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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寺“五方佛”塑像与唐密之关系及其历史成因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3-07-22)

山西大同善化寺是我国现今辽金寺院布局保存最为完整的建筑群,也是辽金时期一座重要的华严密教寺院,国务…

 

山西大同善化寺是我国现今辽金寺院布局保存最为完整的建筑群,也是辽金时期一座重要的华严密教寺院,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其大雄宝殿内,现存辽金彩塑五方佛、二弟子、二菩萨及二十四诸天像[1],共计三十三尊,它们是我国内地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恢宏伟丽的密宗造像。笔者曾就大雄宝殿彩塑艺术包括五方佛造像的始创年代发表过文章[2],本文拟从“五方佛” 造像的题材组合与样式的角度出发,补前文之不足,论述其图像与唐密之关系及其历史成因,并希求通过这次贵单位主办的高层次学术研讨会,得到各方家的指教。

 

         善化寺大雄宝殿五方佛及其他造像

 

善化寺位于大同市区南门内西侧,俗称“南寺”,现占地面积约14000平方米,坐北朝南。中轴线上分布着山门、三圣殿和大雄宝殿,主体建筑呈层层增高之势。[3]这种将组群的最大建筑大雄宝殿建在高台基上,前连月台的样式,在辽代寺院较为常见。

大雄宝殿面阔七间(40.7米),进深五间(25.5米),室内空间约逾915平方米。单檐五脊顶。屋顶坡度甚低,在28°之内,无推山。平面采用减柱造,中央的五间四缝(缝为通过柱中心之轴线)省去外槽的前内柱和内槽的后内柱,只用四根内柱。[4]主佛坛沿大殿中心后内柱而建,砖砌,坛高1.36米、面宽29.66米、上进深4.02米、下进深4.28米,正立面呈85%度下宽上窄的梯形,佛坛总面积约119.233平方米[5]佛坛上,五方佛皆结跏趺持吉祥坐于矩形须弥莲花座上;五佛之间又有二弟子、二胁侍菩萨,分别立于方形束腰莲花台座上。坛下,围绕主佛坛沿大殿东西两壁,又各设一浅“凹”字形低台基,二十四诸天像分两组齐整地排列其上。

从我国留存至今最早的寺院佛造像与寺院建筑的关系来看,早期的佛像是寺院建筑中供奉的主体,造像的目的是为了让观者在“靖默清心熟视佛相”中,正确无误地,“不亏丝发之间[6]”地理解佛法。根据善化寺大雄宝殿彩塑供奉的情形,其题材组合与样式是围绕正中佛坛上所塑主像——“五佛”宣讲佛法,胁侍弟子及胁侍菩萨汇同台下“二十四天”听法、护法展开的。

众所周知,山西唐、五代、宋、辽、金、元时期的寺观建筑,占全国同类遗存逾百分之七十二,其中的彩塑亦不例外,而辽金时期的同类彩塑精品,百分之九十均保存在山西。而善化寺大雄宝殿五方佛造像,作为密宗系统,其题材组合与样式在山西却仅此一例,为了弄清其图像来源,让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佛经中的“五方佛”及其善化寺“五方佛”之名称

 

“五佛”,在前秦建元年中(365-384)远来长安的罽宾三藏瞿昙所译之《增一阿含经》[7]已有提及。及至北凉时期(397-439),天竺三藏昙无讖所译《悲华经》对其已有明确解释:“……世尊,如刀兵刼饥饿疾疫,亦复如是。世尊,如是大贤刼中我般涅槃后,是诸舍利作如是佛事,调伏无量无边众生。於三乘中,得不退转。如是当於五佛世界微尘数等大刼之中,调伏无量无边众生,令于三乘得不退转[8]”。从中可见,“五佛”是引领无量无边之广大众生,脱离“刀、兵、刼、饥、疾、疫”诸等人间苦难及其轮迴的至尊。

唐密宗祖师不空所译《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经般若波罗蜜多理趣释》曰:“一切如来者,准瑜珈教中五佛是也。其五佛者,即尽虚空遍法界无尽无余佛,聚成此五身也。……五佛亦如前释,一一佛皆有一切印平等羯磨处智,遍至无尽无余佛刹众生界,能作种种利益,究竟安乐一切情界悉令圆滿”。[9]由此可知,五佛是一切如来的代表,是尽虚空法界中无穷无尽数量佛的代表,因五佛遍至无尽无余佛刹众生界,所以它能使众生得到种种利益,安乐而圆滿。

