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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密教的兴旺

本文作者: 6年前 (2013-04-17)

  密教在宋代的兴旺,事出有因。在这里,统治当局的支持是宗教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宋代密教的发达是和宋…


  密教在宋代的兴旺,事出有因。在这里,统治当局的支持是宗教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宋代密教的发达是和宋朝统治者的大力弘扬分不开的。宋朝诸帝的崇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积极组织密教经典的翻译。宋代开国不久,便在汴京的太平兴国寺建立译经院,大量翻译密经,如前所述,为了对译经僧表示崇敬,宋承唐制,予“译经僧官,有授试光禄鸿胪卿、少卿者”,并在宋神宗时“诏试卿改赐六字法师,少卿四字,并冠以译经三藏。”[1]重要的是还第一次由官方出面结集<大藏经)出版,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密教经典仪轨,使之有机会广流世间。赞宁由引感叹道:“观其佛日重光,法轮发轫,赤玉箱而启秘,青莲朵以开放,圣感如然,前代孰堪比也!”[2]
  第二,设立密教道场,广行法事。首先是诏许施护在译经院设立密坛,“东堂西面,粉布圣坛,坛开四门,梵僧四人,各主其一,持秘密咒七昼夜。又设木坛,作圣贤位,布圣贤字轮,目曰‘大法曼拿”’。[3]又熙宁元年(1068年)敕赐四川柳本尊的密教道场“寿圣院为额”,并由“成都持瑜伽教贾文确件(?)其事,命草泽张纳为之记”。[4]据说在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日本延历寺僧成寻参观宋宫廷时,其宫廷内忿怒明王像比诸佛像多”。[5]这说明当时宋朝宫廷内也有着密教道场。在此影响之下,民间开密教道场也颇多,如僧守真“开灌顶道场五褊,水陆道场二十余会,僧尼从而诸法者三千余人”。[6]还如会稽开元寺的戒坛“四面皆为天王及日月星宿之像”,[7]很可能也是个密坛。第三,礼尊密僧。如(补续高僧传》卷一<宋天息灾、法天、施护三师传)云宋太宗时:
  (法天)与天息灾、施护同召见,问佛法大意,对扬称旨。赐紫方袍,并居传法院。赐师号:天息灾明教大师;法天传教大师;施护显教大师。……诏除天息灾朝散大夫,试光禄卿;法天、施护朝奉大夫,试鸿胪卿。法天改名法贤,并月给酥酪钱有差,上亲制<三藏圣教序)以赐之。 
  此后密僧法护“敕光梵大师,惟净试光禄卿,同预译经”,而且“礼数有加”。[8]给僧侣以九卿之名,始自唐代宗之赐不空。赵宋王朝依样画葫芦,说明了宋室对密僧的礼遇,也说明了宋代密教高僧的政治地位也不亚于唐朝。除了梵僧外,汉族密僧也得到同样的礼遇。<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三<宋宝生院智林传)云其:
  即受具,礼庆黎为师,传秘密教,正勤四十年,不虚一日。(宋)仁宗乐宗佛事,择开宝寺西北隅,增茸精舍,祓除净场,亲篆殿额,像设庄严,皆自内出,赐名宝生院。属师住持,命主教门事,赐号宣教大师,天下僧籍,为之统首。师于陀罗尼门,受持精密。国有祈祷,罔不获应。内繇宫省,以至宗室贵戚,莫不厚为之礼。道俗倾向,缙绅景重。张文定公安道潜心内典,尝从师问梵学。师为启发隐奥,科指条畅。
  又如“受西天总持三藏密法”的水道法师在宋高宗时屡作密法,如“绍兴五年大旱,诏师入内祈雨。结坛作法,以四金瓶,各盛鲜鲫,噀水默祝,遣四急足投诸江。使未回而雨已洽。上大悦,赐金钵。”宋高宗还“诏加圆通法济大师”,并“敕住庐山太平禅寺”,[9]对他可谓优礼有加。
  不仅如此,宋室诸帝还对以往的密僧如宝志等隆重褒扬。这些都是其他各宗僧侣在宋朝所未曾享受到的。
