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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之辩与佛本之争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6-19)

每个民族均有其自身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会或多或少、主动或被…

                  
    每个民族均有其自身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会或多或少、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同外来文化之间总会发生碰撞、争讦乃至相互吸收、直至融合。历史上当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遭受到本土文化强有力的压制、排斥,进而销声匿迹,或者外来文化借助强力冲击传统文化,并进而消灭传统文化这两种极端的例子也绝非绝无仅有,但更多的情形则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不断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相互适应,乃至相互吸收对方营养、改变自身内容、走向相互融合的道路,从而将外来文化改造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甚至取代传统文化的地位。成为新的历史阶段传统文化的主流。这就呈现出人类文化多元化的丰富多彩的面貌。

  佛教作为印度本土的传统文化,在公元一世纪和公元七世纪分别东传至当时中国的东汉王朝和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佛教在东传的过程中,所传播的对象均是有着强大中央集权和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国度,那么,佛教在这两大中央集权中所产生的影响又何以显现出巨大的差异?

  为论述的方便起见,我们仅从复杂的文化现象中选择汉地”准”宗教–道教同佛教的传入起至南北朝间约500年间的争讦和吐蕃本教与佛教约300年的斗争来予以考察。

               

  佛教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东汉时,中华大地已经周、秦、西汉中央王权制达数世纪之久,特别是经过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之后,儒、墨、道、法、兵、名、农诸家学说已各成体系,中华文化蔚为大观。但至西汉武帝及其后历届帝王,虽言以崇儒为首,但此时阴阳五行,占风望角卜星,谶讳之说盛行,各种”道术”遍天下。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在东汉初年诞生。

  道教虽奉道家创始人老聃为开山鼻祖,尊其为”元始天尊”,以《道德经》为圭皋,但初时的道教实为民间信仰的集成。它以道家黄老学说为核心,揉合易学、阴阳五行,中国传统天命思想,巫术占卜以及儒家伦理观念,吸收当时的天文学、医药学、养生学等自然科学成果拼凑而成。可以说,道教是汉地各种文化思潮蕴育而成的仅有的一种本土的”准”宗教。

  本教的产生由于历史文献的缺乏,其年代已无从考证。但大致可以肯定在佛教传入吐蕃之前已在吐蕃盛行数世纪之久。在佛教传入吐蕃之前,它无疑是吐蕃政治文化的核心。这由以下两点可以佐证:其一,藏区最古老的象雄文化是与本教的教义和仪式紧密相联的;其二,佛教传入吐蕃之后,反对佛教的最大和唯一的势力便是本教和王室贵族势力。

  佛教传入汉地和吐蕃之后,便随之爆发了佛道之辩和佛本之争。但两者的性质和形式有诸多不同之处:第一,在汉地,佛道之辩在道教兴起、佛教传入约三个世纪后的南北朝时期才趋公开化、激烈化,而在吐蕃,佛本之争在佛教传入之初即达白热化;第二,汉地佛道之辩基本上限于二教之间,虽间或有僧、道者争取王权的支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王室是以超脱者的身份对二教优劣予以仲裁。而吐蕃的佛本之争则直接关系到王室与贵族的权利与地位;第三,汉地的佛道之争几乎全部控制在儒家学说的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之下,虽间或有个别帝王以佛治国,但儒家伦理在国家和民众心目中从未从根本上削弱其统治地位。而吐蕃的佛本之争不仅是权利之争,而且是统治学说和伦理乃至法律之争;第四,当时的汉地王朝已经进入到高度封建化时代,而吐蕃王朝则处在奴隶制的鼎盛时期。

                          

