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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出度文书所见唐代度牒的申领与发放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3-08-17)

(北京师范大学) 度牒是僧尼取…

              

                   (北京师范大学)

 

 

度牒是僧尼取得合法地位的凭证,也是僧尼免除赋役和远行游历的身份证明。对于度牒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从僧尼的出度、僧尼籍的编造与管理以及公文中“牒”的程式等角度,对度牒的颁授、形制及相关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敦煌石室所出的僧尼出度文书,拟对唐代度牒的申领与发放问题进行论述。

度牒出现的时间,《大宋僧史略》卷中《祠部牒附》说:“若夫稽其乡贯,则南朝有之(见高僧传)为搜扬,便生名籍。系之限局,必有凭由,凭由之来即祠部牒也。”[]赞宁所说的“凭由”因依托于“名籍”(即僧尼籍帐),寓有身份凭证的意义,故就性质而言,这种体现身份属性的“凭由”与唐宋时期的祠部牒(度牒)具有先后因袭和继承关系,因而宋人高承直言“度牒自南北朝有之”。

唐代僧尼的管理机构屡有变化,但总体来说,尚书祠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掌握着僧尼出度与名籍的管理。对于合法出度的僧尼,祠部依例颁发牒文,即为度牒,又称祠部牒。《大宋僧史略》卷中《祠部牒附》[]载:

天宝六年(载)五月,制僧尼依前两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隶主客,其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唐祠部牒皆绫素锦素细轴盖纶诰也。非官何谓),给牒自玄宗朝始也。

赞宁认为祠部给牒始于唐玄宗。但考诸史实,武后延载元年(694)敕令“天下僧尼隶祠部”,开元二十五年诏“僧尼令祠部检校”,天宝二载(743)玄宗又令“僧尼隶祠部”[],祠部给牒的初始时间其实并不明确。不过,从度僧“仍令祠部给牒”来看,祠部给牒显然要早于天宝六载(747)。至于度牒的形制,由于是尚书祠部所出,故用“绫素锦素细轴”制作而成,大致与朝廷的诏令文告相类似。

度牒既为度僧的凭证,故遵照官方公认的度僧方式,依例即可获得祠部颁发的牒文。按唐制,朝廷认可的“公度”方式大体有试经度僧(策试经业)[]、特恩度僧(皇帝诏敕恩度)、进纳度僧(缴纳钱物)三种[]。需要说明的是,特恩度僧尽管是皇帝在特定时期诏告天下、布施恩泽的度僧方式,但在操作的过程中亦非常注重经业的策试。《不空表状集》卷2请降诞日度僧五人制一首》[]略云:

行者毕数延年五十五 无州贯,诵梵本贤护三昧经一部,并诵诸陀罗尼,请法名惠达,住庄严寺。

行者康守忠年四十三 无州贯,诵经一百二十纸,并诵诸陀罗尼,请法名惠观,住东京广福寺大弘教三藏毘卢舍那院。

行者毕越延年四十三 无州贯,诵梵本楞伽经一部,诵金刚般若经并诸陀罗尼,请法名惠日,住庄严寺。

童子石惠璨年十三 无州贯,诵梵本大吼雀王经一部,诵随求陀罗尼并经,请法名惠光,住西明寺。

童子罗诠年十五 无州贯,诵梵本出生无边门经,诵随求陀罗尼咒并经,请法名惠俊,住西明寺。

以上五人[]定于代宗皇帝的生日(“降诞日”)受度,显然属于特恩度僧之列。尽管如此,五人研习、诵读的佛经(如陀罗尼经等)均一一标注出来,正说明特恩度僧亦十分注重对受度者“经业”的考察。又《请降诞日度三僧制一首》中,罗文成、罗伏磨、童子曹摩诃三人亦在“降诞日”受度,其中罗文成诵《金刚般若经》、《起信论》、《菩萨戒经》,童子曹摩诃诵《法花经》一部,唯罗伏磨以“宝应功臣武挍尉守右羽林军大将军员试大常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的身份受度,或许真正享受到了皇帝降诞日“特恩”度僧的好处。

进纳度僧是为解决经济困境和财政危机而实行的一种以交纳钱财为前提条件的出度方式。《大宋僧史略》卷下《度僧规利》载:“唐肃宗在灵武新立,百度惟艰,最阙军须,因成诡计。时宰臣裴冕随驾至扶风,奏下令卖官鬻度。僧尼道士以军储为务,人有不愿,科令就之。其价益贱,事转成弊。鬻度僧道,自冕始也。”[⑩]赞宁所说的“鬻度僧道”,其中就包括了进纳度僧。P.4072(3)《乾元二年(759?)新度僧道张嘉礼等纳钱告牒》[11]云:

(前缺)

1.合管内六军州新度未得祠部告牒僧尼道士女道士,已奏未

2.伯陆拾陆人,计率得写告牒钱,共当壹阡肆伯陆拾伍贯伍

3.伯贰拾柒人僧,壹伯陆拾玖人尼,壹伯叁拾柒人道士,叁拾叁人女道士

4张嘉礼年拾伍 法名□□ 沙州  敦煌县  神沙乡  灵□ 兄庆为户

             (后缺)

此件第4行钤有“尚书祠部之印”多方,可知为祠部所属官文书之一。牒文中管内六军州内新度僧、尼、道士、女道士666人,共交纳“写告牒钱”1465.5贯,大致平均每人交纳2.2贯(2200文)钱即可领到祠部颁发的度牒。比照乾元三年(760)年“米斗至一千五百文”[12]的物价,僧尼道士交纳的“告牒钱”并不算高。与此相关的文书还见于P.3952乾元二年(759)新度僧道罗法光等纳钱告牒》[13]中:

     (前缺)

1.  率得写告牒钱共当壹阡

2. 柒人僧,壹伯陆拾玖人尼,壹伯叁拾柒人道士

3. 罗法光年拾玖 法名明严,沙州 敦煌县 从化乡慕道里 口口为户。

4. 以前侍御史判凉州长史杨休明奏,奉乾元元年□

5. 月六日敕,委臣勾当前件道僧告牒,各勒纳钱□

6.□并令所度人自写,差使送付所司,其了限,各听

7. 本司勾当使审自商量奏闻者。臣准以今年正月□

8. 一日奏请,限三月卅日奏毕。天书焕然,特蒙允许。□

9. □道应度人等,或先未经奏,或敕以颁行,祠部告

10.  请授,臣以准敕勘责,各具乡里户贯姓名、法号

11.  配寺观,谨件如前。其钱各令军州长官征纳,别

12.  贮讫。其告牒续勒自写,差使送付所司

13.  所司勘会,准充元敕处分。

(后缺)

此件第12行残存“写告牒钱”及新度僧尼道士人数与上件P.4072号完全相同,第3行亦钤“尚书祠部之印”多方[14],罗法光所属年龄、法名、乡贯、户主等事项,格式上与P.4072所见张嘉礼的信息相同。且从书法笔迹来看,此件与P.4072甚为相似。由此看来,上述两件纳钱告牒是内容上密切相关的同类文书,甚至很有可能,此二件原本就是一卷文书[15]。据牒文可知,罗法光是沙州从化乡人,从化乡的居民主体为安、康、曹等昭武九姓及西域诸胡为。从化乡中的罗氏,“应出自粟特地区南面相邻接的吐火罗”[16]。前引《请降诞日度三僧制一首》中的罗文成,年三十,“贯土火罗国”[17],即为例证。这样看来,罗法光应是已经汉化的吐火罗人。又S.2729《吐蕃辰年(788)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所见灵修寺名下尼姑中亦有罗法光。从池田温将P.3952定名为《唐乾元二年(759?)沙州罗法光纳钱尼告牒》来看,显然认为是同一人,是时罗法光已经48岁了。

从牒文来看,河西节度使帐下的凉州长史杨休明[18]负责管内六州新度僧道告牒钱的征收以及勘责、审核受度者自己填写的个人信息(如姓名、年龄、法名、经业、乡贯、户主、所配寺观等),待核实无误后,上报尚书祠部,祠部“勘会”后,依次给受度者颁发度牒。考虑到是时肃宗平叛因“用度不充”而采取的“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19],以及河西节度管内新度僧道纳告牒钱的背景,那么此次的祠部给牒自然难以摆脱“空名度牒”的嫌疑。

值得注意的是,凉州长史杨休明“勾当僧道告牒”,在新度僧道与尚书祠部之间无疑起着中间纽带作用。甚至可以说,受度者能否及时有效地获得度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杨休明的作为与态度。不可否认,P.3952罗法光等纳钱告牒》确实具有安史之乱的战时背景,但其反映的度牒申请与颁发程序其实具有普遍意义。特别是唐后期,地方州府在僧尼出度及申请度牒的环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太和四年830)尚书祠部请申禁僧尼奏》[20]云:

起今已后,诸州府僧尼已得度者,勒本州府具法名俗姓,乡贯户头,所习经业,及配住寺人数,开项分析,籍帐送本司,以明真伪。 ……又诸州府僧尼籍帐,准元敕十年一造,今五年一造。又天下僧尼冒名及非正度者,缘经恩赦,自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敕前,无凭追勘。自今已后,伏请切加禁断。先度者具名申省,省司各给牒知,为凭入籍。又正度僧尼,并列于省司请告牒。其僧尼童子,自今已后,不得令私度。

祠部奏文中除了禁止僧尼冒名、非正度、私度等事项外,还强调了僧尼籍帐管理的流程:即“正度僧尼”(官方认定的新度僧尼)——“具名申省”(地方州府代受度者向尚书省祠部司申请度牒,内附受度者所有信息)——“省司给牒”(尚书省祠部司颁发度牒)——“为凭入籍”(根据度牒将受度者列入僧尼籍中)。在这个流程中,地方州府在“正度僧尼”和“具名申省”两个环节中无疑都起着重要作用。这在《唐会要》卷48《议释教下》[21]亦有体现:

大中六年十二月,祠部奏:……其官度僧尼,数内有阙,即仰本州,集律僧众同议。拣择聪明有道性,已经修炼,可以传习参学者,度之。贵在教法得人,不以年齿为限。若惟求长老,即难奉律仪。剃度讫,仍具乡贯姓号申祠部请告牒。

尚书祠部的建议,核心是将度僧权正式交给地方州府。诸州“官度僧尼”如有阙员,地方官可邀请本州的僧中大德,集中商议,结合“所习经业”,选出“聪明有道性”、“可以传习参学者”得度为僧,然后依例写明“乡贯姓号”,仍由州府申请祠部告牒。

以上论述表明,度牒的发放虽由尚书省祠部司掌管,但在具体操作中,地方州府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毕竟,受度者的“乡贯户主”信息,祠部无法亲自核实,故而只能依赖于地方州府的“勘责”与审核。出于预防僧尼冒名、滥度以及私度者混入“官度”等方面的考虑,祠部客观上确实需要地方州府的配合与参与,以便确保度牒发放的公正合理。但反过来说,地方官府对于度牒发放的渗透与参与,事实上也为僧尼的滥度、度牒的滥授与出卖埋下了隐患。特别是中唐以后,随着唐王朝的逐步衰落和地方割据与自治倾向的增长,中央王朝“再也没有一套行政法能具有初唐法律的那种绝对权威,而且中央政府也承认它再也不可能取得这种统一的原则了”[22]。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藩镇为扩充实力,往往自置佛堂,广度僧尼,出卖度牒,获取厚利,以至于出现了徐州节度使王智兴“奏置戒坛于临淮佛寺,先纳钱后与度”的现象。宋人赞宁评论说:“自唐末已来,诸侯角立,稍阙军须,则召度僧尼道士先纳财,谓之香水钱,后给公牒云。”[23]是时僧尼的出度、度牒的发放已经达到了“伪滥”、泛滥的程度。

僧尼的出度及授度牒,敦煌石室出土的汉文写本文书提供了沙州(敦煌)地区的度僧景象,这与中原内地的情况略有不同。P.5579(16)《吐蕃时期僧尼名录》[24]云:

1.□□俗名孙荣子,上乞心儿印,巳年 酉年六月至沙州。

2.□藏俗名宋盈金,上纥结罗印,未年十二月廿二日 僧统纥谦赞度,□年□月廿□日。

3. □己俗名索文奴,宰相论纥颊藏印,申年正月对  寺僧统仓孙罗度,酉年六月至沙州上。

4.法惠俗名佛奴,宰相尚乞心儿印,酉年二月廿五日到甘州,僧统遍执度,酉年七月至沙州上。

5.智秀俗名樊和和,上乞心儿印,申年十二月对廓州僧统度行,            上。

6.法如俗名董晏奴,尚乞心儿印,未年十月廿日□□僧统度行,正月一日至沙州。

7. □觉俗名侯苟子,宰相论勃颊藏印,未年十月对肃州僧统行,申年正月一日至次。

8. 法高俗名张太平,上乞心儿印,未年十月对肃州教授度下,申年二月一日至沙州。

(后缺)