依佛经解释,五佛,即五尊佛。又作五智佛[10]、五智如来[11]、五方佛[12],是指密教中以大日如来为主尊的五尊佛。其中,又有金刚界五佛与胎藏界五佛之区分。金刚界五佛,即毗卢遮那佛(Vairocana)、阿閦(Aksobhya)、宝生(Ratna-sambhava)、阿弥陀(Amitābha)、不空成就佛(Amogha-siddhi,居于金刚界曼荼罗中央之五解脱轮。其中,大日如来位于中央,身呈白色,住智拳印。阿閦如来位于东方,身呈黄金色,左手握拳,安于胁部,右手下垂触地。宝生如来位于南方,身呈金色,左手握拳,置于脐部,右手向外,结施愿印。阿弥陀如来位于西方,身呈金色,住三摩地印。不空成就如来位于北方,身呈金色,左手握拳当脐,右手舒五指当胸[13]。胎藏界五佛,谓大日、宝幢、开敷华王、无量寿、天鼓雷音,即胎藏界曼荼罗中台八叶院中的五佛。其中,大日如来位于中央,身呈黄金色,住法界定印。宝幢如来位于东方,身呈赤白色,左手握拳,安于胁部,右手作触地印。开敷华王如来位于南方,身呈黄金色,住离垢三昧。无量寿如来位于西方,身呈黄金色,住弥陀定印。天鼓雷音如来位于北方,身呈赤金色,为入定之相[14]。而金刚界为果曼荼罗,表智;胎藏界为因曼荼罗,表理,故五佛之种子与色相等虽不同,其体则无异。其中,大日与阿弥陀在胎金两界中之名称相同,而胎藏界之宝幢、开敷华王、天鼓雷音等,依次即为金刚界之阿閦、宝生与不空成就。[15]

对五方佛的塑造,西夏元德二年(1120)《妙印钞》卷二十六曰:“一切圣众,此五方佛所摄也。故云以五佛当共置一坛也。”[16]善化寺大雄宝殿供奉的“五方佛”,即采取了共置一坛的模式。这种供奉样式,与明清时期佛典中有关密宗金刚界曼荼罗五佛,及胎藏界曼荼罗五佛,在辅坐形式、方位、印相、色彩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依佛经《妙印钞》卷第三所说:五智为金刚界五佛,五大为胎藏界五佛故的解释,此五佛为法界体性智等之五智所成,故称为五智佛、五智如来。又五佛配五大、五方等。[17]此中有二义,其中,不空三藏依本有门胎藏之义,以中因为宗之故,顺世间五行之配列,以空大配东方阿閦、火大配南方宝生,风大配西方阿弥陀,水大配北方不空成就,地大配中央大日。善无畏三藏则依修生金刚界之义,以东因为宗之故,以地大配东方阿閦,火大配南方宝生,水大配西方阿弥陀,风大配北方不空成就,而以空大配中央之大日。然此二义原系两部之宗义,故相互通用而不偏废。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胎藏界“五佛”中的五大,还是金刚界“五佛”中的五大,作为两部之宗义,其义可以互通。更有意思的是,唐代密宗翻译三大师中的不空三藏和善无畏三藏,在其依“胎藏界”之义和“金刚界”之义将“五佛”作“五大”之解时,五位佛的具体名称相一致。因此,依此对“五佛”做出命名,方为至当。

那么,我们依从密宗大师不空三藏和善无畏三藏对五佛配五大、五方的思想,为善化寺大雄宝殿内“五方佛”定名,其排列顺序应是:正中佛像为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左首第一位佛像为东方阿閦佛,第二位佛像是南方宝生佛,第四位佛像为西方阿弥陀佛,第五位佛像为北方不空成就佛。[18]

大雄宝殿的五方佛,皆持结跏趺坐中的“吉祥坐”。及至唐代,诸多佛经对“吉祥坐”的解释,基本为“交两脚竖膝右压左[19],而在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中,所作解释至为详明:“金刚顶及毗卢遮那等经坐法差别非一,今略举二三,明四威仪,皆有深意。结跏趺坐略有二种:一曰吉祥,二曰降魔。凡坐皆先以右趾押左股,后以左趾押右股,此即左押右手亦左居上,名曰降魔坐。诸禅宗多传此坐。若依持明藏教瑜伽法门,即传吉祥为上。降魔坐有时而用其吉祥坐,先以左趾押右股,后以右趾押左股,令二足常仰于二股之上,手亦右押左,仰安跏趺之上,名为吉祥坐。如来昔在菩提树下成正觉时,身安吉祥之坐,手作降魔之印,是故如来常安此坐转妙法轮,若依秘密瑜伽身语意业举动威仪,无非密印坐法差别,并须师授,或曰半迦或名贤坐,或象轮王,或住调伏印,此法相应即授此坐,皆佛密意有所示也”。[20]由此可见,先以左足压右股,后以右足压左股,手亦右手压左手,称为吉祥坐[21]又如来于菩提树下成正觉时,身安吉祥之坐,手作降魔印。此坐式多在密教中行之。“吉祥之坐犹须弥山。坚固不动静心憺怕。以慈悲眼睛睑不瞬。[22]此坐式多用于修法中之增益法或息灾法,可“当得除灭一切灾厄。一切罪障一切鬼神诸恶疾病[23]对照五方佛,其手印并不完全依经文所讲的如来于菩提树下成正觉时持降魔印,其中,除阿弥陀佛(佛像4)为右手抚左脚,左手抚左膝,看不出是右手压左手外,其余佛像的手势,确呈现出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或右手握左手的印相。

 

  五方佛造像题材样式与唐密之关系

 

