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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历史浅议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4-14)

佛教在香港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英国人统治前的植根时期;二次大战前的创兴时期;大战时的艰…

    佛教在香港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英国人统治前的植根时期;二次大战前的创兴时期;大战时的艰苦经营;1949年后北僧南移的重兴;八、九十年代的柳暗花明;1997年回归后的蓬勃发展。

    植根时期

    由于香港的地理环境,历来皆为中外往来人士及船舶的交通要点,这亦促使佛教早于刘宋(公元317-420年)时期经已传入香港。根据近代学者的考证,屯门和青山是古时从波斯、阿拉伯,以至印度与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等地进入广州内陆必经之地,故佛教经海路传入中国,亦应以此路为最早。

    位于屯门及元朗的杯度寺、灵渡寺及凌云寺合称香港三大古剎 ”[1],是香港佛教发展的根源标志。

    杯度寺和灵渡寺的由来可追溯到南北朝刘宋年间的杯度禅师。根据《高僧传》的记载,杯度禅师有神异奇力,当时的人不知其姓名,但因常乘大木杯渡河,无假风棹,轻疾如飞,俄而度岸”[2],故称杯度禅师。据称杯度禅师曾来香港,后人为了纪念,就有杯度寺的出现,亦成为香港第一间佛寺[3] (即现在的青山禅院)。

    此外,灵渡寺相传原是一间小茅篷,其创建亦与杯度禅师有关。据《新安县志.山水略》所载:灵渡山在县南三十里,与杯度山对峙,旧有杯度井,亦禅师卓锡处。灵渡寺至今仍然存在,位于元朗厦村,过去在唐、宋两个朝代都曾重修,而最近一次的重建开光是在2003年。[4]

    凌云寺是建于明初朱元璋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乃元朗邓氏子孙为了安慰夫子双亡的后母黄氏,而在现时锦田观音山下建筑凌云净室[5]。到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涤尘法师来到凌云净室,见净室风水及环境幽美,遂募款重修,改名为凌云寺。后来,妙参法师再兴土木,到1918年重建完成后,便在寺中传戒[6],更把凌云寺变为香港第一间的女众十方道场,至今犹在。

    可是,早期的香港人口稀少,一般居民以打鱼耕种为生。在信仰上,大多供奉天神、地主、灶君等家神,拜祭天后娘娘、洪圣爷,亦有把孩子契予观音娘娘,以祈求保荫家居人口平安、作务顺利。村庄之中一般设有祠堂,以供奉祖先,保留着中国人慎终追远的传统礼教。但是,在当时的香港,正信佛教基本上并不普遍流行。

    二次大战前的创兴时期

    谈到香港历史,就不能不说中国的整体情况。十九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处于巨变,随鸦片的输入,西方的政治、科技也逐渐传至中国。由鸦片战争起,至民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五千多年来的政治、文化、传统乃至价值观,都受到严峻的挑战和冲击。

    但是,在中国如此混乱、文化受到如此巨大震荡之时,中国佛教却出现了好几百年来未曾有的重兴。当时最有影响的大德,有身兼禅宗五家法脉,重建了八十多间道场的虚云老和尚[7]。他是当时中国佛教的大支柱,也是中国经历巨变下的一个见证人。还有太虚大师[8],他鼓吹改革僧伽制度,将当时佛教古老保守的形式转化,为其赋予新的生命和方向。他又创办武昌佛学院,培育了大量弘法人才,鼓吹人生佛教,有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名句。现在台湾的印顺法师和星云法师也是受太虚大师的影响。另外,当时亦有不少著名的居士;如杨仁山居士[9],便创立了金陵刻经处,将大量佛经印刷广泛流通,和开创近代居士说法的潮流。

    其间,香港随着1842年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之签订,被割让予英国成为殖民地。由于环境相对安定,受战火牵连的中国难民开始流入,以致香港人口膨胀。这一股移民潮,为香港带来了重要的人力资源,而佛法和僧人亦随之南移,令当时香港佛教发展兴旺,人才众多。在南移来港的僧人中,包括有宝莲禅寺的开山祖师纪修和尚和二祖筏可和尚,东普陀寺的茂峰法师,东莲觉苑的霭亭法师和香海莲社的宝静法师等大德。当时皈依学佛的居士亦不乏官绅名流。现在很多的寺院,譬如宝莲禅寺、东普陀寺、志莲净苑、东莲觉苑,乃至大屿山、荃湾等大大小小的茅篷,都是在那时候兴建的。可见当时香港的佛教是百花齐放,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大战时的艰苦经营

    二次大战期间,一切宗教活动都近乎停顿下来。出家人与香港市民同样受到战争的迫害,有很多出家人因香港缺粮而回归内地,而新界寺庙多被土匪抢劫。其时荃湾东普陀寺的茂峰法师因早年在台湾弘法时,得日本天皇赠以黄缎五衣[10],日军官长见到,皆以礼恭敬,连带寺内地方不致过于受到骚扰。后来乡村妇女到寺避难者多达百多人,皆蒙法师慈悲,接纳于寺内。当时的生活虽然艰难,但是法师坚持修行功课,寺内清众,虽日仅一粥,仍依师不去。”[11]

