 

[摘要]现代政治从维护人的权利出发,将道德与政治分离开来,带来了种种现代文明弊端。卢梭、黑格尔等人力图重建政治的道德基础,黑格尔法哲学是现代政治的最终完成。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的批判围绕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来展开,他不再为现代政治寻求美德支撑,而是在揭示和批判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提出了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思想,并构想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马克思既是一个现代政治的激进的批判者和超越者,同时也是其价值理想的最坚定的追求者。

[关键词]:现代政治  道德基础  个体权利  共产主义

 

现代政治的主流话语为了实现个人权利的最大化而将政治与道德分离开来,但在卢梭、黑格尔等人看来,这却会带来功利主义、虚无主义等种种现代文明弊端,因此他们力图重建政治的道德基础,为现代政治寻求美德支撑。马克思偏向于后者,但又超越了后者,他是在揭示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以及批判分析了现代解放的限度和现代社会的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从而一方面对现代政治提出了最高的道德要求,将现代政治的道德述求,转化成了对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向往上来。另一方面又不仅仅停留于为现代政治寻求美德支撑,而是将政治问题转化成了经济问题,又将政治解放问题转化成了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问题。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既是一个现代政治的激进的批判者和超越者,同时也是其价值理想的最坚定的追求者。梳理这一批判对于理解唯物史观的诞生及其当代意义,将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现代政治设计:政治与道德的分离与结合

 

一般而言,现代政治是相对于古代政治而言的。古代政治观念认为人是有朽的、自然是不朽的,人的自然本性就是以“有朽”追求“不朽”,实现自身的完善,而这又只有通过建立不朽的功业即城邦才有可能。因此城邦是为了实现人的完善和使人过上有德性的生活建立起来的。“建立共同体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善好”。 [1](P248)政治生活是第一性的,是最高的理想,政治和德性统一在一起。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强调神权、教权的第一性,而俗世政治应从属于它们并听命于上帝的安排才能实现善好。随着近代自然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主体性获得了肯定,这强烈冲击了宗教神学。从此,“对于知识的理性追求被认为是由科学作为媒介并通过科学而达到的;而人类进步则是以体现和保障人类自由的个体权利作为评价标准的。”[2](P9)因此现代政治力图从“天国”解救人,通过确立世俗生活和世俗政治的合法性来维护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

 “现代政治区别于古代政治的核心内容是自由民主政体的建立。”[3]共和、代议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主要代表。现代政治的主流话语是强调道德和政治的分离,认为它们分属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古代政治强调政治生活的第一性,个人只有通过对公共生活尽义务,才能实现自身的完善。现代政治则强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公共领域是个人参与或契约化的结果,因此政治不得反过来干预或者限制个体权利,反而应当实现个体权利的最大化。“现代政治认为政治在人类事务中不居于最高一级的地位,而只是第二性的,是消极的,是关于现实世界中可能之事的艺术。”“现代政治‘只是一种服务行业,它使人们能够顺利地参与生活的游戏’。” [3]马基雅维利首开政治与道德分离之河,将政治学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霍布斯将国家理解成了为了结束“人与人像狼一样”的自然状态而建构起来的满足人的欲望、调节人们之间的冲突的共同体;洛克不同意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是自我保存的,国家的建立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免遭侵害。因此近代政治哲学的主流是强调国家和政治变成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补充,它们的建立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民主、平等、私有财产等个人权利。道德或善的问题相应地变成了个体公民自身的事情。

