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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密与唐宗——中国政教关系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3-06-15)

宗教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同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相互交织、相互…

    宗教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同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宗教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是中外宗教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佛教唐密的盛衰与李唐王朝诸位皇帝的言行关系密切。研究二者的关系,既可丰富和深化长安佛教研究的内容,又可从这一典型案例对中国政教关系增进理解,更对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复杂关系具有深刻鉴戒意义。

 

一、高天厚土:唐密产生的宏观社会政治文化背景

 

神灵观念是上古人的普遍观念。在约4500年前的五帝时期,中国完成了由原始时代最后阶段的部落联盟向上古国家的演变。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各王朝作为共主承认联合体内各部分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又通过“绝天地通”、设置专业神事职官等办法,推行统一的宗教信仰体系,上古国家的基本框架和制度也借助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不断巩固和有效施行。“夏道尊命”,体现着社会生活对既有的宗教传统的服从、适应和调整;殷人“率民事神”,体现出宗教活动功利目的和人为成分的增强。

3000年前,姬周代殷,具有浓重宗教传统的殷商未能得到神灵护佑而败亡的残酷现实给周人以强烈震撼,于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室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宗教变革,一是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天人结合的宗教观念;二是产生了“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思想(即用神道信仰来教化民众),将宗教演化为一种社会管理的思想、工具和方式,从而对各种宗教的传播及其与政权的关系发挥了推进和制约的双重作用;三是允许和保护包括五帝、夏、商等遗族和异族在封国内的祖宗崇拜等宗教信仰,植入了包容、兼容、重德、尊贤、合为贵等文化基因。缘于社会现实、历史反省和政治需要,周人实现了向“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的演变,在注重祭祀的形式下,注入了人文主义的因素,从而为日后宗教的世俗化注入了遗传密码,也为以后道、儒、墨、法、阴阳、名诸家乃至来自外邦的各种思想观念的萌生和嫁接留下了众多生长点。春秋战国时期,在巨大社会变革中,游士们在不断减少的诸侯间穿行,纷纷开出治世药方,从崇天、敬天、疑天、问天到制天命等思想出发构建出同传统宗教相对独立的诸子百家文化思想,这些学说对世俗诸侯来说更具现实意义,于是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也失去了一统天下的地位。

2000年前后的秦汉时期,深刻的社会转型趋于定型化,导致了儒家主导地位的确立、道教的出世和佛教的传入,并确立了此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统治者将荀子的“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进行政治实践,实行政教分离,不仅把宗教置于世俗政权管理之下,而且即使在精神文化领域,也使任何宗教只能居于儒学的辅助和补充的地位,长期并行发展,互相吸纳排斥,时有起伏交叉,但始终没有同化合一,并经受住了其后多次民族危机的严峻考验。特别是在分裂割据、战乱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文化在碰撞中取长补短,整合提升,儒、释、道之间相互竞争,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促进了各民族在动荡中走向融合。对比同期世界历史图景,正处于史家称为的“古典世界危机达到顶点”的时期,来自北亚的游牧民族侵入了从中国到地中海的大新月形的古文明地区,西晋、西罗马帝国、印度笈多帝国、波斯等先后灭亡或削弱,唯独中国最先承受了猛烈打击,而又最终实现了更大统一和空前繁盛,并再没有长时期的分裂。

当时,在长期分裂战乱的社会环境中,汉代那种儒术独尊的态势不复存在;而由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发展的道教,经过南北朝的改造充实后已经羽毛渐丰,并成为维护王权统治的工具;外来佛教亦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交流在华夏大地扎下了根,且已显露头角。儒佛道在各自的曲折发展中增强了自信,进而由敌意性的对抗争辩进入基于共存而对话的新境界,“敬天法祖重社稷”成为共识,从而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而又承认对方的辅助作用的“本末内外论”、承认各有长短可以互补共存的“均善均圣论”、以至“三教虽殊,劝善义一,途迹诚异,理会则同” (道安《二教论》)的“殊途同归论”等观点。明智的帝王为它们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政治平台、文化氛围和经济支持,影响所及,多种文化并行不悖、和睦相处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儒释道兼宗的实践在上层精英中蔚成风气,进而为包括佛教各宗派在内的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特色鲜明和鼎盛繁荣了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社会基础。

