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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之教与治世之道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8-15)

儒、释、道三家并称三教,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虽然佛教是外来的,两汉之际始传中土,但…

    儒、释、道三家并称三教,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虽然佛教是外来的,两汉之际始传中土,但经过长期的融合与消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三教并立不仅是汉魏以来的历代国策,也是一种实在的文化现象。因此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时不能光讲儒道互补,儒道主从,儒释的对立与互补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能够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植根生存,并且长期繁荣发展,以至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实是不易。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与中国文化有相互吻合的一面,特别是与道家思想,这一点不少学者已经论及,但另一方面,它也必有与此前的中国传统思想如儒道两家有不同的一面,不然也不会有被消化吸收的必要,这一点往往为学者所忽视。虽然党同伐异是人的本性,但人性同样有喜新厌旧的一面,如果一种外来学说与本土文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当然就不存在相互容纳的可能,不可能得以植根,反之,如果它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也同样难以引起人的兴趣。初传时的佛教一方面披着黄老的外衣,一方面散发着空灵的气息,就像一阵清新的西风一样吹遍了东土,很快就顺利地扎下根来,在以后的过程中,佛教也尽可能地避免与儒道两家的冲突,甚至不惜改变自己的某些教义,但是随着它在中国的发展和壮大,其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鲜明的个性的文化内核便逐渐凸显出来,特别是它的主张平等自由、强调出世独立的思想与儒家的突出社会伦理、讲究在世治世的理论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佛家强调出世,儒家强调入世,这已经成为一般学者的共识,但对其背后隐含的思想内涵则似乎较少发见,儒家也说“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并不一味强调入世,佛教也谈在世而离世,不光入世,甚至还要下地狱救度众生,亦未单说出世。因此只是从现象上来看问题,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本质。
    分判一种教说是出世的还是入世的,关键要看它对社会世间和人性的根本态度观点,如果说它是采取否定的态度,就说明其为出世之教,如果是肯定的,就说明其为入世之道。佛教认为人生是苦、世间不净、人性有贪嗔痴三毒,当然是出世之教,而儒家对世间生活和人性是基本肯定的,只能是入世之道。
    一般来说,以彼岸世界为终极目标的宗教都有强烈的出世色彩,佛教更是将此推至极致,它对人生世间甚至人性本身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原始佛教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释迦牟尼最初说法,即宣示了苦、集、灭、道四圣谛,其中又以苦谛为根本。人生是苦是全部佛教的出发点,也是佛教对人生的一种根本态度。人生是苦,不是说人生之中有痛苦,而是说苦是人生的根本体验和感受,有受皆苦,在现实生活之中,根本没有快乐可言。
    佛教的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它的出世倾向,而在儒家那里,我们却看不到这种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极端消极的人生观的影子。虽然儒家也承认人生之中有痛苦,但这种痛苦只是与快乐相对应的痛苦,是现实生活中不如意的一面,并非人的全部生活感受。在儒家看来,现实生活中可乐的地方太多了,天下太平可乐,家庭和睦可乐,衣食足用可乐,身体康健可乐等等。即便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儒家的圣贤同样能够感受到常人无法感觉到的精神的快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孔子被围于匡,绝粮三月,犹自弦歌不绝,其乐融融。所谓“孔颜乐处”,已经成为儒者所向往和参究的一种最高境界。