政治不承担道德的功能,变成了一种工具,道德被驱逐到了个人领域,变成了私人的事情,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会直接瓦解政治设计的最终目的: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平等。因此以卢梭、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构成了现代政治批判性的另一脉。他们力图为现代政治寻求美德支撑,克服现代文明的弊端。在卢梭看来,霍布斯、洛克等人“只考虑人的需要的满足而忽视人对完满性的渴望,只考虑获取幸福的手段却忘记了幸福本身。”结果是,现代政治只以保护个人权利为目标,“金钱取代美德成为人性价值的目标,自私自利取代仁义慷慨成为人际关系的普遍状态,虽然带来了平等和安逸,但却破坏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和公民对政治体制的忠诚。”[4] “公共事务却被忽视,或者单凭私人利害的需要和指导去处理。”[5](P14)人成了自私利己的个人,法律变成了保护个人追求私利的法律。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在法律或政治领域有形式的平等,在社会现实中却存在着广泛的不平等。卢梭试图重新为政治奠定道德基础,因而批判了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将人的真正自由理解为道德自由,而不是私有财产的自由。“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6](P26)他认为“公意”应当成为政治的道德基础。因为“公意”是人们意志的内在结合,是普遍意志,永远不会出错。法律应当根据“公意”建立起来,法律面前人人自由平等。人们“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 [6](P26)因此在此基础上,他力图重建公民社会,将个体的人从市民变成公民,借助于遵守法律和对共同体负责而最终实现自由。民主共和政体成了他的政治理想。政治变成了一种必要的恶,个人对政治或共同体的义务优先取得了个体权利的优先。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继承了前人的政治思想,是现代政治设计的最终完成。他强调个人权利也强调个人义务。认为,个人的基本权利、财产不可侵犯是现代世界的成就,现代政治应实现个体权利的最大化。但片面强调个人权利,又会造成人的世界的分裂,带来一个功利世界。因此国家除了应保证个人权利,保护私有财产之外,还应该为人们提供集体认同和精神归宿。黑格尔是倾向于卢梭的。但问题是他认为“公意”概念是纯形式的,这里的“意志”是单个人的意志,“公意”是单个人意志的结合,它一旦得势,就会破坏国家的绝对权威,使人们为了个人利益而失去国家认同并最终带来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极端的否定性”。因此,应当摈弃“公意”概念,重新确立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他认为,现代世界是以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为前提的。市民社会是人们追求私利的场所,个体的人在其中有追求私利的自由和可能,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但它却是把个人原则提升为社会的普遍原则,因此必然会走向崩溃。故此社会应当从属于国家,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实现“全体的自由性”和“伦理的总体性”。“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 [7](P253),“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国家是在地上的精神”,是“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 [7](P258-259)。因此国家能够将个体原则提升为伦理原则,从而克服虚无和功利。个人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 [7](P254)。这样,黑格尔试图以“绝对理性”国家克服大革命中“想象的理性”,以国家综合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8](P44)在黑格尔的视野中,符合这一形态的国家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它既能体现政治的伦理性,又能保障个体权利的最终实现,还能避免功利化的世界的“对抗”和“分裂”,是最理想的状态。

 

二、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的批判分析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作为一个黑格尔的信徒,对政治充满了激情,希望理性的法和国家能够实现所有人的自由。但“物质利益难题”的出现,击破了马克思的这一梦想:国家和法的领域是以某种更加深层的社会现实为基础的,这使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的构想产生怀疑,进而促使他对黑格尔法哲学展开批判分析。马克思和卢梭、黑格尔等人一样,执着于人的普遍自由平等理想,希望解决现代文明的弊端,但是他“反对把政治问题变成道德问题,而坚持把政治问题理解为经济问题”[4],他不再为现代政治寻求美德支撑,而是在揭示政治的社会基础的前提下,将政治的德性或伦理性的问题变成了社会如何获得解放的问题。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的集中批判是围绕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来展开的。

首先,马克思指出了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黑格尔的国家观是以其思辨哲学为基础的。在黑格尔那里,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9](P38),目的是“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 [9](P43) 解决形式与内容、哲学与历史、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为此,黑格尔将人类历史理解成绝对精神运动发展的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展开和自由意识的推进,而人的自由和其他权利可随着这一动态发展过程获得最终实现。这种实现体现于国家中,因为“国家是在地上的精神”,是“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7](P258-259)它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是高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从家庭、社会到国家的推演纯粹是“迎合逻辑”,是“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是“都把观念当作主体,而把本来意义上的现实的主体,例如,‘政治信念’变成谓语。”[10](P14)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现实关系变成了观念的想象的运动。而这是颠倒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真实关系的。事实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前提,正如物质利益难题所显示的那样,国家没有能力统一各种矛盾,各种现实的矛盾是左右着国家权力的运作的。因此,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分裂本性面前,政治国家不能起到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的综合作用,相反,它作为市民社会中各种矛盾本性的体现和反映,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必然是以市民社会为前提和基础的。这样马克思便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再度颠倒过来。黑格尔的问题是,他将一切现实的问题都变成了精神展开的某个环节,这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唯心主义,因此造成他对市民社会批判分析不够,陷入了新的国家神话。既然不能将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问题通过国家来解决,那么,唯一的道路只能是从国家重新返回到市民社会,并通过深入剖析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往后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实现。由此,马克思渐次离开了现代政治关于政治道德问题的探讨框架,而走上了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