此件所存8名僧尼信息中,其出度及入籍格式完全相同,大体包括法名、僧名、尚论印、出度地、出度僧及入籍时间等事项。尽管8名僧尼在不同的地方(沙州、甘州、廓州、肃州)受度,但均由当地的名僧大德(如僧统、教授)主持剃度,此后分批来到沙州。文书中提到的上(尚)乞心儿印、论勃颊藏、上(尚)纥结罗印,当为度牒之印。P.3774《吐蕃丑年(821)十二月僧龙藏牒》“一大兄度女平娘,于安都督处买度印,用驴一头,牸牛一头”[25],可知吐蕃时期的度僧权控制在官府手中。作为吐蕃的王公贵族[26],宰相尚乞心儿等三人又见于P.2583《吐蕃申年(823?)沙州诸人施舍疏》中,如第2行“二月五日宰相上乞心儿福田入僧金拾伍两”。第5行“ 日宰相上讫(?)结罗福田施僧[]拾伍两”。第7-8行“十月九日宰相上乞心儿及论勃颊藏福田八头牛,价折得麴廛绢两疋,绯绢叁疋,紫绫壹疋(折绢叁疋,每牛一头得绢一疋)”[27]。尚乞心儿等人播种“福田”的施舍活动,某种意义上正是吐蕃尊崇佛教的反映。但即便如此,法惠、智秀等人受度,其过程始终有吐蕃王公贵族予以监督,由此可见吐蕃对于僧尼出度的百般重视。

归义军时期,沙州的佛教势力尽管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但在政治上已逐渐依附于世俗政权。特别是僧官的任免、升迁通常来说多由归义军长官决定,因而在政治与社会文化生活中往往要对归义军政权负责,最后实际已成为归义军的下属官吏。在这种情势下,僧尼的出度及度牒的发放,亦由归义军长官决定或控制。S.515v1《敕归义军节度使牒稿》、S.1563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敕S.4291《后唐清泰伍年(938)敕归义军节度使牒》是反映归义军度僧流程及度牒样式的三件文书,因属同类性质,故综合起来予以讨论(参见表1

以上三件文书,郝春文先生指出“应该就是证明出家者身份的凭证——度牒”[28]。其中S.515v1度牒草稿或样式[29],其年代大致在天复元年(901[30],是时归义军节度使为张承奉。S.1563S.4291是正式的实用度牒文书,前者是甲戌年(914)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张承奉以“敕”的形式颁发给邓自意的出家凭证,后者则是后唐清泰伍年(938)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德颁发给张胜莲的度牒。从官文书的形制来看,这三件文书基本一致,故可据之复原归义军时期度牒的一般内容与程式。具体来说,包括以下部分:①敕牒。即在首行款书“敕归义军节度使牒”,字体稍大,浓墨书写;②出度者名籍。通常小字书写出家人的姓名、年龄、乡贯、户主等信息;③出度原因。如“在小慕道”、“思慕空门”、“长慕幽宗”等;④道场剃度。即选择合适的道场法会,“许令出度”;⑤签署押印。末尾有归义军节度使签署,亦大字书写,笔墨较浓。S.1563虽然没有题名,但钤有“敦煌国天王印”三方,故亦符合此例。

1          归义军时期度牒程式对照表

 

S.515v1[31]

S.1563[32]

S.4291[33]

敕牒

敕归义军节度牒。

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敕。

敕归义军节度牒。

出度者名籍

敦煌郡百姓某乙男某乙年多少下。

押衙知随军参谋邓传嗣女自意,年十一岁。

洪润乡百姓张留子                      女胜莲,年十一。

出度原因

牒,得前件人状称,其男在小慕道,不乐嚣尘。

 

敕:随军参谋邓传嗣女自意,姿容顺丽,窈窕柔仪。思慕空门,如蜂食蜜。

牒,得前件人状称,有女胜莲,生之乐善,闻佛声而五体俱欢;长慕幽宗,听梵向而六情顿喜

道场剃度

今因为国荐福,大会之次,许令出度者,故牒。

今因大会斋次,准奏,宜许出家,可依前件。

今为父王忌日,广会斋筵,既愿出家,任从剃削者,故牒。

签署押印

节度判官兼御史中丞。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张。

甲戌年五月十四日。

清泰伍年二月拾日牒。

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曹元[]

