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位置: 首页 > 唐密文化 > 唐密研究 > 正文

民国密宗期刊文献汇编序言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6-27)

  何建明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教授   一   密宗,或称瑜伽密教,密乘,因主张…

  何建明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教授
 

  

 

  密宗,或称瑜伽密教,密乘,因主张依理事观行,修习三密瑜伽(相应)而获得悉地(成就)而得名。是印度佛教后期所发展起来的,以《大日经》《金刚顶经》和《苏悉地经》等为主要经典的一种重要的大乘佛教流派。早在三国时代,即公元三世纪,竺律炎、支谦、竺法护等就将佛教的经咒典籍《摩登伽经》《七佛神咒》《密迹金刚力士》等介绍到中国。到唐代,因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等的唐代“开元三大士”的大力弘传,形成了中国佛教传统中以修持密法为主的一个宗派——密宗。但是,在唐代后期唐武宗灭佛的“会昌法难”之后,密宗在汉地迅速衰落,渐成绝响。这不仅是佛教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的重现,轰动了世界,更唤醒了世人对唐代盛行的密宗的记忆。其实,在近现代中国佛教文化振兴运动中,衰落甚至失传了近千年的法相唯识学和密宗的复兴,犹如两支奇葩,特别令人瞩目。当代中国密宗事业的进步和密教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近现代密教先行者们曾经披荆斩棘所开拓的路向。

  1925年,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领袖人物太虚大师在庐山大林寺以《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为题发表演讲,指出:“近数年来,中国──指本部而言──大乘八宗,渐次流行而耀光彩,密宗亦应时崛然兴起。先则京也、粤也、鄂也、蜀也,密风密雨,栉沐已久,今则江浙亦莫不披靡其风化焉。自表面,不得谓非佛法前途之大好瑞兆矣、盖密宗之绝迹中华于今千余年矣、而今得复兴,正如久失之宝,今且发现而复得之也,宜乎举国缁林及诸精进学佛居士,群起而趋之若骛矣。”[1]五年后,他又就当时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现状发表看法,指出:“近数年来,中国佛法渐有昌明气象,于此气象中所新兴者,要有二派:一、重实行的密宗派:密宗亦云真言宗,其所宗尚,佛菩萨之真言也。中国唐时亦颇盛行,唐以后失传于日本;近年世界交通,学者复由日本传归,谓之东密。又有西藏、蒙古之喇嘛传来者,谓之藏密,其所学所宗者,同是佛菩萨之三密真言也。二、重理智的唯识派:唯识宗亦云法相宗,此宗从诸法真理上说明一切法之建立,为佛法教理之根本学,唐时最盛,厥后渐衰。迨民国来,颇为一般学者所宗尚,故又趋复兴焉。”[2]太虚大师的门人、著名佛教界学者法舫法师在总结1930年代中国佛教现状时也指出:“中国现在传行的密宗可分两派,一为日本传归的东密,一为西藏传来的藏密。这两派在现在中国佛教中有相当的势力。”[3]

  相较于侧重学理探讨的法相唯识学,解行并重的密宗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呈现出一种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态势——日本密和藏密的先后传入,并交相辉映。从清末桂伯华开始的东渡日本学密,民国时期太虚大师所领导和影响的武昌佛学院系(包括闽南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等)和佛教革新运动者们大力提倡恢复和建立中国佛教的密宗,到日本密教大僧正权田雷斧和班禅大师等先后来中国内地灌顶传法,再到大勇、持松、法尊、观空、超一、能海、谈玄、心道和王弘愿、顾净缘、黎乙真、程安宅、冯达庵、屈映光、陈健民等在各地的大力弘传,中国内地已经失传了千年的密教出现了历史性的重生迹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现代中国佛教中密宗的复兴,是继唐代“开元三大士”之后密教在中国内地的第二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传播与发展。

  我们如果将唐代密教与近现代密教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唐代密教来自于印度,在中国成为“唐密”,而近现代密教来自于日本和西藏地区,来自于日本的被称为“东密”或“日密”(实际包括日本的“东密”和“台密”两大派系),来自于西藏地区的被称为“藏密”;唐代密教主要成为唐代王公贵族的信仰,对于今天来说只是一种历史的记忆,而近现代密教则传播于社会各阶层,至今仍影响着海内外不少中国人的信仰生活。

  可是,多年来,由于历史文献的难觅,教内外的学者、信徒和密教文化爱好者对于近现代密教的真实情况所知甚少,以至于产生了许多以讹传讹的错误知见。令人惊喜的是,华典伟业在积极推出“民国佛教报刊文献”系列的同时,又隆重推出了“民国密教报刊文献”系列,收入了从民初到一九四九年,包括难得一见的《密教讲习录》《威音》《解行精舍特刊》《世灯》《天津金光明法会特刊》《弘法大师纪念特刊》等在内的共二十多种近现代重要密教期刊,网罗了几乎所有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并与当代密教有重要关系的各个密教流派的主要期刊文献。这对于推动近现代中国佛教文化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密教文化史、汉藏关系史和中日佛教文化关系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上所述,近现代传入中国的密教,主要来自日本和西藏地区,可是,早在三国时期,有关密教的经咒典籍就已经传入中国,到了唐代,密宗便形成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也正是在唐代密宗兴盛之时,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密教,并带回日本,形成了至今绵绵不绝的日本形态的密教。西藏地区的密教传自于印度,经过不断的改革与创新,逐渐形成了近数百年来以达赖和班禅为领袖、黄教占主流的藏密传承体系。正如太虚大师所说:“本来,密教传到中国也是很早的,大概在六朝时候吧,便有了杂密的经典输入。但是,真正的建立密教,还是在唐朝开元年间,当时有名的人物,如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等,都是专门宏扬密教的上师。并且在这时,也传去了日本。中国的佛法,因为经过了唐武宗的毁灭密教也就一蹶不振,继之而起的是不立文字的禅宗。一直到了元明清的时候,因为蒙藏的关系,帝王很多信仰密宗,在北方五台山等处也有很多密宗寺院;但多是喇嘛,和中国僧众及民间信仰,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可说汉土民间信仰祗属禅宗等;其焰口和其它的密咒,虽普遍于民间,为社会的风俗信仰,然非寺中修习的正课,如禅门日诵中的密咒,不过是附属的一种助行罢了。在民国六七年前,还没有所谓显密问题。近年来,因为密教的勃兴,一方面有由日本而输入中国的东密、台密,一方面由蒙藏关系的密切,而传来黄、红、白各派的藏密。汉地佛教有了密教而占有重要地位。”[4]这也就是说,密教在中国内地虽然绝迹千年,但是密教的一些重要形式如密咒等,在民间的佛教信仰中仍然留存,这是密教重兴的重要基础;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藏地和邻近的日本,都有各自完整的密教传承系统,这是中国内地(汉地)密教重兴的重要外缘。

