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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教密宗入粤及文物述考

本文作者: 11年前 (2008-05-13)

  《人海灯》2001年第1期 陈泽泓  唐代是佛教鼎盛的朝代,是佛教中国教派纷纷创立的朝代,佛教…

  《人海灯》2001年第1期  陈泽泓
  唐代是佛教鼎盛的朝代,是佛教中国教派纷纷创立的朝代,佛教密宗也在此时传入广东,以往有关岭南佛教演革的著述对此较少述及。本文对唐代密宗入粤及有关文物略作勾沉,以为补充。
  一、密宗入粤
  密宗又称瑜伽密宗,是印度密教在中国流行的结果。印度的佛教在其发展后期渐与传统的印度宗派——婆罗门教相结合,形成了密教流派。密教的特征是主张身密(手结契印)、口密(口诵真言咒语)、意密(心作观想佛尊)等三密相应而行,可以即身成佛,求得出世的果报。他们认为佛祖的真言、密语不能见诸文字、广泛流传,只能对受过灌顶礼的弟子密传,密教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规和世俗性信仰为其主要的特征。由此与信奉佛教诸部经典的显宗相区别。我国和日本传统把印度初期佛教经典特别是巴利文律藏中所传的密咒、仪规等等称为杂密;把七世纪中叶以后相继成立的《大日经》、《金刚顶经》为中心内容的教义和实践称为纯密。唐以前传入中国的密宗是杂密,唐代起传入中国的密宗是体系性的纯密。
  密宗传入广东之途径,有间接的,也有直接。间接的传入是朝廷的推广和崇信密宗的官员入粤所带动。大历十一年,唐代宗曾诏令全国僧尼必须在一月之内背诵精熟《尊胜陀罗尼经》,日诵二十一遍,每年至正月一日具陈所诵遍数进上。由此尊胜陀罗尼便传遍寺刹,密宗之风至盛,必然波及广东。至于密宗传入广东的直接途径,其影响也不能忽视。体系性的纯密是在开元年间由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的三位印度高僧传入中国的,这三位高僧是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他们来华后直接翻译、弘传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中心的纯密,一方面以其宣传正法护国思想适应了唐帝国中兴君主唐玄宗复兴王室的需要,另一方面以融汇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和道教的成仙、咒术、房中术等迎合了当时的儒、释、道三教正在融合的趋势,因而得到急剧发展。值得指出的是,开元三大士中之后二者都在广州留下了传教的轨迹。
  中印度僧善无畏于开元四年(716)由印度经陆上丝绸之路进玉门关抵长安,受到唐玄宗礼遇,被尊为国师,设内道场,为皇族灌顶授法,主持译经。三年后,开元七年(719),开元三大士的另一位高僧金刚智泛海而来,在广州上岸入中国。
  金刚智,南印度人。少年时在那烂陀寺求学。授《金刚顶经》密法,又译西印度学小乘诸论及《瑜伽三密陀罗尼门》,十余年全通《三藏》。他自海上泛舶而来,遍历南海二十余国,开元七年(719)“达于广府”。然后赴长安“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金刚智在广州的活动未见详述,《宋高僧传》记载他“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拿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自开元七年(719),始届番禺,渐来神甸,广敷密诫,建曼拿罗,依法制成,皆感灵瑞。推论其在入华首站之番禺,当有于名刹建法场立坛灌顶之佛事。又据《中国佛学人名辞典》所载:金刚智以开元七年至广州,建大曼拿罗灌顶道场,拔度四众,帝闻。迎入京师,敕住大慈恩寺。?但未知典出自何处。又据《唐会要》,金刚智抵广州时,节度使(按,此官衔有误。岭南节度首置于至德二年(757),此时岭南的最高长官应为岭南五府经略使)派了两三千人分乘数百条小船,远迎海上。?此也可作为金刚智在广州必有重要的佛事活动之佐证。
  不空是金刚智的弟子,北印度人,幼随叔父来华,15岁时为金刚智弟子,敏通佛经,颇受金刚智赏识,常令共译佛经。开元二十九年(741),金刚智示寂之后,不空奉其遗旨,去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等国求梵法。不空此行,是从番禺(广州)出发赴海上,因而在广州有一番佛事活动。初至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邻(邻为鳞误)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不空自对本尊祈请旬日,感文殊现身。及将登舟,采访使召诫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师子国,宜约束船主,好将三藏并弟子含光、慧等三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疏失。于此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当时岭南信奉密教者之众,上自经略使,下至数以百千万计之大众;二是不空在广州法性寺大摆道场,影响甚大;三是不空从广州下南海求法乘的是番人商舶,这条航线应是当时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不空于天宝五年(746)返回中国,带回密教经典200卷。