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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佛教石窟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3-08-07)

一、陕北佛教石窟寺的分布 陕北(包括延安、榆林二市及所属各县)兴佛始自十六国时期。前秦、后秦先…

  

 

一、陕北佛教石窟寺的分布

 

陕北(包括延安、榆林二市及所属各县)兴佛始自十六国时期。前秦、后秦先后建都长安,苻坚、姚兴等帝皆崇奉佛教。史称姚兴“即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①] 陕北地区的佛教在隋唐时期兴盛,并形成陕北佛教文化区。北宋时期,陕北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几乎有寨就有佛窟,辽、金二朝相继在陕北开窟造像,营造的大小石窟数以百计。

隋唐以前的早期石窟,在陕北地区呈两线分布的格局。北线以横山县接引寺摩崖造像、安寨县云山品寺、吴旗县石窟寺为代表,开窟时代相当于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南线石窟则分布在由甘肃经富县、黄陵通往洛阳和由长安经宜君通往陕北的古道附近,北魏、西魏时期的石窟较多,如富县川庄西王母洞、黄陵县麦洛安石窟和香坊摩崖大佛造像等。北周石窟,在黄陵县寺湾悬崖有大窟1个,榆林县开光城下有6个小窟,神木县虎头峁有摩崖造像龛2个。这些北朝窟龛形制上继承了云冈和甘肃地区的中心柱窟以及龙门北魏晚期佛殿窟的风格,以小型化为特征,人物造型清秀且具独特的民间艺术风格和地方特色。隋唐时期的石窟一般规模较小,隋大业五年(609年)的佳县玉泉庵,系佛、道造像混合窟。唐代造像多分布于富县以南,最大的为富县石弘寺。洛川寺家河石窟保存有罕见的盛唐以后密宗造像,颇为珍贵。

五代石窟造像见于甘泉县白鹿寺,系出自后晋天福(936947年)年间党项羌族工匠之手。

北宋是陕西地区石窟大发展的时期,开窟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都是空前的。目前所知的宋代石窟约有七八十处,其中至今尚存的的有子长县北钟山石窟、黄陵县双龙石窟,延安市清凉山石窟、志丹县吕川崇圣院、界湾石空寺、安寨县石河寺、龙岩寺等10余处,规模相对较大。

金代石窟有富县石鸿、延安市清凉山4号窟、甘泉县老君寺崖墓石窟。元代石窟则以佳县佛堂寺(1299年)、富县松树沟造像群(1349年)为代表。自宋至金元时期的石窟共发现90余处,洞窟形制向仿木构佛寺殿堂形式演变,造像手法日趋写实,题材更加世俗化,而金、元的石窟形制、内容和造像皆因袭北宋石窟。

明清石窟中释、道、儒合流的特点更加突出,壁画、泥塑乃至木雕增多,世俗色彩也更加浓重。明代石窟群主要分布在榆林地区,规模、数量与分布范围都比宋代有过之无不及。其代表石窟为榆林红石峡石窟群、安崖乡金佛寺石窟群、神木县的东山万佛洞、高家堡千佛洞、万佛洞、虎头峁伏智寺、米脂县万佛洞、志丹县顺宁大佛寺等。清代除了富县石泓寺金代雕刻开凿了一些小窟和重修补塑历代大窟造像外,已无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

纵观陕北地区历代石窟寺,其特点为分布密集,且石窟群沿交通线呈带状分布。大多数石窟窟型较小,但造像数量多,题材亦较复杂。以宋金造像见长,延续到明清。造像地方特色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佛教石窟寺发展的趋势从总体来说在宋代已趋于衰落,当时的大窟开凿已很少见,小窟亦显寥寥,艺术水平虽有一定发展,但与北朝至隋唐石窟相比,有渐趋庸俗化的倾向。而陕北地区则相反,宋代石窟、石刻兴建进入高潮,不仅规模和数量相当可观,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二、石窟勘查与考古研究

 

由于陕北石窟的分布较为分散,以小型石窟居多,且保存完好者为数有限,故而有关的调查和研究工作进展缓慢。发其轫者为20世纪50年代的两次调查。

1956年,陕西省博物馆和文管会调查了富县石鸿寺和阁子头石窟,指出富县阁子头寺石窟,现存的1个窟龛,开凿时间约为北宋哲宗和徽宗时代。富县的石鸿寺石窟,共有窟龛7个,最早建于五代,宋、金、明、清都有凿刻,其中明、清造像因为其他地区稀少而显得有一定的价值。[] 这是最早对陕北地区石窟进行考古调查的报告。

1959年,古代建筑修整所张智等人在赴陕北考察革命文物时,顺路调查了黄陵县万佛寺和延安万佛洞,谈到黄陵县千佛寺石窟也叫万佛洞,多为北宋绍圣(1094~1097年)、元符(1098~1100年)、崇宁(1102~1106年)年间所建。延安市万佛洞石窟,开凿时间不晚于宋神宗元丰年间。[]

这两次调查,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但功不可没。文化大革命以后,有关部门和学者继续对这一地区石窟寺进行调查和研究。