  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为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历史性的重要契机。清末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杨文会居士,正是由于有日本南条文雄博士等的大力帮助,才使得法相唯识学等许多在中国久已失传的中国传统佛教经典得以重印、流传,从而开启了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大门。同样,密教在近现代中国的复兴,更是首先由于日本密宗向中国的传播。

  太虚大师在分析近代汉地密教重兴之因缘时说到,中国从唐代以至如今,密宗已绝响千余年,之所以出现潮涌般的复兴迹象,主要在于日本的佛教是以密宗为中心的,犹如中国佛教是以禅宗为中心一样,它的宗义也不同于唐代“开元三大士”所弘传的密教,而是融合了日本的国俗。而正是这样一种日本密教,在近代日本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影响中国的浪潮中,一些清季留日人士,开始关注日本的密教,杨文会弟子李证刚甚至翻译日文的《西藏佛教史》,大谈密宗;杨门的另一位弟子桂伯华也东渡日本,学习密教。最直接剌激中国复兴密教的事件,莫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向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求中国政府象对待西方传教士那样,开放日人来华传播佛教的自由权,这实际上是日人乘世界大战之机表露其蓄谋已久的侵华之野心,“冀以传教之名,而行其帝国主义之实,其含有政治色彩,路入皆知也”。因此,当时的北京各界、特别是佛教界无不痛斥其非。日本佛教本来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中国佛教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为什么日本人提出要来华传教呢?日本人的理由是,中国早已没有密教,而日本正是密教非常发达的国家,日人来华传教,就是要向中国“反哺”绝学。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掩盖日本利用向中国传播密教而侵略中国的野心。“职是之故,我华缁俗,虽明知其为政治利用文化侵略之计策,然以中土密宗诚绝,固亦未如之何也。以故尔时缁素,受此重大剌激,对于密教问题,渐渐注意。有陈某著《中国之阿弥陀佛》,历言日本密宗之宗义,予于是年著《整理僧伽制度论》,亦主派人留日、留藏习密,以重兴我国之密宗。至民国七年,潮州王弘愿将日文之《密宗纲要》,译华传布,余时在沪纂《觉社丛书》,得之广为流播,极力提倡,冀中国密教早日恢复。未久,而密教、密教之声,竟遍中国矣。”[5]

  在民国初期,推动日本密教向中国传播最有力的,莫过于太虚大师及其所主编的《觉社会丛书》和《海潮音》杂志。正是由于太虚大师对于弘扬密教的呼吁和在《觉社丛书》《海潮音》上辟专栏刊载和宣传王弘愿对日本高野山密教大僧正权田雷斧《密宗纲要》和《曼荼罗通解》的译介,使得日本密教以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方式向佛教界和文化界传播。

  1920年9月,也就是在《海潮音》杂志创办之初,太虚大师就积极筹备出版“密宗研究”专号,并大肆刊登广告。《海潮音》杂志曾刊登《修学密宗者注意》指出:“非先研究王弘愿居士所译之(权田雷斧所著)《密宗纲要》,则于本志之密宗号将不得其研究之门径。”并表示《海潮音》杂志社为王弘愿所译之《密宗纲要》代为流通。[6]他又多次告示《阅海潮音者注意》:“本刊第九号所载之《曼荼罗通解》系留学日本密宗之专门学者王弘愿先生翻译自日本丰山大学长之最深哲作者,故不可不先阅。”在第九期《密宗研究》专号的封面上,太虚更直接标明:“佛法胜义,中华绝学。”该专号包括广告在内总共102页,王弘愿所译权田雷斧之作《曼荼罗通解》和王弘愿介绍日人《印度佛教史》及答复印光法师等僧俗书等就占了91页,几乎成为王弘愿弘传日本密教的专号。可以想见,当时太虚大师是将王弘愿当作真正传播日本密教的不二人选。该专号登载的吟雪《密宗弘传史》一文中,特别赞叹“太虚法师在《海潮音》本专号内,以王弘愿居士所译的《曼荼罗通解》介绍给我国人,这是振我国密宗之绝学,为学问界思想界重新开辟一天地。”[7]随之而来的大勇、持松、显荫等人相继入日学密,不能不说与太虚和《海潮音》对日本密宗的大力提倡以及王弘愿积极译介权田雷斧的密教宗义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此,正如法舫法师后来所说:“中国密宗的复兴,始于本刊(《海潮音》)的提倡,继以大勇持松诸上人的东渡留学。民十二三年东归的密宗,宏传极盛。”[8]太虚门下大弟子大醒在总结《海潮音》创刊十五年的成绩时,特别指出:“近世中国沙门提倡密宗最有力者,当首推虚大师(除西藏蒙古的喇嘛)。《海潮音》第一期,即载有殷人庵的《一字金轮陀罗尼略辩》,第二期中有《王弘愿居士致虚大师书》(即要求刊载所译日本权田大僧正《两部曼陀罗通解》,并代为推广所译权田《密宗纲要》——引者注)……虚大师复信,允为登载,表示欢迎,并为介绍《密宗纲要》一书。在九期的《(海)潮音》乃特出‘密宗专号’和二卷六期将王君所译的《曼陀罗通解》全篇登载,插入曼荼罗铜版图像大小十八幅。”[9]后来,《海潮音》杂志又载文说:“中国的密宗复活,以本刊第一年的提倡——出有密宗专号——为始,失传千年的中国密法,才由日本返流回来。由本刊提倡之后,才有大勇、持松以迄谈玄等之留学事业。迄民国十二年大勇归来传法,十三四年持松回来传法,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密宗(日本密),真是风靡一时的了。”[10]