    有人提出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对现实生活的肯定,对人生价值的肯定,这种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使人们的双脚牢固地站立在大地上,减弱了对星空的仰望和对彼岸世界的向往,多了一份满足与平和,少了一份反思和忏悔。
    佛教不仅否定人生价值,也对人生世界和现实社会进行彻底的否定。出离轮回的佛国净土很难在现实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影像,佛教众生平等、自由自在的理想也根本无法在人间得以实现,因而只能通过离世出世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追求,对现实社会只能采取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佛教的这一立场对它的发展是不利的,也往往成为其他教派攻击的口实。东亚慧远倡导沙门不敬王者,坚决维护佛教徒的社会地位,使佛教僧人在至高无上的王权面前同样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但也为此遭到了以王权至上为原则的儒者的批评。禅宗秉承不结交国王大臣的宗旨,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结果屡受打击,后来不得不有所改变,法如神秀的亲近帝王也是迫不得已的。
    儒家则与此相反,对现实社会基本上采取的是肯定的态度,因为它本来产生于专制主义的土壤之中,不论它是否愿意承认,它确实是封建统治的政治工具,尽管它要求的是清明的政治,是王道治世。上下等级式的君臣父子制度就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只是它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希望君圣、臣忠、父慈、子孝,上下双方各安其份、各尽其职而已。正是由于儒家具有这一特点,它才会成为历代统治者宣扬推崇的对象,成为匡赞王化的圣教,被立为传统思想的主导。当然儒家也不乏对现实社会的尖锐批评,但这种批评都是小骂大帮忙,是“善意的”,只是想改良,并不愿意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不想革命。
    对现实社会的不同的政治态度决定了儒佛两家不同的精神趋向,而这种政治态度同人生观一样,又取决于各自的根本思想特别是对人性的理解。
    佛教认为人生是苦,现实社会无可留恋,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自身,在于人与生俱来的弱点和本性。佛教将人生之苦具体分为八种,即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八苦。其中前四种是自然的痛苦,难以避免,后三种是社会现象,反映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苦的总的原因和概括则是求不得,欲求长生不老不得,欲求身体健康不得,欲求不遇怨敌不得,欲求爱侣不分不得,这些都是痛苦,有求不得,有愿不遂,当然全使人痛苦。而求不得的原因又在于五取蕴。所谓五取蕴,是指色、受、想、行、识,其中色为物质性的存在,受为感受,想为思想,行为意志,识为意识,为前三种的统称,后四种属于精神性的东西。五蕴聚集构成人身,因此人生痛苦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自身。五蕴与贪取联结在一起,所以叫做五取蕴,五蕴与取的联结产生种种贪欲,贪欲才是苦的真正原因。
    五蕴幻身是人类苦难的源泉,人性本身的弱点造成了人的痛苦。因此人并不是什么完美的生命,而是充满了污垢和邪欲的有情众生之一。佛教一方面强调人身不净,一方面指出人性有贪嗔痴三毒,对世俗的人进行了彻底否定。
    三毒是对人性弱点的概括,所谓贪,是指人的贪欲,尤其是人的身体的各种欲求,嗔指嗔怒,指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及情感,痴指愚痴,指人的不发达的智慧。佛教认为人的身体是贪欲的渊薮,人的情绪是不稳定的,是好怒不善的,人的智慧是低下的。总之,对人性是彻底否定的。
    佛教贬低人性、指出人的种种弱点是有自己的目的的,其目的是让人们认清自身的缺点,了知人身的无可爱乐,从而消除人对色身的贪欲,破除人的我慢自大,使人不再对现实世界产生留恋,厌弃世俗生活,出家修道。因此佛教并非有意使人丧失信心,而是为了达到诱使众生出离世间的目的。
    与此相反,儒家则对人性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众所周知,性善论是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尽管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但他认为可以“化性起伪”,通过后天的教化改变人性,这就是礼乐文明。荀子意在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并非有意贬低人性和人的价值。