共译出经典111部,143卷,成为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所译为密宗重要经典。不空在内道场中为玄宗、肃宗、代宗灌顶受法,成为三代国师。先后被加封为鸿胪寺卿、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赐食邑三千户,辞而不受。不空从天竺回中国的途径未见其详。天宝八年(749)诏许其回印度,乘驿骑五匹,至南海郡,有敕再留。?显然,不空赴印来往是取道海路,其于天宝五年返华当经广州。以不空在朝廷之地位,其途经广州必然在岭南推动崇信密宗之热潮。他在返华三年之后,竟被诏令“许其回国”,实际上是被下了驱逐令,其中原委,有关传记讳莫如深,但事出有因。《旧唐书》载这年五月,“南海太守刘巨鳞坐赃决死之”。不空由广州出海取经,正是这位刘巨鳞为他大摆道场,在岭南掀起信密热潮。大概是刘巨鳞贪赃枉法,自知有亏天理,对奉佛也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狂热。他不但带头接受不空灌顶,还发动郡人欢送不空下师子国,并为其一路平安亲自出面作了安排。由此可见,不空的传教活动得到刘巨鳞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刘巨鳞坐贿决死与不空同时被遣返回国,必有关联。不空最终并没有离开中国,而是在岭南停留下来。一入粤北,便托病滞留不前。据撰编于同时代的《贞元录》所载,不空“发自京都,路次染疾,不能前进,寄止韶州”,显然得到王公权贵的支持,而终于获敕令且住。在岭南一住,居然长达四年,“日夜精勤,卷不释手,扶疾翻译,为国为家。”其后又得以东山再起,重返京中,至于事业之极盛。不空在粤这四年的活动及译著,不见于后来的译著目录。但由此可见其在岭南之影响非同小可。
  密宗番僧从海路由广州入华,不止于金刚智、不空。北印度高僧智慧,曾在那烂陀寺学佛,发誓东传佛教,修舶泛海,遍历南海诸国。德宗建中初年(780)到达广州,直至贞元二年(786)始届京辇,迎入西明寺译经。在广州逗留长达数年。
  综上所述,唐代广州是密宗自海上东传的一个重要口岸。一些重要的密宗高僧在广州留下了活动的踪迹,对密宗入粤有重大影响。
  被奉为禅宗南宗创始人的禅宗六祖慧能,圆寂于先天二年(713)。当时禅宗在岭南佛教界可谓至尊之教派,而密宗仍能在粤地引起如此强烈之反响,除了密宗在朝内受到青睐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重要原因。密宗注重咒术、以法事祈雨禳灾、经文有神秘感而无显宗诸经穷尽佛理之深奥。凡此种种,与岭南人之观念易于接受。在密宗式微已久的近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岭南仍有东渡日本学法,又在广东复兴密教之风气。佛教诸宗派中,净土宗、密宗得以与禅宗在岭南争一席之位,值得研究岭南佛教史、思想史者所注意。
  二、陀罗尼经幢
  唐代密宗在粤佛事活动,遗留至今的特色鲜明的文物,是陀罗尼经幢。
  陀罗尼,为梵文音译。意译为总持、能持、闻持、能遮等。从词源学上分析其最早是一个关于记忆方法的名称,原意为忆持不忘,具有记住不再遗忘的能力。古印度未有文字时,所有的宗教经典及世俗文献全部依靠祭司的记忆口耳相传,创造了文字之后,仍然十分重视记忆方法与记忆能力。在原始佛教中,陀罗尼最初含义仅仅限于对佛陀教法的语言文句的正确听闻和牢固记忆。到了佛教分流派时期,准确记忆对于正确理解显得十分重要,后来的经典中往往解释说:“陀罗尼者,于佛法总持不忘。”陀罗尼后来被逐渐神秘化,原有的记忆功能逐渐被淘汰,成了类似咒语一样的东西。陀罗尼在初期在大乘佛教中已广泛流行,并从闻持一种扩大到多种,发展为大乘佛教中一门重要的学科(所谓方便法门),具有很高的地位,与戒、定、慧三学并齐,成为大乘佛学的四大内容之一,并演变和直接导致了原始密教——陀罗尼密教的形成。咒陀罗尼在原始密教中处于中心地位。密教传入中国以后,迎合中国的传统宗教与民间宗教背景,陀罗尼经咒风行一时,建陀罗尼幢成为密宗传教活动的一种特色标志。广州光孝寺与潮州开元寺内,现存有唐代陀罗尼经幢。
  广州光孝寺大殿前庭院置大悲心陀罗尼经幢。青石刻制,通高202米。幢身平四八角,高105米,上为八角顶,下为莲花方座,基座四侧刻力士像。幢身各面宽014米,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神妙章句。章句内容为大悲咒两咒,每咒各占四面,一咒为20字,另一为175字。字迹多已漫漶残缺。北面款识两行,内容为“同经略使副使将仕郎前守辰州都督府医博士庐江郡何宥则敬为亡兄节度随军文林郎守康州司马宥选造此大悲陀罗尼幢”;东面一行为:“宝历二年(826)岁次丙午十二月一日法性寺住持天德兼蒲涧寺大德僧钦造闽人”。
  潮州开元寺大雄宝殿月台前东边有尊胜陀罗尼经幢。花岗岩刻制。高约415米,座基周经约515米,幢身八面刻《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基座刻有佛像、护法神、蟠龙等浮雕。因日久漫漶模糊,但雄健壮美之唐风仍依稀可辨。此幢第一面首行为:“加句灵验尊胜陀罗尼三藏法师不空奉诏译”。据此,所刻之陀罗尼经为不空译本。此幢经文不注明日期,光绪《海阳县志》称,“据陇州开元寺经幢,末系开元十六年,而经文同此,益足证为唐物。?而据饶宗颐称:“余遍检秦陇金石书,未见有开元十六年不空咒者,未知何所据而云然也。”另据潮州开元寺已故住持释慧原所考,称彼查阅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唐代陀罗尼经咒共有九种译本,不空所译只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规法》,惟一有加句灵验字样的,是金刚智译本,且两咒对校,基本相同,“故知同一译本也。”