其次,马克思不仅揭示了政治的社会基础,还对政治和社会领域展开双重批判,揭示了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双重抽象性。

马克思认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世界就被分裂为国家与社会两个领域。黑格尔将社会纳入国家范畴,陷入了“国家”神话。马克思则进一步分析指出,黑格尔的国家不过是“抽象的国家”。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制度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宗教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尘世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天国。”“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就是人民生活的经院哲学。君主制是这种异化的完备表现。共和制则是这种异化在它自己领域内的否定。”[10](P42)因此,现代国家制度只是一种国家形式,只具有形式上的普遍性,人自由平等只是形式上得到了肯定,实际上是掩盖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人民的尘世生活和政治生活依然是割裂的。现代国家之所以是抽象的,是因为它只是在人们的想象当中才能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就像人们在宗教生活中,只有借助于想象才能避免现实的不幸一样。

政治国家的这种抽象根源于现代社会本身。现代社会就是以个人主义原则为通行原则的社会,“个人的存在是最终目的;活动、劳动、内容等等都只是手段。” [10](P101)现代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于资本的不断增值。正是在资本原则支配下,现代社会充满着分裂和斗争。“在市民社会中,······金钱和教育是这里的主要标准。……市民社会的等级既不以需要即自然因素为其原则,也不以政治为其原则。这里是划分开来的群众,他们是仓促形成的,他们的形成本身是任意的而且不是组织的。” [10](P100)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抽象的原子个人,它们是分离和对抗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是这里盛行的原则。

因此,这构成了现代的二元论,人获得了双重身份,过着双重生活:“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 [10](P172-173)在这两种生活中,人都是“不真实”的。

最后,马克思还指出了政治解放的限度和批判了市民社会的本质。马克思指出现代政治解放只是确立了原子式的利己个人,市民社会的本质不过是犹太人的本质,并且提出了必须超越政治解放,上升到人类解放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现代政治解放的基本限度就是它仅仅是政治解放而不是人类解放。政治解放使社会和国家分离开来,形成“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世俗分裂” [10](P173),政治国家只是以中介者的形式替代宗教,它是以维护私有制度为前提的。“政治制度就其最高阶段来说,是私有财产的制度。最高的政治信念就是私有财产的信念。” [10](P123)因此尽管现代政治满口“人权”,实际上这却只是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个人的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上的差别在世俗领域中被保留着,因此这种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10](P182-183)自由的权利就是私有财产的权利。平等就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人的自由权利的平等,是每个人都被同样地抽象为独立的单子;安全则是为市民社会的原子个人的利己主义提供保障。因此,人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人权有阶级性,不可能保证一切的自由平等。因此,政治解放最后确立的只是利己主义的原子个人,“这种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 [10](P187)

市民社会由原子个人组成,这样的社会就是犹太人的社会。犹太人的基本精神就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他们的世俗的神就是“金钱”。[10](P191)因此“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的基本精神就是市民社会的精神;崇拜金钱和追逐金钱就是现代社会市民生活的基本内容。“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 [10](P194)金钱作为市民社会的“神”,使市民社会的成员发生了普遍异化。它主导了世界,金钱“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 [10](P194),成了奴役人、统治人的力量。金钱、货币、资本成了现代世界的主导原则,人反而成了它们的奴隶。因而在一个以金钱、货币、资本为主导原则的世界中,人的普遍解放就是不可能的,他必然会被金钱所异化。现代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决定了“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1](P274)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要现代社会是以资本为原则,国家是以维护私有财产为前提,那么人的普遍的自由平等,就不可能实现。唯一的出路在于变革社会结构,进行社会解放。

 

三、超越道德政治:共产主义社会理想

 

借助上述批判,马克思认识到,现代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法和国家都具有阶级的性质,它无法保证一切人的自由平等,因此他“看不起主流现代伦理学,从不介入他们的任何学术争论”,“但马克思学说就其本质来说却是卢梭、康德开启的‘道德政治’这一思想趋向发展的顶点,其对现代政治提出了最高的道德要求,因此成为最深刻的现代性批判。”[4]马克思认为,要实现一切人的自由的平等的话,就必须消灭国家,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从现代的政治解放上升到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这一解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从而将在卢梭和黑格尔那里的政治伦理化问题,转变成了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社会革命问题。借此,马克思超越了现代政治的诸种思路。

