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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视野下的中西哲学对话

本文作者: 8年前 (2010-07-17)

内容提要 全球化是当今中国哲学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今后发展必须依赖的基础。伴随强势文明的向外输出,…

内容提要  全球化是当今中国哲学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今后发展必须依赖的基础。伴随强势文明的向外输出,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在中国所形成的超级话语霸权对中国哲学来说几近于一次清洗,但未必是一件坏事,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必然组成部分,甚至还构成中国哲学再生的必须条件。西方哲学的理性分析气质、批判创新精神及宗教坚执态度,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都应该成为重构未来中国哲学的可用资源。后现代主义的诞生为中西哲学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对话创造了理论契机。全球化时代的哲学对话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当哲学比较与互动走出认识论而进入存在论的时候,中西哲学之间的对话才是现实的。相对于全盘西化而言,民族中心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对弱势民族的精神伤害更大。

关 键 词  全球化  中国哲学  西方哲学  哲学对话

无疑,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全球化既蕴涵显性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社会发展层面的现实运动,也必然蕴涵隐性的文化理念、生活价值与思想方式层面的碰撞、冲突、互动与对话。全球化的意义不应该只局限于西方现代化或工业化自近代以来的向外输出。人类的文明与文化不断超越国家、民族和地域界限的过程就是全球化的历史。这样,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彼德大帝使俄国“脱亚入欧”、鸦片战争、中国加入WTO等事件算是全球化,而佛教东传与南传、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走出耶鲁撒冷向欧洲挺进、利玛窦来华传教、理雅各翻译十三经之类又何尝不是通向全球化的?所以,全球化就不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毋宁已是一个文化问题。然而,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能像今天这样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够“环球同此凉热”。全球化无疑在当今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趋同性、不可抗拒性和普遍性。这是我们今天议论哲学对话的基本语境,也是哲学对话之所以可能的现实基础。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不断在中国形成了自己的话语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哲学也开始进入越来越多的西方思想家的理论视野。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比较与互动,最先并不开始于中国人,也并不开始于西方人对中国“船坚炮利”的逼迫。早在文艺复兴之时,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就已经进入一批富有远见的西方思想家的视野。在西方现代哲学史上,如果说伏尔泰、莱布尼兹、沃尔弗都还只是狂热的中国崇拜者而对中国哲学并没有实质性的了解,康德、赫尔德、黑格尔、梅林对中国的了解也还局限于最基本的国情,马克思、恩格斯也仅仅在政治学意义上把中国当作一个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特殊类型来处理,那么,到了谢林撰写《中国——神话哲学》、马丁·布伯撰写《道教》、卡尔·雅斯贝尔斯撰写《老子》、海德格尔存在论不露声色地接受着老子哲学深刻影响的时候,西方思想家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与研究显然已可堪称升堂入室之论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部分富有责任心的西方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反省并严肃批评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及其文化表现形式,更多的西方思想家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乃至东方的传统文化。从二十世纪初叶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罗素的《中国问题》,到世纪末期W·萨义德的《东方学》、史蒂芬·罗的《再看西方》、让-弗朗索瓦·勒维尔与马蒂厄·里卡尔的《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以及一批批海外汉学家的涌现,都表明西方世界的学者们在伴随着大量误读与曲解的情况下已经对中国哲学或东方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与向往,尽管并没有因此带给西方知识界醒目的学术转向和成功的哲学对话。

然而,少数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兴趣与关注并不直接就是中西哲学对话的有效实现,更不应该使我们产生诸如孔孟人性哲学“可以救他们西洋人物质生活的疲敝”[①]的梁启超式的幻觉。中国哲学能够进入当代西方人的文化视野起先完全出于西方人自己的宽容与反省,出于西方人对自己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批判,而并不因为中国哲学在逻辑与学理层面对他们的绝对征服。好比中国人了解西方远甚于西方人了解中国,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同样远甚于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认识。“到目前为止,西方专业哲学家很少参与向西方学术界介绍中国哲学的工作。大体上说,西方哲学界一直‘无视’中国哲学,而且是纯粹意义上的‘无视’。”[②]中国哲学在西方思想家的眼里更多的只是“西方中心论”之外的一个“他者”(otherness),不但不在中心,甚至连所谓的“边缘”都还不是。在许多西方思想家看来,哲学不过是“盎格鲁—欧洲大陆哲学”而已,盎格鲁—欧洲大陆系统以外的文化没有追寻智慧的兴趣,被遮蔽的中国哲学根本还没有真正进入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还不是西方人眼里的存在,甚至就连所谓“中国哲学”本身还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中国的学说几乎还算不上“真正的哲学”。

