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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善寺在西安佛教文化建设中的定位

本文作者: 6年前 (2013-05-05)

摘要:大兴善寺是西安久负盛名的佛教文化重镇,是中国佛教密宗的祖庭。在研习和弘传佛教…

 

 

 

 

 

    摘要:大兴善寺是西安久负盛名的佛教文化重镇,是中国佛教密宗的祖庭。在研习和弘传佛教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发挥着作用。在西安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历史机遇中,进一步提升大兴善寺在西安佛教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为古城的文化建设增光添彩,是一个不应忽视的议题。

   关键词:大兴善寺:西安;佛教文化建设;定位

 

                 一、大兴善寺在佛教文化史上的殊胜地位

 

大兴善寺在历史上是佛教中国化形成的标志,中国佛教宗派密宗的祖庭。与古代印度佛教不同,众多祖庭的形成是中国特有的。除了禅宗、天台宗外,其余六宗祖庭皆出自唐长安。  大兴善寺位于今天西安南城墙约2.5公里的小寨兴善寺西街,是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名刹,大兴善寺在佛教文化史上的殊胜地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悠久,寺中有寺,是古城西安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佛寺之一。

大兴善寺始建于晋武帝司马炎泰始至泰康年间(公元265——公元289年),距今1700余年。初称遵善寺。隋文帝杨坚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在兴建都会大兴城(今西安)时,在原遵善寺的基础进行扩建,敕令建造了大兴善寺作为国寺。同时,又将位于今西安市,始建于579年(北周)的陟岵寺,敕令移建该寺到大兴善寺中。因隋文帝在北周时原为大兴郡公,遵善寺在都城大兴城的靖善坊中,故取“大兴”二字和“靖善坊”,的“善”字命名为“大兴善寺”。因此,大兴善寺这座皇家寺院,既有遵善寺的前缘,还包含了另一个古寺陟岵寺。并与玄都观隔街相望,气势宏伟。《长安志》卷七载:大兴善寺“寺殿崇广为京之最。号曰大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辩正论》卷三也详细地描绘了大兴善寺:“大启灵塔,广置天宫。像设凌虚,梅梁架迥,璧当曜彩,玉额含辉,画拱承云,丹栌捧日,风和宝铎,雨润珠幡,林开七觉之花,池漾八功之水。召六大德韶及四海名僧,常有三百许人,四时供养。”①

大兴善寺在历史上,屡毁屡建。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政府拨款全面大修。现存建筑有五殿、三堂、一院、一楼。分别是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三佛殿、菩萨殿;说法堂、罗汉堂、议事堂;佛学院;藏经楼。其规模为西安今存众刹之首,整个寺院占地120余亩。寺内种植名木花卉, 四季常青,郁郁葱葱,景色宜人,寺内还珍藏有名人字画及历代修葺寺院的碑石等历史遗物。以佛教建筑为中心,在东西两面还有以旅游、观赏为主的亭、廊、阁、榭以及佛教宾馆、素食斋、茶苑、盆景花卉等寺庙园林景观。大兴善寺是一座具有中外影响的古刹,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开放寺院之一。  

2、,佛经翻译的国家译场,传播佛教思想的重镇。

 大兴善寺建寺同时即创设译经馆。隋文帝杨坚即位时,下令在该寺聚集名僧和佛教学者,建立了隋代第一个国立译经馆。大兴善寺的佛经翻译在整个隋代的译经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译经论在门类方面弥补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经多论少的不足,对丰富当时各派佛学思潮做出了贡献。大兴善寺开山祖师是灵藏大师。他是隋文帝杨坚的布衣知友,同时任隋朝管理全国僧尼事务的昭玄都僧官。隋朝几位著名的昭玄统,除昙延外在任职期间都住在大兴善寺。这里作为隋朝第一所国立译经馆,著名的“开皇三大师”耶连提黎耶舍、闍那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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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琳《辨证论》卷三,《十代奉佛篇》,《大正藏.》第52册,第509页上