  尽管汉地的佛道之辩与吐蕃的佛本之争有上述诸多不同之处,但二者却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为我们研究人类文化现象,特别是研究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汉地佛教初传之际未能同道教发生直接冲突,主要原因在于佛教初传之际,中土各种”道术”盛行,佛教也被人们误解为”道术”之一种,而西域僧人为传教之需要,也迎合汉地悠久的传统文化,自称”道人”,形成僧道不分的局面。而初期的道教则是民间宗教,并且由于作为其原初形态的五斗米道和太平米道,一为在汉中割据的民间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一为动摇东汉政权的黄巾军核心组织,均受到皇室政权的压制,故而未能和佛教发生直接冲突。至魏晋南北朝,道教经葛洪、寇谦之、陶洪景诸人的改造,逐渐成为贵族宗教。而此时的佛教,虽有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但更有梁武帝的崇佛和北魏文成帝、北周宣帝、静帝的兴佛。由此出现佛、道同王权争宠、进而相互诋毁、抨击的情形。佛道之辩及至南北朝时出现高潮。

  在佛道之辩中,有两个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其一为”夷夏之辩”。在此争论中,道教徒理所当然的认为道教为华夏学术传承,而佛教则为边远夷狄之地所传,故为华夏君子所不齿。其二则争论佛、道产生孰先孰后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双方(特别是道教徒)不惜伪造历史。最为著名的是西晋道士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言老子出关之后,西涉流沙,入天竺(古印度)从事传教,化异胡人,释迦牟尼实为其后世弟子,云云。而佛教徒则根据历史常识,指出此系胡编乱造,虚妄可笑。同时,佛教教徒利用佛典浩瀚,道教徒急于在经典数量上同佛教一比高低,大肆伪造经典的心理,不遗余力地揭露道教经典的伪造、篡改和晚出。如周甄鸾在《笑道论》中就指出道教《黄庭元阳经》是汉代张陵编造,《灵宝经》乃三国吴时始出,《上清经》为晋时葛玄造,齐宋时才流行,《三皇经》为鲍静造,鲍静还因伪造经书之事败露而被诛杀。他还指出,道士大肆篡改佛经为道经,将《法华经》改为《灵宝妙经》并且”自余道作皆窃佛经”。

  南北朝时期佛道争相攻讦,但争论的结果却以二教合流、融合儒、释、道三教合一占主导地位。或云儒佛二教”殊途而同归”,或云”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达迹成导”。或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

  以佛道之辩为核心内容,后人陆续编成《弘明集》、《广弘明集》、《古今佛道论衡》、《续古今佛道论衡》四集,形成中国文化史上一饶有趣味的特殊文化现象。其争辩之余音渺渺,响至千年。但自南北朝而后,”三教合一”成为识见主流,以儒家学说不可动摇之主宰的基本格局不曾更改,而汉地中国化之后的佛教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儒教和道教一起,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现在我们看一看公元七世纪初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的佛本之争。

  吐蕃的佛本之争始于松赞干布即赞普位之后。松赞干布先后同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联姻,两位公主各自从家乡带来一尊佛像到吐蕃,标志着吐蕃佛教的正式传入。佛教传入之初,即遭到到本教徒的强烈反对,有些本教徒还擅改佛经为本经,松赞干布遂下令凡是私改佛经为本经的人要处以死刑。松赞干布即位时,吐蕃开始了初期的佛经翻译。因而,松赞干布时代本教和佛教的对抗以佛教略占优势而告终。

  松赞干布死后,本教势力大有抬头,文成公主带去的释迦牟尼像埋在地下有两代人之久。至公元八世纪初中叶,赤德祖赞(公元704-755年在赞普位)即位后,大兴佛法。710年,赤德祖赞从唐朝迎娶金城公主,汉地佛教和汉僧再度回到吐蕃。赤德祖赞还收留了由于阗,中亚和新疆一带逃亡吐蕃的西域僧人,引起贵族和本教徒的不满,终于在739年以吐蕃天花瘟疫流行为由将这些僧人驱逐出境。

