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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与僧一行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3-08-22)

(陈金凤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研究中心 ) 摘要:唐玄宗为重振李唐统治,对武周政治“拨乱反正…

 

 

 

 

陈金凤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研究中心 

 

摘要:唐玄宗为重振李唐统治,对武周政治“拨乱反正”,将僧一行征之入朝。僧一行入朝后,遵照玄宗的政治意图与话语进行备顾问、出使、译著密教经典、编制天文历法等活动,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唐玄宗与僧一行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一般君王与僧侣的关系,还有相当密切的政治关系。这一政治关系,不仅是唐玄宗宗教政治的反映,也是僧一行宗教品格的表现,对唐玄宗朝的“三教齐重”政策和唐密的发生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唐玄宗   僧一行   政治   密宗   宗教政策

唐玄宗李隆基不仅是象征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峰“开元盛世”的缔造者,也是密宗(唐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护持者,创造了密宗在中土传播和发展的新局面。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唐玄宗的政治考量与格外重视,本为禅宗僧侣的僧一行(683-725)成为唐玄宗时代中土密宗的开创者之一。唐玄宗与僧一行的关系,是研究唐代密宗的饶有趣味的重要问题之一。一直以来,尽管有研究者不断提及两者关系[1],但均侧重于宗教的方面,而对他们基于政治的关系则关注不多。事实上,玄宗与一行的关系,主要是基于政治的。本文即着重揭示他们的政治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僧一行宗教活动的的作用与影响,或能从一个新层面认识和理解唐玄宗时代宗教的政治特色与密宗迅速发展的原因。

 

 

开元五年(717),唐玄宗派一行的族叔礼部郎中张洽到湖北去强请一行入京。一行至京,简单“面试”之后,即受到玄宗的特殊优待,待以师礼,成为玄宗朝第一个征召入京的佛教人物。唐玄宗之所以强征僧一行入朝,已有的研究认为是:一是一行的才能与声誉,二是玄宗修订天文历法的需要[2],三是玄宗发展密教的需要(要一行参译密教典籍)。笔者认为,玄宗当时诏征一行,既不是为了修订天文历法,也不是为了发展密教(后文将论及);固然有僧一行才能与名声的因素,更主要的则是玄宗出于重振李唐政权的政治考量的结果。

据《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载,一行,俗姓张,名遂,魏州昌乐(今河北大名县东)人。张遂自小聪敏好学,长期在京城长安修学,到20岁时,已经博览经史,尤其精通阴阳五行之学。他曾在数日之内写成《大衍玄图》及《义诀》各1卷,比较精巧地阐释出了汉代扬雄晦涩难懂的《太玄经》,得到博学多闻的道士尹崇的赞誉,称之为“后生颜子(孔子弟子颜回)”。张遂由此以学识渊博而饮誉京师长安。当时正值武则天专权执政,她的侄子武三思位炙手可热,被封梁王,历任夏官尚书、天官尚书、春官尚书等职,监修国史等。武三思为了自己的利益,也积极拉拢文人墨客,多次致意张遂,请与结交,张遂却逃匿以避之,寻出家为僧。《宋高僧传》卷五《一行传》对张遂出家过程另有一番解释,云:因遇普寂禅师大行禅要,归心者众,乃悟世幻,礼寂为师,出家剃染。依据这一说法,张遂不是消极、被迫出家,而是通过接触释普寂,契入佛法,看破红尘,从而有积极、主动出家之举。[3]张遂礼普寂为师,普寂赐之法名“一行”。普寂是禅宗(北宗)六祖神秀的大弟子,长期驻锡嵩山会善寺,名望特高。据敦煌残卷《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时人赞称:普寂禅师,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众口共传,不可思议。又据唐人李邕撰《大照禅师(普寂)碑》,普寂本人暗以禅宗七祖自许,临终前遗言门人,曰:吾受托先师,传兹密印。远自达摩菩萨导于可,可进于粲,粲钟于信,信传于忍,忍授于大通(神秀),大通贻吾,今七叶矣!一行作为普寂的弟子,名声自然也不小。一行在嵩山修禅期间,又以刻苦好学、博闻强记、学识不凡闻于僧众。《宋高僧传》卷五《一行传》载:“(一行)所诵经法无不精讽。寂师尝设大会,远近沙门如期必至,计逾千众。时有徵士卢鸿隐居于别峰,道高学富。……大会主事先请鸿为导文序赞邑社。是日鸿自袖出其文,置之机案。钟梵既作,鸿谓寂公曰:‘某为数千百言,况其字僻文古,请求朗俊者宣之,当须面指擿而授之。’寂公呼行,伸纸览而微笑复置机案,鸿怪其轻脱。及僧聚于堂中,行乃攘袂而进,抗音典裁一无遗误。鸿愕视久之,降叹不能已,复谓寂公曰:‘非君所能教导也,当纵其游学。自是三学名师罕不咨度。”一行远涉江南,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从一位隐名的大德研习数学,工巧明的造诣因而更深厚。后来,又回到荆州当阳玉泉寺,从师“悟真”[4]修习律宗经论,前后6年,颇有收获。一行转学多师,学识深厚,名闻遐迩。唐人李华《荆州南泉大云寺故兰若和尚碑》称:“一行禅师服勤规训,聪明辨达,首当其时。”毫无疑问,一行才能卓异,诚为当时佛界的杰出人物。