  宋代密教的兴盛除了上述从朝廷那里获得强大的政治支持外,还存在一些其他的有利条件。一是当时印度佛教全然被密教所主宰。从印度源源不断而来的密经和密僧,尤其在北宋时期,仍成为激活中国佛教的重要一源。二是唐武宗的会昌灭法并没有对宗教形成毁灭性的打击。愈来愈多的文物资料表明,密教在此后仍有广泛的存在。正如宿白先生看了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文物后说:“佛教史上说,会昌以后,密教衰落了,但这次发现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社会上层密教还是很盛行的。”[10]其后,五代时有些地方,如吴越、南唐、蜀汉等国的统治者也大力提倡宗教,有的本人还身体力行,如南唐“后主退朝,与后顶僧伽帽服袈裟,课诵佛经,胡跪稽颡,至为瘤赘。手常屈指,作佛印,”[11]说明他是在行三密之法。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后主“学佛握印而行,百官士庶则而效之,由是建康城中寺院僧徒迨至万余。[12]又如上海的静安寺在宋时“有毗庐遮那佛,吴越王瑜伽道场中像,佛五脏皆书钱氏妃嫔名氏”[13]。这些统治者带动了社会风气,从而为宋朝密教的发展提供了基石。三是辽、金、西夏等朝代的密教也十分发达。如陕北地区现存有众多的密教雕像,这是因为“西夏也尤为崇奉密教,而延安北部与西夏接界,这样密教也由西夏传人延安地区。[14]又如善化寺辽金时代所筑的大雄宝殿“正中佛坛上有主像五尊,为五方佛”,及“东面六臂观音为优美端庄的女性造型”,[15]这些都是已有所汉化的密教造像。再如北京房山云居寺所刻藏密经以辽、金、二朝居多,[16]该县北郑村的辽塔内藏有不少镌有陀罗尼咒和各种密经的陶幢和石刻,有的还是“合家大小供养”的[17] ,这些都反映了幽燕一带密教在当时之盛可能超过唐代。那些朝代虽与宋朝互为敌国,但文化交流却是没有停止过,于是共同构成了宋代密教的繁荣。再扩展些说,当时朝鲜、日本诸国的密教也发展得如火如荼,它们的僧人不断往来于中土,当也是增进宋代密教繁荣的有利因素。此外,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和佛教在民间的进一步普及,都给密教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如许有利因素的和合下,密教在宋代有了新高潮就不足为怪了。
  注释
  [1]洪迈》容斋随笔·容斋三笔》“僧官试卿”条。
  [2]《宋高僧传》卷《译经篇论》。
  [3]《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八册,第7892页。
  [4]见《唐柳本尊传》,转引自陈明光《宋刻“唐柳本尊传”碑校补》,载《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二期。
  [5]参见《密教史》,载《密宗教史》,第91页。
  [6]戒珠《净土往生传》卷下《大宋东京释守真传》。并参见《宋高僧传》卷二十五《宋东京开宝寺守真传》。
  [7]施宿等修《嘉泰会稽志》卷八“开元寺昭庆戒坛”条。
  [8]《补续高僧传》卷一《宋法护、惟净二师传》。
  [9]《补续高僧传》卷十八《宋宝觉道法师传》。
  [10]宿白《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反映的一些问题》,载《文物》1988年第十期。
  [11]陆游《南唐书》卷十八《浮屠传》。
  [12]龙衮》江南野史》卷三》后主传》。
  [13]杨潜修{云间志》卷中“静安寺”条。
  [14]齐鸿浩《延安地区石窟寺密宗造像》,载《文博》1991年第六期。
  [15]员海瑞、唐云俊《善化寺》,载《文物》1979年第十一期。
  [16]如阎文儒先生指出,云居寺一、二、三、六等四个洞藏密经最多,而“第一、二两洞可能是辽、金时代开凿的”,且“第六洞有金刻《大教王经》《《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和明人刻经”。见其《房山云居寺》一文,载《文物参考资料》1995年第九期。
  [17]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载》考古》1980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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