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阇那崛多之生卒年考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3-07-22)

摘要:阇那崛多是开皇三大士之一,对隋代密教经典的翻译有重要的贡献。但关于其生卒年一直又很大争议。本…

 

摘要那崛多是开皇三大士之一,对隋代密教经典的翻译有重要的贡献。但关于其生卒年一直又很大争议。本文通过考察佛教僧传、经录等文献,并辅之以正史、方志等资料,对崛多的生卒年问题作了考证,并对其生平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做了分析。

关键词:那崛多,大唐内典录,杨广

阇那崛多是开皇三大士之一,对隋代密教经典的翻译有重要的贡献,道宣《续高僧传》中记载有其传记,崛多幼年于本国大林寺出家,关于其生年,僧传中未有明言,但亦可找到线索。《续高僧传 阇那崛多传》云:“然以贤豆圣境灵迹尚存,便随本师具得瞻奉,时年二十有七,受戒三夏。师徒结志,游方弘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臂施国,淹留岁序。国王敦请其师,奉为法主,益利颇周,将事巡历,便踰大雪山西足,固是天险之峻极也。至厌怛国,既初至止,野旷民希,所须食饮,无人营造。崛多遂舍具戒,竭力供侍,数经时艰,冥灵所佑,幸免灾横。又经渴啰盘陀及于阗等国,屡遭夏雨寒雪,暂时停住,既无弘演,栖寓非久。又达吐谷浑国,便至鄯州,于时即西魏后[1]元年也。虽历艰危,心逾猛励。发踪跋涉,三载于兹。”[2]

据此,则崛多二十七岁是随师游方,在迦臂施国停留岁序,继续东行,越过雪山,经三载而来的鄯州,时为西魏恭帝元年(554)。从游方至到鄯州共经四载,故其生年应在523年。时为北魏正光四年。

关于其卒年,僧传明确记载其卒于开皇二十年(600),春秋七十有八。[3]。对此记载,吕建福依据《大唐内典录》之记载,认为阇那崛多在仁寿末、大业初期间被流放南方的,而其在南方又流徙数年,故道宣关于其卒年的记载“可能有误”。[4]《大唐内典录》卷五云:“仁寿之末,崛多以缘他事,流摈东越。”[5]这显然与道宣自己在《续高僧传》中所记载之阇那崛多的卒年矛盾。其实,这一问题在智昇的《开元释教录》中就已经注意到了。他以《添品妙法莲花经序》为据云:“准《添品法华》序,‘仁寿元年辛酉,崛多、笈多二法师于大兴善寺重勘梵本,阙者添译。’既在仁寿之元出此《添品》,即非开皇二十年卒也。又《内典录》云:‘仁寿之末,崛多以缘他事,流摈东越。’《续高僧传》即云开皇二十年卒,《传》、《录》俱宣所撰而自相矛盾,何也?”[6]《添品妙法莲花经》为崛多与笈多在大兴善寺共译之经。《续高僧传 阇那崛多传》云:”尔时耶舍已亡,专当元匠,于大兴善更召婆罗门僧达摩笈多,并勅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传梵语。又置十大德沙门僧休、法粲、法经、慧藏、洪遵、慧远、法纂,僧晖,明穆,昙迁等,监掌翻事,铨定宗旨。沙门明穆、彦琮,重对梵本,再审覆勘,整理文义。”[7] 据此,则在大兴善寺实际参与翻译工作的除了阇那崛多与达摩笈多外,还有高天奴、高和仁、明牧、彦琮等。《添品妙法莲花经序》中有云:“窃见《提婆达多》及《普门品》偈,先贤续出,补阙流行。余景仰遗风,宪章成范,大隋仁寿元年辛酉之岁,因普曜寺沙门上行所请,遂共三藏崛多、笈多二法师,于大兴善寺重勘天竺多罗叶本……”[8]据此可知,此序的作者应该是实际参与翻译辅助工作的,而彦琮曾为崛多所译的多部经作序文,故此序很可能是彦琮所作。不论序为谁作,其对出经时间的记载应该是准确可靠的。《佛祖统纪》卷三十九亦载:“仁寿元年,北天竺阇那崛多(此云至德)于大兴善寺重译《法华》为八卷,名曰‘添品’”。[9]因此,开皇二十年之说应为道宣之误。如此,则阇那崛多的卒年必然在仁寿元年(601)以后。而七十八实际是以开皇二十年(600)与其生年北魏正光四年(523)而计算的,故亦不确。韩廷杰在《隋朝时期的佛经翻译,则依《大唐内典录》以《大唐内典录》“仁寿末年”流放南方之说,认定仁寿四年(604)为其卒年,而寿仍以七十八算,将其生年与卒年都往后推了四年。[10]