从密教经典传入我国的时间来看,东晋时期,已有龟兹人帛尸利密多译出《大灌顶经》、《孔雀王神咒经》;三国吴支谦译出《八吉祥神咒经》、《无量门微密持经》、《华积陀罗尼神咒经》、《持句神咒经》;北魏时,印度人菩提留支译出《护诸童子陀罗尼经》;北周时,犍陀罗人阇那耶舍等人也译出《大云轮经请雨品第六十四》一卷;隋时,犍陀罗人阇那崛多还译出《十二佛名神咒除障灭罪经》、《如来方便善巧咒经》、《东方最胜灯王如来经》等多卷……。因此,密教佛典传入我国的时间,至迟也应在东晋(317-420)。有学者甚至认为“公元三世纪以前,龟兹(地区)已流行密教。” [24]但就纯密教而言[25],在八世纪时,纯密由善无畏传至我国。而密宗图像途经丝绸之路进入内地被广泛传播,是在唐初以后[26]。“高宗、武周后,渐趋发达的印度密教随梵僧的东来,较为规范的密教图像开始出现在两京寺院” [27]。但是,在内地出现 “五方佛”造像的历史记录,可能要以日本国僧圆仁《入唐求法记》的记述为最早。日本承和五年(838),圆仁奉敕来华,宣宗大中元年(847)返日。期间,他曾在五台山菩萨顶一高阁之内,见到过两组“五佛像”:

当菩萨顶悬七宝伞盖,是敕施之物。阁九间,三层,高百尺余。壁檐椽柱,无处不画,内外庄严,尽世珍异。......次上第二层,礼金刚顶瑜伽五佛像,斯乃不空三藏为国所造,依天竺那陀寺样作,每佛各一胁士,并于板坛上列置。次登第三层,礼顶轮王瑜伽会五佛金像,每佛各一胁士菩萨,二菩萨作合掌像,在佛前面向南立。佛、菩萨手印、容貌与第二层像各异 [28]

此记录至少传达了以下信息:

其一,两组“五佛像”的造像题材样式不同:一为“金刚顶瑜珈五佛像”,一为“顶轮王瑜伽会五佛”。

其二,两组“五佛像”的排列方式不同:一为“每佛各一胁士,并于板坛上列置”;一为“每佛各一胁士菩萨,二菩萨作合掌像,在佛前面向南立”。

其三,两组“五佛像”的制作材料不同:虽然,作者对第二层五佛的制作材料没有作出说明,但从对第三层“金像”的提及来看,两层所置五方佛的材料不尽一致。

其四,两组“五佛像”在造像风格上有所差异:不空三藏所造之“五佛像”,既然是“那烂陀寺样”,就有可能带有古代印度笈多密宗佛造像的特点[29]。另一组“五佛金像”,则有可能已带有汉化佛造像的特征。印度笈多佛像样式,代表着印度古典主义美术的最高成就,其造型特点是在高贵单纯的肉体外形的塑造中,灌注沉思冥想的宁静精神,并使这种精神美成为肉体美的内在灵魂,由此达到外在美和内在美的高度平衡、和谐、统一的境界,

不空三藏,南印度狮子国人(今斯里兰卡),唐代译经家,密教付法第六祖,曾是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灌顶国师,也是我国翻译史上,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称的四大翻译家。依《宋高僧传》,不空三藏灭度于大历九年(774,时年七十岁来推算,其生年应为公元705年。年幼时即失去父母,从其叔父来华,“年十五师事金刚智三藏初导以梵本悉昙章及声明论,浃旬已通彻矣。因其聪敏过人,深得三藏器重,以致后来尽得五部三密之法。及金刚智示寂,即遵师遗命,往印度求法。遍游五印度后,于天宝五载(746年)回到长安。根据其在大历五年(770)夏天奉代宗之诏,“请空往五台山修功德[30]人生经历,不空在五台山建造五方佛像的年代,最迟应在770年左右。

无独有偶,恰巧在《宋高僧传》卷第二十一中还有一条记载:唐五台山清凉寺一名道义的僧人,因游五台山,恍见“有大阁三层,上下九间,总如金色闪烁其目”的奇景,于“大历元载(766)具此事由奏宝应元圣文武皇帝。蒙敕置金阁寺。宣十节度助缘。遂召盖造都料。一僧名纯陀,为度土木造金阁一寺。陀元是西域那烂陀寺喜鹊院僧。寺成后敕赐不空三藏焉”[31]。据这条记录推测,或许,由印度那烂陀喜鹊院僧纯陀主持建造的这座高阁,与前面提到的日本僧人圆仁登临的那座高阁为同一建筑,最少应有一定的瓜葛或关联性。由此进一步推定,“五方佛”造像在中国内地出现的时间,至迟也应不晚于不空三藏还京师的天宝五载(746)至其示寂的774年之间。而今天的五台山金阁寺,仍是一座闻名海内外的密宗寺院[32],惜已无“五方佛”塑像的留存[33]

再有,上世纪50年代末,在陕西西安安国寺遗址出土的宝生佛,是唐代当年安国寺内供奉有大日如来为首的五方佛的有力佐证,其雕凿年代被日本松原三郎推断为盛唐末至中唐之初,即8世纪中叶左右的作品[34]。而金申先生则认为“还可以往后推至8世纪末至9世纪前期,属中晚唐之际 [35]的作品。

从目前内地所留存的“五方佛”彩塑造像来看,还值得一提的可能是,接近其佛经理义的山西辽代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的四尊佛像,即该塔“第三层内有四尊坐佛,分别位于东南西北方向,当为阿、宝生、阿弥陀、不空成就四佛”,而“未出现大日如来”,“是以塔本身”,”代表毗卢遮那佛,即佛之法身。[36]