不过,唐玄宗诏征僧一行,似乎并不是出于对一行才能的考虑。据《宋高僧传》卷五《一行传》载,玄宗将一行请入皇宫后,曾问他有什么本领。一行回答说:“略能记览,他无所长”。玄宗便叫宦官拿出一本宫女名册,一行浏览一过,便能掩卷背诵,无一遗漏。玄宗大惊,称赞一行为圣人。这表明玄宗对一行的才能在一行入朝之前事实上并不太清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玄宗征一行入京,并没有在天文学、佛学上借重的意思。换言之,玄宗征一行入朝的主要原因并非因其才能。

事实上,玄宗征一行入朝,贯彻的是登基不久即确立的“开元”政治的思想:为重振李唐皇权,拨反武则天之政,积极诏征有功于李唐、忠于李唐、受到武周朝压制或打击的各色人物。《旧唐书》八《玄宗纪上》:开元五年,玄宗下敕:“武德、贞观以来勋臣子孙无位者,访求其后奏闻;有嘉遁幽栖养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荐。”无疑,一行是相当符合这一敕令要求的。其一,一行曾祖父(或说祖父)张公谨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功臣。死后被封为郑国公,图形于凌烟客。父亲张檀,曾任武功令。至一行时,尽管其家族已经衰落,但在门阀政治意识依然十分强劲的唐朝,仍不失标榜的意义。其二,当武三思藉武则天之势而专擅威福时,主动与一行结交,一行却鄙夷其行径,拒而逃之。一行诚为正直之士,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反武则天专政(忠于李唐皇室)的一个明显表现和政治符号。其三,神龙元年(705)武则天退位,唐睿宗李旦即位后,曾遣东都留守韦安石礼征聘一行,但一行称疾坚辞。玄宗能把一个忠于李唐却曾拒绝与前朝合作的人物迎至宫廷,自是一大治绩,也是明君象征。其四,一行是普寂名下的高足,将他迎至辇下,表示出他对佛教的一种政治态度。考虑到玄宗在开元初期对佛教的大力限制乃至打击,就可明白其中特别的意义:佛教人士如果反对或危害皇权统治,就会遭受严重的打击。相反,如果对唐皇室忠心,则可以受到重视。通过引用僧一行,可以向佛教界表明,只要其对帝室忠心,还是大有出路的。

《宋高僧传》卷五《一行传》载,当一行诏征入京后,“睿宗、玄宗并请入内集贤院,寻诏住兴唐寺”。《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二》曰:“集贤殿院。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谋虑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这正表明,玄宗诏征一行入京,本意是让一行进入政府机构,以服务于皇权政治的。只不过一行对做官不感兴趣,玄宗只得让他继续做僧侣。

简言之,玄宗之所以要强征一行,一方面是超然物外的一行不愿受朝廷征辟,另一方面是玄宗看中了一行身上的特别政治价值——极其符合对武周“拨乱反正”的开元政治精神,同时也是对自己在登基之初推行限制佛教政策的特别宣示:佛教人物忠诚于李唐皇权,不仅不会受到限制、打击,相反还有很好的出路,会受到朝廷的格外重视。

 

 