首先,提出从政治解放上升到人类解放。现代解放使国家和社会分离开来,确立了原子式的利己个人,但这仅是政治解放,而不是人类解放,前者只是解放了私有财产,赋予了私有财产无限的权力,而人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工具和奴隶,依然以公民和市民的分裂形式存在。后者是一切人的解放,是将人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克服市民社会中的一切分裂和对抗状态,克服虚无主义和功利主义,消除公民和市民的对立,使人成为完整的人,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这又“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成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0](P189)马克思无法忍受现代世界的人的二重性生活状态,而力图实现市民和公民的统一。他认为政治国家的公民身份,还是虚幻的本质,是某种抽象的普遍物;而人的市民身份,又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作为利己的原子个人,是把他人当作工具而把自己当作目的的;这两种人说明人是分裂的,只有用人的社会力量来实现两者的联合,进而实现一切人的普遍交往,人才是自由和完整的,才是人的存在的理想状态。这种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被表述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而这又只有超越现代政治解放,实现了人类解放的状况下才能实现。

反过来看,在这里,马克思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跟卢梭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也就是克服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实现个体的人的真正的自由平等。这对卢梭来说,是强调个人对国家的义务要重于单纯的个人权利,这里国家和社会是没有分开的。对黑格尔来说,是既要保护个人权利又要强调个人对国家的义务,因此他以绝对国家综合市民社会,强调国家是更高的伦理实体,个人从家庭、市民社会到国家就是个人自由最终实现的过程。他们都强调政治须有一定的道德基础,并且相信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国家能够解决现代性中的各种问题。但问题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都忽视了现代国家的限度。现代国家不是比市民社会更高的领域,相反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和前提的。社会的原则决定着国家权力的运作,国家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就是私有财产的原则(金钱、货币、资本),因此现代国家是维护私有财产的制度。因此在现代政治的框架内,自由平等不过是私有财产的自由平等。尽管卢梭对私有财产进行了激烈批判,并把它当成是人类一切不平等的根源。但他无法认识到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真实关系,他的公民社会的设想最终只能成为浪漫主义的想象。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从肯定私有财产出发,将市民社会纳入到绝对国家当中,这只是迎合绝对精神运动和发展的逻辑,同样是走错了方向。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停留在为政治寻求道德基础已无济于事。对马克思来说,必须抛弃这样一种致思取向。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回顾的,马克思由此转向了市民社会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现代性诸多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彻底变革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因此,超越政治解放、实现人类解放就成了马克思解决问题的基本取向。人类解放就是变革现代社会之后新的人类生活状态。在这里,人与人不是分离和对抗的,是消灭了人的原子状态,并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及社会力量的复归的。这里,人的生活才是真正符合本质的生活,是各种矛盾的彻底解决,是自由平等的真正实现,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其次,实现人类解放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来进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从政治解放上升到人类解放必须变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当代现实”展开批判,这只有通过革命的道路才有可能。要进行社会革命,必须有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它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生发出一种突破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无产阶级是被彻底戴上了锁链的阶级,现代世界的苦难和人的全面的异化在无产阶级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同时,它又是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阶级,因此是革命性最强的阶级;它能够成为革命性的主体力量。总之,这个阶级“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因此借助于无产阶级才最有可能实现“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来“回复自己本身”[10](P213)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就是推翻私有制,否定私有财产,就是“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在马克思看来,借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来实现人类解放,“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2](P62-63)革命的力量必须有革命的理论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与哲学革命紧密结合起来,“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身。”[10](P214)在这里,马克思预示了一种新的服务于人类解放的哲学的诞生,即随后提出的唯物史观。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思想的提出表明马克思已经跳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在他看来,为政治寻求道德基础还是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为前提的,黑格尔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维护者和论证者,因此马克思批判他最后陷入了“无批判的实证主义”。有鉴于此,马克思是不愿步黑格尔的后尘的,因此在《德法年鉴》对政治批判进行了短暂的逗留之后,他不再抽象地谈论政治问题,也不会试图为政治寻求道德基础,甚至是瞧不起这样一种谈论。在他看来,只有回归到政治的社会基础,并通过变革这一社会基础,才能使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因此往后的工作,基本上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资本批判,是创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这里,如果说,马克思和黑格尔都看到了现代社会中不正义的社会现实,黑格尔是要将这种不正义的现实通过社会制度内部的国家调和来解决,那么对马克思来说,之所以会有不正义那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不正义的,因此停留于社会制度内部的改良无法根本消除不正义,而只有变革这一不正义的社会,用一种正义的社会来取而代之,才能最终实现社会正义。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不正义的社会制度,要推翻这一制度必须借助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将是一种新的正义的人类社会制度,即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一制度中,是实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解放的。