 

达摩笈多都相继为译主,开创了隋朝一代佛经翻译的先河。耶舍主译佛经823卷,有《百佛名经》、《莲华面经》等;崛多共主译佛经31165卷,主要有《文殊师利行经》、《佛本行集经》、《贤护菩萨经》等;笈多久住兴善寺,主译经论722卷。这三位从古印度远道而来的高僧,对中国佛典翻译做出了很大贡献。

隋末唐初,大兴善寺的译经事业一度受到挫折。唐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令印度来华高僧波顿为译主,在该寺重开译场。译馆所需令百司供给。并和当时的大慈恩寺和荐福寺一道列为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大兴善寺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

    3、中国佛教密教的祖庭。

唐玄宗开元初期(716720年),印度佛教密宗传播者“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在大兴善寺这里译出密宗经典五百多部,传授密宗。大兴善寺也成为中国佛教密宗的祖庭。不空为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帝师。758年,应不空所请,唐肃宗在大兴善寺设置灌顶道场。灌顶之法,在古印度是国王即位仪式,将四海之水用四宝瓶盛之,由国师灌于国王头顶,象征国王权力四海无边,国家兴盛。从而在华夏首开灌顶之风。

唐武宗灭佛,中原密宗日渐式微。804年日本僧人空海入唐求法,在西安青龙寺拜惠果为师,回国后开创了日本真言宗(即密宗)。空海的师父惠果,是兴善寺传教的印度僧人不空的弟子,空海不仅在日本东大寺创立了日本佛教的东密,并创造了日本文字,号弘法大师。因此,大兴善寺也被认为是日本佛教密宗的祖庭。今天,大兴善寺大殿北边有唐转法轮殿遗址,遗址前安放着一尊日本高野山真言宗空海大师同志会赠送的地藏菩萨铜像。198510月,日本空海大师同志会为纪念空海圆寂一千一百五十周年,向真言宗的发祥地大兴善寺敬献了这尊青铜地藏菩萨立像,高约l70米,底座用汉白玉彻成。成为新时期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的新见证。

4、丰富的历史文物。

大兴善寺收藏有唐代铜佛像和宋代造像,非常珍贵。弥勒殿内奉明代托纱金装的弥勒菩萨像,两侧塑有密宗特色的四大天王。寺内文物有清碑四方,即清康熙年间《重修隋唐敕建大兴善禅寺来源记碑》、《重修大兴善寺碑记》、乾隆年间《隋唐敕建大兴善寺祖庭重修碑记》和咸丰年间《大兴善寺法源碑记》,皆为研究大兴善寺的重要史料。寺内还藏有三帧巨幅清朝西藏彩绘《阿弥陀佛像》、《极乐世界图》和《弥勒像》,是西藏绘画艺术珍品。法堂正门上方挂有清末皇帝光绪手书的“觉悟群生”匾额,殿内供奉密宗的大日如来。

 5、优美的园林环境。

  大兴善寺在历史上,损毁严重。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政府拨款全面大修。现存建筑以及其占地面积皆为西安今存众刹之首。寺内种植名木花卉,四季常青,郁郁葱葱,景色宜人,令人留连往返。寺内还珍藏有名人字画及历代修葺寺院的碑石等历史遗物。以佛教建筑为中心,在东西两面还有以旅游、观赏为主的亭、廊、阁、榭以及佛教宾馆、素食斋、茶苑、盆景花卉等,寺庙园林景致,蔚为大观。

 

               二、大兴善寺在西安佛教文化建设中的定位

 