僧一行自开元五年入京至开元十五年圆寂的十年间,一直为唐玄宗所尊敬并予以重用。僧一行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唐玄宗一朝的政治领域,其活动也赋予了比较多的政治色彩。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的僧一行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备唐玄宗顾问国事。《旧唐书》卷一九一《僧一行传》称:“一行至京,置于光太殿,数就之,访以安国抚人之道,言皆切直,无有所隐。开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敕有司优厚发遣,依太平公主故事。一行以为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其礼。又太平骄僭,竟以得罪,不应引以为例。上纳其言,遽追敕不行,但依常礼。其谏诤皆此类也。”又,《宋高僧传》卷五《一行传》:“寻乃诏对无恒,占其灾福,若指于掌,立多补益。”“玄宗在大明宫,从容密问社稷吉凶并祚运终毕事,行对以他语。帝询之不己,遂曰:‘陛下当有万里之行。’又曰:‘社稷毕得终吉。’帝大悦。复遗帝一金合子,形若弹丸,内贮物,撼必有声,发之不得,云:‘有急则开。’帝幸蜀,仓黄都忘斯事,及到成都,忽忆启之,则药分中当归也。帝曰:‘伊药产于此,师知朕违难至蜀当归也。’复见万里桥,曰:‘一行之言,信其神矣。’命中官焚香祝之,乃告谢也。”另外,据说开元十五年(727),一行行将寂灭时,曾给皇帝留下了一封信:有一天,千万不要用宗子做相,蕃臣做将。后来李林甫在朝廷内独揽大权,安禄山、史思明引发“安史之乱”。这一说法也表现出一行对国家政治的责任意识。

二是奉朝廷政令负责处理有关禅宗的一些事项。据《金石萃编》卷七七《少林寺碑》载,开元十一年(723)十二月,有旨付一行禅师,赐少林寺镌勒唐玄宗所书“太宗文皇帝御书”石碑,以明示在当时朝廷令检括天下寺观田时,少林寺系先朝所赐田碾,不令官收。另外,留传下来的少林寺文献说,开元十年(723),僧一行奉玄宗之命到少林寺修建玉殿,僧一行精心设计了一座梵天宫殿,雕工极其精湛,使之悬日月光华,建佛地园林,动烟云气色,少林寺面貌焕然一新。此外,一行作为僧界的代表人物,又本是禅宗信徒,因此也亦公亦私地参加禅宗的活动。其所作《答张燕公书》,就是以度门寺僧众的身份,回报宰相张说《与度门寺禅众书》的禅门文献。又《宋高僧传·道氤传》载:“一行禅师国之师匠,过虑将来佛法谁堪扦御?谁可阐扬?奏召天下英髦、学兼内外者集于洛京福先寺,大建论场,氤为众推许,乃首登座,于《瑜伽》、《唯识》、《因明》、《百法》等论,竖立大义六科,敌论诸师茫然屈伏。一行惊异曰:‘大法梁栋,伊人应焉。余心有凭,死亦足矣。’” 正因为僧一行出身于禅宗,又一直不忘禅宗,即使在笃诚奉行密宗之后,仍被视为禅宗的重要代表。身为宰相而奉行禅宗的张说,一直把一行视为当代禅宗的人物。唐玄宗在一行圆寂后谥之为“大慧禅师”,也无疑是把他当成禅宗人物的。至于禅宗本身尤其如此,《宋高僧传》“一行本传”称一行在圆寂之前曾神密地回访乃师普寂,就是一个形象的说明。