从近世的西方到今天的中国,中西哲学之间的接触、比较与互动才开了个头,连对话的平台都还没有营造出来,哪里谈得上中国思想对西方的拯救!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现代化运动自输出西方之后,后发国家、弱势民族的价值理念就一直无奈地在外来文化与自身传统之间挣扎,始终没有能够摆脱先接受物质技术现代化、后面临文化挑战、再努力在普遍主义发展趋势中寻求本土价值存在合法性的命运。中国当然也没能例外。由中国人所操作的中西哲学比较与互动,一百多年前方才开始,而且完全是在一种被迫而不自觉的心态下进行的。现代化在中国的顺利推进也才不过二十来年的历史,刚刚解决了我们13亿人的温饱问题,西方的文化还没有来得及融入我们的血液,就奢谈什么中国文化对未来西方社会的指导与引领,简直就是异想天开,最多只是浪漫书生的美好想象。

与其徒有美好想象,还不如现实地面对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领域所产生的绝对影响。时至今日,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界、学术界,实际上已经构成一种超级话语霸权。主要反映在下列三个方面:

首先,哲学内容及形态的划分一直通行着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社会论、历史论、价值论的分类模式,为传统中国哲学所具有的那种源始统一性、整全性在今日根本就难以发挥影响力,更形不成气候。凭良心说,如果离开西方化的哲学学科建构,中国哲学恐怕至今还在国故旧学的襁褓里鼾睡。一批又一批的学者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西方哲学的精神理路、方式方法来理解、编写与研究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的问题难以在其原初的内在形态下被展开讨论,而往往不能免于被宰制、被误解的命运。

其次,在哲学原理与问题的基本构件上,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乃至基础价值已大规模地浸入到人们思想意识之中。哲学的语言方式已经跳跃了国学固有传统而直接实现了面向西方哲学的迅速转换。在许多从事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学者则那里,甚至已经到了不用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就不足以表达自己思维观念的地步。传统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及基本观念,难以进入学术理论的公共领域。物质、意识、真理、主观、客观、存在之类的西方哲学概念已为公众所广泛接受和理解。而阴、阳、五行、气、无极、太极、道、仁、几之类的传统哲学概念(观念)则显然处于一种极端边缘化的状态,只少数领域里才能发现它们的存在。

第三,在思维方式上,分析的、实证的、逻辑的、理论理性的方法已经成为从事哲学学习与研究的必备素养。确定性、清楚明晰性成为哲学领域的普遍标准。各大学哲学系学生的思维训练一般都开始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于非中国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四书、五经、老庄玄禅之类哲学经典的学习往往只被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兴趣爱好或辅助修养。为中国哲学所倡导的那套直觉、体验、实践的、浑然一体的理解方法,只在美学、艺术、宗教等局部领域里才有保留价值,已逐渐被人们怀疑或淡忘。

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主宰、重塑及话语压迫必然导致民族意识的反弹。近年来中国哲学界不时冒出用中国哲学的方法书写中国哲学、说中国哲学自己的话之类的论调。其实,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理论已经清楚地昭示出,谁也没法回到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自身了。与其徒有后殖民主义般的伤感与呐喊,还不如勇敢地正视现实,积极地应对挑战。或许,对于中国哲学来说,接受一次西方哲学的清洗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必然组成部分,甚至还是中国哲学今后发展所能够依赖的基础。汉宋之间,佛教哲学的传入,当初儒生那种捍卫道统的抵触情绪在今天看来尽管可以理解但却迂腐可笑。佛教传播的铺天盖地之势最终并没有消灭儒学,相反,儒学在充分汲取了佛教的哲学养分之后,却变得更加精湛圆润,而重新获得了统领帝国意识形态的绝对优势,并能够与佛教平起平坐而进行真正的对话。