    陕西省以及西安市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长期稳定的发展状态。社会相对和谐,受各种外来因素干扰较少。西部大开发十年以来, 西安在2008GDP首次突破2000亿元,稳步上升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为陕西省和西安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日益增强的动力。陕西省委省政府近年来对文化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文化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以建设西部“文化强省”,为陕西争创中国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西安也在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体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旅游业日益成为西安的主导产业,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也促进了经济技术、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国际合作,辐射带动着关中地区城市建设、相关经济领域和服务业的发展。这就为在当代的佛教研究以及佛教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上,发挥大兴善寺的历史文化资源创造了政治和文化条件。大兴善寺在西安佛教文化建设事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具体讲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围绕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作为有一千七百多年深厚文化底蕴的寺院,本身就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其本身具备的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资源,也就成为长安佛教文化旅游深度开发的潜在资源。大兴善寺可以充分利用佛教文化历史悠久、佛教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调动各方力量,创造一切条件,让八方宾客在饱览城市景观同时,充分感受厚重朴实的西安历史文化和丰富的佛教文化,带动西安各个方面工作的开展。大兴善寺不仅是长安佛教和西安当代社会展示自身文化影响的平台,也是促进佛教文化建设中的动力。佛教在历史上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在今天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佛教对于促进先进文化建设不仅具有能动作用。还应该为人们的精神家园提供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佛教通过让众生直面世界、直面人生,进而洞彻人生的真谛,对精神世界进行改造。倡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都充分地显示了佛教的主动性特征。因此,要凸显佛教对世界参与和改造的主动性,发挥对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精神建设的能动作用。今天我们几乎随处可以看到由于人对自身的我执,导致了对个人利益的过度追求。对现实苦难世界的否定,是对人间不平的一种批判,是与社会现实问题联系的一种世界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佛教不断地与中国的民风民情相适应,落实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拉近了信仰者与社会、人间的距离,为佛教的发展带来了动力,为社会的和谐进步,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

第二、与西安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发展战略相适应。

要有全局意识,要把大兴善寺的文化建设与西安的城市文化发展结合起来,而不是仅仅看作是一个寺院的孤立行为。要关注国家整体文化格局,关注整个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使大兴善寺的佛教文化建设与西安建设世界文化大都市的构想,与陕西省和周边省市的文化发展逐步构成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各方面的广泛支持。大兴善寺在这方面要充分两个方面的作用:

1、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重地。

     大兴善寺隋开皇年间有印度僧人那连提黎耶舍、闍那崛多、达摩及多等先后来华传授佛法并翻译佛经,住寺内翻译佛经59278卷。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四年至八年(公元716——720年),又有开元三大士之称的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斯里兰卡僧人不空(另有北印人之说)先后在大兴善寺翻译佛教密宗经典,大兴善寺因此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成为中国佛教密宗的发源地。不空还是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帝师。大兴善寺在历史上是中印乃至南亚诸国佛教文化交流的重地。

    中印关系是当今我国主要的国家关系之一,也是问题复杂和焦点突出的国家关系之一。中印两国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解放出来的国家。都有着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深切体会以及捍卫领土主权的强烈信念,对帝国主义殖民者遗留下来的领土纠纷,至今尚未得到解决,也成为发展中印传统友谊的障碍。是龙象之争或是龙象共舞,对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极具挑战性的选择。对此,佛教界和学术界都有发展中印友谊的责任。印度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绝大多数人信仰在8世纪印度传统宗教基础上创立的印度教。这是一个以梵天、毗湿拏、湿婆三神为主神。认为梵天创造世界、毗湿拏维持世界、湿婆破坏世界。又把毗湿拏或湿婆立为一个主神,在其他神之上的神教。印度教吸收了佛教禁欲的主张,把佛陀吸收为其主神的化身之一,并接受了佛教的组织形式,也建立起了僧团和寺庙。印度教作为世界上信仰人口超过9亿,仅次于基督教和伊斯兰的第三大宗教,是我们发展中印传统关系,进行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大兴善寺从长远的发展眼光来看,都有理由成为中印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佛教文化交流的场所。建立大兴善寺中印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培养僧才是一件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工作。

