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位置: 首页 > 唐密文化 > 唐密研究 > 正文

从敦煌五方佛图像的形成看显体密用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3-07-18)

据学界研究以大日如来为首的密教五佛,是直接依据《金光明经》、《观佛三昧海经》所说的四佛思想发展…

   据学界研究以大日如来为首的密教五佛,是直接依据《金光明经》、《观佛三昧海经》所说的四佛思想发展而来。[1]《华严经》中能化现“十方三世诸如来”的法身毗卢遮那至《大日经》以大日如来(摩诃毗卢遮那佛)为中方之佛,发展为五方佛。在《金刚顶经》中最终形成了金刚乘的五方佛或五智如来,标志者密教神佛体系的建立和系统化。密教五方佛是以大乘经典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神祇系统,敦煌石窟为我们展示了这一图像发展、演化的过程,对认识五方佛图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敦煌北朝至隋时期的四方佛

 

大乘佛教以前的佛陀观,认为只有释迦一佛,在同一佛国土佛不并出。最初的多佛思想是依时间扩展的,首先形成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概念,是以释迦佛为中心的时间轴的多佛思想。同时,与此相对,依空间轴也扩展出了多佛思想,即十方诸佛的概念,以此渐渐形成大乘佛教的三世十方佛之说。

十方配十佛是在大乘十方诸佛思想上发展起来的,较早的经典有鸠摩罗什译《十住毗婆沙论》、佛驮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和《华严经》(此经十方佛名与前二经不同)等,就是来自从空间方面扩大解释佛陀的多佛思想,或随此而起的多佛国土思想。[2]此外,《观佛三昧海经》和昙无谶译《金光明经》有四方佛,其中《观佛三昧海经》将十方佛、四方佛并记,但二者四方佛名有出入。《观佛三昧海经》卷九云:

东方善德佛告大众言。……得念佛三昧海,既得此已,诸佛现前即与授记,于十方面随意作佛。东方善德佛者则我身是,南方栴檀德佛,西方无量明佛,北方相德佛,东南方无忧德佛,西南方宝施佛,西北方华德佛,东北方三乘行佛,上方广众德佛,下方明德佛。如是等十佛世尊……

时会大众见十方佛,及诸菩萨国土大小<lb n=”0688c15″/>
于明镜见众色像财首菩萨所散之华当文<lb n=”0688c16″/>
殊上即变化成四柱宝台于其台内有四世<lb n=”0688c17″/>
放身光明俨然而坐东方阿<gaiji cb=’CB00434′ des='[@(/(*))]’ uni=’95A6′ mojikyo=’M041309′ mofont=’Mojikyo M108′ mochar=’7537′>閦,</gaiji>,,南方宝<lb n=”0688c18″/>
西方无量寿北方微妙声时四世尊以金莲华散释迦佛,未至佛上化为华帐,有万亿叶,一一叶间百千化佛,化佛放光,光中复有无数化佛。[3]

以上《十住毗婆沙论》和《观佛三昧海经》十方佛名为同一体系,《观佛三昧海经》、《金光明经》的四方佛则属同一体系,二者四方佛有别,兹列表于下:

 

                               四方佛名对照表

 

东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十住毗婆沙论

善德

栴檀德

无量明

相德

观佛三昧海经

善德

栴檀德

无量明

相德

观佛三昧海经

阿閦

宝相

无量寿

微妙声

金光明经

阿閦

宝相

无量寿

微妙声

 

从经文来看,四方佛应是在十方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四方佛代表十方诸佛,甚至三世十方无数化佛。随着石窟中心塔柱四面龛像的建造,四面像碑、四面造像塔、或四面造像柱等四面造像大量流行。(图1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敦煌石窟尚保存有一些题名的四方佛造像。敦煌早期中心塔柱石窟多为四面造像,尤其是北朝晚期洞窟,如北周第290428442窟等,(图2)塔柱四面各开一大圆券龛,内塑佛像,有的学者认为塔柱四面之佛像,可能是依据《金光明经》所造四方佛。[4]北周故事画大多移至窟顶,入隋则更以窟顶为主,说法图逐渐成为主要题材,有些洞窟四壁中段绘千佛,正(西)壁和南、北壁两侧中央绘说法图,或开龛塑像,东壁门顶也绘说法图,其中就有四方佛造像,有些尚保存有部分造像题记。如敦煌西千佛洞北周第12窟(现编号第10窟),莫高窟隋代第305419窟等(图3),与经典中四方佛列表对比于下:

 

莫高窟北朝至隋四方佛名与经典对照表

 