1978年至1982年,靳之林等人在陕北考察,新发现了一批北朝时期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 根据《重修万佛岩碑记》中的发愿文和造像风格,庶几可定钟山石窟应创建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3年)以后。[] 姬乃军系统研究了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石窟、子长县北钟山石窟、黄陵县万佛洞石窟、富县石鸿寺石窟等延安地区石窟的窟形、年代、造像有相通之处,年代延续较长,大都有准确年代,题记中出现了少数民族姓氏,是证佛教在西北传播的广泛,并受到汉地文化影响而形成了独特风格,对研究我国石窟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随后,靳之林对《延安地区的石窟寺》中存在的几处讹误和失实之处进行了订正,进而对延安石窟的开凿年代等进行了稽考。[] 后,张燕等对甘泉县洛河流域唐至明代的石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特别对甘泉县首次发现的金代瘗窟的前廊、门道、造像、窟室进行了探讨,通过与河北井陉县柿庄金代二号墓的堪对,从而断定该瘗窟为金代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富县石鸿寺等二十余石窟寺进行了考察。根据窟内题记,确定石鸿寺1号窟为隋唐开窟,第2号窟为金代开创;第34窟为唐代开创;第5号窟为宋代开创;第6~10号窟为明代以后开创。石鸿寺最突出的主窟——2号窟内有贞元元年和贞元二年题记,故而被习称作唐窟。以龛形和造像风格改定为金窟,“贞元”年号并非唐德宗的贞元纪年,而是金完颜亮的纪年。川庄石窟,古名王母宫,窟中的佛教造像与陕西彬县大佛寺大佛洞三主像相似,当属唐代初期。马渠寺石窟,根据窟内题刻,其第2窟开创年代为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第3窟为宋刘豫阜昌五年(1134年)。阁子头石窟,根据窟内题刻判定应开创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完成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并且认为马渠寺石窟和阁子头石窟应属于同一家工匠所雕刻,如介处、捷元、介子用等。[] 齐鸿浩探讨了黄龙县的小寺庄石窟的窟形、造像等,结合石窟外壁上的题记和残碑上的题刻及造像的雕刻技法分析,认为小寺庄石窟应为宋代初期开凿。[11] 延安子长县北钟山石窟寺及发现的两通元代碑刻则由李福顺进行了研究。[12]

20世纪90年代,又有一批调查报告相继公刊。[13] 其中,李圣廷《米脂万佛洞石窟》认为米脂万佛洞是陕北地区的一组大型的摩崖石窟,其建造年代,尚无据可考,但从佛像的造型和雕饰艺术观察,应是在宋至明初之间。根据洞窟内的一通石碑的碑文,作者认为“万福洞”,可能指万佛吉祥之意,亦称万福洞,因洞窟内有万余尊摩崖造像而得名。张砚、李安福调查了甘泉县的老君寺北魏、金、明代石窟、孟家坬唐永隆二年石窟、孟家坬宋代石宫寺石窟、方家河唐代石窟、刘老庄唐代石窟、石门宋代石窟、介滩窑子金代石窟等十处石窟,从窟形、造像等方面分析了其年代和艺术风格,认为甘泉石窟与延安地区较为重要的大型石窟相比,规模小、风化严重,其石窟造像风格多是受黄陵、富县等石窟的影响,是陕北地区石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4] 佘苏生根据古佛寺九尊造像雕刻出的佛、弟子、菩萨、天王等的不同形象,认为甘泉古佛寺石窟应为宋代石窟。[15]

近年来对陕北石窟的调查活动有所加强。2000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对安塞县毛庄科石窟进行了调查。2002~200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联合组队对子长县钟山石窟进行了全面调查,确认3号窟为三世佛殿、2号窟为五百罗汉殿、7号窟为十八罗汉殿,为探讨宋代石窟寺组合提供了新的资料。其中,冉万里通过对安塞县毛庄科石窟的调查,指出毛庄科石窟的开凿年代,就形制、造像的题材和风格来看和陕北北宋时期所流行的药师佛、骑乘的文殊、普贤以及水月观音的情况相符合,由此推测其年代应当属于北宋;从窟前发现的钱币及其出土状况看,其具体开凿年代不会晚于北宋晚期;从题材、风格来看,又与子长北钟山石窟等教为接近,所以其开凿年代大体应在北宋前中期。[16] 嗣后,冉氏通过调查,推断安塞新茅台石窟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北宋中期,下限不会晚于北宋晚期,具体年代应在北宋晚期前后,即11世纪后半叶。[17] 不久,他又发表对安塞云山品寺石窟的调查报告,指出云山品寺石窟从洞窟形制、题材内容和造像特征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为第3567窟,第二组为第124窟。作者推测第124号窟与第3567号窟是不同时期的作品,开凿年代要晚于第3567号,极有可能在宋代。第3567号窟的开凿年代上限约在北魏末,下限约在西魏时期。特别是第5号窟的中心塔柱的形状和雕刻,显然是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另外,云品寺石窟处于通往山西、甘肃的东西向古道的南侧,北魏时期属夏州管辖,是证云山品寺与云冈石窟之间当存在密切关系,同时也为云冈模式的向西传播提供了重要实证。[18] 这些对于陕北北朝石窟与云冈石窟关系的研究,堪称弥足珍贵的资料。

最近,富县发现了一批北朝至宋代的佛教造像,达300多件,从纪年题铭看,有西魏、北周、隋代的造像碑及造像,从风格上分析,有北魏、宋代的造像碑及造像。根据学者的研究,从甘肃庆阳到山西大同一线是佛教传播的重要通道,此次发掘的广家寨寺院遗址以及黄龙县隋唐时期的普隆寺遗址,均位于这条重要的通道上,同时出土的大量文物,特别是造像和造像碑的数量巨大,风格多样,延续时间长,是目前已知在陕西考古发掘出土造像最多的一次,对于研究陕北佛教传播、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陕北佛教考古和美术考古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三、石窟形制与建筑研究

