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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之差异——张曼涛

本文作者: 8年前 (2010-05-02)

中国佛教传自印度,就一般情形说,应该是属于印度形态的,但在实际上,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中国佛教与…

中国佛教传自印度,就一般情形说,应该是属于印度形态的,但在实际上,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有著很大的差异,它们的差异不仅是在制度上的,同时也在思想上的。而且,这差异的距离,几乎使人到了发惊的地步。就印度说,佛教曾经过三段时期的展开。

第一期是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的展开,这一期是从单一到复杂,从伦理到形而上,从实践到理论。

第二期则是大乘佛教的展开,大乘,从某一方面说,是原始佛教的复兴,应该是单一的和著重实践的,但是,毕竟因为经过部派佛教的理论薰染,它便综合了上述两者的情形。它一方面著重实践,也同时著重理论,既倾向於伦理,也同时倾向於形而上。

第三期则是融摄中观的密乘展开。这更是一突出的思想表现,因为就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乃至初期的大乘佛教看,它(密乘)不可能会在佛教的思想体系里出现,可是它却毕竟出现了,这原因要解释自然很多,但最基本的我们可以指出,佛教的出现,是印度传统思想的脱离,它打破了所有印度传统文化的固有观点,可是一到密宗的出现,它却回到了印度本位文化的传统形态。这,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佛教毕竟产生在印度,虽然释迦牟尼是一空前绝后的大圣人物,他超出了印度传统的吠陀文化和各宗教共同的唯神观念,但他的弟子无法各个跟上他这种伟大的智慧,在民族意识的要求下,最后,他的教义终被印度的人民改头换面,使其回到传统文化的共同信仰。从原始佛教到密宗的出现看,我们亦似乎可以指出:是从一伦理形态的宗教,到一最高度智慧哲学的集团,然后再展出一纯信仰形态和神秘形态的宗教。结果,晚期的大乘佛教便结合了这三者的不同特色,成为了一最复杂最突出的不同任何形态的世界性的宗教,而传入中国,又加上中国文化一特殊背景的薰染,于是再一变,又成为了一更突出更奇特的宗教面目。

就历史的现象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约在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交递之际。最早期翻译到中国的佛教经典,便是部派时代共同尊重的阿含,和初期的大乘般若经典。而此时期,中国本身并没有正确去理解佛教的真义,只是把它当作与黄老、方伎等同一信仰的新来道流。这就是汉明帝前后时代的表现。到了汉末魏初,中国思想界开始转换了一个新的现象,这现象便是打破自汉武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的传统,而以周易、老、庄为中心的玄学抬头。玄学,不管怎样说,它是道家的,尽管王(弼)何(晏)骨子里仍在想复兴儒学,而实际是由於政治的混乱,知识的贬落,儒者的失势,民心的惶恐,阴阳方伎的流行,已经不是专谈训诂或五经博士之儒可以挽回时代及儒家的命运了,於是少数特出的知识人士,为求生命的安全,为求精神的寄托以及心灵的解放,便只好转向道家寻求新的精神出路。佛教,也就乘著这种机运,开始放出了它初步的思想异彩!但这时探讨佛教的人士,不用说,都受著时代思潮的影响,以理解道家的意识形态来理解佛教。他们对佛教的要求,也就在开放心灵和高谈‘有’‘无’问题的体用之学。而这些,不用说也正是佛教本具有的一面内容,般若学的‘空无’,正好应了此一时机之需。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佛教也就遭受了此一时代的影响,丧了它在印度的本来精神,它已经不是实践兼具智慧的解脱宗教,而是给予知识阶层游神玄想的清谈助资。出家的学人,虽然不是以清谈为目的,但也脱不了时代之风,仅止于以玄学为辉映的一面而发挥。这样一来,佛教的风貌就急遽地脱离了印度的色彩,而转为了中华的新儿。此所以有格义家的竺法雅、康法朗,玄学家的支道林,半玄学家的释道安、僧肇、道生等辈之出。在时代的精神上都以保全性命、向往山林为旨趣。再进而便展出了隋唐佛教的特盛时代。此一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开花结果,也是它突出与印度佛教迥异的风格形成。其迥异的特点在:

一、它开始著重佛陀一代时教的分宗判教。

二、它抛弃了印度佛教的本位精神,重新组织。

例如由罗什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龙树之学,不管怎样,这是印度发展的一最高峰,他是佛教特重智慧的典型代表,他以研寻般若,创造中观著名,传入中国,正是启开般若,导发性空思想的最佳圭臬。而三论、天台却并不遵其理路展开,迎其若干基本观念,予以改造重装,此中尤以天台,更是积极重换龙树思想的面目,谓其是有创造有发挥固可,然而此一发挥与创造,却迥然与龙树思想在印度以後的展开不同。由天台到华严,又是一番极新的面目,华严经在印度始终只止於一部华严,未尝成宗。虽然唯识有依华严之处,但未以华严本身作一体系组织,创造法界真常的理论。法华经亦复如是,在印度并未受到大乘论师如何重视,特加予以发挥作一宗之依,而到天台,却判其为佛陀一代时教的最高准绳。此种准印度经论重新组织,作立宗创教之精神,固可说是中国民族思想的一特殊表现,但仍有其源头,有其所依。只是表现的形态,在后来印度佛教思想的对照之下,特别迥异而已。

可是另一最突出之点,则莫过于禅宗。禅宗,则可说全抛那些印度经论的源头,直探心海,亲面佛陀。谓其与印度佛教毫无瓜藤,它却拖去楞伽、金刚作其心法之所依,而实际以後之展开。又与右述经典毫无相干。它所需要的准则,是棒是喝,是狗子有无佛性,是父母未生之前,道人是谁。此种作略求之印度重分析、重辩证、重逻辑的各大宗派,无异是南辕北辙,两相极端。即与天台、华严对照,亦是天壤之别。然而,它却仍然称作佛教,尤其是中国佛教的特质所在。虽然在脉络上我们仍可一一寻回到印度的本土去,释迦的本身去,但是在形态上、表现上、方法上乃至各种理论的系统上,已迥然不同於印度的佛教了。就教团的制度而言,印度佛教亦完全归於印度的佛教,中国佛教则已别成一个天地。戒律,在印度为比丘生活的规范,而在中国却远不如祖师的清规来的重要,这在世界其他宗教传播的情形看,又是一强烈的对照,因为把祖师看成已较教主更属重要,这,亦只有中国的佛教如此。

差异,这已经是一个不可讳言的事实,但为什么中印的佛教会有如此的不同?既然它是来自印度,而为何不保留印度的本色?例如中观的辩证思惟,唯识的分析比量,在中国佛教里都不显得重要,甚至不接受其丝毫影响,虽然这两者经罗什、玄奘传来了中国,可是却未尝获得独立发展,即印度晚期的大乘密宗,也经金刚智、不空三藏师徒等於唐开元、天宝期间介绍来了中国,但也未曾获得特别发展,此在在皆可说明,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无法接受印度的原封精神,不经过消纳与改造的外来思想,便无法在我国生根,此中原因何在,是值得深刻检讨。

过去,似乎已有些学者对此作了些说明。但说明的方法多注重在中国文化本身的背景,很少更深一层从思想的形态和思惟的方法著手来解说这个问题,只有在战後东京大学的教授中村元氏始从中国的语言结构,解剖中国的思惟特性,有异於其他民族的文化本质,因此,在迎接外来的思想的当下,亦即与此有著最切要的感受关连。我们要了解中印佛教的必然差异及中国佛教的特殊所在,亦即应从此一思惟方法的角度来解剖它的思想特质,才能清晰的呈露出中国佛教之所谓中国佛教的根本意识。而此点,又必须要从中国佛教思惟的发展上分析入手,始可见其功效。

作者:张曼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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