 

 

西 

   

《金光明经》

阿閦

宝相

无量寿

微妙声

四方佛名

《观佛三昧海经》卷9

阿閦

宝相

无量寿

微妙声

四方佛名

《观佛三昧海经》卷6910

善德

旃檀德

无量明

相德

十方佛中四方佛名

西千佛洞第12

 

宝相佛

无量明佛

 

 

莫高窟第305

 

宝相佛

无量寿佛

囗德佛

 

莫高窟第419

 

 

 

相德佛

 

 

由以上北朝至隋时期残存的四佛造像题记来看,敦煌北朝至隋时期的四方佛名出自《观佛三昧海经》,但四方佛造像题名并非完全依据经文中的四方佛名,而是将四方佛名与十方佛中四方佛名的混用,可知四方佛是在十方诸佛思想上发展起来的。这些洞窟中绘塑四方佛,是以四方佛代表十方诸佛,说明敦煌北朝至隋洞窟四壁千佛中间绘塑说法图,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四方佛表现十方佛,这应与敦煌北朝石窟重禅修观像的背景有关,十方佛是这一时期僧人主要的禅观内容,这在鸠摩罗什译《观佛三昧海经》、《思惟略要法》等佛经中有大量记载,已有专家详论。[5]莫高窟第305419窟虽是隋窟,但造像题材及其组合都与北朝洞窟一脉相承。因此,以上敦煌四方佛造像题记,对认识北朝、隋时期北方四面造像的题材及所表现的佛教义理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唐五代时期的四方佛

 

随着隋代经变画的绘制,敦煌初、盛唐时期大都是通壁而绘的大型经变,覆斗形窟顶四披则多绘千佛,在个别洞窟中出现了四披千佛中央绘说法图的构图,如盛唐第117窟,至吐蕃统治敦煌的中唐时期(786-848)开始大量出现。

吐蕃早期新开洞窟沿袭覆斗形顶的形制,窟顶井心多为团花,四披绘千佛,每披中央绘说法图,构成四方佛,如第93111112154470471472474窟等。(图4)吐蕃统治敦煌的晚期洞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建造于公元9世纪初至839年左右,如第141144145158231369370窟等,此期洞窟基本沿袭了吐蕃早期洞窟四披的布局和内容,盛唐以前顶部仅绘千佛的现象完全消失,皆为千佛中央绘一铺说法图,有的是在塔中说法,或在树下说法,大多数仍是四方佛内容。[6]这些洞窟四方佛的形象大多相同,均为袒右袈裟、双手说法印或禅定印,没有相区别的标志。其中第158窟四方佛的生灵座密教图像,第231东方不动佛、南方宝相佛、西方无寿佛、北方天鼓音佛的四方佛题名,对认识这一时期四方佛图像的变化具有重要作用。

洞窟四披千佛中央绘说法图的构图,晚唐至五代、宋而不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五代洞窟中仍保存有四方佛题名。

从敦煌唐、五代时期的洞窟来看,四方佛题材在这一时期极为盛行,除了窟顶四披外,还绘于龛顶、龛两侧及门顶等。尤其是中唐第231窟、五代第98100108146323261窟等四方佛题名,为认识这一题材所据经典和义理提供了重要资料。(图5)其中除第261窟四方佛名所据经典不详外,余皆出自唐·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下面将敦煌唐、五代洞窟四方佛题名与《金光明最胜王经》所记对比于下:

 

敦煌唐五代洞窟四方佛名与《金光明最胜王经》四方佛对照表

 

东方

南方

西方

北方

上方

下方

《金光明经》

阿閦

宝相

无量寿

微妙声

 

 

 

《金光明最胜王经》

不动

宝相

无量寿

天鼓音

 

 

 

不动

宝幢

无量寿

天鼓音

广众德

明德

 

231

不动

宝相

无量寿

天鼓音

广众德

龛两侧

98

宝相

天鼓音

 

 

经变中

100

不动

无量寿

天鼓音

 

 

四披

108

不动

宝相

 

 

四披

146

不动

宝相

无量寿

天鼓音

 

 

四披

323

不动

宝相

无量寿

 

 

门顶

261

旃檀

宝德

无量佛

天故

 

 

佛坛上

 