度牒包含的这些内容中,出度者的名籍尤为重要,这是归义军政权加强僧尼人口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S.2669《唐年次未详[九世纪后半期]865-875)沙州诸寺尼籍》第26-27行云:“大乘寺尼应管总二伯玖人。坚法,沙州敦煌县洪池乡,姓张,俗名太娘,年七十二。” 又236-237行:“圣光寺应管尼总柒拾玖人。正忍,沙州敦煌县慈惠乡,姓王,俗名胜如,年五十一。”[34]可见僧尼姓名、法号、年龄、乡贯等信息是僧尼籍帐中的重要作用。上述三件文书中有关“某乙男某乙”、“邓传嗣女自意”和“张留子女胜莲”等信息的说明,形式上与前述张嘉礼(P.4072)、罗法光(P.3952)的情况相同,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吐鲁番新发现的《龙朔二年(622)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第3行曰:“崇道,年叁拾伍岁,十五夏,高昌县宁昌乡正道里,户主张延相男,伪延寿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度,计至今廿五年。”[35]亦详细记载僧人的年龄、乡贯、户主等信息,这在《不空表状集》所收《降诞日请度七僧祠部敕牒》、《请降诞日度僧五人制》、《请降诞日度三僧制》中均有反映。当然,这种控制人口的名籍管理,并非仅限于僧尼,从72TAM225:36(b)《唐军府卫士名籍》所见“永平府卫士胡外生,贯坊□中部县安平乡神安里,父□通”[36]的信息来看,“乡贯户主”的标注显然是名籍中的核心内容。

不唯如此,上述三件文书还提供了归义军度僧流程的若干信息。郝春文《从俗人道僧尼》指出,敦煌地区的出家程序是:由欲出家者向官府上状提出申请,官府批准后发给度牒,并将其分配到某所寺院[37]S.515v1S.1563S.4291中“得前件人状称”、“准奏”、“可依前件”表明,受度者此前似曾通过“状”、“奏”等文体向归义军官府提出申请[38]。但从“其男在小慕道”、“有女胜莲”来看,申请出度的“奏”、“状”其实是由他们的父亲完成的,这很可能由于三位受度者年龄偏小的缘故。S.1563S.4291所见邓自意和张胜莲均为11岁,S.515v1中“某乙男某乙”的年龄不详,参照《请降诞日度僧五人制》“童子石惠璨年十三”、“童子罗诠年十五”而得度为僧的现象,上述三件文书亦是归义军时期童子受度情况的反映,对于理解唐代度僧中的童行制度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讨论至此,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唐代尚书祠部颁发的度僧告牒是何形制,究竟包含哪些要素?日本学者中村裕一依据《唐公式令》中的“牒式”,结合《不空表状集》中收录的尚书祠部牒不空三藏的公文,对度牒的形制作了初步探讨[39]。张弓认为《降诞日请度七僧祠部敕牒》是一件完整地显示了请度与审批程序的度牒[40],现移录如下:

降诞日请度七僧祠部 敕牒一首[41]