而《佛祖历代通载》卷十:“阇那崛多,西天竺人也。帝时至长安大兴善寺,奉勅译《法华》等经,是年示灭。”[11]据此,则崛多之卒年即为仁寿元年。念常此说不知以何为据,但若此说是实,则《内典录》崛多被摈之说即不能成立,因为其始终在长安译经。而道宣《续高僧传》卷记此事为“因事尘染,流摈东越。又在瓯闽,道声载路,身心两救,为益极多。[12]若依此,则崛多被摈确有其事。

吕建福先生认为《内典录》的记载更可靠,并认为崛多之被摈可能与炀帝流放杨纶有关,《隋书》云:“炀帝即位,(杨纶)尤被猜忌。纶忧惧不知所为,呼术者王琛而问之。琛答曰:‘王相禄不凡。’乃因曰:‘滕即腾也,此字足为善应。’有沙门惠恩、崛多等,颇解占候,纶每与交通,常令此三人为度星法。有人告纶怨望咒谊,帝命黄门侍郎王弘穷治之。”[13]吕建福先生认为崛多被摈“或为此事”。[14]王亚荣《大兴城佛经翻译史要》亦持此观点。[15]但道宣之《续高僧传》对崛多的评价颇高,谓其“道性纯厚,神志刚正。爱德无厌,求法不懈。博闻三藏,远究真宗。遍学五明,兼闲世论。经行得道场之趣,总持通神呪之理。三衣一食,终固其诚。仁济弘诱,非关劝请。勤诵佛经,老而弥笃。强识先古,久而逾诣。士庶钦重,道俗崇敬。”[16]崛多虽精通咒术,但其“仁济弘诱,非关劝请。”似乎不应是在王公贵族间言说咒术之辈。可能是杨纶曾于寺内拜访之。

如果《隋书》所记之“崛多”确为阇那崛多,则至少证明在杨广即位(仁寿四年)之时,阇那崛多仍然在长安。又《开元释教录》云:“崛多自从西服来至东华,循历翻传。自开皇五年讫仁寿之末,出《护国》等经,总三十九部,合一百九十二卷。并详括陶冶,理教圆通。文明义结,具流于世。”[17]其它的史料中也未发现仁寿末年以后关于崛多的记载。这说明崛多在仁寿末年以后就离开了政治中心。但此事是否是由杨纶被摈所导致的呢?据《资治通鉴》所记,杨纶之被摈在大业元年七月,而非仁寿末。又据《隋书》所载,“帝以公族不忍,除名为民,徙始安(今桂林)。诸弟散徙边郡。大业七年,亲征辽东,纶欲上表,请从军自效,为郡司所遏。未几,复徙朱崖(今海口)。及天下大乱,为贼林仕弘所逼,携妻子窜于儋耳(今儋州)。后归大唐,为怀化县公。”[18]据此,则杨纶之被摈只波及其族人,《隋书》中并未提及及王琛、惠果及崛多连坐。而且,杨纶被流放到广西乃至海南一带,而崛多则被流摈东越,故无论在时间还是地点上,都杨纶不同。

但这两件事间亦应该有所联系,道宣在《续高僧传》中特别提及腾王与崛多之交往,并谓腾王“遵仰戒范,奉以为师。”崛多为当时译经之第一人,且精通咒术,尊其为师者必不止腾王一人。道宣所记必应有其特殊的因缘。