因此,在我国内地,以完整的五方佛供奉样式的现存古代密宗造像,可能当属大同善化寺年代为较早了。其铺坐样式,为并列共置一坛的模式。这种供奉样式,与陕西扶凤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金刚界大曼荼罗成身会造像宝函上所刻画的五方佛、日本东寺(教王护国寺)的《根本曼荼罗·元禄本》之图相[37]除坐姿一致外,在铺坐样式的排列、印相动作、台座样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却似与圆仁描述的五台山不空所造之那烂陀五佛的“并于板坛上列置”的方式暗合!而有关五方佛造像的铺坐样式,在西夏元德二年(1120)日人宥范所著《妙印钞卷》中也有:“一切圣众,此五方佛所摄也。故云以五佛当共置一坛[38]的论述,结合善化寺“五方佛”的髻顶珠饰、台座样式上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特征,其图像来源,或多或少,或许仍保留有从古代印度密像初传至唐时的一些式样特点吧?!

 

  善化寺五方佛的历史成因

 

(一)大同是辽金时期皇家活动的重地

有“塞上古城”之称的山西省大同市,位于大同盆地西北边缘,为山西、内蒙古、河北省的交通要冲,自古即为战略要地。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末(398493),北魏鲜卑拓拔氏集团曾将其作为北中国的国都达近百年之久。

  契丹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之一。在唐初,其实力得到发展,形成了以大贺氏为首的部落联盟。随着部落联盟势力的发展壮大,与唐王朝的冲突日益增多。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立契丹国,后改号大辽。1125年,天祚帝时被金所灭,共存209年。

十世纪上半叶,五代后晋高祖石敬瑭取代后唐时(925),契丹辽已雄踞大同。[39]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北汉主刘继元向北宋投降,[40]北宋由此取得了山西省的大部分地区,只有云(治定襄,今山西大同市,辖境相当今山西长城以南、桑干河以北地)、应(今山西应县)、寰(治今山西朔州市东北马邑镇)、朔(治今朔州市,辖境相当原朔县一带)四州,仍在辽势力范围之内[41]。大同作为当时雁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辽重熙十三年(1044),升为辽国五京之一——西京大同府,下辖州县。[42]建都后的大同,由亲王主政,自此成为辽朝皇家活动的重地,[43]受到皇家的特别礼遇。[44]根据大同建都的年代推算,善化寺大雄宝殿的建造年代,应产生在1044年以后。

公元12世纪初,以女真族阿骨打为首的完颜部建立金朝,辽天庆四年(1114),阿骨打率领起兵反辽,大败辽军,次年立国,号大金。金正式占领大同府,是在辽保大二年(1124)的四月,[45]作为辽朝西京的大同府,也被金人视作入主中原的主要立足之地。翌年三月,金太宗吴乞买就在这里诏建了太祖庙。[46]六月,金擒获辽天帝,辽朝灭亡。金随即集中兵力,进攻宋朝。翌年九月攻克太原,取晋中一带。[47]天会五年(宋靖康二年,1127),生掳宋徽宗、钦宗及皇后、诸王、王妃、帝姬、郡王、国公等北归。

须说明的是,据善化寺大金碑所载,善化寺在辽金争占大同府的过程中,受到了“十不存三四”的重毁,时隔四年后,得以开始重建。在金天会六年至皇统三年(11281143)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大雄宝殿又塑造了二十四天及其他个别彩塑(菩萨或弟子)。

金天会六年(1128),应为南宋建炎二年。即从金重修善化寺的初始阶段金天会六年来算,金俘获北宋徽、钦二帝于北国已有一年。金人已直取中原,将原属于北宋的版图压境至黄河以南。宋徽宗第九子称帝迁都于临安(今杭州),已形成了南宋与金朝两相对峙的政治局面。就在善化寺大兴土木期间,南宋皇家派来向金朝当局讲和的特使之一——朱弁[48],在大殿重修的第三年,即1130年的“冬十月,乃迁于兹寺”, [49]被软禁在善化寺。[50]仅从朱弁的身份及其长住此地十四年,也可见出善化寺在当时的著名程度及其重要性。

(二)大同地区是辽金时期佛教活动的重地

契丹人在建立辽朝之前,已有佛寺的兴建。[51]辽太宗(927-947)在取得佛教盛行的河北、山西北部(即所谓燕云十六州)之后,朝野上下信仰佛教的风气愈浓。景宗(969-983)是辽代皇帝中第一个佞佛者,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1)则是辽代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建寺、造像、开凿石窟、编纂藏经,佛事活动相当频繁。尤以辽道宗耶律洪基当政时期(1055-1101)为最。道宗精通华严学,咸雍四年(1068)亲颁《御制华严经赞》,[52]咸雍八年(1072)又“以御书《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 [53]《辽史·道宗纪》赞有“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度僧)三千”之记载。[54]他又以国家力量搜集、整理佛典,督励学僧加以注释、刻行流通,契丹藏及房山石经的《涅槃》、《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及其他重要经典的刻事、校订,都是他在位期间完成的。