复查《大正藏》中不空之译本,与石幢所刻咒本相差甚大。由是推知石幢之咒非不空所译而是出于金刚智之译本。然则慧原所列九种唐代陀罗尼经并未尽揽。笔者复查大正新修《大藏经》,见有未被慧原引列的不空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注义》、《佛说一切诸如来心兴明加持普贤菩萨延命金刚最胜陀罗尼经》、《金刚顶瑜伽最胜秘密成佛随求得神变加持成就陀罗尼仪规》等。《大藏经·密教部》收入陀罗尼经咒有100篇,其中不空所译为34篇,占三分之一,可证不空翻译陀罗尼经咒之多。潮州开元寺陀罗尼经幢经文与金刚智所译《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记》两相对照既然未尽相同,窃以为不能殛断其与金刚智所译为同一经文。不空即师从金刚智,常令共与译经,或者此幢为不空所译之佚文也未可定。开元寺大殿前西边与尊胜陀罗尼幢相峙有一形制相似的石经幢,1918年2月13日潮汕大地震被损,1924年重修,今幢座为旧物,而幢盖、幢身已换新石。幢身八面,第一面铭文为唐三藏大广智不空奉敕译,第二面为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此经见于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二十。经文相同。今石勒梵文为民国年月日间密宗教徒王弘愿所书,但未知是依原石刻重书,还是王氏按经文所书。见于《大藏经》,翻译《七俱胝佛母所说准陀罗尼经》同一经文的就有金刚智、善无畏、不空等数篇译文,此或可以为《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非仅金刚智一人所译之佐证。
  关于潮州开元寺陀罗尼经幢的建成年代,及不空译文之传入潮地,饶宗颐曾考其与常衮贬潮有关。广德二年(746),常衮与大兴善寺不空及鱼朝恩等新译出《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供养法》一卷(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五),由此,饶氏提出:“潮州开元内有尊胜佛顶陀罗尼经幢,为广东唐时唯一的密宗石幢,题曰不空和尚译。然唐代各地经幢一般都用波利译本,如福建泉州即据波利本镌刻,独潮州乃用不空译者,盖常衮于大历间与鱼朝恩及大兴善寺不空等奉诏译陀罗尼念诵规仪,开元寺之有不空译加句本,可能由彼谪潮州时携来的。然则广东境内已知还有光孝寺唐代陀罗尼经幢,故潮州开元寺陀罗尼幢并非广东唯一者。光孝寺幢经题对照《大藏经》,有金刚智译《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当为此经咒,亦非采用波利译本。常衮与不空、鱼朝恩奉诏译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供养法》,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入之《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有“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奉诏译字样”,当为此本。但其题与开元寺陀罗尼幢之经幢题目不同,且内容不一样,断非此加句本。故也不能断定加句本是常衮谪潮时所携来的。元和十四年(819)朝议大夫兼御史武彻在《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记》中说到:“昔仪凤中,佛陀波利所传之本,遍天下幡刹,持诵有多矣。”那么,早在仪凤年间,尊胜陀罗尼经咒已遍传全国寺刹。不空在开元、天宝年间三度到岭南,第三次入粤,逗留时间长达四年,其活动又得到地方官府的出面支持,不仅其影响大,而且在佛教史籍上这段时间的佛事活动(包括所至寺院)及译著一概阙如,这可能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很大的关系,因而也留下了补充的余地。潮州开元寺为粤东大寺,也有可能是不空或其弟子来过之处。以不空最后一次在粤活动时间计,也要早于常衮入粤三十年。不空译加句本流传入潮,早于常衮谪潮完全是有可能的。
  潮州开元寺陀罗尼经幢形体大于广州光孝寺幢,更为令人注目的是其造型之复杂、比例轮廓之优美以及雕刻之精致。古建筑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唐幢形制简素,仅顶部多些装饰。此后石幢益多形制也愈繁多。”其实,从现存的唐幢看,其时也存在形制较为繁复的另一类型。建于唐大中十三年(859)的上海松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建于大中八年(854)的泉州尊胜陀罗尼经幢,其形制与潮州开元寺陀罗尼经幢都是一样的。潮州开元寺幢型与沪、闽唐幢型相同而与广州唐幢相异,其建造年代建于(下转第23页)(上接第21页)开元年间之说倘若属实。那么,其建造时间比松江、泉州的陀罗尼幢要早上两百余年。这还可以作为密教较早传入粤地的一个物证,并可以从建筑的型制演变,探索密教在东南沿海传播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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