 

二、“三教并奖”:大唐王朝的统一强盛促进佛教宗派兴起

 

隋朝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封建国家进入它的全盛时期。鉴于当时儒学衰敝,道统不继,隋文帝在倡导儒学的同时,更借重佛道二教来招徕人心,安定国政。这样的政策也是对北齐、北周在北方宗教氛围浓郁、信教人口较多的社会环境中实行或者企图灭佛或者企图灭道的宗教政策的一种纠偏。

唐因隋制。隋朝国富而民穷,勃兴又忽亡的经验教训,成为唐初君臣重要的政论话题,认识到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但要靠武功,而且要靠文治,必须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于是改变隋朝轻视儒学、佛道并用而重点扶持佛教的作法,实行“三教并奖”的文化宗教政策,一方面在京师和州县大量开办官家学校,主要学习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这既适应门阀世族的衰落和庶族兴起的历史趋势,以扩大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和官僚队伍,又有利于用儒家思想统一社会思想;另一方面实行佛道并用而重点扶持道教的政策,利用各种宗教巩固政权。在隋朝正式建置专职管理佛道事务的机构崇玄署和设置寺观僧官、道官,加强对佛道二教控制的基础上,唐朝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宗教管理体制,强化教俗结合、政权高于并控制教权的管理体制。但随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各个唐皇对不同宗教特别是道教和佛教的利用、扶持、限制乃至打击有所不同,这既促进不同宗教的相互交融和共同发展,又加剧不同宗教的互相争雄和彼此冲突,同时客观上促成了标志佛教高度发展和高度中国化的各种各样的佛教宗派的兴盛。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佛教经、律、论经过系统的翻译,有了大体完备的充分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佛教渐趋中国化,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佛教的这种发展适应了南北朝以来门阀世族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的历史趋势,各种宗派论证成佛的可能性为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支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接踵而来的是文化的繁荣。促进文化的繁荣有各种因素,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和倡导就是重要的一条。在李唐王朝的眼里,佛教的政治地位虽不及道教,但其流传影响及寺院经济实力却超过道教,因之对佛教不仅不能凭个人好恶而随意处置,更应当加以充分利用。唐高祖李渊(618———626在位)一边建寺安僧造像,一边加强对僧尼的管理,清除伪滥,限制僧尼数字发展。唐太宗(627-650)贞观之治中,佛教译事隆盛,高僧辈出,宗派争鸣,太宗一视同仁,不因他们的学说不同来论是非,为各说自由表达提供了保证,天台宗(法华宗)、法相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法界宗)、禅宗(佛心宗)、密宗等佛教诸宗在长安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而以玄奘创立的唯识宗最盛,风靡两京。唐高宗在佛道关系上采取平等的方法,而武则天借助佛教为其武周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宗教依据,大兴佛教,唯识宗、律宗趋於鼎盛,禅宗开花南北两地,净土宗善导创宗立说,一时高僧如林,华严宗则因其推崇更红极一时。

 

三、横空出世:唐玄宗与唐密的建立

 