 

石窟形制,即石窟建筑,同时又是壁画、造像等其它艺术的载体,因此研究石窟形制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个石窟艺术发展、变化的过程与规律。陕北石窟之形制载各个时期均有演变,同一时期在主要盛行某种基本形制的同时,又有其它一些变异形式。据目前所见陕北石窟勘察资料与考古报告,可知窟形主要为方形、近方形、平顶,塔柱或中心柱。总体而言,陕北北朝石窟分北线和南线,其中北线石窟形制、内容和造像风格都受到同期云冈石窟的影响,是云冈型的塔柱式形制,但又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南线石窟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平顶,内部亦多为龙门同期石窟中常见的三壁三龛式。外壁雕供养人骑马出行图的作法则有其地域性的特点。[19]

陕北宋代石窟大多为民间所造,以造像窟居多,可分为六类:第一类为陕北最早的宋代石窟,如富县石鸿寺第5窟,呈方形,四壁均出弧度。窟正中设石坛基,坛基略呈梯形,前面较后边短,坛基四边亦呈弧线。第二类如富县阁子头第1窟及柳园等石窟。石窟呈方形,不设石刻坛基,直接由地面到窟顶凿出4根方形石柱。第三类以子长县钟山石窟为例,窟呈长方形,窟内造长方形坛基。坛基上前后各凿两排方形石柱,每排4根,左右前后对称。第四类石窟为长方形洞窟,中心设坛,坛基两侧有屏式石柱。第五类石窟近方形,中心造坛,坛基四角各凿一方形石柱。第六类见于黄陵双龙万佛寺,在近方形石窟之中心造坛基,坛基后、左、右三侧造屏式柱。陕北宋金很少出现大窟,石窟均属佛坛窟类型,并且继承了唐代晚期佛坛上加背屏同窟顶连接起来的作风,同时发展出多种形式的佛坛窟。内外雕出仿木结构,模仿宫殿作法更是宋窟的特点。此外,陕北地区宋金石窟出现了许多密宗内容,填补了宋金密宗造像研究的空白。[20] 其特点为窟形大都是仿木结构的佛寺结构,方形窟前凿檐,窟中心凿佛坛,并作为密宗的一种窟形而存在。

对陕北石窟寺建筑形制的研究,可参见刘临安《陕西石窟寺的建筑形制以及与佛寺的发展关系》一文。本文概述了陕西石窟寺的建筑特征以及与佛寺建筑的发展关系,指出延安地区的北宋石窟一般以单一的佛坛窟为主,另外有少量的中心柱窟、佛殿窟等。延安地区最富特色的洞窟建筑形制是佛坛窟,一般规模较大、造像题材丰富、雕刻精美。从佛坛窟的平面布局看,形制变化是比较复杂的,大体可以分为坛柱式、坛屏式和坛式等多种形式。[21] 另外,张璐提及陕北地区的北宋石窟寺的选址以风景优美、风水形势佳的河畔山崖为上选。陕北军事战略地位重要,石窟的开凿与当地驻军与寨堡的发展息息相关。能工巧匠结合洞窟建筑创造了更具世俗化特征的艺术作品。[22]

 

四、石窟造像研究

 

造像是石窟艺术的核心内容之一,反映着各个时代的特点及审美情趣的递嬗。陕北石窟造像既具有与其它地区一致的时代性、传承性,又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因而自成体系,特色显著。职是之故,研究陕北各时代的石窟造像,对于研究当时陕北地区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社会思想思想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北朝、隋唐石窟造像

陕北北朝石窟的造像和雕刻艺术,反映了较明显的民间艺术风格和地域特征,继承了陕北东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以繁密的阴刻平行线装饰,形成了陕北西魏石窟造像的独特风格,有着重要的艺术价值。[23] 安塞云山品寺石窟,其第3窟佛像特点是面部丰圆,肩部瘦削,身着褒衣博带式服装,内着僧祗支,衣内引出双带,反映了北魏改制以后的特征。第5窟的的主要题材有坐佛、交脚佛、树下思惟、鹿野苑说法、佛涅槃像及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等。佛像面部清瘦,长颈,特别是双肩下削近乎斜直,身躯修长,下着裙,披帛于腹前穿环,表现了浓厚的北魏末期雕刻风格特点。第67窟的年代,题材一致,均为一佛二菩萨,风格与第5窟相近。特别是其中细密的衣褶,在陕西地区西魏时期造像碑中常见,为第67号窟的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说明其年代在北魏晚期至西魏时期。[24] 尤有进者,研究表明关中和陕北西魏造像,基本保存了龙门的北魏样式,并已开始接受来自南朝的影响,其中也可能有部分的东魏因素。[25]

隋唐石窟造像比较少,主要有黄陵县万佛洞石窟,窟内造像分甬道、佛坛和四壁三部分,中央倒凹形的佛坛上共雕有造像十一身。造像装饰和雕刻成熟洗练,其中以正中释迦牟尼佛最具代表性,刻工精细,唐风明显。[26] 1985年安塞县郝家坪乡新窟坪村出土的一批佛造像,共7尊,其中5尊保存完好,分别为唐显庆五年造像碑、北朝造像龛、须弥座右雕佛像、金刚座右雕佛像、石雕菩萨。其中,唐显庆五年碑造像具有明显的由北魏秀骨清像向盛唐丰满型转变的特征。[27] 唐代营建的富县石鸿寺石窟整体造像给人以严谨、肃穆、整齐和一丝不苟之感;川庄石窟之佛与菩萨脸庞方圆臃肿,整个造型衣纹及造像风格与陕西彬县大佛寺大佛洞三主像相似,具有典型的唐初造像遗风。[28]