实际上从资源补充的角度看,首先,西方现代哲学严格的概念分析、清晰的理性逻辑,能够极为有效地撑开国故旧学中含混不清、微言大义的思想内容,更有利于把问题说清楚,而不至于使丰富的哲学内涵始终无法进入当下人们的思维深处和学术话语。在今天,不通过严格的逻辑证明,没有一定的理性支撑和清楚的哲学解释,“天人合一”、“感而遂通”、“无极而太极”、“大道流行”、“得意忘言”、“唯天为大”之类的命题就不可能走向学术研究的公共领域,更不可能被人群民众所理解。

同时,西方哲学那种尖锐犀利的批判精神更能够对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起到激浊扬清的作用。不允否认,在传统中国哲学家那里,层层相因的内容太多。中国人讲求“和”,延伸到哲学领域里来,则是哲学家们的相互认同、赞许、欣赏甚至恭维往往远多于彼此之间的争辩、批评与挑战。没有彼此之间的学术批评,就难以获得进一步的哲学发展。中国哲学史的积累并不少,但批判性的论争并不多。同时,在中国哲学家的理论创作中,始终存在着重古轻今、厚古薄今、畏大人、畏圣人的现象。

再次,西方哲学所具有的丰富原创精神则可以成为中国哲学发扬光大的酵母。传统中国哲学把太多的注意力或精力放在“学统”建构上,每说一句话都得有出处,每一个议论都得引经据典,这在客观上必然导致大批哲学家学术创造力的匮乏。“我注六经”的解释学传统更使得中国哲学长期陷入“述而不作”的困难境地。

第四,把西方哲学的有执态度吸纳进来。古希腊的形式理念和希伯莱的灵性超越是西方有执人文传统的来源,这在发轫处就与孔门儒学的实用理性和现世品格拉开了距离。中国哲学强调性情与权变,缺乏对形式化及理论理性的坚执兴趣,这在根本上不可能酝酿出现代科学、程序文明和法治社会。物的概念在中国人心目里从来都没有被理解为对象性的存在,而始终被看成是人的延伸或自己的组成部分。重“天人合一”而轻“天人相分”,就不可能发展出成熟完备的认识论哲学。这一思想气质的先天缺陷极不利于今天的中国人自觉发展现代科学。

所以,无视已经发生的历史生活和现实存在,而硬守着传统那一套显然是迂腐的。正确的态度则应该是:在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前提下,立足于已迥然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存在之体,主动到西方哲学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宝库里搜寻能够在中国土壤上成活下来的种子(广泛包括问题、内容、方法、形式、风格等),努力用能够与世界文明相沟通的、能够真正进入时代生活的思维方法、概念范畴、理论形式、话语形式等积极诠释、改造和更新中国传统哲学,而谋求建造一种能够熔中学、西学于一炉的未来中国哲学构架。哲学始终都在追求精神超越和思想自由,所以哲学研究应该打破领域、专业、方向、时代、国别和人物、流派的藩篱。那种以一学、一派定终生、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思想态度和研究方法,是抱残守缺,注定要被历史所淘汰。哲学只有一个,哲学只能是单数的,本无所谓中与西之分。中国哲学家要走向世界,中西两边都得通。二十世纪以来,凡是优秀的中国哲学家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无一不是经由西方哲学而阐发中国哲学的。冯友兰之于实证主义、贺麟之于黑格尔、牟宗三之于康德,他们并没有消解或扼杀了中国传统哲学,反而已将其自身价值更进一步地彰显了出来。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近年来,海外涌现出一批具有深邃眼光的华人学者积极致力于中西哲学的打通,国内也有许多原本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把学术兴趣转向了中国传统哲学。

西方世界后现代主义的诞生,为中西哲学之间进行有效互动与对话创造了理论条件,生活在现时代的中国哲学家们有责任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分析研究其与中国传统哲学异质性的前提下,谋求若干层面的沟通与融合。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大批西方哲学家开始批判自己的哲学传统,哲学的兴趣已逐步向人的生存状态转变。哲学家们的追求也有偏离甚或放弃形而上学的趋势,回归生活世界的呼声越来越高,更加重视人的价值关怀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正是来自西方传统内部的文化批评运动才奠定了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基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各个流派,都有值得肯定与借鉴之处,不应该粗暴地一概斥之为一时的哗众取宠或绝对的虚无主义。更不应该以中国社会连现代化都没有实现为借口,而将后现代哲学拒之门外。其实这种错误理解正是现代性思维的病毒在作祟,难道中国社会就一定非得要等到实现了现代化之后才去接受后现代理论,才去医治现代化所留下的病弊与创伤吗?!