    2、建成中日佛教友好往来的场所。

    密宗一代宗师不空所传以金刚部为主,《金刚顶经》是其根本经典。不空弟子青龙寺惠果传承法系,其弟子日本僧人空海在日本传瑜伽密教,成为日本真言宗祖师。这一脉传承至今,被称为“东密”。相传当年空海大师在长安得到了惠果大师赠送的佛舍利,将其带回日本保留在东长寺。京都东长寺是空海归国后建成的第一座寺院,取名东长意为佛法东传,奉中国汉传佛教密宗祖庭西安青龙寺、大兴善寺为祖庭。

    在中日两国高僧的共同努力下,佛教文化交往延绵不断。空海所建立的东长寺,就是中日友好的见证。改革开放以来,大兴善寺和日本佛教界的友好往来络绎不绝。201151417日,青龙寺、大兴善寺住持宽旭法师还应邀前往日本九州福冈东长寺参加五重塔落成典礼。在大兴善寺成立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已经是水到渠成、当仁不让之事。

    第三、建成西安佛教文化活动的中心。

大兴善寺位于西安城南的小寨,是文化、购物、旅游和公交、地铁中转的枢纽地带。长期以来,作为一个地处闹市的园林式寺院,大兴善寺就是一个对市民开放的文化场所。同时,也是长安佛教研究的主要基地,和陕西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方面仍有许多可以深入开展的工作,诸如:

1、建立长安佛教祖庭和西安寺庙研究中心,促进教界、学界的合作。包括:

    西安所辖的户县有首创中国佛教宗派的“三论宗”,因以天竺大乘中观学派的创始人龙树、提婆所著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理论基础而得名。其祖庭在距西安西南三十公里的户县的草堂寺。

在市区的唯识宗祖庭大慈恩寺,是中国佛教历史上最杰出的高僧玄奘曾经住持的地方。玄奘所译佛经数量最大,最丰富,也是最先把《道德经》译成梵文,传到古印度的人。玄奘还是中印几千年的交往中,唯一在两国同时获得最高声誉的僧人,他代表着当时中印佛学的最高成就。

在西安长安区少陵原有华严寺,该宗以尊崇《华严经》得名,正所谓“不读《华严》,不知佛家富贵”。其初祖杜顺在唐太宗时被尊为“帝心尊者”,三祖法藏被武则天奉为“贤首大师”,五祖宗密同时被尊为禅宗第十三祖,名盛于世。是佛教界公认的华严宗祖庭。

长安区沣峪口的净业寺是律宗祖庭,以创立汉地佛教律法著称于世。其初祖道宣潜修律学,用大乘教义重新解说《四分律》,并著有诸多关于《四分律》的疏钞著作,广弘律学一脉。著名的日本律宗祖师鉴真和尚即是道宣法师的弟子道宗的再传弟子。道宣法师也曾两次受礼请参加玄奘法师在弘福寺和西明寺组织的译经活动。因道宣法师常年住持终南山,故此宗又称南山宗。

长安区神禾原的香积寺是净土宗的祖庭,该宗祖师之间没有师承关系,以传播净土思想传承,始于东晋时的慧远,成于唐代的善导。该宗以称名念佛往生净土世界得名,由于其修行法门方便易行,该宗在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日本僧人法然十二世纪在日本创立了净土宗,尊善导为高祖,现有信众五百余万,寺院八千余座。中日信众皆以香积寺为净土宗祖庭。

陕西扶风的世界佛教圣地法门寺,以供养佛指真身舍利声播四海,与当今世界公认的斯里兰卡佛牙,分别代表历史上北传、南传佛教的圣物。唐时皇室“三十年一开”,多次迎请佛指舍利,在传承历史上唐代即奉法门寺佛指舍利为国家圣物。今日的法门寺建筑弘大,气势辉煌。从地宫出土的各种文物,皆为极品。无论从信仰、文化和文物价值等各方面讲,在当代世界,法门寺都是无与伦比的。