(二)宋、金石窟造像

陕北宋金石窟较多,主要集中在延安地区。如黄陵万佛寺和延安万佛洞两窟,造像内容丰富,佛、菩萨的配置灵活多样,佛传故事别具特色。菩萨像不再是唐代的阔肩、细腰、而变成腰肢粗细适中,更符合人世的真实形象。整体来看,富有窈窕轻倩、秀逸飘洒之美。全身装饰富丽而繁缛,但却很自然。有的菩萨全身裸露部分减少,服饰已经全部是汉族形式。尤其是千佛洞第一洞内形象多变的千佛像,是宋代的杰作。[29]

延安市清凉山万佛寺,石窟造像是一处以华严宗为主的佛教石窟,第2窟所刻内容是三身佛像和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组成的华严三圣像。故事内容不是依据《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而是根据山西省五台山当地的中国神话故事绘成的,从形式到内容都清楚的表明,北宋时期印度佛教经过中国僧俗数百年的改造至此已经彻底中国化,从宣传的内容到佛教艺术形式都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化的表现。[30]

黄龙县小寺庄石窟造像,石质坚硬,刀法娴熟,造型生动,比例适度,结合石窟外壁上的题记和残碑上的题刻及造像的雕刻技法分析,小寺庄石窟应为宋代初期开凿。小寺庄石窟中的造像以迦叶、胁侍菩萨、天王的雕刻造型艺术最为突出,堪称珍品。一般寺庙和石窟中的天王造像或为四天王或为二天王,二天王造像又以东方持国天王和南方增长天王最为普遍,但小寺庄石窟中二天王却是南方增长天王与北方多闻天王相对,属罕见例证。[31]

甘泉县古佛寺石窟开凿于宋代,一号窟为僧室,窟内及四壁无任何造像,二号窟窟底有一方形坛基,坛基上置有九尊圆雕造像,组合为一佛二弟子四菩萨二天王。古佛寺九尊造像雕刻出的佛、弟子、菩萨、天王等的不同形象,颇具北宋风格。

安塞县毛庄科石窟作为一处民间开凿的小石窟,受营建者的信仰和周围石窟的影响,没有按严格的程式来凿建,出现了一些较为特殊的题材,如流行于北宋石窟题材的倚岩水月观音形象,有大量与密宗崇拜有关的造像。这些说明当时陕北地区流行弥勒兜率净土的信仰。[32] 安塞县北宋新茂台石窟南壁的三佛题材,东、西壁的骑狮文殊、骑象普贤题材以及两壁下的地藏和五王等造像,具有浓厚的北宋风格。[33]

建于北宋的子长钟山石窟,中央佛坛上供316尊园雕佛像,坛侧有菩萨、罗汉、力士等造像,窟四壁及石柱上密布浮雕的大小佛像万余尊,雕刻细腻,形象生动且富有个性。黄陵北宋双龙石窟窟壁及屏壁浮雕佛、菩萨、弟子、罗汉等,甬道两壁还雕有日光、月光菩萨及涅槃图,均形态多样、栩栩如生。宋代开凿的石宫寺万佛岩,每根石柱上和四面洞壁上整齐地排列着大小形状不同的浮雕佛、菩萨像近万尊,大都身着袈裟式的外衣,螺髻、须眉、大耳、袒胸、赤脚。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尤其是八根石柱中间雕刻的结跏跌坐在莲台上的三尊大佛像,更是高超精湛、工巧练达的雕像,造诣可与“莫高窟”相比。[34] 富县马渠寺石窟,第2窟四壁浮雕千佛,形象异常生动;阁子头石窟的三尊残像,其衣纹的雕法显的简洁概括而富有质感,胸部、两足和塔盖在佛座石上的袈裟都雕刻得很自然,富有写实手法。[35]

金代佛教艺术至今遗下留来的实物并不多,尤其是石刻造像更是寥寥无几,而富县石鸿寺保存了多而集中并且非常完整的金代圆雕、浮雕石像群更是少见的。石鸿寺金代造像继承了唐宋传统,并吸收了一定的契丹、汉族艺术特色,所创制出来的石鸿寺金代造像,是石鸿寺石刻艺术特色之一。在造像的造型、风格、题材内容方面,受到了宋代的影响,某些方面继承了唐宋石刻造像的余风。例如,第2窟内的罗汉像和第2窟石柱上下龛和四壁上下龛内的游戏座菩萨,都是比较完美的雕刻作品。这些正说明了金代有些作品是“以佛像之造像,为大宋作风所同化”,并不是偶然的。[36] 甘泉县发现的金代瘗窟,窗外壁前廊两侧雕佛道像龛,表现了当时佛道合流的情况,为研究金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37]

总之,宋金时代陕北石窟的主尊佛像被包围在千佛万佛,罗汉地藏等摩崖造像热烈的氛围中。这些佛坛上的主尊,均是单体的可以挪动组合的立体造像,一般与人大小等身,绝不似宋代以前主尊造像与石窟浑然一体的结构。文殊、普贤是宋金时期陕北石窟的重要题材,罗汉造像在陕北宋金石窟中更是达到了高度发展的水平。宋金时期陕北石窟造像凝重、内向,题材与南北朝时期有相近之处,说明同处战乱年代民间共同的心态。依据《阿弥陀经》、《华严经》、《妙法莲华经》凿的造像内容到处可见,流露了出陕北军民祈求观音菩萨解除他们苦闷与烦恼的强烈愿望。[38]