    孔子对于人性的善恶未曾明言,只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但从他的整体思想来看,对于现实的人和人类社会他一向是充满信心的。尽管他也认为人有种种弱点,但这种弱点在他看来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他特别强调后天的教化的力量,认为“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除了绝顶聪明的圣人上智和先天痴呆者之外,人的聪明程度取决于后天的学习和教育,与此同理,人的道德修养也主要取决于后天的条件,取决于人的主观选择。
    孔子一向主张高扬人性和人格的力量,对人的价值和意义毫不怀疑。他认为君子有智、仁能三德,“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虽然这是君子才能具备的优秀品格,但君子同样是人,其品格也代表了人的优秀品格。将儒家的三德与佛教的三毒相比较,就可以明显的看出二者对人和人性的不同态度。
    三德与三毒都是对人的身、心、意的观照和看法。儒家认为,人的身体强健有力,可以产生勇敢的品格,使人无所畏惧,一往无前;人心充满仁爱,以仁待人,故心无忧戚;人的智慧足可以认识人事物理,格物致知,并且知道如何行事,不背天理,不违人情。儒家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待人的,故发现的是人的美好的一面,积极的一面。而佛教则主要从负面来看待人,发现的只是人的丑恶的一面,不完美的一面,因此对同样事物的观察,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完全相反。
    正是由于认识到人性的丑恶,佛教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对之进行限制和改造,使之经过脱胎换骨,超凡入圣。佛教以戒定慧三学来对治贪嗔痴三毒,戒其贪欲,定其乱心,除其愚痴,从而使人身心清静,生大智慧。佛教对人性主要是进行限制和破除,因为人性本恶,无可保留,因而其所达到的目标也是超越人类,成为出离轮回、不住三界的诸佛菩萨。对人可谓贬之也深,期之也高。
    儒家则由于认识到人的可贵和人性的美好,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对之进行发扬和提升,使之更进一步,成贤成圣。儒家注重对人性和人格的发掘和培养,主张对人的先天的善性要保持勿失,同时要通过后天的教化和培植使之显现出来,并且发扬光大,成为现实的美德。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人贤人,其目标不是将人培养成非人,成为神仙,而是充分体现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善人、完人。儒家的圣贤与现实社会并不矛盾,而是维系合理的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
    佛教以佛性取代人性,以佛国净土取代人间世界,以自在自由、平等无二的个人独尊取代相互联系、相互牵制的现实社会,体现了彻底的出世精神。儒家则高扬人性,立足现实,注重社会伦理,积极主张人人参与,使现有的社会变得更加合理,体现了强烈的入世精神。尽管儒家也讲隐居,但这只是身居危邦乱世之时不得已的明哲保身之道,并非终极目标。虽然佛教也讲入世,然其入世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达到出世的终极目标。因此儒佛两家的分际还是很分明的,正因为一出一入,才有了对立互补,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发达。
      二
    对于儒佛两家的分际,历代统治者都是十分清楚的。即便是最崇奉佛教的帝王,也不会将佛教规制作为治国经世的模式,而是仍然推行儒家的典章礼制。这也决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命运。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儒家的政治命运一向亨通。因为统治者认识到了儒家的政治价值,不管个人是否喜欢它,但作为治世之道,儒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尽管统治者个人的爱好不同,他们也不甘心于做一个儒家要求的圣王、明君,因为那样做太累,太苦,而是想长生不老,永享富贵,因此或求仙术,或慕空门。但是作为一国之主,作为各种权力集于一身的绝对专制者,他们又不能不面对与权力和尊荣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不得不为大大小小的政务而烦恼。这时候他们又不得不运用儒家的宪章典制来治理国家。因为儒家的治术一方面保证了帝王的绝对权威,一方面也包含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和权谋。