由此来看,敦煌唐、五代时期延续了北朝、隋时期的四方佛图像,但依据经典、表现形式、绘制位置及功能等均发生了变化。敦煌唐、五代时期的四方佛,多出自《金光明最胜王经》,主要绘制于窟顶四披千佛中央,周围多绘有十方佛赴会,说明四方佛代表十方三世佛。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对早期显教四方佛的沿袭,图像无明显特征和区别。另一是158窟十方净土中以生灵座表现的密教四方佛,明显受到唐密图像的影响。其在洞窟中的功能,除了四方佛除恶灭罪和四天王镇国护法的现世利益之信仰外,应与这一时期流行的礼忏法会等功德活动有关。[7]

 

                             敦煌五方佛的形成

 

众所周知,密教大日如来的形成是受到《华严经》的影响,从《华严》教主毗卢遮那佛(晋译卢舍那佛)演变而来,只是为了与《华严经》毗卢遮那相区别,在其名前加了摩诃(大)一词,毗卢遮那就成了密教的摩诃(大)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大日如来成为密教最根本的崇拜对象,也是密教哲理的核心象征。

随着善无畏《大日经》的译出,出现解释法身的中央大日如来,多佛思想乃转变成统一的宇宙观,至瑜伽部密教的中心经典不空译《初会金刚顶经》(别称《真实摄经》)中,形成了以大日如来为中尊的金刚界五佛密教世界。

不空一代可谓唐密的大弘时期,而唐密图像的完备亦在这一阶段。不空在天宝年间为护法护国,请福疆场,曾长期在河西弘密,从敦煌写经和石窟造像可以看出,应对敦煌密教的繁盛产生了影响。自盛唐以后,密教图像在敦煌大量出现,且一直保持持续发展,与不空不无关系。中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与中原佛事联系不断,密教图像开始大增。在吐蕃晚期前段洞窟(9世纪初至839年左右)中,四方佛图像出现几个显著变化:

一是中唐洞窟仍然以北朝以来的显教四方佛为主流,但与北朝、隋时期不同,此时大都是依据《金光明最胜王经》四方佛绘制,应与此经的密教成分不无关系。

二是在第158窟长方形盝顶十方净土图像中出现了密教四方佛,除西方阿弥陀佛外,东、南、北与金刚界四方佛的生灵座完全相同。

三是在一些四披绘四方佛的洞窟中出现了十字交杵莲花井心,即莲花中绘十字金刚杵的图案。如第370窟主室窟顶四披画千佛,千佛中央各一坐佛,藻井画交杵莲花井心。(图6)三股四方打开的金刚杵有十二股叉,表摧破十二因缘之义。十字金刚杵也表三摩地无动摇,竖穷三世,横遍十方之意。这种特性,与毗卢遮那如来所代表的三世十方思想,以及在时空上的永恒性是一致的。因此,第370窟可能有暗喻大日如来的含义,与四披千佛中央的说法图形成五方佛。这是显密结合的表现形式,即井心密教十字金刚杵暗喻的大日如来,与四披显教四方佛代表的三世十方佛的组合。因此,可以说第370窟主室窟顶的构图是敦煌五方佛的滥觞,也是窟顶密教五方佛构图形式的雏形。这些新因素是显教四佛向密教五方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交汇点。

中唐末叶,公元838年吐蕃赞普达磨灭法和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废佛,前者敦煌远处边陲,后者敦煌已是域外,因此,这里的密教继续发展。在建造于9世纪40年代至大中二年(848年)的后段洞窟中,洞窟窟顶壁画出现了进一步的变化。

一是窟顶井心不仅绘莲花十字交杵,而且在藻井凹进的四壁上每壁各绘一天王二菩萨(第7窟四壁有残损)。二是361窟顶东、南、西、北四披说法图绘有象、马、孔雀、金翅鸟的生灵座。

361窟四披中央四佛生灵座明显是密教方位佛的标记,进一步表明了密教四方佛形象,井心十字交杵与四披四方佛形成的五方佛构图,应是对前段第370窟井心十字交杵与第158窟密教四方佛相结合的表现,具有密教五方佛的雏形。此窟是吐蕃时期开凿的密教洞窟,据研究井心十字交杵与藻井凹进四壁的四大天王和八位菩萨应是一密教坛城,整个窟顶开启了敦煌五方佛曼荼罗的先河[8]

五代宋初敦煌属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开始出现本尊明确的五方佛图像,不仅图像形式多样,而且题材既有密教五方佛,也有显教五方佛,还有显密结合的五方佛:

一)密教金刚界五方佛

1、洞窟中的五佛曼陀罗。如榆林窟第35窟东壁北侧五代绘五智如来曼陀罗,应是敦煌石窟现存较早的金刚界五佛曼陀罗。(图7)又如莫高窟天王堂土塔顶部绘制的应是金刚界五佛曼陀罗。