三是奉命唐玄宗之命参与密宗经典的译注活动。开元四年(716)善无畏来华。翌年,僧一行即拜他为师,接受胎藏、持明密法。李华《善无畏三藏碑铭并序》载:“禅师一行者,定慧之余,术穷天地,有所未达,谘而后行。”开元八年(720)金刚智来华,一行又从他受金刚界密法。《真言付法纂要抄》载:“开元八年,金刚智东渐之后,始开道场,亲受灌顶。”《御制大慧禅师一行碑铭》亦载:“(一行)又于金刚智三藏学陀罗尼秘印,登前佛坛,受法王宝”。从僧一行拜善无畏、金刚智为师的记载资料来看,并不能肯定他是否受到了唐玄宗的旨意。不过,一行奉玄宗之命参与译注密宗经典,则在《宋高僧传》之“金刚智传”、“善无畏传”、“一行传”中均有明确的记载。开元十二年(724),一行奉玄宗诏令协助善无畏译出密教根本圣典《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大日经》)。《经序》称:“禅师一行智洛群籍,神凝大方,掘灵珠以动事,秉庐镜而藻物。属开元神武皇帝致问道之礼,屈宴黄阁,圣敬日深。禅师以三藏(善无畏)怀宝远来,受诏谘禀,因请演译。沙门宝月雅妙梵言,精诸至理。三藏临文诫惧,每章三复。然先代名贤传译者众多,或文华而意近,或词拙而义微。意近则滞于常习,义微则玄旨难晓。禅师存实去华,令质文有体。”《大日经》译出之后,开元十三年(725)一行又请善无畏解释其义,在此基础上撰集成《大日经疏》(或题《义记》、《记释》、《义释》,有10卷、14卷、20卷诸本)。僧一行的《大日经疏》把《大日经》中一些隐含的意义都解释出来了,其中对一些教义的阐述,结合了佛教各宗如华严、天台、净土、唯识及儒家的观点,更主要的是该《疏》系统地组织密宗的理论和仪轨,因此对于密宗来讲,本《疏》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诚为密宗宗徒阅读《大日经》之指南[5]《大日经疏》发挥了大乘佛教世出世间不二的积极精神,使密教教理合理化,从而为印度密教转向为中国密宗奠定了基础。陈祚龙先生研究指出:“他(僧一行)的最大之贡献,说起来,无非是他帮助那位印度密宗大师——善无畏,去将印度密教的精华,以其超凡的才智、卓越的学识、生花的妙‘笔’。善行接‘受’,而随加演绎出来。于是才使唐代的中华密宗的根本,就在中国文化的园地之中,稳植深栽。”[6]译注密典,“扣枢真言”,为唐密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吴慧先生在《僧一行生平再研究》中说“猜测一行接触密法与玄宗的钦命有直接关系”。事实上,一行参加译经的行为,确实是得到玄宗的许可的,据《宋高僧传》的一些记载,似乎一行同时还承担着监察密教僧侣的责任。

除了参译金刚智、善无畏的密宗翻译工程,并作《大日经疏》外,一行译作或创作的密宗文献还有《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大毗卢遮那佛眼修行仪轨》、《曼殊室利焰曼德迦万爱秘术如意法》、《七曜星辰别行法》、《北斗七星护摩法》、《宿曜仪轨》等。这些译作或著述均不同程度上融合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以《北斗七星护摩法》为例,其文中曰:“至心奉启,北极七星,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古军尊星,为(某甲)灾厄解脱,寿命延长,得见百秋。今作护摩,唯愿尊星,降临此处,纳受护摩,刑死厄籍,记长寿札,投华为座。结招北斗印,虚心合掌,二大指捻二无名指甲,中指如莲叶形,二头指小开屈来去,真言曰……。”密宗的北斗七星护摩法可以使行者从死籍中除名,延长寿命,经文称祭祀北斗可以消除死籍,其说源于道教。《灵宝无量上人上品妙经》卷一、卷三十六:“北斗落死,南斗上行。”另外,《太上灵宝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提及的星君有贪狼、巨门、禄存等。又如,《七曜星辰别行法》曰:“敕诸星鬼神等,无事莫行于人间,如违者,当须以法祭之。急急如律令,祭星宿之法,令用脯、纸钱等,一一皆依前件法,用不得欠小。”文中所言亦充满中国道教及民间信仰的内容。当然,一行所撰著并非仅限于密宗,例如,他撰写了一部《释氏系录》,圆照《续开元录》载:“《释氏系录》一卷,谥大慧禅师沙门一行开元中奉敕修撰,已编入史……然未编入一切经藏,今请编入目录。”他还与弟子慧觉共撰《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

值得一提的是,一行所学得密宗法术,也用来为玄宗服务。如《酉阳杂俎·前集》卷三“贝编”:“僧一行穷数有异术。开元中尝旱,玄宗令祈雨。一行言当得一器,上有龙状者,方可致雨。上令于内库中遍视之,皆言不类。数日后,指一古镜,鼻盘龙,喜曰:‘此有真龙矣。’乃持入道场,一夕而雨。”同书同卷还记载:“(一行)幼时家贫,邻有王姥,前后济之数十万,及一行开元中承上敬遇,言无不可,常思报之。寻王姥儿犯杀人罪,狱未具,姥访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也。明君执法,难以请求,如何?’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一行从而谢之,终不顾。一行心计浑天寺中工役数百,乃命空其室内,徙大瓮于中,又密选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谓曰:‘某坊某角有废园,汝向中潜伺,从午至昏,当有物入来。其数七,可尽掩之。失一则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奴悉获而归。一行大喜,令置瓮中,覆以木盖,封于六一泥,朱题梵字数寸,其徒莫测。诘朝,中使叩门急召。至便殿,玄宗迎问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见,是何祥也,师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时,失荧惑,至今帝车不见,古所无者,天将大警于陛下也。如臣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从之。”王姥之子因此获赦。这个僧一行救恩人之子的故事,尽管在于宣扬他具有丰富的天文知识或密宗法术,但也曲折地表现出一行的知识用于玄宗政治的的事实。

