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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密教经典翻译与密教传播的特征

本文作者: 6年前 (2013-04-28)

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密教经典就被传译到汉地。从三国时支谦开始一直到“开元三大士”出现之前,…

 
 

    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密教经典就被传译到汉地。从三国时支谦开始一直到“开元三大士”出现之前,为数众多的密教经典被陆续翻译成汉文。而且许多进入汉地的印度和西域僧人都擅长密法、密咒。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2世纪上叶至公元8世纪中叶,即我国翻译印度有组织的密教经典或形成独立的我国密教宗派以前,印度及中亚地区来华的僧侣中谙熟密教法术的约有四十人左右,约占来华僧侣总数的一半,可见数量之多。[1]

印度和西域的这些僧人在中国活动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些中国本土擅长密法的僧人,如南朝宋杯度及普明、齐昙超及慧芬、梁尚圆等。其中,杯度因其“常乘木杯度水,因而为目”。[2]僧传中记载着他种种的神迹故事,已经近似于荒诞不经。但他“多行神咒”却是明确加以记载的。普明是临淄人,“禀性清纯,蔬食布衣,以忏诵为业”,“又善神咒,所救皆愈”。[3]。慧芬本姓李,豫州人,也是“善神咒,所治必验”。[4]这些中国的僧人的出现,说明由天竺和西域僧人带来的密咒在汉地还是有所传播的。但从总体上看,唐朝以前密法在中国的传播有这样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虽然许多来华的印度和西域僧人擅长神咒,但除了翻译佛经外,在中国弘传神咒、密法的人数十分少,只有帛尸梨密等一、二人,其他人在中国最多也就是展示了自己的密法。如佛图澄可以说是唐代密宗建立之前最神异的一个僧人,但他门下著名的弟子都是以显教著称。他在初见石勒时,为了让其相信佛法的神妙,施用神咒,使水面生出青莲花,但旋即便谏言要石勒以德政为本。所以,密法只是他们取信国人,获得统治者青睐的一种方式而已,并不时他们刻意弘扬的主要内容。西晋来华的耆域虽然惯施神咒,但在返回天竺前,时人请求他留下一言,以为永诫,耆域答曰:“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5]也就是说他依旧认为修善弃恶是众人度脱的根本,是佛法的根本内容。因此,周叔迦认为这一阶段密教“经典虽已传译,当时汉地传习此法的人不多,所有密咒在当时不过十修行显教的助行而已。如《方等陀罗尼经》便成为当时悔罪的重要行法。”[6]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与密法在印度的发展状态有关。这一时期出现的密法,是“异民族的咒术性宗教流入大乘佛教中”的时期,是佛教开始受印度教“咒术性”影响的时期,“这是密教尚未独立的时代”。[7]与密教发展时代特征相应,当时的佛教僧人也认为密咒等并非佛教的主流,因此也不是他们传法的主要内容。

第二、进入中国的僧人的咒术多数是在修习佛法之前习得的,如安世高、求那跋陀罗、昙柯迦罗等人。求那跋陀罗的经历就很典型,他“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8]后来在读了《阿毗昙杂心》之后,才“深崇佛法”。因此,早期进入中国的、擅长密法的僧人,有一部分所实施的神咒是婆罗门教的内容,并不是佛教中的内容。这一方面说明咒术等在当时的印度十分流行,另一方面也勾勒出咒术与佛教结合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三、早期杂密典籍所传之真言、咒语,主要用作弘法传教之辅助手段,主旨在解决尘世之具体事相,如解灾度厄,治病疗伤等问题,并未将其视为获得最终解脱之主要途径。[9]这也与唐代出现的大量密典所宣扬的主旨不合。唐代密典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认为密法、密咒是获得解脱的重要途径或无上途径。为此,密法在成佛中的作用被许多学者视为密教是否独立为密宗的标志。

唐朝初期,密典的翻译与密法的传播与唐朝之前以及唐朝中叶的情况都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密典的翻译与密法的传播对后世密教观音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包括:一、唐初开启了后世密教千手千眼观音信仰的先河。唐朝最早传译密典的是智通,《宋高僧传》中不载其生卒年,只提及智通是陕州安邑人,隋大业年间出家并受具足戒,后来前往洛阳的翻经馆学习梵文。他在贞观年间译出《千眼千臂观世音神咒经》,永徽四年(653),又先后译出《千转陀罗尼观世音菩萨咒经》、《清净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观自在菩萨随心咒经》。智通不仅翻译了有关千手观音的经典,更为重要的是他作坛如法受持《观自在菩萨随心咒经》,这大概就是《宋高僧传》中所说的他“行瑜伽秘密教,大有感通”[10]。而《观自在菩萨随心咒经》的最后对智通在该法门上的师承关系予以交代:

此一印通于师三藏玄奘法师边亲受,三藏知此印缺故授与智通师。中天竺国长年跋咤那罗延,与罽宾国沙门喝啰那僧伽,同三曼茶罗会受持此法。后因敕召入京,遂有大总持寺僧智通,闻解翻译。与数十大德求及此印法,遂流传翻译。通依作坛经七七日,如法受持愿皆满足,威力既异于常,亦不敢流传于世。亦有数百诵咒师僧,于通边求及此法毕竟不行,纵得者印法不过三。通作此法,观世音菩萨亲自现身,自外不能具述。[11]

可见,当时许多持咒僧人都向他求法,虽然他没有大规模地传此密法,但密教的千手观音法由此还是得以传出。智通翻译的密教经典虽然不多,但皆集中在观音法门上,这反映出该法门在唐初有较大的需求空间。而且他作坛行法,使得千手千眼观音法门的经典和宗教实践同时在汉地流传,这就结束了千手千眼观音法门在唐以前有经典而无实修的历史。

二、唐初密典的翻译与密法的传播开启了后世不空羂索观音信仰的先河。对于不空羂索观音信仰的传播,菩提流志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菩提流志(法希,?—727):南印度人,出身婆罗门种性,姓迦叶。12岁从外道出家,历数、咒术、阴阳、谶纬等无所不通,直到60岁方改信佛教。唐高宗于永淳二年(683),特意派人去印度迎请他,武周长寿二年(693),他到达洛阳。他在华期间共译出佛经43种,101卷,其中显教方面著名的有《大宝积经》,密教方面则有《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一字佛顶轮王经一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陀罗尼身经》、《如意轮陀罗尼经》、《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金刚光焰止风雨陀罗尼经》等。菩提流志翻译的密教经典的总特点是“大都是当时增订过的本子(如《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就比较旧译本为繁广等),并有南印度密教重视观法的特征。”[12]在菩提流志所翻译的这些密教经典中,最重要的当属三十卷的《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

据研究,《不空羂索经》在中国共有九个译本,分别是:阇那崛多译于隋开皇七年(587)的《不空羂索经》;唐显庆四年(659),玄奘译《不空羂索神咒心经》(一卷);唐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所译的《不空羂索咒心经》(一卷)和宝思惟译的《不空羂索陀罗尼自在王咒经》(三卷);天后圣历三年(700),北印度婆罗门李无谄所译的《不空羂索陀罗尼经》(一卷);久视元年(700)八月,李无谄更于罽宾重勘梵本,方写流布,是为《不空羂索经》之第五个汉译本;景龙三年(709),菩提流志所译的《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三十卷);不空所译的《不空羂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一卷);不空所译的《佛说不空羂索陀罗尼仪轨经》(二卷);宋代施护所译的《佛说圣观自在菩萨不空王秘密心陀罗尼经》(一卷)。上述诸汉译本中,玄奘所译之经与阇那崛多所译之经为同本异译。阇那崛多、玄奘、施护所译经以及菩提流志所译一卷本的《不空羂索咒心经》,实际上均是菩提流志所译三十卷本《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中的第一卷。不空所译二卷本之《佛说不空羂索陀罗尼仪轨经》则为30卷本的《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第一、二卷之异译。不空所译《不空羂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却出自三十卷本的《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第28卷。而宝思惟所译经与李无谄所译经为同本异译。[13]

由此可见,菩提流志所译的《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是中国“不空羂索观音”信仰最系统、最全面的经典,对汉地不空羂索观音信仰起到了重要的经典支持作用。“不空羂索观音”就是以四摄法摄众的观音,“羂索”指的就是四摄法,这是一个比喻,世间猎人以羂索猎取野兽,而观世音菩萨以四摄法度化众生,并且没有不成功的,所以叫“不空羂索”。不空羂索观音经变是敦煌观音经变中数量最多的,这无疑反映出唐代不空羂索观音信仰的盛况,而这一盛况奠基于唐初,因为九个《不空羂索经》译本中,五个译本就产生于中唐之前。