  吐蕃佛本斗争的转折人物是赤松德赞。在他初即赞普位时,贵族势力和本教徒利用其年幼的机会,发动了藏族历史上第一次”禁佛运动”。赤松德赞成年以后即着力发展佛教,但在扶植、发展佛教的过程中表现了出众的策略才能。赤松德赞首先活埋了反佛代表人物马尚仲巴结,流放有赫赫战功的达札路恭至藏北,并迎请汉地僧人和印僧寂护到拉萨,但因贵族势力和本教徒的反对未果。

  寂护无力抵抗佛教的反对势力,遂返印携莲花生同至吐蕃。莲花生至吐蕃后第一件事便是修建桑耶寺,并正式为吐蕃僧人剃度出家,赤松德赞亲赴山南主持桑耶寺奠基工程,在当时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因为此时本教势力和贵族反佛势力强大,他本人迫于压力先后流放遍照护至康区,流放五名从印度修习金刚乘归来的青年。于是,赤松德赞开始使用其高超的兴佛策略:在佛本并存、表面上不偏不倚中壮大佛教的势力。

  赤松德赞依从本教徒的要求,从象雄请来本教法师香日乌金借居桑耶寺观音殿翻译本教经典《十万龙经》,一面组织汉僧和印僧在桑耶寺翻译佛教经典。在命令佛教徒为他修建一座佛塔的同时,又命令本教徒为他修建一座陵墓,而且两项工程同时在山南动工。

  赤松德赞时期的本佛并举局面一方面是形势使然,本教和拥护本教的贵族势力强大,使他不得不对本教作出若干的有时甚至是重大的让步;另一方面则是他维护佛教势力的一种策略,使佛教在佛本并存的局面中逐渐扩大势力。莲花生和赤松德赞对建桑耶寺、收取吐蕃出家人均表示出极高的热情,是因为这在形势上有利于佛教的传播和扩大佛教的影响。桑耶寺的规模远非此时吐蕃未经扩建的大、小昭寺可比,甚至可与此时未经扩建的布达拉宫、当时的雍布拉康相媲美。这显然有利于佛教同本教相抗衡。而安排乌日香金在桑耶寺翻译本经,也并非偶然,无非是使本教徒产生一种”寄人篱下”的自悲心理,迎请本教法师在桑耶寺翻译经典,更是为了使佛教徒大规模翻译佛经更加名正言顺而已。

  本佛并存的后果必然是佛教势力的壮大,并进而向本教发起挑战。事件的起因是本教徒在桑耶寺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祭祀仪式,宰杀许多牲畜作牺牲,引起佛教徒的强烈抗议。他们对赤松德赞说:一地不容两教,如不废本,我们全体僧人便离开吐蕃。这是佛本并存必然出现的局面,同时也是本教没有自身寺庙传统的尴尬,借住他人之地行他人所禁之事,其理亏之处显而易见,由此可见赤松德赞本佛并举的良苦用心所在。

  于是赤松德选赞在顿喀地方主持了本佛大辩论,这是藏族史料上唯一记载的佛本二教面对面的争论,惜乎语焉不详。辩论结果不言而喻,以佛教的胜利而告终,并且由赤松德赞发布了禁本命令。

  ”前弘期”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印度僧人莲花生。莲花生之所以在吐蕃获得巨大成就,原因在于他所弘扬的佛教密宗咒术,以及一系列”降妖”业绩,很容易同本教传统相协调,更易被世代生活在神秘雪域高原的民众所接受。此外,公元八世纪下半叶印度佛教已开始衰落。从而使得莲花生为佛法寻找出路的愿望更加迫切,这可以从他来到吐蕃之后立即着手修建桑耶寺,剃度吐蕃僧人的作为中可以看出。

  可以说,赤松德赞和莲花生共同奠定了佛教在雪域流布的基础,为”前弘期”佛法的兴隆扫清了障碍,但同时也为本佛进一步的斗争和吐蕃政权的覆灭写下了伏笔。

  自赤松德赞之后,吐蕃三代赞普–牟尼赞普、赛那累(赤德松赞)、热巴巾(赤祖德赞)均大兴佛教,特别是热巴巾在位期间结合佛经翻译,进行了著名的文字规范化运动,并编成译经书目,对藏族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前弘期的结束和吐蕃王朝的灭亡均是以朗达玛灭佛算起,这种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均有其重大的历史价值。也就是说,用强硬手段消灭佛教或本教和王朝的灭亡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现象也正是本文试图说明的。