综合以上之资料,崛多与杨纶之被摈或可作此推断。即杨纶在京之时与崛多确有往来,亦曾问其命数之类的问题。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杨纶之父曾与文帝不和,且疑被文帝用毒酒害死。故杨纶心中始终有所忌讳,而在文帝乃至杨广心中,杨纶亦为心头之患。故借口除之。杨纶当时地位颇高,故此事非一日所能成,必要长期之酝酿。并终借“怨望咒诅”之名而治之。但处理杨纶并非小事,需要很复杂的政治运作。而崛多作为杨纶所尊之师,很可能成为这个政治运作的一个牺牲品,很可能因为其咒术之能,而先于杨纶被摈,时间即在仁寿末年,此时杨广已经即位。如此,则杨纶“咒诅”一事则更为确实,故于次年而正是得罪。这两件事情很可能都是出于杨广之谋划。之所以要摈崛多,很可能还有另外的政治考虑。即崛多为文帝所请,故对文帝颇存感激之情。《续高僧传》卷二云:“(文)帝乃别勅追延,崛多西归已绝,流滞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宝。忽蒙远访,欣愿交并。”[19]杨广将其摈之东越,可能也与剪除异己力量有关。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培养自己的力量。就译经僧方面而言,他对曾辅助崛多译经的达摩笈多“敬重隆厚”。《大唐内典录》云:“崛多于时控权,令望居最。传度梵隋,时惟称美。至于深义,莫不反启。斯人而容范滔然,无涉世路。所以传译声望,抑己扬人。仁寿之末,崛多以缘他事流摈东越,笈多乘机专掌传译。”[20] 由此可知,崛多以后,实际主持译经的则是达摩笈多。而背后支持者,很可能即是杨广。不但如此,杨广在登帝后,随即把首都迁到洛阳,并专门修建了上林园为译经馆,使译经的中心逐渐从长安大兴善寺转移至洛阳,同时,他特征笈多并诸学士于上林园译经,“四事供承,复恒常度。致使译人不坠其绪,成简无替于时。”[21]可见,译经中心及人物的转移,也是杨广政治力量崛起的反应。

关于崛多最后之归宿,隋唐之史料中未见提及,但在南宋梁克家所编之《三山志》中则有一则关于崛多的记载。王荣国《那崛多三藏与霞浦清潭寺考辨》一文中,引用《三山志》之记载云:“清潭寺,新北里,有松山,又十里,有潭渊然,涎沫时沸,凌波数丈,则雷霆风雨,暴不可避,潦涨移月,田庐漂溺,民甚患之。隋开皇二年(582),梵僧阇那崛多曰:此龙之变也,宜峻佛祠以镇之。后十年,乃建寺,潭波贴妥,耆艾遂目曰清潭。”王亚荣认为开皇二年之说有误,认为崛多来闽最早也应该在大业二年。[22]

《三山志》为南宋梁克家所编,其自序谓作于“淳熙九年(1182)五月八日”, 又云:“讨寻断简,援据公牍,采诸老长所传,得诸里闾所记。”故其所据之资料既有官方之史料,亦有乡间之记载。此说在时间上与道宣所说不同,故应不是源于道宣之记载,则崛多之来闽,或在当地确有记载。

综合以上的论述,崛多的生年应为523年,但其卒年尚不能完全确定,但《添品妙法莲花经序》所记应该是可信的,即崛多在仁寿元年之时还参与了该经的翻译。最早不会早于仁寿元年,道宣仁寿末年流摈东越之说与正史之记载亦可相互辅证,如此,则崛多之卒年应在大业年间,但具体时间很难确定。其最后之归宿很可能是在福建一带。

 

 



[1] 后,大正藏本作大统,据注34改。后元当为西魏恭帝元年,牟发松《拓跋虎墓志释考》亦主此说。

[2] 大正藏 50 433页中下。

[3] 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大正藏 50 434页下。

[4]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9页。

[5] 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大正藏 55 280页上。

[6] 智昇《开元释教论》卷七,大正藏 55 555页中。

[7] 《续高僧传》卷二,大正藏 50 434页上。

[8] 《添品妙法莲花经》卷一,大正藏 9 134页下。

[9] 大正藏 49 361页上。

[10] 韩廷杰《隋代的佛经翻译》,《吴越佛教》第一辑。

[11] 常念《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大正藏 49 561页下。

[12] 大正藏第50 434页下。

[13] 杜斗成编《正是佛教资料类编》卷二,

[14] 吕建福 前揭书 159页。

[15] 王亚荣《长安佛教史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28

[16] 《续高僧传》卷二,大正藏 50 434页中、下。

[17] 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七,大正藏 55 550页中。

[18] 《隋书》卷四十四。

[19] 大正藏 50 434页上。

[20] 大正藏 55 280页上。

[21] 《续高僧传》卷二,大正藏 50 435页下。

[22] 见《福建史志》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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