最后,人类解放的状态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的新的社会理想。其中有对现代政治理想的直接继承,只不过实现的方式全然不同罢了。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是跟资本主义社会完全断裂的,而是从中发展起来的。因此现代政治所肯定的个体的自由、平等、普遍幸福等人权理想,同样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在这里,“每一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P294)同时,现代社会的诸多成就如工商业、自然科学等也都将为共产主义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但两者还是完全不同:

其一,它“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1](P286)现代世界以维护私有制度为基础,而这势必会带来普遍对抗、分裂和不平等。因此只有消灭私有制,人们才能从金钱、货币、资本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是和谐的人的生活状态。“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12](P81)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 [11](P122)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那里没有矛盾和对抗,有的是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潜能获得最大化的实现。

其二,“消灭劳动”[11](P121),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成了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是强制的、被迫的和奴役的,导致了人的全方位异化。同时,异化劳动反过来又巩固着私有制度。因此,消灭私有制度,一定要消灭异化劳动。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是使劳动从外在的束缚中,返回到人自身上来,实现和肯定人的本质力量。劳动中,人不应当是被迫的,而应当获得美感享受。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劳动不再成为谋生的手段,而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3](P14)

其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12](P81),“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 [12](P78)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是绝对精神的运动和发展,而是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决定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将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的必然。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对立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当这一矛盾发展到顶端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崩溃,一个新的人类社会就会到来。因此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而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11](P87) “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12](P81)只有在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突破现代政治的局限,才能全面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普遍幸福。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人对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希求所决定的。

可以看出,正是借助于共产主义社会思想的提出,马克思将现代政治对伦理的述求,转化成了对新的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向往上来。在这里,就对现代政治理想的批判关系而言,马克思是一个现代政治的激进的批判者和超越者,同时也是一个其价值理想的最坚定的追求者。因为,马克思尽管没有停留在现代政治的框架内来思考政治的德性问题,但他最后所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却体现了丰富的伦理诉求和共同体理想。就此而言,马克思和卢梭、黑格尔又是一脉相承的。就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而言,现代世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多批评者都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是一种空想,批判其正如黑格尔的努力最终无法实现政治的伦理一样,共产主义也只能是一个乌托邦,无法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甚至有人批判马克思根本忽视了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功能以及现代国家在解决现代性问题时的强大的生命力,这或许是马克思当年始料未及的。当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必然获得胜利或许是过于乐观,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马克思的探索是无价值的,我们不能要求当年的马克思能够预料到资本主义的任何一次新的发展。实际上,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价值倒不在于它事实上陈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而是它总是以规范理论的形式存在着,是一种价值取向,促使着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必要正视现代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有必要认识资本的原则及其限度,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展开批判性的分析,有必要对现代政治的本性及其与私有财产的关联有清楚地判断,同时还促使它们经常性将社会正义、自由平等、社会和谐等当成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并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将仍然是现代社会的一盏指示灯。就此而言,这也是当下社会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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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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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On Marx’s Criticism and Beyond of Modern politics

——And the theory of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Relations of the Politics and Morality

                      Huang- Xuesh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Abstract] : Modern political ideas distinguished the sphere of political and moral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human beings, while brought all sorts of drawback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Therefore, Philosophers represented by Rousseau, Hegel and the others tried to rebuild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Hegel’s law philosophy is a finally completed of modern politics.   Marx’s critique of the modern politics based on the critique of Hegel’s law philosophy , he is no longer seeking virtue support for modern politics, but on the basis of revealing and criticizing the modern politics social ground , put forward the thought of from political liberation to human liberation, and conceives the ideal communism society that realized people’s free all-round development. Marx is a radical critique of modern political and beyond the latter , he is also a strongest suitors of modern politics value ideals.

[Key words]:Modern politics ,  Moral foundation; Individual rights; Communism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3CZX015);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2012年)规划项目:唯物史观与启蒙:一个批判性的研究(项目编号:12ZX16)。已发表于《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作者简介]:黄学胜,男,江西赣州人,哲学博士,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哲学及哲学基础理论,启蒙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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