另外,《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以观诸法性空无相的般若理趣和三密瑜伽的事修观行相结合,如此经《陀罗尼真言辩解脱品第二十三》说:“一切法本无色无形,离诸染著,心不住内外,不在两间,内外两间亦不可得。本自清净,平等无二,……。何以故?心前中后际不可得故。”[14]这和《大日经》第一《入真言门住心品》所说“心不在内,不在外及两中间,心不可得”[15]等文义相合,是密咒、密法已经和佛教本有的般若思想等完全融合的产物,是较为成熟的密教经典。《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还一再强调修习密法的种种真言、法印“必令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圆满一切诸佛菩提种种行愿”[16],也就是说密法不仅与世间的种种现实成就相关,而且也成为成佛的重要途径。这都反映出唐初的密教经典已经初步完成由杂密向纯密的过渡。《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的出现,为以《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为宗经的、唐代密宗的形成做好了铺垫。

唐朝翻译了密教观音信仰的人物还有义净和阿你真那(宝思惟)。义净(635—713)在印度求法时,曾经习学密法,他自己曾说“净于那烂陀亦屡入坛场,希心此要,而为功不并就,遂泯此怀。”[17]义净在武周证圣年间(695)回国后,译撰经典61部,其中密典12部,主要有:《观自在菩萨如意心陀罗尼经》、《曼殊室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经》、《大孔雀咒王经》、《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庄严王陀罗尼咒经》、《香王菩萨陀罗尼咒经》、《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疗痔病经》、《拔除罪障咒王经》。义净所翻译的密典除了有唐代之前非常流行的《大孔雀咒王经》外,还有当时很流行的观音类和佛顶尊胜陀罗尼类经典,所以,他在唐初期密法传播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阿你真那(宝思惟)来自于喀什米尔,长寿二年(693)进入中国。他翻译的七部经中,有五部属于密教经典,分别是:《不空羂索陀罗尼自在王咒经》、《观世音菩萨如意摩尼陀罗尼经》、《文殊师利根本一字陀罗尼经》、《大陀罗尼末法中一字心咒经》、《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宋高僧传》中虽然说他“乾文咒术尤攻其妙”,但他在汉地并未弘传密法,反而“每于晨朝磨香为水,涂浴佛像,后方饮食。从始洎终,此为恒业。”[18]这种修行方式可能和他翻译《浴像功德经》并依经修行有关。

此外,实叉难陀(652—710)也翻译了观音信仰方面的密典。实叉难陀除了在圣历二年(699)译出八十卷《华严经》而外,还译出了《观世音菩萨秘密藏神咒经》、《妙臂印幢陀罗尼经》、《百千印陀罗尼经》、《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离垢净光陀罗尼经》等。但实叉难陀所译密典多为前人旧译本的再译,且虽是重译,也未必有所超越,“是中如意轮经(指《观世音菩萨秘密藏神咒经》——作者注)虽粗同于宝思惟、义净两译,其说造坛、作炉,事相较备,但犹未及流志译”[19],内容上还是以唐以前密教经典强调的密咒消罪得福为主。

总之,唐初有关观世音的密教典籍的翻译,在整个汉地密教观音信仰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从印度密教观音信仰的输入与流行的角度来看,密教观音信仰经典当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种:唐代伽梵达摩(永徽、显庆年间来华)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玄奘译《十一面神咒心经》、不空译的《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义净译的《佛说观自在菩萨如意心陀罗尼经》、菩提流志译《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宋代天息灾译的《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等。这里的六部经,只有两部是唐中叶以后译出的。

第二、唐初密典的翻译与密法的传播开启了后世“佛顶最胜陀罗尼”的信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最重要的翻译者是日照。日照梵名为地婆诃罗,中印度人,上元元年(674)入唐。据《宋高僧传》卷二记载他“洞晓八藏,博晓五明,戒行高奇,学业勤悴,而咒术尤工。”[20]天皇仪凤初(676)至天后垂拱末(688),他在东京太原寺及西京弘福寺共译出佛经“一十八部合三十四卷”,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关于这部经,《续古今译经图纪》杜行顗传记中记载的最为详备:

清信士杜行顗,京兆人,仪凤中任鸿胪寺典客署令。顗明天竺语兼有文藻,诸有翻传妙参其选。于时有罽宾国僧佛陀波利,赍梵经一夹诣阙奉献,天皇有诏令顗翻出,名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宁远将军度婆,及中印度三藏法师地婆诃罗证译,是时仪凤四年正月五日也。此杜译者,有庙讳、国讳皆隐而避之,即世尊为圣尊,世界为生界,大势为大趣,救治为救除。译讫奉进,上皇读讫,顾谓顗曰:既是圣言,不须避讳。杜时奉诏以正属,有故而寝焉。后日照三藏奉诏详译,名佛顶最胜陀罗尼也。[21]

日照所译的《佛顶最胜陀罗尼经》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译本之一。此经在唐朝共有七个译本,“所谓杜行顗、日照三藏、义净三藏、佛陀波利、善无畏三藏、金刚智三藏、不空三藏等所译本”。[22]可见此经在唐的兴盛。在七个译本中,四个译本出现在唐初。后三个译本的出现,则表明唐初的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在后世历久弥新,兴盛不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从唐朝开始在中国十分流行,因而在大江南北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最大的特色之一,是兼济生灵与亡者。而经的核心内容是“佛顶尊胜陀罗尼”,它“具有除灾和成佛这两种功能;不仅可祈求现实的利益,永离病苦、延年益寿,并且可免除因业障恶因所招致地狱、畜生、饿鬼的果报,更可以得佛授记,尽此生后可往生诸佛国土。”[23]关于这一点,经中表述的十分清晰:

天帝有陀罗尼,名为如来佛顶尊胜,能净一切恶趣生死苦恼,又能净除一切地狱、琰摩王界、傍生之苦,又破一切地狱之业,回趣善道。

若有男子女人,须臾读诵持此陀罗尼者,当知此人所有三恶道苦,破坏消灭无有遗余,诸佛净土及诸天宫,一切菩萨甚深行愿,随意游入悉无障碍。[24]

在所有的功用中,此经最为时人所看重的就是其破地狱的功用,即经序中所说的“此经救拔幽显,最不可思议”。[25]《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梵本由佛陀波利携入中土,并由此还衍生了一段非常著名的传奇,即佛陀波利:

闻文殊师利在清凉山,远涉流沙躬来礼谒。以天皇仪凤元年景子,杖锡五台虔诚礼拜,悲泣雨泪望睹圣容。倏焉见一老翁从山中出来,作婆罗门语谓波利曰:师精诚恳恻何所求耶?波利答曰:闻文殊大士隐迹此山,从印度来欲求瞻礼。翁曰:师从彼国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来不?此土众生多造诸罪,出家之辈亦多有犯,佛顶神咒除罪秘方,若不将经徒来何益,纵见文殊何必能识?师可还西国取彼经来流传此土,即是遍奉众圣,广利群生,拯济幽冥,报诸佛恩也。师取经来至此,弟子当示师文殊师利菩萨所在。波利闻此语已,不胜喜跃,遂裁抑悲泪向山更礼,举头之顷忽不见老人,波利惊愕,倍增虔敬。遂返归本国取得经来,既达帝城便求进见,有司具状闻奏。天皇赏其精诚,崇斯秘典,遂诏鸿胪寺典客令杜行顗,及日照三藏于内共译。译讫儭绢三十匹,经留在内。波利因乃垂泣奏曰:委弃身命志在利人,请布流行是所诚望。帝愍其专至,遂留所译之经,还其梵本任将流布。波利得经不胜喜跃,将向西明寺,访得善梵语僧顺贞,奏共翻译,帝允其请。遂对翻经大德圆测共贞翻出,名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波利所愿已毕,持经梵本入于五台,于今不出,莫知所之。比诸众译,此最弘布。[26]

由这段史料中“此土众生多造诸罪,出家之辈亦多有犯”的说法可以看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流行大概和隋代以来的末法观念的流行有关,加之因果报应、地狱天堂之说也业已深入人心,就使得破地狱、救幽冥的社会需求迫切起来。

