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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佛和谐共生的文化路径

本文作者: 9年前 (2010-08-22)

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传,不但从未中断消亡,反而历久弥新,其中最为关键者,就是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与…

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传,不但从未中断消亡,反而历久弥新,其中最为关键者,就是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这种积极的影响和融合,不仅表现在正面的相辅相成,更表现在相互的冲突与碰撞。中华民族特有的内在品德,使得由各种文化间之差异性而引发的思想冲突与碰撞,没有进一步恶性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斗争,反而转化成一种类似于不打不相识的共生发展,呈现出中华文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中国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自夏、商、周至春秋、战国,就是一个注重德化和内在修养的国度。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社会极度动荡,战乱频仍,但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游学宣讲,异彩纷呈。这其中就孕育出了影响中华后世最为深远的两家学说,即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这一时期,佛教也在古印度产生并创立,但还未传入中国。

在司马迁《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中,有一段十分著名的记载: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兴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位最为重要的思想家的一次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会晤。在上述记载中,极度推崇周礼,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专程去向老子求教问礼。且在孔子拜访完老子之后,面对自己的弟子,高度评价老子,并誉之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家与儒家最为直接的一次交流,当事双方又是两家学说的开创者,其中之深意不言而喻。姑且搁置其思想价值,仅就史实本身而言,就为后世确立了和而不争求同存异的典范。

随着秦朝大一统格局的确立,由于焚书坑儒似乎使各种思想文化进入了短暂的休眠期,但此时文字的统一,又为后世思想文化的传承与繁荣,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西汉政权建立后,由于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学说正式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后世历朝历代统治者最为推崇的国家意识形态。就在这样一种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大环境下,佛教在西汉末年从印度传入了中国。

随着170卷《太平经》的完成,标志着道教正式在东汉初创。其与同样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魏伯阳之《周易参同契》、张道陵之《老子想尔注》,一同构建了道教早期信仰体系。而到东汉末年出现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成为道教有正式实体活动的开始。东汉时期,佛教处于初传阶段,虽然早在汉明帝时期,中印度之摄摩腾与竺法兰已来至洛阳,并相继译出《四十二章经》、《十地断结经》等佛教经典。但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仍然承受着来自儒、道二家的排斥。当时的佛教信仰者,也大都以道教信仰模式来信仰佛教,视佛陀为长生不老、神通广大之神,视西域沙门为巫祝。直至东汉末年《牟子理惑论》的出现,才从理论上慢慢扭转了佛教这一被动局面。牟融在《理惑论》中指出佛教思想不但不与儒、道二家相对立,反而有互补互促、相辅相成之效。

佛教毕竟是产生于印度的一种学说和思想,它与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儒、道思想,不论从语言,还是文化背景,都有着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在佛教初传时期,为了能够让中国信众更好地了解佛教教义,不得不在佛经翻译及阐释时,引用大量儒、道二家的语汇及思想要义。这在后来的佛教义学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形成了所谓的格义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次大繁荣时期,儒、道、佛三家思想都有空前的发展。比如,在儒家方面,有以王弼等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在道家方面,有寇谦之、陆修静对天师道的南北改革,以及陶弘景之医药学;在佛家方面,有法显的西行求法,鸠摩罗什、真谛的译经,慧远、道安的义学。三教都在快速传播与发展,其间的交融也是不可避免的。

有了之前的基础性积淀,进入隋唐时期,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在真正意义上摆脱了附属地位,与儒、道二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玄奘、义净等一大批精通佛理、熟谙梵文的佛经翻译家,翻译出了数以千卷计的佛教经典。此时也是佛教由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转化的重要阶段,天台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密宗等诸多中国佛教宗派,都在这一时期形成与完备。而儒家的政治思想地位,得到了再一次的确认与巩固。由于唐朝为李姓王朝,故奉老子李耳为祖先,因此,道教有了极高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儒、道、佛三家的这种鼎足式发展,各自成效都是相当显著的,但三家之间的关系却呈现出相互逆势交流与影响的特点。所谓逆势,就是指矛盾与斗争。如:玄奘法师曾上疏唐高宗,请求将佛教位序改排于道教之前,遭婉拒。韩愈写《谏迎佛骨表》,险被唐宪宗处死,后遭贬。唐武宗信道而灭佛,会昌法难毁寺,强令僧尼还俗。这些逆势虽然激烈,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不乏正面信息,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世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进入宋代,儒学一改正统承袭的单线条发展模式,进行了颇具个性化的改革,也直接导致了新儒学的兴起与流行。学派纷呈,是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如:周敦颐之濂学、邵雍之象数学等,而这其中不乏精通佛学之士。道教此时在理论上,主要有张伯端之《悟真篇》。而对后世道教发展影响重大者,就是王重阳全真道之创立。