(三)元、明、清石窟造像

1989年安塞县文管所在王窑乡白台村的白杨树湾发现的一处元代石雕佛像群。从这批造像的总体看,它们既继承了洗练的唐宋雕刻风格,又突出了元代面貌粗野,头大劲短,体形彪悍、威武有力之特征。其中菩萨造像头上戴的高宝冠与南响堂山老爷山元代摩崖菩萨像十分相似,线条粗犷,体格健壮,头部偏宽,眉脊颧骨突起,颇具北方游牧人之特点的罗汉造像又和富县松树沟元代石刻雕像群中的罗汉雷同。故这批造像应属元代造像。元代实行帝师制度,宗教信仰风靡一时,但遗存下来的佛教艺术作品很少,就全国范围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因此,安塞发现的这批造像风格独特,对于研究我国元代石刻造像有较高的艺术价值。[39] 富县松树沟元代造像群,由题记和造像风格观之,当属元代,数量仅次于杭州飞来峰元代造像,对于研究元代艺术有很高的价值。作者提出松树沟罗汉群像具有地域化、世俗化的特征,其制作手法更趋于写实,更接近于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松树沟元代造像,带有浓厚的“密宗”艺术特色,其形象具有蒙古族、藏族人的特点,佛像“丑怪刺目,无复天成之趣”或“如美人面上瘢痕,奇丑可厌”,这种造像上的特点,也正是元代石刻造像与唐宋及唐宋之间造像的区别。[40]

米脂万佛洞的摩崖造像,雕饰精致,线条清晰,体态协调,面容丰满,彩色绚丽,造像风格疑为宋到明初,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和艺术价值。[41] 甘泉北宋石宫寺石窟窟内左右壁各开三龛,分别雕菩萨、太上老君和释迦多宝,后壁开七龛,正中为道教像,其余为佛像。说明陕北地区明代及少量清代的石窟中佛、道、儒合流的特点更加突出,罗汉、道教天尊、祖师、八仙等形象大量出现。[42]

       (四)密宗、道教造像

密宗和道教造像是陕北石窟中不可忽略的造像题材,同时也是陕北石窟造像的特色。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如洛川县寺家河唐代密宗造像。[43] 另有学者就密宗造像种类、传入、发展对延安地区石窟寺进行了论述,指出延安地区密宗造像种类主要有大日如来、欢喜佛、八大菩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北方多闻天王、摩睺罗迦、水月观音、地藏菩地狱变等形象。认为由于宋太祖重视密教,延安北部与西夏接界,密宗由西夏传入延安地区,延安地区当时天灾严重、战事连连,人民便寄希望于大慈大悲的佛、菩萨,兴凿石窟,供奉佛像,因此延安地区密宗盛行,石窟寺艺术中就有大量的密宗造像。因此延安地区的密宗是由长安和西夏两条路线传入、发展的。[44] 有关道教造像的石窟主要有宜君的福地石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元年(535年),窟内三壁开尖拱龛,后壁主龛雕一佛二菩萨,龛楣雕小佛和伎乐飞天,左壁龛内雕道教天尊像,造像风格古朴庄重,发愿文中以“道士”、“道民”称谓,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有纪年佛道混合石窟。甘泉县石马河明代道教石窟,以道教造像为主,残存罗汉、天王造像风格不具宋、金特点,因此推测应为明代道教石窟。[45]

 

五、题记、石刻与造像碑研究

 

陕北石窟中的题记、石刻与造像碑,为陕北地区民族融合、宋代的兵志、宋夏战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特别是陕北石窟中众多军人的题名为宋金时期禁军、厢兵、乡兵、藩落的设置、布置、职官,以及当时两军对垒及民团训练等重要历史事实提供了有力的、在其他地区不可能存在的证据。[46] 但是有关题记、石刻的研究大部分是在石窟勘查与考古资料中有所涉及,单独对其研究的成果极少,亦未形成体系。

在题记、石刻方面,齐天谷通过对《重修万佛岩碑记》中几则发愿文的研究,指出其石窟造像者有边防军人,有民间的弓箭手,反映了宋代陕北地区营造石窟的特点,钟山石窟艺术则为研究我国历史、宗教史,特别是雕塑、绘画、服饰、图案、纹样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47] 李福顺对富县直罗塔发现的圆雕罗汉像和圆雕武士像进行细致介绍,认为从艺术风格和雕造手法看,直罗塔罗汉像应为唐代遗物,深目高鼻是西域少数民族形象,刀法简练概括,人物个性较强,既不同于北朝的秀骨清像又不同于宋代的精雕细刻,形象特征与故宫所藏传为唐卢棱伽画的“罗汉像”相似。[48] 随后,他又对延安子长县北钟山石窟寺内的两通元代碑刻进行细致介绍,指出碑文详细记载了延安地区佛教沿革、佛门传派的情况,其中所列龙泉祖师门人谱系、大普济禅寺所属下院及元代重修该寺之地方官,均不见于正史记载,可补元史,元佛教史及地方志之缺。[49]