推重佛教的辽代帝王,还以佛教学说考选僧材,授予优秀者以法师称号,从而推动了佛学研究的发展。从佛学研究的发展史上看,“辽代最发达的是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华严教学。其次是密教、净土和律学等”。 [55]在唐代就以佛学发达而闻名全国的五台山,此时受辽西京大同管辖,作为华严教学的中心,对辽境各地的佛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辽朝的密教发展,仅次于华严,其代表人物有燕京圆福寺总秘大师觉苑和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敐。觉苑博通群经,通梵文,尤擅三密之法。曾师天竺摩尼三藏深究瑜伽,又受辽道宗之诏开讲密乘经典,发扬真言教理,为世所宗。道宗太康三年(1077)奉勅撰写《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十卷,发挥一行学说。[56]道敐(1056-?)初修儒学,兼通老庄,壮年出家,偏好禅寂,精研华严学,后专攻密教,所著《显密圆通成佛心要》,是依据一行的《大日经义释》和觉苑的《义释演密钞》,主张显教与密教圆融为一。此书在广泛论及显密诸经圆通精义的基础上,尤对华严经和密宗准提佛母咒之精义的重点论述,至为精当,并颇具影响力,在当时即被誉为“属当传世”的作品,更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们二人虽然都精通于华严宗学,但更谋求善无畏、一行系密宗与不空系密宗的融合,这一点在密宗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57]值得注意的是,此二人皆为山西人,后者还是大同云中(即今大同县)人。

作为辽朝皇家重地的西京大同地区,辽朝的佛教活动也很频繁。据史料载,辽兴宗、道宗时期(10311100),当时已有500余年历史的佛教胜地云冈石窟曾先后进行过历时10年的大规模修建,由此兴建了后接石窟、前建木结构窟檐的著名的“辽代十寺”,一直到辽末金初,云冈石窟的佛事活动仍盛行不衰。[58]受西京管辖的应县,其著名的佛宫寺释迦塔,亦创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而大同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始建于辽道宗时期:“清宁八年(1062)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 [59]可见,当时的华严寺不仅是参禅礼拜的佛教道场,而且具有皇室祖庙的性质。另外,受大同府管辖的灵丘觉山寺舍利塔,亦营建于辽大安五年至七年(10891092)。[60]由此推算,善化寺大雄宝殿及其“五方佛”的营造,极有可能产生在此一时期。

在建金之初,佛教在皇朝内庭似乎还未被接受。天会四年(1126)金兵攻破北宋汴京,帅府曾派人到汴京大相国寺烧香礼佛,又命开封府“拘诸院禅僧等,每院不下十余人,解赴金人军前。复有退归者,所留仅二十人,待遇颇厚” 。天会年间,金国曾迎“旃檀瑞像”置燕京悯忠寺,并举行隆重的水陆道场活动。[61]从中可见,当时女真上层社会已接纳佛教。女真人真正接受佛教可能是从熙宗时期(1135-1149)开始的,[62]全国从上到下设置一套佛教组织,正式赐予各级佛教领袖以不同的僧官号,享受一定的待遇,拥有特殊的权力。京师的最高宗教领袖称“国师”,师府设“僧录”或“僧正”,列郡曰“都纲”,县曰“维那”。根据他们的道行和学问的不同,分别赐予“大师”、“大德”等称号,“其威仪如王者”。 [63]辽朝故地云幽地区的佛教也兴盛起来,析津府[64] “僧居佛宇,冠于北方”,“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 [65]位居大同武州山南麓的云冈石窟,于辽末保大二年(1124)和善化寺同时遭遇兵火,辽代十寺尽毁,时隔近20年后,在金皇统三年至六年(1143-1146),又重建灵岩大阁九楹等建筑。[66]其香火之旺,一直延续于明末。

据善化寺大金碑文载,“自古号为大兰若”的“大金西都普恩寺”——善化寺,在“辽末以来再罹烽烬。”致使寺院遭受到“楼阁飞为埃坋,堂殿聚为瓦砾。前日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的毁灭性破坏,而寺院一时又沦落到:“骑兵悍卒指为列屯而喧寂顿殊;掠藏俘获纷然错处而垢净俄变”的境地。就在这战火未消,金兵与宋朝的干戈尚在进行的动乱年代,大殿的重修工程,却在普恩寺圆满大师的主持下,迎着风险和困难启动了。恰如当时被软禁在该寺宋朝派来与金讲和的通问副史朱弁所言:“此功德为于治安无事之时,则其成也甚易;图于干戈未戢之际,则其成也实难”。 [67]这位圆滿大师“发勇猛心,得不退转,舍衣盂凡二十万”带头倾其所有,又“与其徒合谋协力,化所难化,悟所未悟。开尸罗之坛,阐访舍之教” 。在他“以慈为航,遂其先登之志;以信为门,感怀后至之耻”的感召之下,广大信众积极响应:“于斯时也,人以须达自期,家用给孤相勉。咸蕴至愿,争舍所爱。彼髓脑支体尚无所吝,况百骸外物哉?于是辇币委珠金,脱袍鬻裘裳者,相系于道。累月逾时,殆无虚日。”就这样,在人们“首尾凡十四年如一日”的共同努力下,大普恩寺得以重建!因壁画与彩塑皆选当朝的“名笔”和“善工”,由此取得了“脺容庄穆,梵古奇相。慈悯利生之意若发于眉宇,秘密拔苦之言若出于舌端”的艺术效果,时人“有来瞻仰,莫不钦肃,五体投地,一心同声”。从中可见,大雄宝殿的壁画和彩塑终于完成之后,即刻就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