四是主持负责天文历法的建设。开元九年(721),“太史频奏日食不效”。按:自汉武帝太初年间至唐高宗麟德元年(664)之间,历史上先后有过25种历法,但都不甚精确。此时《麟德历》已经推行50多年,误差渐大。唐玄宗遂诏令僧一行负责主持制订新历。僧一行成为制历人,实由张说推荐所至。《旧唐书·历志一》:“开元中,僧一行精诸家历法。言《麟德历》行用既久,咎纬渐差,宰相张说言之,玄宗召见,遂造新历。”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当初唐玄宗诏征僧一行入京,并非是出于修订天文历法的考量。从开元十三年起,一行开始编历,经过两年的时间,写成草稿,定名为《大衍历》(《开元大衍历》)。一行去世后,《大衍历》后经历官陈玄景等人整理成书。从开元十七年起颁布实行,经过检验,此历比唐代己有的其他历法都更精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官僚尹愔与道士邢和璞均称誉僧一行修撰新历堪称圣人之功。此外,僧一行为配合新历法的建设,与梁令瓒等人合作制造了两架精密的大型天文仪器——黄道游仪和水运天仪。开元十三年(724)水运天仪制成后,玄宗亲为制铭。其铭略曰:“孰为天大,此为取制,均以寒署,分诸昝刻,盈缩不衍,列舍不忒,制品垂象,永鉴无惑。”[7] 一行还发起和主持了四海测验、子午线长度实测、天文数据测量等,其中子午线实测为世界首次,意义重大。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社会,创历、制历是国家重大的政治事件,是开国或盛世的象征。唐玄宗登基伊始,就有强烈的重建思想与秩序的愿望。这就包括了命令僧一行重新创立历法、南宫说重新测量天地、创造水运浑天,对王朝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象征性依据宇宙天地重新加以确认[8]。玄宗生活时代正是由初唐走向盛唐的转折时期,玄宗向往重建礼乐文化之邦,以超越“贞观之治”,正是转折时期出于政治的目的和对儒家文化的需要,足足了一行成为制历人的因缘。[9]

开元十五年(727)十月,一行因长年积劳成疾而示寂,年仅45岁。一行圆寂后,玄宗表现出了莫名的忧伤和特别的关切。《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载,玄宗不仅“敕令东宫以下京官,九品以上,并送之铜人原,蓝田设斋”,举行盛大葬礼,令出内库前五十万为起塔于铜令原,而且还亲自撰塔铭,谥一行大慧禅师号。第二年,玄宗“幸温汤,过其塔前,又驻骑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赐绢五十匹以莳塔前松柏焉。”据《全唐诗》卷二0六李嘉祐《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一公房》,玄宗曾在在一行居住过的荐福寺追思不己,对一行满是怀念,诗云:“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罄长。闲窥数竿竹,老在绳一床。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人归远相送,步履出回廊。”

可以说,僧一行自入京师直至圆寂,所做的每一件在历史记载之事,都涉略到唐玄宗政治。玄宗与一行的关系,几乎就是比较典型的君臣关系,尽管一行是方外僧侣,却已成为玄宗政治文化的一种象征了。因为僧一行所做的一切,无不裨益于对玄宗朝政治,由此也获得了玄宗的特别敬重。

 

 

唐玄宗即位伊始,以“开元”为政治理想,致力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复兴,限制佛教发展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开元二年(714),唐玄宗大规模限佛。主要事实有:(1)玄宗问左街僧录曰,佛于众生有何恩德,致舍君亲妻子,说若有理,则当建立,否则除削;(2)先是中宗时听贵戚造寺度人为僧,富户强丁多削发避徭役,至是姚崇上书请加检括,并停道佛营造,玄宗从之,命沙汰伪滥僧尼万二千余人令还俗;(3)禁创建佛寺,并敕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并禁民间铸像写经;(4)命毁除化度寺“无尽藏”院,所有钱帛供京城诸寺。[10]开元三年(715),唐玄宗又诏禁弥勒信仰。这一切无疑使佛教迅猛发展的形势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然而,佛教自两汉之际以来在中土的发展,至唐玄宗时代已是不可逆转的形势,过分限制佛教很可能引起包括佛教界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强烈反弹。如何在限制佛教的同时,缓和与佛教界的紧张关系,安抚佛教徒及其信仰者,同时将佛教纳入政权轨道并规范化,是才初步稳定社会秩序的唐玄宗面临的重大问题。