有关造像碑的研究,靳之林《延安地区发现一批佛教造像碑》值得重视。该文梳理了延安地区发现的14通造像碑,对其中7通无纪年的造像碑进行了分期断代,认为鄜城村千佛造像碑,从形制、造形、服饰、龛楣等方面判断应为北魏晚期;鄜城村交脚弥勒造像断碑,布局较自由并且有细致的平行阴线刻衣纹,与陕北西魏常见的艺术风格一致,因此应为西魏造像碑;鄜城黄陵出土的四通残碑,其形制与北周布局相似,风格与麦积山、炳灵寺、敦煌等北周造像风格基本相同,因此应为北周造像碑;黄陵县似先难及造像碑,根据碑文上的姓氏考证,应属于北朝少数民族造像碑,此碑具体说明了陕北少数民族内徙时间、地点、族姓及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50]

冯健对陕西北朝佛教造像进行了细致研究,认为陕西北朝佛教造像碑西片地区受到了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的影响,东片石窟受到了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和天龙山石窟的影响。尤其是陕北佛教造像碑与这两种风格相互渗透,并同陕北地区的传统画像石制作工艺互相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长安特点的佛教造像样式,这种模式在内容上具体表现为佛道造像的和谐并存,以周围传来的雕刻技法与陕北传统的画像石雕刻技法相糅合的形式为表现技法。这种形式的佛教造像一经形成就遍及整个关中地区。[51]

罗宏才提到,1981年至1983年在洛川县发现了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刘文朗造像碑、永安三年(530年)北原里十人造像碑等共十通左右,并对刘文朗造像碑和北原里十人造像碑的碑体、造像、题名和发愿文进行研究,认为这些造像碑的供养人几乎为李姓,其族源可能多为汉族,身份多为乡豪阶层。指出七世纪末造像碑渐次消退之时,在个别经济发展滞后、地理环境闭塞之地,显现出了保留浓郁减地刻汉画像石雕刻技法的造像碑,如陕北延长出土唐贞观十八年(644年)白伏原家族造像碑。这种造像碑样式与同地区延续的汉魏雕技以及长期保留这种传统文化余绪的北魏以至西魏等时代造像碑(如洛川县北魏、西魏等时代群式造像等)联接在一起,一线贯通。这种减地雕刻技法以及直平阶梯状衣纹与自由、粗犷、率意、夸张的总体风格的集中呈现,即为“敷城样式”。[52]

 

六、石窟艺术研究

 

陕北地区的石窟艺术,尤以宋代石窟艺术为盛。其兴起与繁盛,是在两京地区石窟艺术衰落、造像重心转而北上与陕北这块政治、军事、文化及自然环境均具有充分凿窟造像条件的沃土,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四川大足石窟以外,中国晚期石窟艺术得到充分发育并集大成之所在。陕北宋代石窟数量巨大,内容丰富,而且雕刻技术较前代还有了发展,形成了鲜明的陕北宋代石窟艺术体系,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地位。

对冉石窟的研究,以靳之林《延安地区石窟艺术》最具代表性。文中指出钟山石窟的石雕艺术风格朴实粗犷,遒劲有力,生动优美,富有生活气息,面相、体型及神态都具有民族、地方特色;黄陵万佛洞造像是延安地区唐宋石窟艺术代表作品,保存也最完整。特别是万佛洞左右两壁之大立佛,体态面相丰满、亲切,外轮廓动态大形简洁、概括,造型比例、结构匀称准确,头、手、脚都具有很高的造型艺术技巧;富县川子河石鸿寺石窟,造像风格上身躯、面相丰满,佛波浪式发髻,衣褶线条流畅,菩萨头戴宝冠,胸垂璎珞,手足戴钏,服饰复杂而华丽,天王着盔甲,面相威武。但是洞内本尊、弟子、菩萨和一些主要造像头大、上身较长,下肢较短。洞内入口右侧有一造像,与整个洞窟造像风格完全不同,颇像北朝造像风格,衣褶褶襞作极密的平行直线,刀法平刀直入,贴体透肌,具有浓厚的印度风格影响。[53] 胡同庆详细地介绍了3号窟的洞窟形制、造像等具体内容,并对该窟的形制、信仰特点、造像题材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钟山石窟3号窟有以下特色或美学特征:精湛细腻写实的圆雕工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在模仿中求异多变、于对称中求不对称。[54] 员安志对富县柏山寺塔第三层龛洞里发现的7尊圆雕罗汉像和4尊圆雕天王、武士像进行了描绘,认为富县柏山寺塔上的佛雕造像是研究我国石刻造像艺术的极其珍贵的资料,其艺术风格,寓精巧于概括大方之中,九尊圆雕造像都是深目高鼻的西域少数民族形象,雕造庄重朴实,精细入微,手法简练,强调外轮廓线,整体感极强。[55]

有学者认为,陕北石窟在造型艺术方面由于受禅宗影响,重视内证工夫;受“心性”哲学的影响,形成了宋代审美观。因而陕北石窟主尊造像或大型造像,表情肃穆端庄,感情内向稳重,达到了脱俗超凡的境界。陕北宋金石窟主尊的佛座比隋唐时期要华丽繁缛得多,着意对佛座的雕造,是小乘佛教造像的特点,从而透漏出陕北石窟可能受到南方宗教造像艺术手法影响的信息。[56]

陕北佛教彩塑在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呈现出地域特征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其表现内容、题材多为佛、道、儒、纪念性人物以及民间传说等,故而可以认为陕北宗教彩塑具备我国传统彩塑的普遍特征即传情写神与意境的表达外,在表现形式和审美特征上还具有其自身独特之处。[57]