1.无名僧慧通年五十五 绛州 曲沃县,俗姓王,  无籍,请住千福寺。

2.慧云年二十三 京兆府 长安县,俗姓段,  无籍,请住大兴善寺。

3.僧慧琳年三十 虢州 阌乡县 方祥乡 阌乡里,俗姓     何,名光王,兄昢为户,请住兴善寺。

4.僧慧珍年卅三 京兆府 万年县 洪洞乡 福润里,俗姓王,名庭现,伯高为户,请大兴住善寺。

5.僧法雄年廿八 京兆府 富平县 赤阳乡 毘    山里,无籍,请住静法寺。

6.僧法满年十八 京兆府 万年县 崇德乡 文   圆里,俗姓胡,祖宾为户。

7.僧慧琎年四十。

8.  右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奏,上件僧等,自出家来,常寻法教,

9.   不阙师资。戒行精修,实堪为器。比虽离俗,迹昌私名。今因

10.  陛下开降诞之辰,朝贺欢欣之日,伏请官名以为正度,用资

11.  皇祚,以福无疆。如 天恩允许,请宣付所司。

12.中书门下  牒祠部。

13.牒,奉 敕宜依。牒至,准敕。故牒。

14.                 广德二年十月十九日。

15.中书侍郎平章事杜鸿渐

16.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

17.黄门侍郎平章事王使

18.检校侍中李使

19.检校右仆射平章事使

20.大尉兼中书令使

21.尚书祠部  牒三藏不空。

22.牒,奉中书门下  敕牒,如右。牒至,准 敕。故牒。

23.                  广德二年十月十九日, 令史 牒。

24.                                       主事

这件《祠部敕牒》分三部分:第1-11行为不空“请度七僧”奏,奏文中详列七僧名籍,内含姓名、年龄、俗名、乡贯、户主、请主寺等信息,这与乾元二年(759)凉州长史杨休明奏请告牒亦相类似。从不空所言“自出家来”,“迹昌私名”来看,慧通、慧云等7位僧人当为私度出家,鉴于他们“戒行精修,实堪为器”,故陈请于降诞日为慧通等7僧恩赐正度。第12-20行为中书门下颁示祠部的敕牒,内附三省长官(宰相)签署。第21-24行为尚书祠部颁示三藏不空的敕牒,内中传达中书门下的批示,即准许七僧接受官方正度。综合上述内容,此件《祠部敕牒》似可定名为《降诞日不空请度七僧奏并批答》,其最核心的内容应是不空陈请七僧正度的奏文。考虑到度牒是颁发给僧尼个人的身份凭证及衍生的免除赋役、远行游历的功用,上述《祠部敕牒》显然不是度牒。但是,它对唐代度牒格式的复原仍有积极意义。

首先,《祠部敕牒》第1-7行的僧尼名籍,应是度牒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前引太和四年祠部奏文中,明确提到诸州府僧尼得度者,要求本州府“具法名俗姓,乡贯户头,所习经业,及配住寺人数,如实报送祠部,“以明真伪”[42]。这是僧尼籍帐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在归义军时期的度牒中亦有体现。

其次,《祠部敕牒》第23-24行的尾部签署“广德二年十月十九日,令史牒”、“主事”所见的年月日、“令史”、“主事”等信息,同样适用于度牒尾部的官员签署。尽管从功用来说,度牒起着身份凭证的意义,但论其实则为唐代的“牒式”公文。P.2819《唐开元公式令》[43]21-27行云:

21.牒式

22.尚书都省   为某事。

23.某司云云。案主姓名,故牒。

24.          年月日。

25.                        主事姓名。

26.左右司郎中一人具官封名。令史姓名。

27.                        书令史姓名。

两相对照,《公式令》第24-27行的内容,大体与《祠部敕牒》中的尾部签署(第23-24行)对应。度牒由于是祠部颁发,故《公式令》第22行、第26行中的“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可相应地替换为“尚书祠部”、“祠部郎中(员外郎)”。按唐制,尚书省祠部司设有祠部郎中、员外郎各一员,“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44],另有主事2人,令史5人,书令史11人。这些官员由于通常在祠部颁示、宣付的释门僧尼牒文中都能看到(参见表2),因而祠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令史的连署,在尚书祠部的“牒式”文书中具有普遍意义。故可推知,祠部颁发的度牒,其尾部官员签署亦应如此。

2                  唐尚书祠部牒签署表

公文

尚书祠部牒

祠部牒签署(郎中/员外郎/主事/令史)

材料出处

制许搜访梵夹祠部告牒

尚书祠部 []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

乾元元年三月十七日,令史门贵牒/主事唐国兴/员外郎韦少游

大正藏/828

制许翻译经论祠部告牒

尚书祠部 []大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

乾元元年六月十八日,令史门贵牒/主事唐国兴/员外郎韦少游

大正藏/829

请置大兴善寺大德四十九员敕

尚书祠部 牒三藏不空

广德二年二月六日,令史蔺玼牒/主事何漪/员外即(郎)岑参

大正藏/831

请再译仁王经制书

尚书祠部……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牒

永泰元年四月四日,令吏(史)张济牒/主事杨献/郎中崔漪

大正藏/831

请广智三藏登坛祠部告牒

祠部 牒兴善寺

大历六年四月九日令史遐 /主事钊意/郎中董晋

大正藏/838

请超悟法师于化度寺修六菩萨讲制

祠部 牒大广智不空

大历七年八月四日,令史尚秀牒/主事刘义/即(郎)中褚长孺

大正藏/841

祠部 牒上都章敬寺新罗僧法清

元和二年二月日,令史潘伦牒/主事赵参/员外郎周仲孙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45]/184-185

这样一来,唐代度牒形制的基本轮廓似可大致勾勒出来。结合前面的讨论,祠部颁发的度牒样式或可复原如下:

1.尚书祠部 

2.    僧××年××俗名××贯××州()××县××乡××里××为户,

请住××寺

3. 为某事云云。故牒。

4.         ××年××月××日   令史××牒

5.                               主事××

6.               [][]郎中(员外郎)××

需要说明的是,“为某事云云”是依据《公式令》第22行“为某事”而复原出来的,其意当是牒文事由的简要说明。参照《不空请度七僧奏》和归义军时期的度牒程式,大致应有佛法旨趣和受度事宜的描述。反过来说,这样的复原是否准确,尚需有关史料和实物的进一步佐证。

 

 

 

 



[] []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法藏馆,1957年,第29-94页;[]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同朋社,1982年,第19-82页;曹旅宁:《唐代度牒考略》,《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74-77页;曹旅宁:《试论宋代的度牒制度》,《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第52-56页转61页; []中存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中文出版社,1991年,第420-437页;[]竺沙雅章:《寺院文书·度牒》,池田温主编《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卷》,大东出版社,1992年,第589-594页;曹旅宁:《南北朝隋唐五代僧籍制度探究》,《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第115-118127页;曹旅宁:《宋元明清僧籍制度概说》,《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73-77页;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78-387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20页;白文固:《元代的僧籍管理》,《佛学研究》1999年,第327-330页;白文固:《宋代僧籍管理制度管见》,《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2期,第120-127页;周奇:《唐代国家对僧尼的管理——以僧尼籍帐与人口控制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8-19页;孟宪实:《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36-143页。

[] No.2126《大宋僧史略》,《大正藏》第54册,第246页。

[] No.2126《大宋僧史略》,《大正藏》第54册,第246页。

[]《唐会要》卷49《僧尼所隶》,中华书局,1955年,第859-860页。

[] 关于试经度僧,白文固《唐宋试经剃度制度探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8期,第31-36页)一文论述甚详,可参看。

[] []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法藏馆,1957年,第29-59页。

[] No.2120《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大正藏》52册,第835-836页。

[] 日本学者池田温指出,以上五人均无籍贯,从其姓氏来看,“可以视为胡姓而系从中亚西亚来的迁居者”,其中43岁而以汉语命名的康守忠亦注为“无州贯”,由此“便可窥见理应附籍者却被忽视过去了的情形”。考虑到此牒是中书门下发往祠部的实用文本,“以这种中枢的公文书看,通用无籍的注记,这事实雄辩地说明,当时从籍帐中的脱漏是如何的普遍化,以及对此所施加的制度上的抑制,又是怎样的无效”。参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泽铣译,中华书局,2007年,第191-192页。

[] No.2120《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2,《大正藏》52册,第836-837页。

[] No.2126《大宋僧史略》,《大正藏》第54册,第252页。

[11] 图版参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4页;此件文书,唐耕耦、陆宏基定为乾元元年(758),日本学者池田温定为乾元二年(759),此从之。参见《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60页;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347页。

[12]《旧唐书》卷10《肃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58.

[13] 此件文书,竺沙雅章定为乾元元年(758);唐耕耦、陆宏基定名为《请准乾元元年(758)敕假授新度僧道罗法光等度牒状》;池田温定名为《乾元二年(759?)沙州罗法光纳钱尼告牒》;《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分为两件,前者定名为《关于道僧告牒及“各勒纳钱”之事送付祠部会勘残牒》和《乾元元年(758)杨休明奏》;后者定名为《罗法光受度告牒》和《乾元元年侍御史判凉州长史杨休明奏》。参见《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同朋社,1982年,第20-21页;《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第307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61-62页;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346页。

[14] 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2年,第307页)指出,“全件有朱文印七方,陈祚龙释文为‘中书门下之印’,而法国目录则释文为‘尚书祠部告身之印’”。

[15] 唐耕耦、陆宏基指出,这两件文书笔迹相同,内容又相似,很可能是一件,或者是两件密切相关的文书。如果两者原是一件,则此件(P.4072)在前,下件(P.3952)在后。参见《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释录》第四辑,第60页。

[16] []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载《唐研究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5页、第60页(注56)。

[17] No.2120《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2,《大正藏》52册,第836