                 三

  以上我们粗略考察了汉地东汉至南北朝之间的佛道之辩和吐蕃历史上的佛本之争,将这两种文化现象予以对比,大致可以得了以下几个结论:

  1. 本土文化是民族文化和民众心理积淀的产物,有着强大的群体凝聚力和传统习惯势力,在受外来文化冲击的情形下,它有着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强大的保守势力。在改造传统文化机制乃至消灭其落后意识方面,不能单纯采用强硬行政手段,不能低估其在民众中的影响,而只能通过文化自身的调节和民众的自我抉择实现历史的进化。对于宗教意识尤其如此。否则,文化的断裂将导致伦理和价值观的迷惘,直至政权的沦落。而传统文化本身并不因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彻底销声匿迹,它总是以各种形式存在于民族文化深处。藏地的本教虽经多次毁灭性打击,但除却现仍在藏区的许多本教寺庙外,其诸多仪式尚保留在佛教仪轨中,并且其思想观念仍从藏区民众行为及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

  2. 外来文化若想在新的环境中立足,必须充分适应新的文化氛围,并不断改造自身文化机制,以适应民众心理对文化本身的要求。这在外来文化传入本土的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汉地佛教在传入初期便借助”道术”,着重宣传修禅养气,甚至不惜牺牲教旨,宣传修禅成仙(参看东汉安世高译《大安般守意经》等)。而吐蕃前弘期佛教代表人物莲花生则更重咒术、”降妖”从而取得佛法在吐蕃的巨大胜利。

  3. 文化的制约机制越多,也就是文化的对比参照系越多,文化自身的发展也越繁荣,对外来文化的营养吸收也就越充分。汉地佛法传入时,已经过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阶段,因而有接受外来文化挑战的机制和心理准备。而吐蕃本土文化由于只有本教这一孤立的参照系,故而使佛本之争演变成你死我活的争夺。在汉地,佛道之辩后是盛唐包纳天下的宏大气魄;在吐蕃,佛本之争导致王朝的覆没和其后几达千年的佛法一统天下的较单一的文化政治实体。

  4. 在佛道之辩和佛本之战的过程中,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现象格外引人注目:这即是文化的伪造现象。在佛道之争中,首先是道教徒凭空捏造出老子出关涉流冒沙,化度释迦的神话,其后佛教徒不甘示弱,相继不顾史实,言三代即有佛陀现世,周代即已传入佛法,孔子已知佛教等妄说,争先提前佛教流布的时间,以在传统上争得优势。至于在佛道、佛本之争中,道教徒和本教徒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篡改佛经为道经、本经的做法,则不能仅仅认作是巧合。至若《道藏》和本藏从内容和形式上照搬佛教大藏经,内行研究者一目了然。对此种文化现象和心理现象,我们应当客观地予以评述。我们理解一些宗教徒的虔诚和动机,但其后果是欺骗了广大信教群众,给历史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给人类文化增添了许多魅力。再换一个角度看,则从反面说明了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学习,相互适应的必然道路。

  5. 从佛道之辩和佛本之争的结局来看,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汉地佛教通过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斗争和融合,终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而藏地的佛教则吸收本教若干成份,竟至成为雪域文化的主体,而佛教精神千余年来也成为藏民族心理的支柱。这说明,传统文化并非一味地在民族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外来文化也并非一定要在民族文化中演配角,外来文化只要经民族加以消化、改造、充实,仍会为本民族接受,在本民族社会中发挥巨大作用。这在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的今天,藏汉民族共同放眼世界,接受挑战和机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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