(三)大雄宝殿的供奉思想是辽朝华严密教思想影响下的产物

前文中已提及,从20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对辽金时期佛学研究的成果中看,学者们一般认为,辽代佛教最发达的是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华严教学,其次还有密教、净土和律学等。而且,“华严宗号称是融合显密各派的‘圆教’,曼荼罗的观念也被吸收其中”。 [68]尤其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前文中所提到的著名总秘大师觉苑在道宗太康三年(1077)奉勅撰写的《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和生于1056年在天庆(1111-1120)末年示寂的五台山华严密教代表人物道敐所著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69]。两人的著述,都据《华严经》的圆教思想融会密义,觉苑所著之书是为《大日经》义释的注书,是历代密教行者重要参考书之一,迄今犹受到重视;而道敐之书,主张“不揆琐才,双依显密二宗”,在广泛论及显密诸经圆通精义的基础上,尤其对华严经和密宗准提佛母咒之精义的重点论述,颇具影响力,在当时就被誉为“属当传世”之作。

而这两位辽朝华严密教思想的代表人物所论及的佛学思想及其内容,在善化寺大雄宝殿塑像、壁画的图像系统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如:对塑像“五方佛”、“二十四诸天”的题材考订,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大日经》;而道敐论著中所言显教与密教之分别,即“显谓诸乘经律论是也。密谓诸部陀罗尼是也”,[70]尤其文中对华严经和密宗准提佛母咒的论述,与善化寺大殿壁画中的《华严七处九会图》、《准提佛母说法图》的图像系统颇有相合之处。

更应强调的是,这两位辽朝时期华严密教的代表人物,都是山西人。他们活动的年代,都在辽道宗时期。道敐本人还是大同人,他示寂于天庆(1111-1120)末年,距离善化寺金代重修的年代(1128)并不远。

这些都不应该是一种巧合。善化寺作为自唐以来就已出名的大普恩寺,其尊崇的图像系统与密宗的联系,应该不是一朝一日所能形成的。作为辽代建筑的大雄宝殿,其供奉思想与原创构思本应就是时代的产物。检索辽代文献,建造“五方佛”,也不是孤例。辽道宗清宁八年至咸雍八年(1062-1072)期间,在内蒙古的义州(今昭乌达盟大宁故城南十家村),由大横帐兰陵夫人萧氏创建的静安寺中,就已经有“五佛”的塑造。[71]

另外,持诵“准提咒”,也是辽朝道宗以来民间风行的密法之一。如:乾统三年(1103)朔州马邑县事王企卫在《崇圣院故华严法师刺血办义经碑铭并序》中,歌颂这位李氏“华严法师”:“日讲花严菩萨戒准提密课”之功德;[72]又乾统七年(1107),河北省安次县沙门志恒[73]在《宝胜寺僧玄照坟塔记》中亦说玄照僧听读《大华严经》,“六年未曾有辍”,及颂读梵行品《大准提陀罗尼》等诸经“系时诵持”的情形。[74]因此说,作为金代初年重建的善化寺大雄宝殿中的佛教供奉的图像系统,是辽道宗以来华严密教思想影响下的产物,也自应是理在当然,或说是自然中的必然结果。

而道敐《心要集》中所论及的念诵各种准提咒,就可以“随所住处,有无量诸佛菩萨天龙八部集会”,可以“人水不能溺,火不能烧,毒药、怨家、军阵、强贼,及恶龙兽、诸鬼魅等,皆不能害。若欲请梵王、帝释、四天王、阎罗天子等,但诵此咒随请必至”,也折射出当时民众反对战争动乱,希冀和平的迫切心理和愿望。

()五方佛等供奉图像是辽金之际社会动荡下的产物

唐末五代以来,我国北疆地区战争频繁。从辽太祖为本部军事首领,专征讨伐开始[75],“辽国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76]”。而且,在兵中,“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77]。在夺取云幽十六州后,点兵征伐北宋疆域之事,更趋频繁,“其南伐点兵……出兵不过九月,还师不过十二月。”而且,只要“攻城,必先伐园林,然后驱掠老糼……御寨及诸营壘,唯用桑柘梨栗。军退,纵火焚之。[78]”仅《辽史·本纪》记载,长达218年的辽朝,其九个皇帝都对唐、北汉、宋的疆域进行过征讨,尤其是对北宋:“若帝不亲征,重臣统兵不下十万众,三路往还,北京会兵,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三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统,止遣骑兵六万,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79]可想而知,无论是辽地,还是中原辽宋接壤之北域,百姓频遭兵马搅扰,民生疾苦已达到了何种程度!