 

七、陕北石窟寺研究亟待加强

 

陕北石窟寺西与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泾川王母宫石窟、庆阳北石窟相接,东与龙门石窟、天龙山石窟、云冈石窟毗连,与北边的阿尔赛石窟,南边的广元千佛崖石窟、大足石窟一脉相承,在继承魏晋、隋唐石窟艺术精髓的基础上而不断创新,成为宋、辽、金时代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代表,但由于各种原因,研究状况却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当前的情况看,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亟待加强。

首先,对陕北地区石窟寺的年代学研究。研究陕北地区石窟寺的年代问题是关乎整体研究的关键问题。能否确定石窟寺的年代关乎陕北地区石窟寺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定位问题。关于陕北地区石窟寺的开凿年代,洞窟的分期断代难度很大。前辈学者多有涉及,但苦于资料缺乏而实物保存不善,存在许多年代错定的现象。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只能根据考古调查报告谈到的陕北石窟的分期,作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考,并利用寥寥可数的研究性文章,结合实地调查,来进行专题性研究,并在专题性研究的基础上深化对陕北地区石窟寺的宏观研究,才能对陕北地区石窟寺的年代问题进行更好的解决,目前看来很多石窟特别是金朝石窟错断为宋窟或者明窟。因此,需要建立集考古、美术、历史等专业人员于一体的研究队伍,运用合理的理论研究体系,对陕北地区石窟寺进行细致和长期的研究。

其次,深化陕北地区石窟寺在佛教艺术史领域的研究。由于历史环境的变迁和陕北地区石窟寺本身条件的限制,陕北佛教石窟寺不像敦煌莫高窟那样保存了大量的文书,也不像云冈、龙门那样有比较可靠的文献和造像题记可资比照参考。文献资料的相对匮乏,使我们只能充分利用有限的文献资料及百余处石窟寺实物资料,运用石窟寺考古理论和方法对陕北地区石窟寺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对洞窟形制、造像形制、造像题材、造像特点、衣饰、装饰纹样等,运用类型学的排年方法科学地去分析,并对陕北地区石窟寺在中国佛教艺术史序列中进行正确的定位。

第三,对于陕北地区石窟寺与其它石窟寺的横向比较研究仍很乏力。应该加强对陕北地区石窟寺与周边以及全国范围内石窟的横向比较研究。正如前面提到的,陕北石窟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其它地方的石窟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能将陕北石窟与周围的石窟纳入同一地域的佛教文化圈内进行对比研究,既可以对它们的开凿年代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进一步探讨其佛教信仰思想、地域特点,也可以从美学、佛学、艺术学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从而扩展陕北石窟的研究领域。

最后,陕北石窟在艺术风格上独具特色,特别是其雕塑、造像风格、壁画等,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是其相关研究几乎为空白。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更显薄弱,例如陕北地区石窟寺与当地民众宗教信仰的关系方面,可做社会史的探讨。陕北地区石窟寺的形成问题,可与历史地理学进行交叉研究,以期弥补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某些缺环。佛道融合对陕北地区石窟寺及其造像的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深层次的探讨陕北地区石窟寺的艺术内涵以及陕北地区石窟寺与其他石窟或地域间的历史文化联系也是值得学界重视的问题。

国内学人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外国学者也极少注意陕北地区石窟寺,并没有将这一地区的石窟寺做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松原三郎的《北魏の鄜县样式石雕》、《北魏陕西派石雕の一系谱》二文,以陕北鄜县地区的佛教造像为中心,阐述了陕西石窟造像的区域性风格特点。[58] 另有华裔美籍学者王静芬所所撰《中国石碑——一种象征形式在佛教传入之前与之后的运用》,书中提及陕北地区石窟寺中的造像碑。[59]

石窟研究方兴未艾,然而对陕北地区石窟寺,长期以来却并未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学术信息来看,陕北地区的石窟多只在一些概述类著作、图录中有简单的介绍,虽然考古学界也对部分较大石窟刊布有考古调查报告,但缺乏有体系、成规模的研究。期望国内外学术界能给予陕北地区石窟寺更多的关注。

 

(本文的撰写是在杨富学师的指导和耳提面命下完成的,并经过老师的反复修改,但囿于本人学历,错讹、遗漏之处仍在所难免,这些均由本人负责,与老师无关)



[①]  []房玄龄《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85页。

[]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富县石鸿寺、阁子头寺石窟调查简报》,《文物》1959年第12期,第19~22页。

[]  张智:《黄陵万佛寺、延安万佛洞石窟寺调查记》,《文物》1965年第5期,第30~37页。

[]  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黄陵县万佛洞〉介绍中有关问题的补充和订正》,《文物》1966年第2期,第45~50页。

[⑤]  靳之林:《陕北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文物》1989年第4期,第60~66页;《延安石窟艺术》,延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

[]  齐天谷:《子长县钟山石窟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第39~43页。

[]  姬乃军:《延安地区的石窟寺》,《文物》1982年第10期,第18~23页。

[]  靳之林:《对〈延安地区的石窟寺〉一文的订正》,《文物》1984年第12期。

[]  张燕、李安福:《陕西甘泉金代瘗窟清理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第75~80页。