唐玄宗(712-756在位)以整顿女主篡权、中兴李唐王室著称,从即位之日起,就一改中宗、睿宗佛道并重的政策,大力推进开国时的崇道政策。其原因在于:一是鉴于武韦二后依靠佛教势力篡夺李氏皇权、维护统治的问题而尽量降低和削弱佛教的政治力量;二是需要继续通过崇老重道来神话李唐王朝,以恢复和巩固李唐王朝统治的合理性;三是,也更具普遍意义的是把道教清净无为的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他认为,如果人人皆习《老子》并掌握其精髓,则为君者可用于治国理身,济时育物,为臣者可以保身济人,为民者可知善而不犯刑,如此则上下合道,天下同心。从这一治国思想出发,玄宗励精图治,制定了一系列简政轻刑、节欲戒奢的政策,先后下《禁州县严酷诏》、《戒州县扰民敕》、《简京官为都督刺史诏》、《禁珠玉锦绣敕》、《禁断奢侈敕》、《禁乐女敕》等,并强调首先从皇室做起,从京城做起,从官员做起,以利上行下效形成和平安定、节俭朴素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这些政策措施的制定和执行,促成了政局稳定、国力鼎盛的“开元之治”。这既使道教势力达到唐代的颠峰,特别是符箓、辟谷、导引之术受到权贵的宠遇,又为印度密教东传中在修行实践上攀附、融合道教的成仙、咒术等而为权贵追捧洞开大门。

对于佛教,开元初年,玄宗曾下令沙汰僧尼,限制兴建佛寺,但按三教并奖的开放性、包容性政策,名僧大德照常活动,尤其对正在兴起的印度“纯密”的传入给予大力扶持。因为“纯密一方面由于适应了唐帝国中兴君主玄宗等人复兴王室权力的需要;另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儒释道三教正在融合的趋势,因而得到了急剧的发展。”(黄心川《中国密教史序》,转引自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而纯密教主亲自来中国传教也应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早在三国时期,印度佛教杂密就传入中国,为以后密宗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基础。但密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则是善无畏、金刚智等人在华传播印度纯密以后产生的。密教是在大乘佛教在印度日渐衰微而兴起的,以七世纪初印度西南地区出现的《大日经》和七世纪末印度东南地区出现的《金刚顶经》为中心内容的教义和实践为标志,而密教的盛行则得力于东印度波罗王朝的大力支持,金刚乘的创始人因陀罗菩提更是一个国王,也就是说,政教关系密切是纯密教团的一个重要传统。善无畏、金刚智被尊为密教五祖,他们入华保持并发展了这一传统。

善无畏(637-735)原为王子并继任国王,18岁舍王位于兄而入那烂陀寺为僧,学兼定慧,会通显密,游学诸国,遍访贤圣,以至名声远闻东土大唐。应唐中宗(705-710)之邀,他沿丝绸之路东行;唐睿宗(710-712)特遣使西出玉门关迎接,而历经坎坷到达长安时已是唐玄宗的开元四年(716)了。受邀于中宗,迎接于睿宗,亲见于玄宗,前后经历三代,颇有传奇色彩。还传说唐玄宗登基后梦见一位僧人十分神奇,醒来记忆犹新,便图之于宫壁。玄宗接见年届八旬的善无畏,设筵为之接风洗尘,一见如故,于是礼善无畏为国师,尊为内道场教主,自玄宗之子宁王、薛王等从其灌顶受法,一时轰动朝野。善无畏首先在宫廷皇室中传密法,后获准住兴福寺,再移居西明寺。开元五年(717),善无畏奉译经,并奏准一行等名僧参与其事。所译《虚空藏求闻持法》一卷进呈获玄宗赏叹,并下诏将善无畏所带梵文经卷送内府保存。善无畏在西京传密,玄宗对之时常慰劳问候,赏赐丰厚。开元十二年(724),玄宗驻跸东都洛阳,善无畏随驾同行,奉诏于福先寺译出《大日经》、《供养法》七卷、《苏婆呼童子请问经》和《苏悉地揭罗经》各三卷等。久旱天干时善无畏还祈穰请雨,释难消灾。善无畏晚年奏请准允回国,玄宗优诏不许。开元二十三年(735)圆寂于洛阳大圣善寺,住世99岁。玄宗赠鸿胪寺卿位,并派遣鸿胪丞、威仪僧监护丧事。