全球化语境下,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哲学存在方式的更新。中国哲学不能从传统经典走进当下时代生活,不能有效实现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方法论的不适切性应该是一个极为重要原因。中西哲学由比较、互动而走向对话,在方法策略层面,我以为有四点很值得注意:

第一,充分重视哲学解释学的作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许多概念、范畴、观点,必须经由现代哲学话语的全新阐释,才能获得再生而展现出旺盛生命力。“中国哲学要在后现代有出路,必须走诠释学的路线。”[③]解释不仅是一种再理解、再认识,更是一种历史延续和文明创造。所以,必须充分重视现代哲学解释学在重构中国哲学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

第二,面向生活世界挖掘中国哲学活的传统。只有在当下时代的国家政治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生活里、在人群百姓的民间生活里依然流行的传统,才是活的传统,而不是哲学家坐在书房里所制造出来的范畴演绎与体系构架。中西哲学比较、互动应该进入存在领域,哲学对话只有在本体论层面上进行,才是透彻而深刻的,而不应该只是认识内容、概念范畴、人物流派的机械比附。只有生活、实践、社会、历史,才是哲学互动与对话的真实本体,才是未来中国哲学形态的最终决定因素,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教条理论。

第三,走出现代性的窠臼,扬弃哲学的理论化、知识化倾向,把哲学建立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最底处。联系存在,关心民生,将中国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那种学术与人生相联结、理论与生活不分离的品格发扬出来。同时,又能够从心性修养、哲学形上的高度致力于全民族整体文明素质的建构。哲学论作不必要都是一些教授写给教授看的八股式的文字游戏。哲学应该关注政治、涉入社会,培育天下情怀。中国文化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在市场社会的巨大变革背景下获得新的拓展,哲学家们应当以哲学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第四,中国哲学必须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方法论。中国人搞现代化,其方法论不可能在传统资源里发现。源自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所能理解与所能辐射的范围。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通过不同方式多维度、大范围地渗入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领域,并且还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体现于我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之中。能否在方法论的角度上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被动接受转变成为一种自觉选择,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科学发展进程的缓急以及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来自西方并与现代科学同宗共祖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科学方法论基础的建构无疑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④]我们的哲学界、理论界、科学界没有理由拒绝这一全新的资源补给,而应该珍惜这一历史所赐的难得机遇,采取积极健康的态度,有所作为,有所担当,尽快弥平民族文化资源的缺陷,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积淀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

无论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如何,在统领、主宰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马克思主义都将可能作为一种有益的方法论而被留存下来。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发展现代科学以及由现代科学延伸发展出来的未来科学,牢靠的现代方法论基础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它的理解、阐释、消化、吸收与创新已告完成,其实,这一切都才刚刚开始。思想的理解、阐释、消化、吸收与创新绝不应该是一劳永逸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方法论贡献,凸现出其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与互补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被中国化以后所展露出的另一种旺盛生命力和另一片存活空间。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意义非凡的重大课题至今仍然被遮蔽着,还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足够重视。

值得强调的是,任何对话都既需要一段时间过程,又需要一颗平常心。全球化时代的中西哲学对话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一切形式的比较、互动还构不成对话,真正的对话是论资格、讲实力的,对话总离不开一定的前提。只有当中国的发展具备了与世界列强交锋的综合国力之后,哲学的对话才是可能而有实质意义的。所以,对于中国哲学来说,与西方的对话似乎还有一个发展的问题。也只有当中国社会所遭遇的问题对全人类具有前瞻性和先导性的时候,中国哲学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才具有示范意义和引领效应。所以,对于中国哲学家来说,实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真正对话,前面的路艰难而且漫长,急不得。中西哲学如果仅仅有比较与互动,彼此之间则只存在着相互了解、借鉴与参照的意义,仍然只是一种认识论层面上的关系。当且仅当中西哲学的传统成为中西人群共同的存在方式,即中西哲学精神真正进入相互人们的存在领域或生活世界的时候,对话才是平等而现实的。中国只有在参与并完成全球化之后,才能拥有与西方对话的本钱。中国要富强,就必须继续搞现代化,就必须诚恳、谦虚、耐心而踏实地向西方学习,于物质、科技、政制、精神、哲学都如此。面对全球化,我们需要的一定是积极的参与、融入态度而不是消极的抵触、排斥甚或对抗情绪。