[]  员安志:《陕西富县石窟寺勘察报告》,《文博》1986年第6期,第1~15页。

[11]  齐鸿浩:《黄龙县小寺庄发现宋代石窟》,《文博》1988年第2期,第93~94页。

[12]  李福顺:《子长县新发现的元代佛教史料》,《文博》1989年第1期,第87~90页。

[13]  举其荦荦大端者有杨宏明:《安塞县石窟寺调查报告》,《文博》1990年第3期,第64~70页;《安塞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文博》1991年第6期,第55~61页;《安塞县发现一批元代佛教石造像》,《文博》1992年第2期,第84~86页;李圣廷:《米脂万佛洞石窟》,《文博》1992年第5期,第37~44页;佘苏生:《甘泉县古佛寺石窟造像介绍》,《文博》1994年第4期,第55页。

[14]  张砚、李安福:《陕西省甘泉县佛、道石窟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4期,第26~39页。

[15]  佘苏生:《甘泉县古佛寺石窟造像介绍》,《文博》1994年第4期,第55页。

[16]  冉万里:《陕西省安塞县毛庄科石窟调查简报》,《文博》2001年第1期,第11~16页。

[17]  冉万里:《陕西安塞新茂台石窟调查简报》,《文博》2003年第6期,第25~29页。

[18]  冉万里:《陕西安塞云山品寺石窟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4期,第31~40页。

[19]  靳之林:《陕北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文物》1989年第4期,第60~66页。

[20]  韩伟:《陕西石窟概论》,《文物》1998年第3期,第71~72页。

[21]  刘临安:《陕西石窟寺的建筑形制以及与佛寺的发展关系》,《建筑师》1991年第43期,第111页。

[22]  张璐:《陕西唐宋石窟寺建筑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23]  靳之林:《陕北发现一批北朝石窟和摩崖造像》,《文物》1989年第4期,第60~66页。

[24]  冉万里:《陕西安塞云山品寺石窟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4期,第31~40页。

[25]  常青:《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长安佛教与丝绸之路上的石窟遗迹》,《文博》1992年第2期,第58~65页。

[26]  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黄陵县万佛洞〉介绍中有关问题的补充和订正》,《文物》1966年第2期,第45~50页。

[27]  杨宏明:《安塞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文博》1991年第6期,第55~61页。

[28]  员安志:《陕西富县石窟寺勘察报告》,《文博》1986年第6期,第1~15页。

[29]  张智:《黄陵万佛寺、延安万佛洞石窟寺调查记》,《文物》1965年第5期,30~37页。

[30]  孙修身:《陕西延安市清凉山万佛寺第2窟内容考》,《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69~77

[31]  齐鸿浩:《黄龙县小寺庄发现宋代石窟》,《文博》1988年第2期,第93~94页。

[32]  冉万里:《陕西省安塞县毛庄科石窟调查简报》,《文博》2001年第1期,第11~16页。

[33]  冉万里:《陕西安塞新茂台石窟调查简报》,《文博》2003年第6期,第25~29页。

[34]  王志厚:《石宫寺》,《延安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78~79页。

[35]  员安志:《陕西富县石窟寺勘察报告》,《文博》1986年第6期,第1~15页。

[36]  员安志:《论富县石鸿寺、松树沟金元石刻造像的年度与特征》,《文博》1986年第6期,第65~68页。

[37]  张燕、李安福:《陕西甘泉金代瘗窟清理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第75~80页。

[38]  韩伟:《陕西石窟概论》,《文物》1998年第3期,第69页。

[39]  杨宏明:《安塞县发现一批元代佛教石造像》,《文博》1992年第2期,第84~86页。

[40]  员安志:《论富县石鸿寺、松树沟金元石刻造像的年度与特征》,《文博》1986年第6期,第65~68页。

[41]  李圣廷:《米脂万佛洞石窟》,《文博》1992年第5期,第37~44页。

[42]  张璐:《陕西唐宋石窟寺建筑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43]  刘合心、段双印:《洛川县寺家河唐代密宗造像石窟》,《文博》1992年第5期,第67~70页。

[44]  齐鸿浩:《延安地区石窟寺密宗造像》,《文博》1991年第6期,第56~58页。

[45]  张砚、李安福:《陕西省甘泉县佛、道石窟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4期,第26~39页。

[46]  韩伟:《陕西石窟概论》,《文物》1998年第3期,第73页。

[47]  齐天谷:《子长县钟山石窟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第39~43页。

[48]  李福顺:《陕西富县直罗塔新发现的古代雕刻》,《美术》1980年第10期,第46~47页。

[49]  李福顺:《子长县新发现的元代佛教史料》,《文博》1989年第1期,第87~90页。

[50]  靳之林:《延安地区发现一批佛教造像碑》,《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第32~45页。

[51]  冯健:《陕西北朝佛教造像碑初探》,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52]  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165217页。

[53]  靳之林:《延安地区石窟艺术》,《美术》1980年第6期,第3~10页。

[54]  胡同庆:《陕西钟山石窟3号窟的内容与艺术特色》,《文博》2010年第1期,第57~67

[55]  员安志:《陕西富县柏山寺唐代佛雕艺术》,《文博》1986年第4期,第10~13页。

[56]  韩伟:《陕西石窟概论》,《文物》1998年第3期,第6973页。

[57]  孟强:《陕北宗教彩塑的审美特征与人文情感探究》,《西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8~21页。

[58] [日本]松原三郎:《北魏の鄜县样式石雕》,《中国仏教雕刻史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96年;《北魏陕北派石雕の一系谱》,《中国佛教雕刻史论(4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

[59] [美]王静芬:《中国石碑——一种象征形式在佛教传入之前与之后的运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7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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