    1949年后北僧南移的重兴

    二次大战后,宗教活动慢慢复兴,香港佛教界亦开始涉足社会的慈善事业,如大光义学就是在战后创办的,香港佛教联合会亦于1945年成立。随着国内政治动荡,金融币制出现危机,大量难民再次涌入香港,其中包括来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的出家人。那个时候,全港大小寺院都有僧多粥少的现象,有些僧人更流浪街头乞食。后来由于东普陀寺的茂峰法师海单[12]接众,众多僧人才得到安顿。根据《茂峰法师事略》中所载:

    “惟现在寺内实情,香积几无隔日之粮,库中不及百元之蓄,目下数十清众,已难维持,倘一语接收海单,如潮涌至,师计将安出?”师曰:“我无计,但凭此一片悲心耳,一茎草叶一滴露,一个罗汉一个斋”……风声所及,一日来者二千余指。

    当时正是战后不久的艰苦之际,可幸众善信得知寺院困难,纷纷捐献粮油。十日之内,东普陀寺已积米数百包。1949年,虚云老和尚应邀到港,并开示大众:僧众南来,食住维艰,病无医药,境况甚苦,幸东普陀茂峰法师,发大愿力,海单接待,使流亡者得以安身,汝等以财物供养我,不如转送东普陀供众,功不唐捐也。”[13]

    自此之后,香港再没有露宿街头的僧人。后来,有很多出家人转赴台湾及南洋等地,也有很多往西方国家弘法去,而留在香港的,仍有一定的人数。这些留港的僧人,对重兴香港于大战后的佛教,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以“东北三老”── 倓虚法师、定西法师和乐果法师最为有名。

    大战后的香港佛教发展稳定,而佛教界亦更加注重兴办学校、老人院等社会慈善事业。那时因为有几件有关佛教的趣闻出现,如在跑马地超度、平息前差饷物业估价署闹鬼事件,以及在赛马场举行求雨法会,令市民对佛教兴起了一阵热潮。同期,本港的佛教团体,亦开始筹建佛教医院。由此,可反映当时佛教已比较兴旺,但因为无国外的经济支持而发展有限。就好像佛教医院的筹建,共历十二年之久,其中的经费大多是来自香港市民,而当时的香港经济环境还是处于困难的时刻。

    但是,相对于天主教和基督教,这时期佛教在香港是发展得缓慢得多。由于这些西方宗教得到英国殖民地政府的特别厚待,加上来自欧美各国的人才、钱财及物资等资助,令他们在香港很快便取得极大发展,不论在宗教、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都有很大成就,其信徒亦逐渐在政府各机构当上重要职位。

    虽然如此,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佛教,由多位法师带领下,仍然是充满活力和理想的。从宝莲禅寺出家受戒的人数来看,发心学佛出家的人还是有一定的数目。

    八、九十年代的柳暗花明

    到了八、九十年代,香港佛教呈现柳暗花明的局面。由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本港普遍受到追捧,东方文化和宗教便相对地被视为落后和迷信。至于从香港佛教内部来分析,当时弘法的僧人不足,有青黄不接的现象。此外,在山上修行,过着简朴农禅生活[14]的出家人,被社会人士视为消极避世,而僧人做佛事超度亡者,又被视为不祥。于是,佛教便出现了形象的问题。再加上经书流通不广,以致当时佛教在香港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但是在这个年代,二次大战后出生的婴孩已长大成人,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视野广阔,一神教已不能满足部分人的需要,继而在大专院校兴起一股知识分子研究佛法的风气。其时,能仁书院、新亚书院的佛学课程都有相当的发展,而罗时宪、唐君毅、牟宗三诸位教授的佛学著作亦相继出版。

    同时,在文化大革命后,国内宗教政策得以落实执行,人民重获信仰宗教的自由,中国佛教开始复兴;而在台湾,佛教在印顺法师、星云法师等大德领导下,亦有非常蓬勃的发展。

    以上种种因素,令香港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因而随着推广(例如在1983年佛教青年团体联合举办首届的《此岸彼岸》弘法活动),佛教的真理和慈悲精神开始渗入民间,学佛门径增多,佛学班更比比皆是。知识分子学佛、有钱人捐款和皈依、明星出家、歌星为佛教筹款、台湾法师来港举办大型弘法活动等,都改善了佛教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令本港佛教更上一层。

    此外,天坛大佛自1993年开光后,现已成为香港的标志之一。而在1996年,香港特区区选委员会内的宗教劳工界互选,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得票最多。这一切一方面反映了香港佛教的重兴,也看到了出家人在社会中地位的提升。

   1997年回归后的蓬勃发展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特区政府实行了平等的宗教政策。由觉光法师带领争取了多年的佛诞公众假期,在1998年正式得到落实,而香港佛教联合会每年于佛诞举行的大型庆祝活动,亦成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1999年志莲净苑的重建落成,其古雅的仿唐建筑群亦成为本港一个重要的标志。于2001年,香港大学成立了佛学研究中心,并在2002年开办佛学硕士和博士课程。此后,佛教开始成为香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而学佛的人,在社会各阶层也逐渐增多。(信息来源:凤凰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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