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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东:说佛教徒邵逸夫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4-01-24)

佛教慈善家邵逸夫先生 (图片来源:资料图)  1月7日,所有中文网站的头条被一条消息占领:邵逸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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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慈善家邵逸夫先生 (图片来源:资料图)

  1月7日,所有中文网站的头条被一条消息占领:邵逸夫先生(1907—2014)逝世。很快,各大网站纷纷建起邵逸夫专题,全球重要媒体播发消息,中国国家元首敬发唁电,而他的最终谢幕也被称为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葬礼。互联网上的每一篇新闻后面,都有长长的跟帖,表达着青年人的感念:遍布中华大地的数百座逸夫楼,就是您不朽的丰碑;每一座逸夫楼前,都有献给您的鲜花。

  邵逸夫是谁?何以如此哀荣备至?通过媒体,我们知道,邵逸夫平生有两大最突出的成就,一是影视巨搫,一生拍摄上千部电影,栽培影星无数;二是慈善家,为公益捐款达200亿港元以上,几乎中国的每一所大学,都有一座“逸夫楼”,数以千万计的中国青年才俊,因此有了一个共同的记忆。

  此外令我们关注的是,邵逸夫先生是一位佛教信仰者。他早年跟随母亲信佛,毕业持守佛教信仰。他曾经捐款修建香港湛山寺,拜访佛教名刹白马寺。而他的葬礼,也以佛教规制举办。

  从宗教学的视角看,邵逸夫先生的生命实践,佐证了佛教思想具有充分的现代性。同时,邵先生也为当代中国企业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一百年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著名的“韦伯命题”,认为只有新教伦理能够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的新教伦理典范就是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勤劳,节俭,敬业,将世俗的职业生活看作是神圣的“天职”,将个人财富上的不断成功看作是被上帝拣选的象征。富兰克林还是一位公益慈善家,他将辛勤得到的金钱毫不吝啬地用于修路灯,建消防队等公益事业。韦伯提出,在世界诸大宗教中,是欧洲的基督新教,而不是中国的儒教与道教、印度的佛教、中东的伊斯兰教,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从历史的视角看,现代化源于西欧,近代资本主义萌生于基督新教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的宗教与文化,是否具有适应现代化的能力,能否为现代社会提供精神上的支撑?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没有被上帝拣选和天职的观念,中国文化传统的企业家很难具有超越性的追求,其奋斗更多地停滞在个人与家族利益层面。而最近10年来,我们在生活中也的确看到许许多多被称为土豪的企业家,他们在拥有一定的财富后,不再有扩张资本的冲动,而沉湎于个人享受。这似乎说明,中国文化传统下的企业家难以具有持久的创造财富的精神动力。

  邵逸夫先生以他长达百年的生命实践对此做了漂亮的回答。邵先生节俭,一毛钱的馒头,他绝不同意用2毛钱买;邵先生勤劳,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生拍摄上千部电影;邵先生敬业,他一直工作到104岁;邵先生成功,他缔造了千亿资本的工商帝国;邵先生慷慨,他一生为公益的捐献超过200亿港元。人们对邵逸夫先生的纪念,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期待与走向:福而仁,仁者寿;事业有成,兼济天下。

  邵逸夫先生是将佛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工商事业完美结合的典范。他立足良知佛性,在天地之间完美实现了人的价值与尊严,他是中国文化的君子,中国传统的绅士。邵逸夫的生命哲学说明:佛教与中国文化具有适应现代化,创造现代化的能力;佛教与中国文化能够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不竭的道德资源,佛教与中国文化可以成为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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