  三
 

  在近现代中国密教复兴运动中,居士界的潮安王弘愿、弘法湘沪的顾净缘(谢畏因)、四川的程安宅、香港的黎乙真、上海的屈映光和广东的冯达庵等,都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人物。而其中潮州的王弘愿,更是首先应当大书特书的一位。颇有社会影响的《佛教日报》在王弘愿1937年入寂后发文,称王弘愿“以居士为当代传承密教得阿阇黎位之最初第一人”[11]。

  在民国初期国人心慕密教重兴之时,王弘愿最早翻译了日本高野山大僧正权田雷斧的《密宗纲要》,成为国人知晓日本密教最权威、也是流传最广的作品。时人郑国藩在给王弘愿《东游吟草》所作序中说:“密教绝响中国数百年矣,往岁吾友王弘愿居士译日僧权田大师所著《密宗纲要》付梓,风行海内,盖欲识彼门径者,视此书为空谷足音,且思藉以筏迷津灯暗室也。”又说:“佛法西来,首及诸夏,后乃灌输于日本。今禹域密教绝传,而彼邦方如皓日当天也。居士远涉重洋,得其衣钵,他日释教史上,且尊为中国重兴密宗之鼻祖也,其亦盛矣。”[12]虽然郑国藩作为王弘愿之友人而作上述之言有过誉之嫌,但是,正如《太虚自传》中所述,民初大力提倡密宗的太虚法师,也是受了王弘愿所翻译的《密宗纲要》等的影响。他说:“这一年(民国九年),本拟在净梵院安住下来,专事编辑海潮音,乃初以接收弥勒院,继以往返武汉、广东、鄂湘,海潮音的编辑往往在车轼舟舷以工作。……先作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及王宏愿《曼陀罗解》,皆在这一年的《海潮音》发表。并介绍流通王弘愿所译《密宗纲要》,我对密宗的兴趣,及国人对密宗的注意,亦因此而引起。”次年,太虚在给王弘愿的一封信中又说到:“屡读大著,叹为震旦居士中之具正知见者,并叹为震旦专门真言宗之一人。”[13]

  王弘愿,号圆五居士,早年因仰慕韩愈之文而取名师愈,字慕韩。掌教潮州中学三十年。年四十时,“身世之艰危,始有志于佛学”,深感韩愈辟佛之非,于是搜求内典而研究之,在读到《华严经》时,于普贤境界有所悟;又因持准提密言,而进求密部经典,“始知非有师承则成盗法”。他读到日本高野山大僧正权田雷斧所著《密宗纲要》,得知有即身成佛之道,惊喜异常,将其译成中文流通海内,更广探密部诸经轨,告之海内,从而吸引了大批佛门的实修之士,特别是原来只趋净土之人,带动了民初学密风气的流行。但是,王弘愿得读权田大僧正之书后,深感“非亲传固不能尽其曲折”,故“有心入日,亲炙大僧正,亲受其心传”。只是他当时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不能远离家小而赴日学习。他写信给权田大僧正求助,权田慨然有“为法不厌舍命抛身”之回信,并于1924年不顾已经七十九岁之高龄,专程来到中国南方的潮州弘扬密法。[14]

  为了迎接权田大僧正专程来华传授日本密法,王弘愿在潮州组织了“密教重兴欢迎会”[15],开始了有组织性的密教弘法活动。该会后来发展成为影响很大的震旦密教重兴会。1924年6月,权田大僧正来潮汕弘密,随行的有十多位日本密教道场的僧正和僧都,在潮州开元寺举行隆重的传法灌顶仪式,当地潮安县的要员也都出席,一百二十人受结缘灌顶,王弘愿、程安宅和释慧刚等数十人受传法灌顶。法会结束后,权田雷斧大僧正将所带全部法器及弘法大师全集等,全部赠与王弘愿,寄予厚望。随后,权田大僧正一行还应香港黎乙真居士等之邀,到香港弘法两日。王弘愿在权田大僧正来潮传法灌顶之后,就在潮安组织震旦密教重兴会,并在潮、汕两地开办密教讲习所,讲说指受法轨、菩提心戒仪等,还建立曼陀罗法,并出版《佛化季刊》,掀起了潮汕地区密教重兴运动。[16] 1926年夏,王弘愿修四度加行后,奉权田大僧正之命东渡日本,受阿阇黎位及深秘法,成为中国居士界受阿阇黎位第一人。回国后,讲习密义,以函授制形式引度有志者,并开始编辑出版《密教讲习录》,流通海内外。1927年,他始开灌顶坛,在潮安、广州、香港和汕头等地,前后灌顶者数以千计,著名的冯达庵居士就曾于1929年受其大阿阇黎金刚界灌顶,1936年又受其传法灌顶。其间,《密教讲习录》从1926年创刊,至1935年停刊,前后十年,不仅刊登了王弘愿译介的大量日本密教经典及其自己有关的密教宗义及密教修持的各种法轨和威仪的著述,还记录了在各处灌顶及传法的情况。时人称“此《录》为王大阿阇黎将密教最要之四度事相,及一切要妙秘法恃考精研,以宣传法佛大教之髓脑也”。[17]