在玄宗支持下,善无畏成为中国系统翻译密宗经典第一人,共翻译2853卷;弘扬密教,阐释教理,传授仪轨,20年间皇宫内外、东西两京受灌顶者无数。传承者有大兴善寺沙门一行,新罗(今朝鲜)国的玄超、义琳、不可思议和智俨、温古等,入室弟子还有宝思、明思等。以后玄超又传法于惠果,义琳回国成为国师,弘扬密教,再传之于日本天台僧最澄。

金刚智671741)原来也是印度刹帝利国王子,十岁在那烂陀寺出家,游学各国,31岁依龙智学习金刚乘,终成密教高僧。44岁时率弟子寻游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登楞伽山,参拜佛迹,弘传密教。闻中国佛法盛行,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携弟子不空等由海路经锡兰、苏门答腊到达广州,受到广州节度使远迎,并被推荐进京,次年到东都洛阳,受到唐玄宗接见,并敕令安置,供养四事。此后多居东都,先住荐福寺,后移资圣寺,间随驾西京长安。据传他依法祷雨,颇为灵验;还使玄宗钟爱而病危的第二十五公主开目言语如常,半日后才去世,得到玄宗嘉许。开元十一年(723)应一行之请开始译经,先后译出《金刚顶经》、《瑜伽念诵法》、《观自在瑜伽法》等密教经典仪轨3342卷。金刚智除译经外,主要是建立金刚界大曼荼罗灌顶道场,以金刚界密法为主为四众传法,长安、洛阳僧众前往听讲,密教得以在东、西二京流传开来。开元二十九年(741)金刚智于洛阳广福寺圆寂,玄宗敕令安葬。代宗永泰元年(765)弟子不空奏请敕开府仪同三司,赐弘教三藏谥号。尊为唐密初祖。著名弟子有不空、一行、慧超、义福、圆照等。

善无畏、金刚智分别将印度密教的胎藏界、金刚界两大系统传入中国,而将这两大系统密法继承下来的则是僧一行。

一行(683-727)出生于官宦书香之家,博览经史,通达诸学,尤精阴阳五行,以著《大衍玄经》和《义诀》出名。21岁父母相继去世后出家,以博闻强记名震僧众,后拒绝睿宗的礼征而往当阳山修习律宗经论,并纂集注疏。善无畏译经需中国学者协助,于是“开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礼部郎中洽赍敕书强起之”。一行应召到达长安,受到玄宗优待,待以师礼。此后,一行协助善无畏翻译《大日经》,并从之学习胎藏界密法,后来又拜金刚智为师学习金刚界密法。这样,一行不仅同时接受了印度密教两系密法,而且请善无畏、金刚智译出密典,阐述经义,并整理善无畏的讲传口诀成《大日经疏》20卷,建立起一套中国密宗的理论体系。开元十五年(727)一行积劳成疾,玄宗特集高僧大德为之祈福,但仍英年早逝。玄宗亲自撰写《御制大慧禅师一行碑铭》悼念,赐大慧禅师谥号,并举行盛大葬礼,勒令东宫以下京官、九品以上官员参加。

在玄宗的支持下,经善无畏、金刚智与他们共同弟子一行的共同努力,唐密建立起来,并后来居上。

 

四、“冠绝古今”:后唐诸宗与唐密的发展

 

玄宗一生“高居无为”,但前后两个时期的目的和效果大相径庭。前期从国家利益出发,调和争斗,与民休息,简政轻刑,节欲戒奢,具有因时而动,因势而导的积极因素,后期则为个人享乐,主要是取其利己、虚幻等消极因素,终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李唐诸宗更图借助宗教以保国延祚,安慰民心,维护统治。在唐朝后期诸宗的直接支持下,唐密也在不空及其弟子的传弘中迅速走上鼎盛。