第三、唐初的密法开始出现结坛传法者,这和唐朝以前密法的流布情况不同。此前,史书中唯一记载曾收徒传密法的是西晋永嘉年间(307—313)来华的帛尸梨密,他擅长咒术,并且还在江南传播咒术,据《高僧传》卷一记载:“初江东未有咒法,密译出孔雀王经,明诸神咒,又授弟子觅历,高声梵呗,传响于今。”[27]所以,帛尸梨密只是教弟子诵咒,这和依经法所言、上师所授进行真正的密法修行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唐初,除了智通作坛传千手千眼观音法门外,阿地瞿多也结坛传法。阿地瞿多(无极高,约7世纪人)。他是中印度人,“精练五明,妙通三藏,志弘像教”[28],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进入长安,在沙门大乘琮等16人以及英公徐勣、鄂公尉迟敬德等12人的请求下,阿地瞿多在慧日寺建“陀罗尼普集会坛”传法。后在僧人们的请求下,他又于653年从《金刚大道场经》(即《持明咒藏》)中以摘译的方式译出十二卷,命名为《陀罗尼集经》。玄楷在译经序中称“陀罗尼印坛法门者,斯乃众经之心髓,引万行之导首,宗深秘密,非浅识之所知,义趣冲玄,匪思虑之能测。密中更密,无得称焉。”[29]经中收录了佛顶、如来、观世音、金刚、诸天、普集会坛法等坛法经咒,属于杂密的集大成者。阿地瞿多译经以后的踪迹无考。他的受法弟子当时有玄楷、大乘琮等人,以后传承情况也不明。“到唐贞元二十年(804)台州国清寺惟象传阿地瞿多法系的‘大佛顶大契曼荼罗行事’于日本最澄。次年五月五日,最澄又在明州开元寺法华院从灵光受‘军荼利菩萨坛法’并契象等,又从鄮贸县檀那行者江秘受‘普集会坛’并‘如意轮坛’等法。灵光和江秘也属阿地瞿多的法系。这一法系以后即在日本台密一派中代代传习。”[30]

在洛阳,当时还有苏伽施、慧琳师徒传持千手千眼观音法门。据《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序》记:

有常州正勤寺主慧琳法师,功德为务,定慧是崇。深入总持,周穷艺术。历游京邑,栖迟实际伽蓝,思广异闻,希诚脱简。爰有北天竺婆罗门僧名苏伽施,常持此法,结坛手印,朝夕虔祈。琳罄折咨询,每致叹阻。后同之洛下,渐示津途。即请一清信士李太一,其人博学梵书,玄儒亦究,纡令笔削,润色成章,备书梵音,身咒具至。[31]

但是,唐初结坛传法者毕竟是少数,所传的法门也十分有限,受法者也寥寥可数,这又与中唐时期密法传播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

总而言之,一方面,唐初密法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唐初密法在中国汉地密教史的地位又十分重要,它不仅揭开了后世密教观世音信仰和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的序幕,这一时段的密典也是密法和传统佛法结合的重要时期。


[1] 吕建福著:《中国密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7页。

[2] [梁]释慧皎撰:《高僧传》卷十,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79页。

[3] 《高僧传》卷十二,第464页。

[4] 《高僧传》卷十三,第515页。

[5] 《高僧传》卷九,第366页。

[6] 《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18页。

[7] 平川彰著:《印度佛教史》,庄崑木译,台北:商周出版2002年,第457页。

[8] 《高僧传》卷三,第130页。

[9] 何方耀著:《晋唐时期南海求法高僧群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95页。

[10] [宋]赞宁撰:《宋高僧传》,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1页。

[11] 《大正藏》第20册,第463页上。

[12] 吕澂《菩提流志》,《中国佛教》(第二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2年,第189页。

[13] 参见彭金章:《敦煌石窟不空羂索观音经变研究 ——敦煌密教经变研究之五》,载《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

[14] 《大正藏》第20册,第299页中。

[15] 《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卷一,《大正藏》第18卷,第1页下。

[16] 《大正藏》第20册,第354页上。

[17] [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王邦维校注,第1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18] 《宋高僧传》,第42页。

[19] [日]大村西崖撰:《密教发达志》,台北:华宇出版社佛历二五二九年(1985),第345页。

[20]《宋高僧传》,第32页。

[21] 《续古今译经图纪》,《大正藏》第55册,第368页下。

[22] 《佛顶尊胜陀罗尼》,《大正藏》第19册,第385页下。

[23] 刘淑芬著:《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页。

[24] 义净译:《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大正藏》第19册,第362页中。

[25] 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大正藏》第19册,第349页下。

[26] 《续古今译经图纪》,《大正藏》第55册,第369页上—下。

[27] 《高僧传》,第30页。

[28]《密教发达志》,第212页。

[29] 《大正藏》第18册,第785页上。

[30] 《中国佛教》(第二辑),第145—146页。

[31] 《大正藏》第20册,第83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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