  在王弘愿弘密于潮、港和广州等地的影响之下,广州佛教僧俗释铁禅、赵公壁等,于1930年代初先后建立解行学社和解行精舍,志于“辅助香港(黎乙真主持的)真言宗居士林,及(王弘愿主持的)潮安震旦密教重兴会,宏扬密教”。[18]1932年,被称为“南中国宏密之泰斗”的王弘愿应解行精舍之邀,专程来广州作灌顶法会,极一时之盛。解行学社特出版《解行精舍特刊》记录此次盛行的前后之经过及其殊胜因缘。1934年,汕头密教修持者王少瑜、王净心等人发起成立汕头密教重兴会,聘请王弘愿担任导师,出版月刊《世灯》,并主办多次灌顶法会。

  顾净缘是近现代中国密教重兴运动中另一位非同凡响的居士界重要人物。他于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在长沙创办“二学园”和“两湖佛化讲习所”,显密双弘。1928年他东渡日本学习东密和台密,并受阿阇黎位。1930年,顾净缘回国并在上海创建“畏因同学会”,他还以“谢畏因”为笔名创办《威音》月刊,阐扬密乘,同时弘传“人道佛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1930年创刊,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停刊,《威音》共出版七十八期,成为近现代中国密教弘传史上堪与王弘愿主编的《密教讲习录》媲美的另一种重要的密教文化杂志。1938年,顾净缘因著名将领唐生智之请到长沙为其父唐耀先办理超度法会,由此留湘从事文教和弘法事业,同时成为唐生智的老师。正如《海潮音》杂志所评论的那样,在1930年代中期,“顾净缘居士以密法摄湘中军政各界,渐及于鄂”。“顾虽宏密,亦重教理”。后来,他又在长沙重新开办两湖佛化讲习所,“四众兼收,将近三百,可云盛矣”。[19]顾净缘的弟子中最有名的,就是至今仍接续其事业的年逾八十高龄的吴立民大居士,曾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多年,受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之托,为北京佛牙塔地宫庄严设计,1994年还破译了陕西扶风法门寺佛指舍利塔地宫的唐密曼荼罗,著作宏富。
 

  四
 

  大勇、持松、显荫、曼殊揭谛、法尊、观空、超一、能海、谈玄、心道等僧伽,在近现代中国密教复兴运动中都先后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可磨灭。而首先不能不谈到大勇阿阇黎,因为是他最先赴日学密,并动员持松一同东渡学密;也是他最早发愿赴藏学密,并创办藏文学院,后带领法尊、观空、超一、能海等一批汉地高僧赴藏学密,成为近代内地僧人最早赴藏求法的先行者。

  1919年,已在四川军政界任职的李锦章和他在重庆时学佛的友人黄葆苍、董慕舒等,一同至上海依太虚大师剃度出家,分别得法名传众、传佛和传心,字大勇、大慈和大觉。1921年太虚大师应邀到北京为各界讲经,大勇随侍听讲,但他不满足于当时遍及各地的念佛法门,认为在此末法时期,“非得三明六通,难以启大众之信,回流俗之狂,而佛法终无由昌大”,于是发愿学习密乘。当时,日本密教僧人觉随来北京弘法,曾邀请太虚赴日学密,为太虚婉拒,大勇却发心愿为一试。到日本高野山后,觉随态度有变,致使大勇不得不回国筹措学密经费。1922年,大勇筹得经费后,约同持松一道赴日学密。就这样,他们来到高野山密宗大学,从金山穆昭等学习密乘。次年秋,大勇学得金刚、胎藏二部曼陀罗大法及受传法灌顶,得大阿阇黎位后回国。他在上海、杭州等地受到热烈欢迎,先后在两地开坛传法灌顶。随即应邀到武汉,在太虚大师主持的武昌佛学院等处设坛传法灌顶,掀起了武汉学密风潮。[20]但是,大勇“觉其所习日密之有所不足,因发大愿,欲以藏文为工具,入藏求密”。[21]更有甚者,大勇发愿西藏学法,在于他觉得“西藏佛化,不但密宗一派形神俱完,相用兼备,即其现所保存之经籍及医方、工巧二明诸书,以视吾华所已译出者,乃多至百倍或数十倍不等,且均承传不绝。盖自天竺佛化式微而后,所有原存五印之佛教经论大宝窟,不啻移转输入于西藏矣。故欲考订古籍,搜求遗经,非通晓藏文藏语,则无从着手。现拟设一佛教藏文学院于北京,以作西行求法之准备”。[22]由是,他在武汉名流居士汤铸新、胡子笏等人的支持下,于1924年10月成立“藏文学院”于北京慈因寺,吸引了法尊、观空、超一、大刚等相继入学,并于次年6月改组成“西藏学法团”,不久即西行往藏地求学。求法途中多次遇阻,但大勇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向大格西杰尊、札迦大喇嘛等修学藏文经论和研究密法,大勇得传藏密阿阇黎法位。不幸的是,大勇因病于1929年示寂于甘孜。其他学法团成员或因病丧亡,或因阻不得不留西康学习后而折返,而能海、法尊、超一等继续克服各种困难,前往藏地求法学密,成为沟通汉藏、弘扬藏密的一代高僧。法尊后来主持太虚大师在重庆创办的汉藏教理院,而能海1935年回到内地,先后在上海、五台山和成都等地开办道场,主持法会。1936年,上海佛教界隆重举行“丙子息灾法会”,被称作“显密无碍,解行精严”的能海大师应邀修法讲经,开示菩提道次第。《佛学半月刊》连续出版三期“丙子息灾法会特刊”,记录法会经过。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四川佛教会在成都举行大规模的护国息灾法会,能海应邀主法。当时的《佛教月报》也因此出版了“护国息灾法会特刊号”。1940年,能海率领弟子多人再度赴藏学法,次年回到成都,开始了在各地建立金刚道场,弘传格鲁派密乘的使命,为内地藏密的弘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持松法师,法名密林,1911年于荆州铁牛寺出家,两年后在汉阳归元寺受戒。1914年入月霞法师在上海主持的华严大学学习,后随该校迁至杭州海潮寺,1916年毕业。随后任教于常熟兴福寺法界学院。当时,他对日本要求派僧来华传播佛教非常不满,但又感到明治维新后日本佛教“或亦不无可采之点”,“即欲往东,一采其究竟”。当时赴日时机未熟,等到1922年冬,“杭地诸居士劝学密宗”,他“以此乃中国绝学,假此并可参观日本佛法之施设”,由是在大勇的鼓动和支持下,一同赴日学密。[23]他与大勇一起到高野山依金山穆昭修学密法,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得阿阇黎法位。1924年春,他继大勇之后回国,先在上海、杭州等开坛传法灌顶,不久应家乡湖北善信的邀请,出任武汉首刹洪山宝通寺住持,并开坛传法灌顶,继大勇之后将武汉地区社会各界的学密气氛推向高潮。正如后来的评论者所云:“自持松、大勇两阿阇黎留学日本高野山受两部灌顶而归,国人始知自惠果阿阇黎后,由空海大师盛宏彼邦、灵验甚著、向之魔鬼式之咒术,实具有不可思议之妙用矣。故长江各省请两法师开坛传法者,不可胜纪。”“持松法师回国后,驻锡武昌洪山宝通寺,萧前督军为建密坛一所,一时发心请法者,轰动武汉三镇,洪山蔚为密宗中兴之区域矣。”[24]