周一良先生指出,因武周一朝是严重依赖佛教而建立、而巩固,“玄宗推翻了武则天的统治,重建李家权威,自然不会对佛教有太大的好感。这就是我们看到开元早期为了控制甚至压制佛教发布了那么多诏令的原因”[11]。其实,玄宗对佛教的态度是双重性的。一方面,他反感佛教大量的消耗社会经济资源,同时参与了反对李唐皇朝的活动,另一方面他心里亦了较浓的有佛教信仰情结。例如,玄宗诏禁弥勒信仰之前,就曾大修弥勒寺院。《宋高僧传》卷二《善无畏传》:“开元初,玄宗梦与真僧相见,姿状非常,躬御丹青,写之殿壁。及畏至此,与梦合符,帝悦有缘,饰内道场,尊为教主,自宁、薛王已降皆跪席捧器焉。”自东汉明帝以做梦方式公开引入佛教以来,中国统治者亦常把“梦佛”作为宣扬佛教的特别手法。唐玄宗自称梦见密教僧,事实上是其心底信仰佛教和欲张扬密宗的一种表现。唐玄宗敬重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密教僧,一方面是出于对密教法术的浓厚兴趣。法术是弘传宗教的重要工具。密教是带有技术内涵的,治病法术、求雨法术,抛开宗教神密的色彩,就是掌握了医学知识、天文地理知识。研究者称:盖玄宗酖嗜神秘,喜好道术。[12]密宗咒语、手印、呼风唤雨等颇有道教的色彩。另一方面,纯密进入之时,正是唐玄宗不断颁布诏令限制佛教之时。当净土、禅宗等佛教宗派受到限制时,与道教有若干联系的密宗则填补了空白。纯密作为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自然会引起他的注意和兴趣。唐密的创立和发展正是以唐玄宗为代表的统治者大力扶持的结果。《宋高僧传》卷二《善无畏传》:“宾大士于天宫,接梵筵于帝座,礼国师以广成之道,致人主于如来之乘,巍巍法门,于斯为盛。”

唐玄宗也致力于文化领域的“开元”,重视社会思想文化规范和秩序的建立。众所周知,密宗的思想、活动传入中国较早,在汉末三国时期即有不少体现。至唐前期,诸大译家之中,包括玄奘在内,没有一个不译介密宗典籍的。可以说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密教的影响和势力也日渐增大。只不过,在唐玄宗朝之前,传入中土的密教既不系统,也不全面,只是处于杂密时代。唐玄宗关注密宗,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宗教信仰,通过对密宗文化的培育和整理,开创一个密宗的新时代。唐密事实上也是对密宗文化的深入认识与全面整合。众所周知,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也就是佛教融于中国文化的过程,而皇权政治是佛教中国化的重大推动力。唐玄宗重视密宗文化,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当时的宗教文化生态。佛教本来自开元初以来颇受限制,但随着密宗的传扬,限制也日渐松弛,至开元中后期,佛教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唐代是佛教鼎盛的时期,但无论是哪一教派,均不得不在皇权的体制下。各色教派的形成,都是中国化的产物,而中国化就意味着对传统皇权体制的承认。唐玄宗一朝,是进一步并正式完成将佛教纳入皇权体制的一朝。