而“五方佛”在佛教经义中,是引领无量无边之广大众生,脱离“刀、兵、刼、饥、疾、疫”诸等人间苦难及其轮迴的至尊,对其进行塑造和供奉,既是当时社会百姓对和平安定生活的一种渴望,一种心理需求,也是在兵荒马乱社会动荡下的一种必然产物。

 



[1]  另在鬼子母塑像前还有一尊小鬼扛孩小像,因残失严重,现为新塑,故没有将其计算在内。

[2] 《善化寺辽金彩塑艺术研究》,《善化寺大雄宝殿彩塑艺术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1月;《善化寺五方佛的创建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

[3]  寺内中轴线上的山门、三圣殿,与普贤阁皆为金代建筑,大雄宝殿始建于辽代。

[4] 大雄宝殿檐柱升起很高,超过宋《营造法式》中规定的“七间生起六寸”一倍。檐柱之间除正面当心间和二梢间开门窗外,均围以厚墙。殿内四壁原来满绘壁画,因年久失修,逐渐损毁。现仅有西山墙和南壁两尽间壁画尚存,计149.77平方米,画风神韵已非辽、金旧作,据寺内碑文记载,可能是清前期重绘。

[5] 从主佛坛底部的进深看,实际占地约为127平方米。

[6](吴)支谦译:《梵摩渝经》,大正藏1册,页885884。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大正十三年(1924)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校勘,1934年印行。

[7] 东晋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第二十八《听法品》第三十六,大正藏2册,页706

[8] (北凉)昙无讖译:《悲华经》卷七,大正藏3册,页212

[9] (唐)不空译:《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经般若波罗蜜多理趣释》卷上,大正藏19册,页607

[10] (唐)善无畏:《尊胜佛顶修瑜伽法轨仪》卷上,大正藏19册,页368(唐)不空译:《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卷第七,大正藏20,758ƒ不空译:《摄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经计一法中出无量义南方满愿补陀落海会五部诸尊等弘誓力方位及威仪形色执持三摩耶幖帜曼荼罗仪轨》,大正藏20册,页129。 

[11] ()善无畏译:《佛顶尊胜心破地狱转业障出三界秘密三身佛果三种悉地真言仪轨》一卷,大正藏18册,913

[12] (唐)般若译:《诸佛境界摄真实经》卷中,大正藏18册,页274不空:《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经般若波罗蜜多理趣释》卷上,大正藏19册,页609ƒ(北宋)施护等译:《佛说秘密三昧大教王经》卷第一,大正藏18册,页446m(辽)慈贤译:《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卷第三,大正藏20册,页905。 

[13]大日经疏妙印抄口传》卷五,大正藏58册,页658

[14] ①(唐)善无畏译:《大毗卢遮那经广大仪轨卷下,大正藏18册,页106下~107(唐)法全:《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莲华胎藏菩提幢标帜普通真言藏广大成就瑜伽卷中,大正藏18册,页151下~152

[15] ①(唐)善无畏、一行译:《大日经》卷一,大正藏18卷,页5上;②()金刚智译:《金刚顶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卷第一,大正藏18册,页227l(唐)不空译:《金刚顶瑜伽略述三十七尊心要,大正藏18,291292m(唐)不空译:《略述金刚顶瑜伽分别圣位修证法门》,大正藏18,288中;n(唐)般若译:《诸佛境界摄真实经》第六,“修行仪轨品”,大正藏18册,页283

[16] (日)宥范:《大日经妙印钞》卷第二十六,大正藏58册,页25

[17] (唐)善无畏译:《佛顶尊胜心破地狱转业障出三界秘密三身佛果三种悉地真言仪轨》一卷,大正藏18册,页912914

[18] 其定名还可见李鼎霞、白化文:《大雄宝殿》,《佛教造像手印》,页234

[19] (唐)不空译:《金刚顶瑜伽护摩仪轨》卷一,大正藏18册,页921

[20]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第八,大正藏54册,页353

[21] (宋)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卷第八,大正藏54册,页939

[22] (唐)菩提流志译:《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卷第二,大正藏20,274

[23] 同上注。

[24] (日)羽溪了谛氏:《西域之佛教·龟兹之佛教》。朱英荣:《密教与克孜尔密教画》,《龟兹石窟研究》页207,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

[25] 一般认为,成立于中印度的大日经,将杂密经典所说诸尊以大日如来为中心集大成而成胎藏界曼陀罗,是在七世纪后半叶;流行于南印度,系传自佛教瑜伽派之说,以心识为中心而五相成身的金刚顶经,则时代稍晚于前者。此二经是纯密的代表。

[26] 敦煌石窟中,密宗观音画像“始见于初唐”。

[27] 金维诺、罗世平:《中国宗教美术史》,页143,江西美术出版社,1995

[28]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第三,页1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9] 那烂陀寺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即佛陀和大雄的时代。公元二世纪阿育王在此施地建寺。近代学者大都认为此寺兴建于笈多王朝帝日王时期的公元5世纪之后。公元6世纪到9世纪是该寺的极盛时期,经历代屡加扩建,遂成为古印度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初为唯识学派的中心,后演变为密教的一大中心。8世纪初随笈多王朝的没落和印度教的勃兴而衰微。1200年左右,毁于伊斯兰军队兵燹。见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卷第九,页750-754,中华书局,2000V.S.Agrawala,Gup Art,Varanasi,1977

[30] 赞宁等:《宋高僧传卷第一,大正藏50册,页712713

[31] (宋)赞宁等:《宋高僧传》卷第二十一,大正藏50册,页843844

[32] 金阁寺后来几经灭佛和兵燹,仅余遗址。现存寺庙建筑及塑像设置,均为明、清及民国时复修和添置后的形制。全寺坐北朝南,分前后两院。前院以观音阁为主体,中有八座阁式通殿,后为大雄宝殿,两厢为僧舍。占地面积共达21000平方米。计有殿堂楼房160多间。