  1925年冬,持松随太虚大师所率领的中华佛教代表团赴日参加东亚佛教大会,会后他没有随团回国,而是仍留在日本从高野山权田雷斧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灌顶。次年,他又专程到京都比睿山延历寺,学习台密仪轨,后再至高野山随金山穆昭传授口诀,兼学梵文。1927年,持松回国后,到各地开坛传法灌顶,成为当时中国僧界同时弘传日本东密和台密的第一人。1936年,上海佛教界举行盛大的“丙子息灾法会”,被称作“尽习野泽三十六流台密十三流”的持松法师,应邀担任东密主座,主修尊胜佛顶法。《佛学半月刊》“丙子息灾法会特刊”对此殊胜因缘给予详细报道,赞誉有加。同年,持松第三次东渡,与日本佛教学者广泛接触。回国后,他驻锡上海圣贤寺,主要从事讲经和著述的活动。从此,持松不仅勤修日本密教,也对东密和台密作精深的研究,多有著述。1942年,上海《佛学半月刊》相继推出两期“真言宗专号”,由持松负责编辑和主要撰述,力图廓清当时教内外对真言宗的诸多误解,也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密教文化复兴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1948年元月,中国佛教会和蒙藏委员会通告全国各寺庙并佛教各团体,共同起建“以超度历年阵亡将士死难同胞,增进现在民众福德,消弭未来一切灾劫为宗旨”的四十九永日“己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是近代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息灾大法会,仅上海地区就建有尊胜佛顶道场、大威德金刚道场、念佛道场和讲经道场。而“‘东密’‘唐密’正宗,护国息灾殊胜大法”的尊胜佛顶道场,共设尊胜、护摩、明王三法坛,持松法师以其在弘传日本密教中的崇高地位而应邀担任主修。法会还出版了《息灾法会音声》杂志,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报道。

  太虚大师在谈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密教复兴之趋势时说到:“全国缁素既知密教有复兴之必要,日加注意,于是日僧若演华、若觉随之传密者,先后来华,而誓志东渡留学者亦日伙。先则粤之纯密、蜀之大勇,继则有持松,后则有显荫、又应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但此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祗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耳;故碻能荷负吾国密教复兴之责者,亦唯其三人耳。”[25]这里提到的显荫法师,法号大明,原籍江苏崇明县,自幼聪颖过人,1918年十七岁时,正在师范讲习所就读的他,在友人的启发下,到浙江鄞县投谛闲法师出家,就读于观宗学社,与仁山、倓虚、宝静、常惺、妙真、持松、可端等同学,深受谛老器重。1920年毕业后,在社中研究经藏,并经常随侍谛老到各地讲经说法。1921年著名佛教大居士丁福保编纂的《佛学大辞典》出版,年仅20岁的显荫应邀为之写序,成为佛教界和文化界之美谈。次年,显荫又应邀到上海的世界佛教居士林任林刊编辑部主任,声誉日著。1923年初,扬州长生寺可端方丈邀请显荫主编《佛光月报》,得到教内外高僧大德、学者名流的大力支持和高度赞誉。同年秋,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显荫等作为中国佛教救济东京震灾会的代表赴日,随后他就留在日本,到高野山学密,直到1925年2月获得阿阇黎法位后不久才回到国内。不幸的是,因身染沉疴,三个月后就示寂于上海。[26]英年早逝的显荫,被称作“天才比丘”和“我们佛教中的法炬,人世间的明灯”[27],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在国内开坛传密,但是他对于当时中日佛教交流有重要影响。1924年太虚发起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正是得到显荫在日本的大力鼓吹和联络,才促成木村泰贤、佐伯定胤等日本佛学界和僧界著名人物的莅会。他回国时,受日本著名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之托,还为日本藏经刊印会搜集和提供了一些未入藏的中国重要佛学著述。