不空(705774)北天竺人,天资聪明,幼年父母双亡,10岁随舅氏来中国,15岁师事金刚智,随侍不离,学习梵文,讽颂梵经,协助译经弘教,成了金刚智一位得力的手足。金刚智圆寂后,不空奉师遗命率弟子含光等人,前往狮子国和五天竺求师寻典,途经广东应地方官员之邀在法性寺建立道场,灌顶传法数月,使唐密初传于岭南;同时他还获得大唐特使名义持国书前往,受到各国礼遇;拜普贤阿阇梨为师,受金刚智之后新发展起来的十八部金刚顶瑜伽密法及诸教法,与含光同受五部灌顶;后遍访师资,研习经论,收集密教经典和各种佛教典籍五百余部。天宝五年(746从海路返回,进上子国王的呈表和所贡献的宝物,玄宗诏住鸿胪寺,优礼有加,继诏入大内,在宫内建曼荼罗坛场,亲从不空受五部灌顶。是岁夏季大旱,玄宗请不空入内祈雨,雨如愿而至,玄宗大悦,亲赐紫袈裟等;后又有大风卒起,不空依敕作法止风,因而帝倍加敬,赐号智藏。他奉译经,设坛灌顶,养疾韶州。

天宝十三年,玄宗应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之奏,准不空北赴河西边陲,请福疆场。途经长安时,玄宗派使问劳赐宝。不空在武威住开元寺,设坛灌顶,译经弘密,并与哥舒翰、封常清等一批地方军政要人和皇太子李亨结缘,为其以后登上高位打下基础。安史之乱起,皇太子李亨监国,急召不空入朝,于是结束多年边地生活,于十五年(756)返长安大兴善寺。不久长安失守,玄宗逃往西蜀,皇太子北上,并在灵武即位建号,是为肃宗(756-761在位)。在此紧急关头,滞留长安的不空与肃宗联系密切,鼓动收复京师,肃宗也派专使向不空求秘密法。据说确定收复长安的日子,正如不空预测。两京克复,上表致贺,并赞颂肃宗登基。平乱后,肃宗对其礼遇有加,诏其入内建立道场,受转轮王七宝灌顶,大力支持其建坛传法译经,敕准不空搜补译出寺庙遗存梵文佛典之表,广罗寺舍村坊遗存梵夹,加以翻译或修补。祠部还下告牒,令不空在兴善寺开译场传译密典及大小乘经论,从而使不空传译事业更上层楼。

代宗(762-779在位)继位后,恩渥弥厚。不空以大兴善寺为中心,以护王护国为主题,经常举行规模宏大的祈雨息灾、灌顶讲经等弘法活动,其频繁奏请的译经造院、度僧受戒、讲经演法等宗教活动都得到代宗的批准和支持,永泰元年(765)被授予特进试鸿胪卿,加号大广智三藏,为正二品文散官。不空译完《密严》、《仁王》二经,代宗特为作序,将之颁行天下。大历三年(768),于兴善寺立道场,敕赐颇丰,并敕近侍大臣、各禁军使一起灌顶;大历六年代宗诞节,不空上表祝贺,并陈述历受皇帝恩赏和自己从事译经成果和弘法情况,代宗即派内监宣诏赏赐不空及译经参与者;大历七年奏请天下寺院置文殊院,次年又奏请在大兴善寺建文殊阁,皇帝照准。不空请准在五台山建造金阁寺,代宗“宣十节度助缘”,五年乃成,极尽宏伟堂皇,同时又奏请在该山再建多处寺院,在太原置文殊院,这些寺院成为密教盛传之地。大历九年不空寂灭后,代宗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诏加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文散官),赠肃国公(一品爵位)、司空(正一品),谥号大辨证广智三藏和尚;赐物赐钱多多,派使宣慰徒众,令诸弟子特着孝服,行孝子丧礼;特派功德使也是不空俗弟子的李元琮负责丧葬事宜等等。如此生荣死哀,在中国佛教史上当属空前绝后的。