[18] 乾元年间,河西节度使为杜鸿渐(参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第1224页),杨休明既为凉州长史,当在河西使主杜鸿渐帐下驱使。《新唐书》卷67《方镇四》载:“景云元年,置河西诸军州节度支度营田督察九姓部落、赤水军兵马大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副使治甘州,领都知河西兵马使。”(中华书局,1975年,第1861-1862页)P.4072(3)“合管内六军州”当不出以上七州。按唐制,凉州为中州,置有长史一人,正六品上,品级似不高,但却是上佐三官之一。《通典》卷33《总论郡佐》称:“凡别驾、长史、司马,通谓之上佐。”(中华书局,1988年,第910页)盖在州府僚佐中品位最尊,故有“上佐”之称。上佐之职司,《唐六典》卷30《三府都护州县官吏》谓“掌贰府州之事,以纪纲众务,通判列曹,岁终则更入奏计”(中华书局,1992年,第747页),可知其权责甚重。如果府州长官阙人,或亲王为都督、刺史时,上佐通常代行府州事务(参见严耕望《唐代府州僚佐考》,氏著《唐史研究丛稿》,新亚研究所,1970年,第105-115页)。以此来看,杨休明以“侍御史判凉州长史”,权责其实不低,故钦奉王命,主持管内六州僧道告牒之事。广德二年(764)年,吐蕃攻陷凉州,河西节度使杨志烈逃至甘州,永泰元年(765)为沙陀所杀,杨休明继任为河已西副元帅。P.2942《唐永泰元年至大历二年(765-766)河西巡抚使判集》所收判文云:“瓜州既许相资,计亦即令付了。休明。肃州少物,今请回易皮裘。”这里“休明”是判文署名,即杨休明。永泰二年(766),吐蕃攻陷甘州。夏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是时已为河西节度使。大历二年(767),周鼎接替杨休明为河西节度使,可能杨休明已卒。《全唐文》卷50《赠杨休明等官诏》“故河西兼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赠太子太保杨休明”云云。此次赠官,《旧唐书·德宗纪》系于建中三年(782),当是德宗对杨休明执掌河西以来抗击吐蕃、拱卫唐西陲边境的褒奖。

[19]《新唐书》卷51《食货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347页。

[20]《全唐文》卷966《请申禁僧尼奏》,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32页。

[21]《唐会要》卷48《议释教下》,中华书局,1955年,第843-844页。

[22] []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0页。

[23] No.2126《大宋僧史略》,《大正藏》第54册,第252页。

[24] 图版参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74页;录文参照池田温主编《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卷》,大东出版社,1992年,第610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207页,唐耕耦定名为《吐蕃占领时期具僧法惠等状残片》,施萍婷定名为《僧尼名簿残片》,中华书局,2000年,第336页。

[25]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397页。

[26] 吐蕃高级官员名号中,往往以“尚”、“论”形式出现,即在名前冠以“论”或“尚”字。论,一般指与王室有直接亲属关系的大臣;尚,是和王室通婚的各大贵族出身的官员。其中尚乞心儿亦名尚乞律心儿,是吐蕃攻占沙州的军事统帅,历任吐蕃瓜州节度使、宰相兼东道节度使、中书令等职,他曾在敦煌城内建圣光寺,P.2765(P.t.1070)《圣光寺功德颂》即为他而写,官号“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参见邵文实《尚乞心儿事迹考》,《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2期,第16-23页;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348页。

[27] 图版参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录文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64页;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400页。

[28]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页。

[29] 唐耕耦、陆宏基指出是度牒样式,郝春文认为是度牒草稿。参见《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63页;《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3页。

[30]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3页。

[31] 录文参见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3页。

[32] 录文参见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七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58-260页。

[33] 录文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第65页。

[34]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430页、第434页。

[35]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第60-61页。

[36]《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59页;《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22页。

[37]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第20页。

[38] 俗人出度为僧,首先要向归义军官府上状提出申请,这在S.5953《奉唐寺依愿上令公阿郎状》中亦有反映:“伏缘依愿先有志愿,为报父母深恩,募求出家。期时忧惶怖惧,虑恐苦果难周,遂于宕窟诸佛御前重发鸿誓。若得披于法服,剃度为僧,并严戒品,心愿周圆,许燃一指,酬诸佛之加威,答谢令公阿郎之大造。伏蒙恩煦,怜念容情,特赐剃度,兼惠三衣,处分令于奉唐寺勾当。”这里“令公阿郎”即归义军长官。状文中依愿的出家,得到了令公阿郎“特赐剃度”的答复,并分配到奉唐寺为僧。参见《英藏敦煌文献》第9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9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第11页。

[39] []中存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中文出版社,1991年,第420-437页;

[40] 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0-381页。

[41] No.2120《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1,《大正藏》52册,第831页;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349页。

[42]《全唐文》卷966《请申禁僧尼奏》,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32页。

[43] 图版参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63页;录文参见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第222-223页。

[44]《旧唐书》卷43《职官二》,第1831页。

[45]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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