  显荫和大勇的相继示寂,对二十年代中国密教复兴事业无疑都是沉重的打击。1934年初夏,曾就读于武昌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研究部的谈玄法师奉太虚大师之命,赴日本留学习密,特别是研究台密。到1935年12月,谈玄“在日本整整学了一年半。其所学而得者,有台密全部传法灌顶。在日本修学密宗的中国留学僧,自民十年以至现在,十五年来,有大勇、持松、显荫、又应、纯密、谈玄诸师,而得日本台密东密两大支流的密教传法灌顶学位者,唯谈玄法师一人也”。因此,时人对谈玄回国给予了很高的期许:“今谈玄师者,于教相先有甚深之研究,于中国之禅,亦有甚深之心得,于时代环境,亦有清明之认识,今复学得日本两支密法,得其全盘灌顶学位,其体质与学力,实足以重敷日密之两部曼陀罗,重敲日密之锣鼓,重舞日密之铃杵,而计及根本的日本密宗之建立,亦即为中国密宗之复活建立”。[28]不幸的是,谈玄回国后不久,也因病早逝。太虚大师有《恸谈玄》诗云:“献身学业能拼命,病榻来书不忍看;密法东台承复绝,哀哉继起得人难!”[29]从这里不难想见,继显荫、大勇之后谈玄的过早圆寂,对于太虚大师所倡导的建立现代中国密宗之事业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近代中国密教复兴运动最开始受到关注的,主要是日本密教的引进,这与清末民初大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和当时日本利用各种方式企图向中国传播佛教,特别是宣扬他们所传播的密教,就是中国内地已经绝迹近千年的唐代密宗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民国初期以王弘愿居士为代表的密教崇尚者们,首先翻译和出版流通日本高野山权田大僧正的《密宗纲要》等书,并得到太虚等佛教新知识分子的大力提倡,从而引起国人的东密热潮。但是,就“在日本密宗回到中国复活得最热烈的当儿,中国密教现状起了一种变化,其变化维何?即西藏密宗之开始传播也。日本密宗的传播以武汉、江浙、粤、平为重心,而及于全国。藏密在十三四年因班禅(藏)、白普仁、多杰(蒙)等集于北平,故以北平为中心,十五六年渐及鄂、湘、赣、江、浙、川诸省,遥遥与日本密宗对峙。其时日密之大变动因之而失利者,厥为民十四年大勇之弃日密而学藏密。藏密之势,渐渐雄占上峰,及今而普遍风糜于全国者,斯亦一因也欤?”[30]

  民国时期对藏密在内地传播最有力的推动者,是从藏地来内地的班禅大师。同时,亦正如法舫法师在1934年所说:“西藏密法,在中国现社会中宏扬,近数年来,突飞猛进,班禅大师被迫亡居内地之后,其个人与门徒大宏藏密,政府为治边陲,不阻止蒙藏佛教,而近一二年来又极提倡,这是藏密宏传极盛大时的一个原因。其次就是一般藏僧——喇嘛——的向内地宏传密法,起初为久居北平的蒙古白普仁喇嘛,以金光明法会曾来西湖及江南各省,盛宏一时。次为西康的多杰觉巴格什上师之赐也。此外,北平有‘密藏院’,主讲者为蒙僧名辛制嘛,二十一年与本年之‘时轮法会’主动发起者,即为该会会员。由密藏院至班禅建‘时轮法会’,为藏密在中国社会中宏扬最盛之一阶段。蒙藏喇嘛近在内地传法者,尚有安钦那拿等,亦皆传授仪轨,摄引学人。吾人之观察,白普仁之‘金光明法会’,为内法的藏密宏传之胚胎时期。从十三年之北平‘藏文学院’、‘西藏学法团’到民二十一年重庆成立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再从北平‘密藏院’而到今日的上海‘菩提学会’,已走入教理之研讨、文献之翻译,吾人认为是藏密宏传的萌芽时期,大盛时期,尚待来日!”[31]

  藏密在内地的传播固然需要能海、法尊等汉地高僧入藏学习,同时也需要班禅大师、白普仁喇嘛、多杰格西等蒙藏喇嘛到内地亲自弘传,从而更直接地带动内地学习藏密风气的兴起。1925年,九世班禅大师来到内地,受到从中央到各地军政绅商和民众各界的欢迎与热情接待,仅杭州一地举行的浙江各界欢迎班禅大会,就有军政商学各界数千人参加,在上海等地的欢迎会也都非常热烈。各界对班禅的盛大欢迎,实际上为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起到了极好的宣传作用。当时还出版了《班禅东来记》专刊,对之有详细的记录。

  白普仁喇嘛于民初居住在北京的雍和宫,常修药叉大将法,以护国息灾,据说颇有灵验,信众甚多。1924年夏初,大勇来北京从白普仁学习藏密,并发起成立藏文学院。1925年春班禅到达北京,得知白喇嘛的道行,托人致意,得到白普仁的拜谒,并赐其堪布法位,白普仁因此更得各界信从。1926年,北洋军政界叶恭绰、徐蔚如、曹汝霖等数十人在天津发起金光明法会,请白普仁主修,极一时之盛,当时即有《天津金光明法会特刊》记其事。就在南方国民政府成立后的1928年闰二月,北洋政府段祺瑞等发起在北京的雍和宫举行金胜陀罗尼息灾道场,白普仁堪布和棍却堪布、荣武活佛率百零八僧众修法四十九天,盛况空前。法会还先后出版《息灾专刊》五期,详载法会经过。

  白普仁大喇嘛在京津地区所主修的两次盛大息灾法会,不管发起者的政治目如何,但实际上开启了藏传佛教、特别是藏密在内地举行大型弘法和利生活动的先河,凸现了藏密在内地利生息灾方面的重要现实意义。