[33] 在金阁寺前院中,现耸立有一座重檐歇山顶的高大楼阁,内供高17.7米的千手(实有48臂)观音铜像,这是五台山最高大的佛像,在国内仅次于西藏日喀则和河北正定的金属佛像。铜像为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所铸,有意思的是,在观音阁的两壁各供有十二尊塑像,恰与善化寺金代初年所塑二十四诸天题材一致。

[34] 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吉川弘文馆,平成7年。

[35] 金申:《西安安国寺遗址出土的密教石像考》,《佛教美术丛考》,页113,科学出版社,2004

[36] 金申:《佛教美术丛考》,页105

[37] 吴立民、韩金科:《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页138-149,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

[38] (日)宥范:《大日经妙印钞》卷第二十六,大正藏58册,页25

[39] 见《辽史》卷四十一:“同光三年(925年),晋高祖代唐,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为赂,大同来属,因建西京”。中华书局校勘本,页506

[40] 《宋史··地理二》,中华书局校勘本,页3131

[41] 辽时在山西的疆域,相当于现在的整个雁北地区和邻近雁北地区的忻州北部的代县、宁武、神池、繁峙等县的一部分,约占山西全省面积的五分之一。

[42] 《金史》卷二十四,中华书局校勘本,页564

[43] 《辽史》卷四十一,页506:“辽既建都,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

[44] 大康六年(1080年)十二月“庚午,免西京流民租赋一年。”《辽史·道宗四》,中华书局校勘本,页285大安四年正月“丁丑,曲赦西京役徒。”《辽史·道宗五》,中华书局校勘本,页296

[45] 《辽史·本纪》卷二十九:保大二年“夏四月……金已取西京”。中华书局校勘本,页344

[46] 《金史·本纪》卷二:“天会三年(1125)三月,上尊諡曰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立原庙于西京。”中华书局校勘本,页42

[47] 《金史·本纪》第三:天会四年(1126)“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鹘沙虎取平遥、灵石、孝义、介休诸县”。中华书局校勘本,页55

[48] 《宋史·列传》第一百三十“王伦”条:“建炎元年(1127),选能专对者使金,问两宫起居,造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问使,閤门舍人朱弁副之,见金左副元帅宗维议事,金留不遣。”中华书局校勘本,页11522

[49] 见善化寺《大金碑》文。

[50] 据朱弁诗文可知,当时的善化寺周边即为辽朝兵营。

[51] 《辽史·太祖纪》卷一:“唐天復二年(902)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中华书局校勘本,页2

[52] 《辽史·道宗二》,中华书局校勘本,页267

[53] 《辽史·道宗三》,中华书局校勘本,页274

[54] 《辽史·道宗六》,中华书局校勘本,页314

[55] 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历程》,页213,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6] (辽)觉苑:《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卍续藏第三十七册。

[57] (日)野上俊静:《佛教史概说·中国篇》第十四章,《辽金的佛教》,平乐寺书店,1979

[58]  据《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载,辽代所建十寺为:“一通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等10座大寺。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川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22期。

[59] 《辽史·地理志五》,中华书局校勘本,页506

[60]《灵丘县志·艺文志·重修觉山寺碑》,《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页121,凤凰出版社,2005

[61] 《佛祖历代通载》卷第二十:绍兴元年(天会九年,即1131年):“金国迎请栴檀瑞像到燕京,建水陆会七昼夜,安奉于闵忠寺供养,凡住十二年”。大正藏49册,页685

[62] 都兴智:《辽金史研究》,页158-160,人民出版社,2004

[63] 崔文印校正:《大金国志校注》附录三“金志”,中华书局校勘本,页6161986

[64] 辽朝占领燕云十六州地区后,以幽州(即今北京)为中心,建南京幽都府,又改名析津府。金袭之。

[65]  洪皓:《松漠纪闻》,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影印本,第407册,页702

[66] 丁明夷:《关于云冈石窟分期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期。

[67] (宋)朱弁:《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

[68] 王世仁:《佛国宇宙的空间模式》,《中国古建探微》,页120,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69] (辽)道敐:《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上,大正藏46册,页989~页999

[70] 道敐:《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上,页989

[71] 耶律兴公:《创建静安寺碑铭》:“起于清宁八年庚子岁,成于咸雍八年壬子岁。辰次一周,元功告毕。中其殿,则曼荼罗坛,洎过未七佛明囗高僧之像存焉;双其楼,则修冗路藏,洎圣贤诸传章疏抄记之部在焉。远侔东土,则震隅设绘者,乐师如来;近拟西方,则兑位表形者,囗弥陀善逝。至于十方宝相,五佛粹容,皆极其端严,曲尽于妙。”《全辽金文》上卷,页408,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72] 闫凤梧主编:《全辽金文》页586,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73] “志恒,天祚时(1101年)人”,《全辽文·宝胜寺僧玄照坟塔记》,页293

[74] 《全辽金文》,页600

[75] 《辽史·本纪第一·太祖上》,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页。

[76] 《辽史·兵制》,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97页。

[77]  同上注。

[78] 《辽史·兵制》,中华书局校勘本,第398399页。

[79]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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