2、金刚界五佛曼陀罗绢画。藏经洞出土,收藏于法国集美博物馆(Guimet Museum)的金刚界五佛(MG.17780),是归义军时期(9世纪后半~10世纪后半)的作品,高101.5、宽61厘米。

3、纸本彩绘金刚界五方佛。藏经洞出土,收藏于法国集美博物馆(P4518-7),9—10世纪的作品。23.6 、长58.5厘米。

二)显教五方佛造像

莫高窟五代第261窟西壁佛坛上绘塑组合的显教五方佛。佛坛上为一趺坐佛二胁侍菩萨塑像,主尊与此窟东壁门顶绘卢舍那法界立像相对,主尊上方的壁面两侧各绘二组说法图,四组说法图有四方佛的榜题,这应是一组卢舍那佛与四方佛结合的显教五方佛造像实例。

三)显密结合的五方佛图像

如榆林窟五代第20窟北壁绘五方佛曼陀罗。一佛居中,四佛位于主尊的四方,其构图形式与第35窟东壁金刚界五佛曼陀罗相同。此铺图像为五方佛曼陀罗的形式,形象则与显教佛像无异。其五佛名有的显密经典均有,有的仅见于显教经典。有学者认为此铺五方佛曼陀罗由金刚界、胎藏界、大乘佛教的尊像混合而构成,显密结合,别具一格。[9]

从以上来看,敦煌明确的五方佛图像直至五代、宋时期才最终形成,且出现了不同题材和形式的五方佛图像。随着西夏至元蒙时期藏密在敦煌盛行,唐密的不断衰落,五代、宋时期的五方佛图像随着藏传密教的兴起而逐渐消失。

 

   

 

综上所述,通过对敦煌五方佛的分析,我们有以下认识:

1、法门寺地宫出土唐咸通十二年(871)比丘智英造银宝函上的金刚界曼陀罗五方佛已相当成熟。但从敦煌石窟五方佛的发展来看,成熟的五方佛图像至五代、宋时期才形成,并非有的学者认为敦煌密教五方佛在中唐初期就已出现。[10]

2、敦煌五方佛图像是在大乘佛教四方佛为代表的三世十方思想上发展和形成的,从敦煌石窟可以看出其发展轨迹。敦煌表现十方三世思想的四方佛图像是在北朝禅观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唐五代时期敦煌覆斗形洞窟的出现和四方佛护法佑世、礼忏法会的流行,四方佛在窟顶四披大量绘制,其间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影响下,最初以交杵井心与四披四方佛的显密组合的形式出现,至五代、宋时期形成了身份明确、不同形式的五方佛图像。

3敦煌五方佛图像的题材和形式多样,可以看出敦煌在汉传佛教影响下显密交融的轨迹。敦煌佛教一直以汉传体系的佛教为主流,随着唐密的兴起,不少密教经典将显教的神祇及其功能移植到密教经典中,开始吸收或利用显教的图像内容和构图形式,至五代、宋时期,显体密用成为密教发展的主流。敦煌密教是在融合佛教各家学说的基础上,显密结合,显体密用。

 



注释:

[1] 松长有庆《两部マンダヲの(曼陀罗)的系谱》,日本种智院大学密教学会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编委会译《世界佛学名著译丛》75《西藏密教研究》,台北:华宇出版社,1988年,第186-187页;佐和隆研《密教美术论》第1卷,法藏馆2000年,页81-86;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页63

[2]《十住毗婆沙论》卷5,《大正藏》,册26,页41a;《观佛三昧海经》卷6911,《大正藏》,册15,页678a688c694a;《华严经》卷4《大正藏》,册9,页418a-c

[3]《大正藏》,册15,页688b

[4] 李崇峰《敦煌莫高窟北朝晚期洞窟的分期与研究》,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页73。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第3章《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佛教艺术》,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83-84

[5]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6]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的分期》,载《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

[7] 十方佛也是礼忏法会礼拜的对象,参见汪娟《敦煌礼忏文研究》,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刘永增、陈菊霞《〈慈悲道场忏法〉与莫高窟第98窟》,《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会暨学术会论文集》,兰州2011年。

[8]郭祐孟《敦煌吐蕃时期洞窟的图像结构以莫高窟360361窟为题》,赵晓星《莫高窟第361窟待定名图像之考证莫高窟第361窟研究之一》,载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

[9] 彭金章《敦煌石窟全集·密教画卷》,香港商务出版社2003年,图161

[10]赖鹏举《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页248-249

 

关于作者

文章数:14853 篇邮箱地址:5118@qq.com
STFO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