元朝为蒙古人统治时期,蒙古族笃信藏传佛教。元世祖忽必烈建元以后,尊西藏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帝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王,统天下教门。早在元太祖之时,全真道龙门派创始人邱处机劝成吉思汗寡欲戒杀,成吉思汗深为折服,赐予虎符玺书,奉旨掌管天下道教。邱处机临终前曾遗命弟子宋德方编纂《大元玄都宝藏》,此藏成为有实物留存至今的《道藏》最早版本。而将此大书冠以之名,亦是仿效佛教《大藏经》之例。元仁宗于延佑二年(1315)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并将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自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乃至明清两朝统治者的政治思想。儒、道、佛三家在中国大地上都能够各自得到发展,本身就是一种融合共生的表现。

儒、道、佛三家在明朝的发展,可以从其各自的学术成果得以反映。宋代程朱理学在明初仍为儒家的主导思想,但到了明中叶王守仁心学体系的确立及广泛传播,逐渐取代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明末随着政局和社会的动荡,以刘宗周、黄道周、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儒士,对于只重理论思辩、脱离社会实际的理学进行反思与批判,进而将儒家思想引入到了实学的阶段。而佛教、道教有一个共同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在明朝皇帝的支持下,各自都编修了卷帙浩繁的藏经。明朝在朱元璋开国之后,虽然还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但其实还是采取三家并用的方针。像朱元璋曾经出家当过和尚,这就为佛教在明代的发展提供了最为基础的政治保障。而明成祖朱棣曾亲自梳理历代注疏,编定了著名的《金刚经集注》。王守仁之心学体系虽然上承南宋陆九渊之心学,但其所提出的学凡三变之说中,前三变有出入佛志,后三变有以默坐澄心为学的,这明显是受了佛教的极大影响。而明初著名的全真教道士张三丰,也提倡三教同一之说,认为三教虽经不同人创始,但殊途同归,皆归于道。

清朝又是一个大一统时代。清朝从顺治帝开始往后的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对儒学的自身修养与弘扬传播。而在前面提到的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大儒,身跨明清两代,也把实学之风带入清代。之后,伴随着颜李学派、乾嘉学派、今文经学,直到晚清维新派的兴替出现,清代儒学又经历了从实学到考据、从经学到经世致用之学的起落发展。满族本信萨满教,但清朝统治者接受了喇嘛教。在中原地区,清政府还大力扶持汉传佛教。通过佛教维系汉族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成为清代佛教发展的一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清政府主持编纂各种文字的佛教《大藏经》。由于清朝皇帝对儒、佛二家思想的推崇,认为长生久视于世道无补,对道教的功用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上。有鉴于此,全真道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吸收佛教思想,以精严戒律明心见性来要求道教信众,博得了清朝统治者的赏识,使全真道得以中兴。由于目前保留下来的佛寺道观,大多为清代建筑,从其中建筑风格和所供圣像来看,很多都体现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清代盛行的各种民间信仰中,大都是杂糅三教思想、供奉三教神。从留存至今的大量清代宝卷中,可以看出其中已无太多思想理论价值,充满世俗功利之说,但这恰恰说明三教合流思想已从上层走入民间的事实。

通观中国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发展历程,由于各自都有不断面临新情况、适应新环境、寻求新发展的生存需要,所以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虽然其间伴随着矛盾与对立,甚至出现了三武一宗法难,但最终还是被中华文明博大的包容性所调和,走出了各自和而不同的共生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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