不空一生共译经170211卷(一说111140卷),他和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称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不空广译显密经典而以密为主,译出《金刚顶经》等密部经轨77120余卷(一说88120卷)。不同于以往印度密教的“两部分传”的传统,不空将胎藏、金刚两部大法融为一体,即“两部一具”,这也成为唐密最突出的特点。

不空生平经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代,为三代国师。经过善无畏、金刚智及一行和不空等密教大师的弘法,唐密遂为唐代佛教六大宗派之一,迅速发展到鼎盛时期。佛教史家称不空为密宗三大创始人之一,而僧传则列善无畏为密宗的创祖,金刚智为始祖,不空为二祖,更有人认为不空是唐密的实际创始人。

不空弟子众多,据说授法门人有万计,由他授比丘戒的弟子也有二千余人,杰出者有含光、慧超、惠果、慧朗、元皎、觉超等“六哲”。他们继续保持了与唐王朝的密切联系,使密宗持续发展。不空最早的弟子含光早在安史之乱期间就在其师与肃宗之间传递信息,光复长安后为保寿寺大德,后以朝廷功德僧身份主持营建金阁寺,不空灭寂后更受代宗器重。不空灭寂后,代宗为防止其弟子对继承人问题发生争执,而下敕确认了慧朗的法定继承人地位,赐紫绶袈裟,补其为大兴善寺上座,总领寺务,惠朗则依乃师惯例,时常开展护国护法的宗教活动,得到代宗嘉许。

不空六大弟子中最突出的是惠果(746-805),他先后从善无畏弟子玄超求善无畏所传一系密法,后得不空金刚界教法,于是把密宗法脉两系相结合,使密宗法脉两系开始交流并交互传承,还将印度密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国结合,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密教体系“唐密”。不空灭寂后,惠果深受代宗器重,大历年间为持念修功德,屡受恩赐。

 

五、盛极而衰:晚唐诸宗与唐密的消失

 

宗教事业要有物质基础支撑。寺院经济随着佛教的发展而发展。唐代寺院经济,来源除官私布施外,地产与高利贷是其两大支柱。不少寺院利用晚唐均田制破坏之机扩充庄园,驱使净人、奴婢进行生产。代宗时期,不空以三朝帝师之名“争权擅威,日相凌夺。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佛寺的高速发展损害了李唐王朝的财政利益,也埋下了自身否定的种子。佛教势力的膨胀,僧人生活的优裕,沙门干政、沙门失德的事件时有发生,也加剧了僧人与正统官吏、士绅之间以及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矛盾,时人就有“选官不如选佛”之谚。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与世俗政权和地主集团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引起朝廷加强对佛教的控制。

德宗780-805)德宗一反代宗崇佛之举,即位后取消了主要由密宗主持的内道场。他采纳宰相杨炎建议,改革税收方式,于建中元年(780)变租庸调制而为两税制。此一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据地出税”,“随户杂徭”,杨炎在阐述新税法的意义时,特别强调是针对“富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免役。”(《旧唐书·杨炎传》)由于政局混乱,灾害频繁,特别是长安一带地震连续发生,乃求助宗教。时印度密教僧人般若来华,贞元四年(788)德宗敕组织义学僧助般若译经,开设译场,译毕奏闻,获得德宗嘉奖,敕住醴泉寺供养并继续传译密典,以后敕赐其三藏名号及紫袈裟,还为所译《六波罗蜜多经》作序,屡受皇帝赐赍。贞元五年(789)敕惠果行法祈雨,第七日夜雨足,于是给予赏赐并诏天下寺观屋宇破坏者随事修葺,随后有迎奉法门寺舍利之举,并恢复内道场,诏惠果率弟子于长生殿为国持念长达70余天,以后即命密宗僧轮番到内道场持念行法,德宗亦受灌顶,奉惠果为国师。惠果传法授徒,弟子遍布各地,上自皇帝权臣,下及庶民百姓,近及两京,远及新罗、日本,传付弟子达五六十人,其中不少人创宗立派。其弟子义操经历数朝,充任国师、内供奉,再传弟子法全也合胎金二系,广弘密教,曾为长生殿持念大德。另一个弟子日本僧人空海回日本后创立了日本的密宗——真言宗,自此,遂有东密之盛。