同时,“西方中心论”的教训告诉我们,文明与文明之间并无优逆高下之分,能够适应本民族的就是最好的。任何时候,中国哲学之于西方哲学,都应该只希求一种平等的对话,而不必奢望去指导、引领甚至拯救西方。佛教传入中国不久,所遭遇到的是处于强盛颠峰的中华文明,那时既有佛教僧侣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尊重,又有汉民族对佛教文化自信而坦然的吸收与消化,而并无任何种族的危机感。但近世以来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已是一个腐败衰落的东亚病夫,不但不值得尊重反而可以肆意蹂躏,是可以不断欺凌侮辱的对象。洋务运动以来现代化运动的不断挫败,使得中国人几乎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产生极度的自卑心理。进而又走向了反面,即我们一定要制服西方,过去你比我强,将来我一定要超过你。今天你压低我,明天我再报复你。所以近世以后,中国人在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时,往往都是层层设防、顾虑重重,很担心自己被西方同化掉,而结果偏偏又总是一退再退,从技艺、政制到思想文化节节溃败,样样不行,百不如人。用这样的心态去学习西方,总难免带有一定的民族情绪,甚至还不时爆发出抵触、排斥西方的政治运动,如义和团、文化大革命。直至今天,在与西方世界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也并没有完全消除一种隔膜、自卑的非理性情绪。

哲学对话不能靠意气,只能靠理性。无论对于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对话首先需要相互之间的尊重,需要心平气和的理性态度。然而,尊重从来都不可能是讨来的,而只能是别人发自内心的服帖、钦佩和欣赏。尊重的真实基础一定是国家力量的全面崛起。中国如果不发展,总处于前现代,人文的基础终归是贫乏的,难以构建宏大的文化学统,也就拿不出什么资源回应别人的问题。这样怎么去参与哲学对话?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哲学对话,既要反对把西方价值普遍化乃至绝对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将本土文化、传统理念抬升为高于一切的民族中心主义。在当前中国思想界,反对民族中心主义则应当是主要任务。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学西方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学得不是太深刻了,而是太肤浅了。所谓“全盘西化”,实际上不过是自卑民族心理的一身虚汗而已。西化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不可能被西化,却可能化西。只要中国的人种不灭,只要中国的版图还在,不论我们学西方学到怎样的程度,该活的传统一定死不掉,同样,该死的救也救不回来。全球化时代里,对于一个弱势民族来说,全盘西化很可能只是外伤,而文化孤立主义则是内伤,它比西化更可怕,它对民族精神的损害将更大。目前在伊斯兰教国家,原教旨主义的卷土重来,伊斯兰净化运动的盛行就是最有力的明证。

“五四”之后,中国人在极力强调中国不可能被“西化”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国人也不可能为西方人提供一种连我们自己都还没有遭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西方的问题最终还得靠西方人自己去解决。在全球化时代的哲学对话中,中国人一定得走出“制夷”的心态,不要功利性、工具性地看待西方,更不要光想着征服,而应该怀着一颗平常心去欣赏别人的优点,这样中国哲学的发展才会有真正的希望。哪一天我们不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了,哪一天我们不再情绪化地思考问题了,哪一天我们无所谓“华夷之辩”了,哪一天我们就可以大度而坦然面对一切外来文化了。中国哲学只是人类诸多民族文明形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比谁优越,天朝自大、自我无限化的心态将是我们与世界沟通和对话的致命障碍。我们在批判乃至挑战西方哲学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同时,千万别再造次出一个中国的文化自我中心论。中西哲学之间的比较、互动与对话不应该也不可能导致文化的同一性、一元化甚至绝对霸权主义,而一定是走向价值多元化的。

注释:

[①] 梁启超:《欧旅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②] [美] 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③] [加] 梁燕城:《破晓年代——后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8页。

[④] 余治平:《哲学的锁钥——源于本体论的形上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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