  1925年追随班禅来到内地的格西多杰觉拔,也是一位在内地弘传藏密有重要贡献的高僧。当年正值太虚大师应北京政绅界之邀在北京讲演《仁王护国经》,当时听讲的还有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西藏格西多杰觉拔等。讲经圆满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多杰格西在升座前,还出众中顶礼,并登台向太虚献哈达请为摩顶,显示出“藏僧对汉僧未有的尊敬”,给太虚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后来多得太虚的介绍而到内地弘传藏密。川、滇、黔三省举办西南和平会,特邀多杰觉拔南下主修,影响很大,有《西南和平法会特刊》记录全部经过及多杰尊者的历次开示录等。

  班禅大师来到内地后,除了参与一些政治性的活动,其在弘传藏密方面最有影响的,还是1932年由他在北京主修的时轮金刚法会和1934年由他主修的杭州时轮金刚法会。

  在密部经典中,时轮金刚被推为首列。相传印度北有香拔喇国,其境圆形,中如莲花,每瓣有区邑十二兆,每兆有十万大城,释迦成道后,癸末三月十五,在灵鹫山头现法体,月善国王与九十六法王在金阙体增城中灌顶,闻宣说时轮金刚根本经,月善记录了下来,迎奉于香拔喇,建时轮金刚大坛城。

  1932年在北京举行的时轮金刚法会,班禅在故宫的太和殿传法灌顶,典礼隆重庄严,规模盛大。当时各报刊不仅多有报道,还出版有《时轮金刚法会撮要》记录其事。1934年在杭州举行的时轮金刚法会,是不仅由民初政界大员段祺瑞、戴季陶、褚民谊、许静仁等积极发起的,还得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蒋委员长的赞可。对于此次规模盛大的藏密法会,上海的《佛学半月刊》还出版了“时轮金刚法会专号”,予以特别报道。

  不过,班禅大师到内地弘传藏密能够顺利进行,不能不提到在多次重大法会活动中为他担任翻译的超一法师。上文提到过超一曾参加大勇法师组织的赴藏学法团,往藏地学习藏密。事实上,超一法师早先曾就学于观宗学社和武昌佛学院,是他在武昌佛学院追随太虚大师并担任该院学监等职时,恰遇大勇从日本回国到武汉传授东密,引起超一对学密的兴趣。超一后来就追随大勇进北京藏文学院学习藏文,进而参加了康藏学法团。自1926年亲近将养确珀老格西,到1931年夏离开西藏,应太虚大师之邀到重庆筹办汉藏教理院,超一在藏文和藏密学修上都有精深的境界。1932年他参加班禅大师在北京主修的时轮金刚法会,亲受班禅大师所授时轮金刚大灌顶法。法会后,他相继应邀在重庆、武汉、青岛、济南和北京等地开坛传法和讲经,颇受信众的欢迎。1934年班禅主修杭州时轮金刚法会,超一应邀担任班禅大师的翻译,并接受班禅大师给其一个单独秘授的大威德灌顶法。太虚大师也正是在此次法会上跟班禅大师学密,并接受班禅大师的传法灌顶。此后,超一法师声誉日隆,各地盛请开坛灌顶传法不断,不久应无锡信众之盛情邀请,主持该地圆通寺,并组织中国佛教真言研究社,使圆通寺和无锡建成江南地区密教复兴的重镇。1937年,超一应湖北荆沙地区信众的再三邀请,到沙市传授密法,受到隆重接待,法会非常圆满。荆沙信众因感激超一的灌顶传法因缘,特别编辑出版了《佛海灯月刊》的“超一上师弘密特刊号”,以示永久纪念。

  1925年班禅大师的东来,虽然主要由于某些政治性因素,但是,他到内地后极大地推动了藏传佛教、特别是藏密在内地的弘传,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勇、显荫、谈玄等因英年早逝而对内地密教之弘传所带来的遗憾,更改变了国人在民初对日本密教的崇尚之风。正如1936年大悟所说:“中国佛教徒之行门,向修净土禅宗,在生活表现者,为素食。近年之趋势,则由净土禅宗,而趋向于密宗。而密宗之所以能突起应世者,盖有其特殊之因缘,其始由于本刊(《海潮音》)之提倡东密,继则喇嘛藏密之传入。而藏密之宣传,势力更大。先传者黄教,继之以红教。因有藏密之宣传,国人对于东密,近几无人着眼矣。西藏红黄教之宣传,于国民影响颇大,此亦有其应化之机感也欤?”[32]应该说,班禅大师和蒙藏喇嘛以及能海、法尊、超一等汉地法师对藏传佛教、特别是藏密在内地的弘传,为近现代中国密宗文化的复兴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六
 

  本次所收录的民国密教期刊文献,若按出版的时间来说,可作如下排列:

1920年:《海潮音》“密宗研究”专号。

1925年:《班禅东来记》。

1925年:《佛化季刊》乙丑夏季。

1926年:《天津金光明法会特刊》。

1926年:《密教讲习录》(1926-1935年)。

1928年:《息灾专刊》。

1930年:《西南和平法会特刊》。

1930年:《威音》(1930-1937年)。

1932年:《解行精舍特刊》第一期。

1933年:《海潮音》“密宗问题”专号。

1933年:《密教讲习录》“读《海潮音》‘密宗问题’专号”。

1934年:《时轮金刚法会撮要》。

1934年:《佛学半月刊》“时轮金刚法会专号”

1934年:《世灯》(1-4期)。

1934年:《中日密教》。

1936年:《佛学半月刊》“丙子息灾法会特刊”(1-3号)

1937年:《佛海灯》“纪念超一专号”。

1937年:《佛教月刊》“护国息灾法会特刊号”。

1938年:《班禅国师追悼会特刊》。

1941年:《弘法大师纪念特刊》。

1942年:《佛学半月刊》“真言宗专号”(1-2号)

1948年:《已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音声》。

  如果对上述期刊文献从内容上作些区分,可以看出:

  属于弘传密教比较系统的期刊,主要是王弘愿主持的《密教讲习录》和顾净缘(谢畏因)主持的《威音》以及王弘愿担任导师的汕头密教重兴会主办的《世灯》。这三种期刊,尤其是《密教讲习录》和《威音》,是分别了解和研究影响至今的近现代中国居士密教弘传系统两大派系——王弘愿系和顾净缘系的最重要历史文献,也是迄今为止这两大居士密教弘传系统的宗义和仪轨思想最详尽也是最权威的重要著述。

  属于教理研讨与论争的,主要是《海潮音》“密宗问题”专号、《密教讲习录》“读《海潮音》‘密宗问题’专号”和《佛学半月刊》“真言宗专号”(1-2号)。这里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在家与出家之争,但是,就密教所弘传的释迦牟尼佛法统来讲,各派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

  属于中日密教关系的,主要是《中日密教》和《弘法大师纪念特刊》。从这里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日本密教所受中国唐代密教之重要影响以及近代日本密教对中国的某种影响。

  属于中国重要密教人物纪念性的,主要是《班禅东来记》、《班禅国师追悼会特刊》和《佛海灯》“纪念超一专号”。这里《班禅东来记》、《班禅国师追悼会特刊》、《时轮金刚法会撮要》和《佛学半月刊》“时轮金刚法会专号”,无疑是了解和研究九世班禅大师1925年来到内地弘传藏密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

  当然,本汇编收集最多的,还是有关护国、息灾与和平法会特刊或专刊,如《天津金光明法会特刊》、《息灾专刊》、《西南和平法会特刊》、《时轮金刚法会撮要》、《佛学半月刊》“时轮金刚法会专号”、《佛学半月刊》“丙子息灾法会特刊”(1-3号)、《佛教月刊》“护国息灾法会特刊号”和《已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音声》等。这部分文献最详细地记录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相继传入内地的东密和藏密面对当时国破家难的民族困境,他们或各自或联手所作的息灾祈福法会活动,是近现代密教复兴运动中积极护国利民的一种重要体现。 

                                   2008年6月1日完稿于北京世纪城六不居

 


[1] 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载《海潮音》第六年第八期(1925年8月),《理论》第12页。

[2] 太虚《大乘法苑义林唯识章讲录》,载《海潮音》第十一卷第一期(1930年1月),《佛学专著》第1-2页。

[3] 法舫《中国佛教的现状》,载《海潮音》第十五卷第十号(1934年10月),第24页。

[4] 太虚《汉藏教理融会谈》,载《海潮音》第十八卷第十二号(1937年12月),第25页。

[5] 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载《海潮音》第六年第八期(1925年8月),《理论》第13-14页。

[6] 《海潮音》第七期(1920年7月),扉页。

[7] 《海潮音》第九期(1920年9月),第83页。

[8]机法舫《一九三零年代中国佛教的现状——民国元年至二十三年》,载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册《民国佛教篇》第134-136页。

[9] 大醒《十五年来僧事之检讨》,载《海潮音》第十六卷第一号(1935年1月),第84页。

[10] 《欢迎谈玄法师归国》,载《海潮音》第十七卷第二期(1936年2月),第1-2页。

[11] 《汕头密教重兴会导师王阿阇黎入寂后再志》,载《佛教日报》第665号(1937年3月20日),第一版。

[12] 普宁郑国藩晓屏氏著《东游吟草序》,载《密教讲习录(上)》第一年(1926年1月初版,1931年再版),《缵槐堂集•东游吟草序》第1-3页。

[13] 悲华(太虚)《复弘愿居士书》,载《海潮音》第二卷第七期(1921年7月),《研究室》第1-2页。

[14] 王弘愿《敬告海内佛学家》,载《海潮音》第四年第十一期(1923年11月),《附录》第1页。

[15] 《密教重兴欢迎会简章》,载《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五期(1924年),《专件》第6-8页。

[16] 参见王弘愿《震旦密教重兴纪盛》,载《海潮音》第五年第十期(1924年10月),《事纪》第5-10页。

[17] 《学密司南——密教讲习录》,载《世灯月刊》第一期(1934年7月),第78页。

[18] 汤雪筠《解行学社建立解行精舍后所负之使命》,载《解行精舍特刊》第一期(1932年),第20页。

[19] 大圆《十五年来中国佛法流行之变相》,载《海潮音》第十六卷第一号(1935年1月),第52-53页。

[20] 参见孙厚在《大勇阿阇黎传》,载《海潮音》第十一卷第四期(1930年4月)。

[21] (《现代僧伽》)记者《大勇之死与中国密教》,载《现代僧伽》第二卷合刊本(1929-1930年),第358页。

[22] 《大勇阇梨覆显荫法师函》,载《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七期(1924年9月),第304页。

[23] 南亭《安徽佛教学校欢迎持松法师讲演纪略》,载《海潮音》第五卷第七期(1924年7月),第385-387页。

[24] 《中华密教之勃兴》,载《佛化策进会会刊》二辑(厦门,1927年2月),第109页。

[25] 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载《海潮音》第六年第八期(1925年8月),《理论》第13-14页。

[26] 嘿庵《显荫法师传》,载《海潮音》第六年第七期(1925年7月),第414-415页。

[27] 寄尘《对于显荫法师涅盘之感想》,同上载,第415-416页。

[28] 《欢迎谈玄法师归国》,载《海潮音》第十七卷第二期(1936年2月),第1-2页。

[29] 见《太虚大师全书》第二十编《诗存》。

[30] 《欢迎谈玄法师归国》,载《海潮音》第十七卷第二期,第1-2页。

[31]法舫《一九三零年代中国佛教的现状——民国元年至二十三年》,载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86册《民国佛教篇》第134-136页。

[32] 大悟《十五年来中国佛教之动向》,载《海潮音》第十六卷第一号,第247页。

关于作者

文章数:14853 篇邮箱地址:5118@qq.com
STFO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