西安市西门城墙脚下的广仁寺,是全国唯一的绿度母主道场,也是是陕西唯一的藏传佛教寺庙,由清圣祖康熙敕建于1703年,历史久远。寺内浓厚的藏族气息使其在佛寺林立的关中地区独树一帜,引人入胜。寺内供奉着具有藏传佛教特点的千手观音、绿度母、宗喀巴师徒三尊、佛祖十二岁等身像以及文成公主像等,还不乏奇珍异宝,比较著名的有寺内奇树、镇寺八宝、形质各异的唐卡等。

 位于西安市玉祥门莲湖路西段南侧的西五台云居寺,坐西向东,东邻洒金桥,西靠明代城墙,是太宗李世民为其笃信佛教的母亲修建的佛寺。该寺仿照终南山南五台,在城南墙上沿地势起伏,筑建五座佛殿,供其母瞻仰朝拜。第一台名为降龙观音殿,台前建有韦驮殿;第二台称五大菩萨殿;第三台为地藏菩萨殿;第四台为弥勒殿,殿前有老母殿;第五台为十二臂观音殿。另有大雄宝殿、观音大士殿、卧佛殿三殿分别插建于二、三、五高台之前。该寺也是西安市区历史悠久的比丘尼住持的寺庙。

除六宗祖庭外,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大小不一、各具特色的佛教寺庙星罗棋布,如:长安县杜曲镇少陵原畔的兴教寺,乃是一代宗师玄奘法师的长眠之地;西安市长安区上塔坡村的清凉寺乃是华严四祖清凉国师弘扬华严宗的根本道场之一;西安市南门外友谊西路的荐福寺,乃皇室族戚为高宗李治献福所建寺庙,寺中荐福寺塔,形似大雁塔而更为小巧,后世改称其为小雁塔;西安市东关炮坊街内的罔极寺乃是太平公主为其母武则天祈福而修建的皇家寺庙,也是一所尼寺;西安市碑林区柏树林街的卧龙禅寺乃高僧惠果曾经住持过的寺庙;西安市未央区后所寨村西南的感业寺为一代女皇武则天曾经出家的寺庙;等等。

寺院是佛教发展史在各个地区宗教文化的缩影,西安市星罗棋布的寺院也充分展示了西安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大兴善寺曾是陕西佛教协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在长安建佛教寺庙研究上做过许多工作,也是其佛教文化的独特优势之一。

2、进一步加强终南山佛教文化研究会的工作。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西安终南山佛教文化遗迹做了认真的调查。如王亚荣的《西安终南山北麓名刹古寺现状调查及旅游开发研究报告》,该文对西安市蓝田、长安、户县和周至“一区三县”现存的40多座名刹古寺的现状进行了跟踪和调查,对地方政府的保护和开发提出了许多建议。学者们对长安佛教文化资源的调查,都具有很实际的考量。李利安教授建议,对一些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资源,应从西安文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进一步展示长安佛教文化的巨大感召力和佛教资源的独特魅力,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增强城市的文化竞争力,尤其是对终南山佛教文化和旅游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开发,还提出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方案和切实可行的措施。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西安及周边地区的佛教文化资源得以确认,自然环境的保护、旅游和开发,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协调。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政府和民间的相互配合,也开始展现出当地民众、政府、各部门利益一致,和谐促进的良好局面。大兴善寺的宽旭法师一直是终南山佛教文化的倡导者,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完全有理由继续深入开展下去。

总之,大兴善寺一千多年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可以使人们在游览寺院景观的同时,充分感受厚重朴实的西安历史文化和丰富的佛教文化,也是对西安佛教文化的一次极好的宣传活动,有利于对长安佛教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同时,西安高品位的佛教文化旅游项目 为西安带来人气和树立良好的文化声誉,从而对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化大都市起到积极的作用。 大兴善寺在西安佛教文化建设中的准确定位,对于西安的佛教文化建设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王亚荣《大兴善寺》三秦出版社,198610月版

   王亚荣等《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7月版。

   荆三隆等“西安建设世界佛教文化论坛研究”,2011年西安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作者简介:

荆三隆(1955—)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法学、宗教学硕士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

通讯地址:西安市太白南路二号,西安电子科技大学352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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