实行两税法以后,寺田除得政府特许,也要纳租,僧人仍保留免除徭役的特权。僧侣地主集团与世俗地主集团的矛盾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并未彻底解决。敬宗(825-827)曾有废佛之意,文宗(827-841)也说“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其间吾民尤困于佛。”(《全唐文》卷753

武宗(840-846)则直接开展了对佛教的逐步升级的打击,最终断然采取了没收佛教寺院财产的极端的废佛措施。对会昌灭佛之举,当时百官奉表称贺,未出现劝谏者;僧人中除两街僧录推举的玄畅曾上表论谏外,也没有更加强烈和有效的反对。安史之乱后唐廷诏谕行之不远,但对其《拆寺制》,各地却贯彻得雷厉风行。武宗怕各地废佛不彻底,特派御史到各地督促,但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全唐文》卷753)。武宗一系列废佛的极端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表明长期以来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佛教寺院与世俗社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之尖锐;表明安史之乱后随着国家控制力量的减弱,唐朝诸帝管理宗教的措施之无效,宗教神权与世俗政权之间力量的失衡;表明长期养尊处优、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僧团的舍身护法精神的衰微。武宗之举增加了两税户人口,增加了国家收入,减轻了百姓因信佛而承担的经济负担,但一些僧人逃往藩镇投军,增加了藩镇的实力,有些僧人则聚而为盗,加剧了社会的动乱。而更具长远影响的是,寺院的财货田产被彻底剥夺,失去独立的经济支撑的佛教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面貌更加自觉不自觉地与社会一起升降沉浮。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密教有与政治结盟的传统,导致的结果也向利弊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东晋时来华的昙无谶就曾以善言“他国安危”被杀;同时“杂密”法术对下层民众百姓特别具有蛊惑力,很容易形成造反动乱的渊籔,所以“杂密”常被王朝所忌讳排斥。大唐时期,统一开放,国势昌盛,来中土的各种宗教都能觅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密宗在开元年间的传入和发展,是和玄宗的支持分不开的。而开元三大士所为,适应了中唐王朝的需要——当然新到中土的“纯密”也需要皇权的大力支持——于是二者一拍即合,产生唐密并迅速走上鼎盛,唐密与政权结合比佛教任何一个派别都要直接而密切的特点体现得极为充分。所以,当这一前提失去,就是另一番景象。武宗毁佛,密宗首当其冲,内道场被取消。宣宗(847-859)即位后又恢复佛教,密宗重新进入内道场,在皇室内外继续行功德。而活跃于宣宗、懿宗(859-874)、僖宗(874-889)的大兴善寺住持智慧轮,荣享国师和遍觉大师之尊,他作为唐朝最后一次迎送佛骨、供养曼荼罗的重要组织者,在封存法门寺地宫,将唐密曼荼罗发展到登峰造极之后就盛况不再了。

晚唐诸帝对包括密宗在内的佛教均取既支持又限制的政策,其支持与限制的程度,以个人的好恶而有所不同。特别是唐末五代兵燹不断,战乱频仍,寺院经济更加一蹶不振,许多靠大量诵经、拜佛吸引信徒和宣传烦琐经院哲学的佛教宗派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再也无力恢复了,佛教只能在衰微中延续。由于密宗经疏销毁殆尽,由于密教传承方式、修行方式、供养方式诸多方面的独特性的制约,随着盛唐不再,唐密也一蹶不振,而禅宗、净土宗等更为中国化、平民化、大众化的佛教流派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并占领了其他宗派原有的许多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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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中国历史》(缩印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任杰、梁凌《中国的宗教政策——从古代到当代》,民族出版社2006

方广锠《中国佛教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任杰: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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