僧一行学密法、译注密经,除了一行的宗教信仰外,当也包含着唐玄宗有意借助一行改造密宗——将密宗中国化——使密宗不脱离皇权政治的轨道。一行尽管是佛教人物,通禅、天台、律、密诸宗,是一个佛学全才,也兼识儒、道,是三教合一式的人物。唐玄宗还努力把他纳入儒家文化的体系中,在他的御制碑铭中,强调说明一行曾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射策甲科”。当时的“射策”主要是考试儒家经义。这表明一行具有很高的儒学修养。玄宗开元初采取各种文化措施,包括建立集贤院,旨在复兴儒学,一行也隶属于集贤院,并且一行是由集贤院大学士中书令的举荐成为开元制历人。一行又被玄宗认为是忠孝两全的人物。玄宗御制碑铭曰:“为亲出家,毁形无我,以拔济幽难,是孝中亦有孝也。”[13]笔者猜测,在唐玄宗思想深处中,有将方外僧侣的一行,塑造成为自己朝中的一名官僚的政治意图,而僧一行也似乎成了政治性和尚的典型。由前述可知,一行正是以玄宗臣子的身份来参与相关的活动,维护皇朝利益的,表现出唐玄宗的极大忠心。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主”、“兴寄自帝王”是佛教在中古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密宗为了在中国传播发展,也有意依附李唐皇权。以“开元三大士”为代表的密宗信徒,明显表现出对李唐皇权的谦卑和维护。譬如,印度僧侣素来以高于世俗权力自居,但善无畏对唐玄宗却总是以臣子身份自居。《太平广记》卷九二引《开天传信记》:“唐无畏三藏初自天竺到,所司引谒于玄宗。玄宗见而敬信焉,因谓三藏曰:‘师不远而来,故倦矣。欲于何方休息耶?’三藏进曰:‘臣在天竺,常时闻大唐西明寺宣律师持律第一,愿往依止焉。’玄宗可之。”本为方外的善无畏对玄宗自称“臣”,即是向皇权政治依附的表现。密宗总体而言是向上层传播的,必须依赖于上层,因而对王权(皇权)的维护是其重要的思想。例如,不空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下:“我以是经付嘱国王,不付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以者何无王威力不能建立。”密宗人物为了表示对玄宗的亲近与尊敬,尽量把密宗的各类活动与皇权联系起来。据《宋高僧传》卷二《善无畏传》及卷五《一行传》载,开元五年,玄宗敕善无畏于菩提院翻译,善无畏奏请名僧同参华梵。奉诏译《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时,善无畏与僧一行合作,除了是一行对密宗感兴趣并滋生信仰情结以及才华卓异之外,还在于一行与玄宗的特殊关系。《宋高僧传》卷二《善无畏传》特别说明道:“一行禅师者,帝王宗重,时贤所居。”一行在善无畏的思想盘算之中,无疑是一相当重要的政治资源,对密教在中土的发展极为有利。善无畏请求唐玄宗让一行参予译经,也是向唐玄宗表明自己所行的密教是需要皇权支持的。事实上,密教通过一行也获得了不少的利益,至少是进一步取得了唐玄宗的认同。《宋高僧传》卷一《金刚智传》记述道:“开元己未岁(开元七年,719),达于广府,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大智、大慧(一行)二禅师、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礼焉。后随驾洛阳,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岳渎灵祠,祷之无应。乃诏智结坛祈请。于是用不空鉤,依菩萨法,在所住处起坛,深四肘,躬绘七俱胝菩萨像,立期以开光,明日定随雨焉。帝使一行禅师谨密候之。至第七日,火气烛烛,天无浮翳。午后,方开眉眼,即时西北风生,崩云泄雨,远近惊骇。而结坛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场。质明,京城士庶皆云:‘智获一龙,穿屋飞去。’求观其处,日千万人,斯乃坛法之神验也。于时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门,所司希旨,奏外国蕃僧遣令归国,行有日矣。侍者闻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干明敕,吾终不去。’数日,忽乘传将之雁门,奉辞,帝大惊,下手诏留住。”善无畏对李唐皇朝的谦卑以及引入一行作为自己的助手,这是他获得玄宗信任的重要因素。一行作为唐朝高僧,又素有忠于李唐的思想,更是深知佛教与皇权关系的个中三昧。玄宗对密宗的关注,也当是一行进入密宗领域的重要因素原因。一行是一个喜欢学习和善于学习各种知识的人物,唐玄宗对密宗的特别兴趣,自然也引发了一行对密宗的兴趣。不过,一行参与译注密宗的行为,则是直接受命于玄宗,并将玄宗之命发扬光大。其参加创建中土密宗的活动自然也是自觉地秉承唐玄宗的宗教政治的。