而且尽管帝王对于成佛成仙有兴趣,但要他们真正做到清心寡欲,放弃眼前的现实享受,他们是不大情愿的,他们只想获得,不愿付出,因此自古帝王慕道者多,得道者无。在遥不可及的仙佛之乐和现实的至尊至荣之间,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最终选择了后者,因此也就选择了儒家。以孔子的不断被加封为标志,儒家的政治地位在封建社会越来越高,其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与此相反,尽管佛教也一度在梁朝成为国教,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维持了作为三教之一的地位,但统治者对其大多是利用,真正崇信者少。武则天以崇佛著名,她对神秀尊崇至极,许其肩舆进殿,亲加礼拜,还将释氏列于道教之前,但是在神秀不惯宫室,屡请还山之时,她却不予恩准,不仅她如此,她的儿子中宗也是不许。这表面上是表示对神秀如佛教的尊礼,事实上是怕他在外边不好控制,有碍治化,神秀门徒成千上万,那么多人聚集山林,总是一件让统治者担心的事,将迎入宫中,使其力量分散,群龙无首,就好控制了。至于武则天的抬佛贬道,只不过是为了打击唐朝李氏的气焰而已,并非真是由于崇信佛教。信佛者尚如此,就不必说那些不喜欢佛教的人。佛教自北魏以来,蒙受四次法难,至于其间所受排斥打击,更是不计其数,不能不表明它在中国长久以来的政治地位之低。
    对于儒释两家的分际,两家学者更是心明如镜。这一方面往往成为儒士攻击佛教的最重要的借口,他们借助儒学在封建社会的主导地位,指出佛教非圣毁法,残裂身体,与正统的观念和传统的意识不合,属于夷狄之教、化外之学,应当加以禁止。同时指出佛教主张平等,不敬王者,割舍至亲,有违孝道,对于封建礼教不利。更为重要的是,佛教让人出家,提倡布施,一方面使人口减少,一方面财产流入寺院,有害国家财政,对于统治者的经济基础有一定的危害。
    这些指责都击中了佛教的要害,而佛教徒的还击则很软弱,主要是退让和回避。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与儒家和道教对抗时具有先天的不足,因此只是解释和妥协,很少回击,因为它主要是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希望能在中国植根固本,得以存在下去,不愿与根深蒂固的儒道两家为敌。佛教一方面宣扬一切平等,淡化夷夏之别,一方面又尽量在教义和形式上把自己中国化,以改变“外来户”的形象。同时在戒规和教义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进,以缓解与正统的儒家思想的矛盾,譬如编造了一些报父母之恩的经典和传说,以与儒家的孝道调和,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发扬孝道,在父母年老时,专门抽出时间回家养亲尽孝,如五祖弘忍便是一个著名的孝子。为了改变佛教徒不劳而获的印象,禅宗还不惜一改印度旧规,坚持农禅并作,自食其力。
    为了减少与儒家治世之道的矛盾,中国佛教逐步淡化了自己出世之教的色彩。禅宗强调在世而离世,主张世间即涅槃,涅槃即世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反对宴坐山林,离世独修。净土宗更是以称名念佛这一简易的法门风靡内外,道俗共行,改变了佛道难修、儒术易行的印象,为佛教在民间的普及奠定了基础。逮至近世,佛教更成了民主革命的理论工具,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无不假借佛教的平等自由、不怕牺牲等精神为变革现实服务,这使佛教的现实色彩更加浓厚。直至今日,佛教界以创立“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为己任,使得佛教随顺世间的意味与日俱增。
    佛教在与儒家妥协的同时,也未曾忘记对儒家的批评。佛教认为,儒家所谓的圣贤最多不过是人天小果而已,无可称道。对于佛教的批评,儒家则是一方面回击,一方面悄悄地加以弥补。宋明以降,儒者对于儒家思想缺乏形而上的思索,拘泥于伦理说教之一隅的毛病有所反省,故出入释老,兼纳诸家,以求建立儒家的形而上学体系,使之与释老抗衡。同时试图将孔子神圣化,杂取释老的形式,建立一个所谓的儒教,以增加儒学的出世色彩,提高其吸引力。这种努力是可以理解的,时下流行的新儒家仍在做这种努力,不仅要将儒家与释老抗衡,还要使之吸收西方精神,在世界精神园地中独树一枝,笑傲群芳。这也体现了出世与入世从相反、相对到相辅相融的发展过程。
    然而,尽管儒释两家有相辅相容的一面和趋向,但根本特质是不可改变的。正如儒者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孔子缺乏神性的一面,使创立儒教的努力总是归于流产一样,佛教无论怎样世俗化都无法改变自己作为出世之教的性质,避免不了与现实社会的冲突。不过,正是由于各自的特质不变,才有了两家生存的意义,在建设新文化、繁荣民族精神的今天,双方各自独特的价值都会在融合和冲突中显现出来,共同成为继往开来的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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