唐玄宗敬重僧一行,僧一行成为密宗重要人物;僧一行借助于玄宗,大大促进了密宗在唐境的传播发展。密宗界自然特别重视这一历史,并有意进行渲染和强化。其典型的事例之一,密宗领袖人物不空将密宗的毗沙门天王信仰和僧一行相联系。毗沙门天王是密宗中的北方天王,素为唐玄宗所敬奉。《宋高僧传》卷二六《慧云传》载:“开元十四年,玄宗东封回,敕车政道往于阗,摹写天王样,就寺墙画焉。”唐玄宗天宝年间,西北战事渐多渐紧,北方守神毗沙门天王信仰更为玄宗所重。据不空《毗沙门仪轨》记载,唐天宝元载壬午岁(742),大石、良善五国围安西城,其年二月二十一日,有表请兵救援。唐皇告一行禅师曰:“和尚,安西被大石、康囗囗囗囗囗囗国围城,有表请兵。安西去京一万二千里,兵程八个月,然至其安西,即无朕的之所。”一行曰:“陛下何不请北方毗沙门天王神兵应援?”唐皇云:“朕如何请得?”一行曰:“唤取胡大僧广智即请得。”有敕唤得大广智至内,云:“圣人所唤臣僧者,岂不缘安西城被五国贼围城?”唐皇云:“是。”大广智曰:“陛下执香炉入道场,与陛下请北方天王神兵救。”急入道场,请(诵)真言未二十七遍,唐皇忽见有神人二三百人,带甲于道场前立。唐皇问僧曰:“此是何人?”大广智曰:“此时北方毗沙门天王第二子独键,领天兵救援安西,故来辞。”唐皇设食品发遣。至其年四月日,安西到表云:“去二月十一日已后午前,支城东北三十里,有云雾斗闇,雾中有人,身长一丈,约三五百人,尽着金甲,至酉后鼓角大鸣,声震三百里,地动山崩,停住三日,五国大惧,尽退军抽兵。诸营队中并是金鼠咬弓弦及器械,损断尽不堪用。有老弱去不得者,臣所管兵欲损之,空中云:‘放去不须杀。’寻声反顾,城北门上有大光明,毗沙门天王见身于楼上。其天王样,谨随表进上者。”又说:“其天王有天(大?)灵异,奉敕宣付十道节度、所在军镇,令置形像,祈愿供养。”按:《佛祖统记》卷二九亦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七曜星辰别行法·序》:“玄宗皇帝开元初,对东兵之夜,于兵侧离宫之行,于时玄宗将一行和尚相随。”上述引文中,“胡僧大广智”即不空和尚,其死后谥“大辩广正智三藏”。值得注意的是,据《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不空“天宝五年还京”,是不可能天宝元年为玄宗请毗沙门天王解安西之围。而僧一行于开元十五年已去世,更是不可能有天宝年间陪伴玄宗的事实。显然,不空如此造作,就是欲借助唐玄宗与僧一行在政治上的特别关系,为张大与弘扬密宗服务。

总之,唐玄宗与僧一行的关系,是开元前期政界与僧界关系的一种说明与象征。一行自征召入朝后,玄宗不断赋予一行臣子的角色,一行也不断参与自己身份相副的政治活动。一行之所以成为中国唐代著名天文学家和佛学家,成为中土密宗的奠基人,在中国密宗发展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固然有他自身的卓越才华,也与唐玄宗的关怀密不可分。可以说,正是玄宗给予一行以历史的机遇与活动的舞台,才使他取得如此光耀历史的功绩。同时,玄宗也通过一行,贯彻实施他的宗教政策与措施,不仅有利于构建了“三教并重”的格局,而且在事实上开创了中国密宗发生发展上的“开元盛世”。

[作者简介:陈金凤(1969-),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主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中国佛道文化。]



[1] 代表性的论著有:长部和雄《一行禅师研究》,神户商社大学经济研究所,1944年;李迪《唐代天文学家张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严敦杰《一行禅师年谱》,《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吴慧《僧一行生平再研究》,《圆光佛学学报》第14期。

[2] 参见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二辑,东方出版中心,1982年,第196页。

[3] 另外,最澄《同正佛法相承血脉谱》曰:“(一行)年二十一,父母俱殁,豁然厌世,怀方外之心,因过遇荆州景禅师(弘景),欣乐出家。为性疏旷,不事服饰,从嵩山大照禅师咨受禅法。”(《佛教大师全集》第1卷,日本比睿山图书刊行所,1926年,第239页),是说一行先在荆州当阳玉泉寺出家,尔后才追随普寂学禅修法的。又参见姜子夫《朝圣三峡玉泉寺》,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273页。

[4] 据吴慧先生研究,此“悟真”为“惠真”之误。参见吴慧《僧一行生平再研究》,《圆光佛学学报》第14期,http://www.doc88.com/p-67816642937.html

[5] 参见英武《佛教入门——密宗》,巴蜀书社,2009年,第82页。

[6] 陈祚龙《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初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年,第270页。

[7] 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7页。

[8]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9] 参见吴慧《僧一行生平再研究》,《圆光佛学学报》第14期,http://www.doc88.com/p-67816642937.html

[10] 参见范文澜《唐代佛教》附“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6页,

[11] 周一良《周一良文集》第四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5页。

[12]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第27页。

[13] 空海《真言付法传》,《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6册,[日本]名著普及会,1978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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