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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之奇與麥積山石窟第五窟石刻題記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3-09-07)

  在麥積山石窟現編第5窟(…

                                    

  在麥積山石窟現編第5(俗稱“牛兒窟”)中洞,東壁門側有一方刻石留題,上書:

  蔣之奇登麥積山,觀懸崖置屋之處,如杜詩(1)為不誣矣。元豐四年(1081)三月二十六日

  麥積山石窟所在的地理位置位於秦領餘脈間長江、黃河二大水系的分水領上,由於氣候屬溫帶大陸型氣候,全年降水較多,歷朝題記多損於潮溼或人為破壞。但有宋一朝,尚因存有李師中、王韶麾下兵眾、趙贍、蔣之奇、游師雄等宋代官宦或文人雅士的題記,從而使我們今天在研究麥積山石窟宋代歷史及相關問題時有了更多的參考材料,可以釐清出一個較為清晰的時代風貌之輪廓!

  由於有宋一朝是麥積山石窟藝術發展的最後一個極盛期,這一時期,天水(古稱秦州)既是宋、金酣戰的前線;又是宋、金茶馬互市的“榷場”所在地。在爭奪、交流的雙重矛盾之中,秦地民眾的佛教信仰、造像活動非但未因兵火連天而廢頓,反如浴火鳳凰,呈現出一種面貌清新別致、有別前朝舊制的時代風姿,從而從另一個側面亦呈現了宋代藝術的精緻人文傾向和更加關照當世的現實主義手法。在現存石窟遺存中,除了大量重修、再塑功德之外,尚有如133窟釋迦瑞像、165窟泥塑供養人、43窟金剛力士等一系列重要佛教藝術品存世,並且出現一批新題材及新技法(2),因此,研究宋代麥積山之佛教發展情況就顯得格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了。同時,這一時代的研究亦是整個麥積山石窟一千六百餘年沿革歷史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前錄第五窟蔣之奇題記即是研究宋代麥積山石窟佛教居士活動的重要的石刻文獻材料之一。

  蔣之奇(10311104),字穎叔,時人多稱蔣公穎叔,常州宜興人。嘉佑二年(1057)進士,累官遷至殿中侍御史,曾因誣劾歐陽修,被貶。旋任淮東轉運副使,升江、淮、荊、浙發運使,除觀文殿學士,身後,諡文穆。以文才風流著稱於時,一生雖然仕途多舛,卻又熱衷於釋門之學,著有文集,著作百餘卷。《宋史》卷343有傳(3)

    蔣之奇身為有宋一代名臣,除以文才名世外,亦也篤信佛釋,一生除研究心宗外,且醉心於教乘。著名的河南汝州香山寺《香山千手千眼大悲菩薩贊》,即出自蔣之奇的手筆,是他於北宋元符二年(1099)末,由時任翰林學士兼侍讀被貶,出守汝州(今河南臨汝縣)時所撰(4),這一贊語的廣為傳誦,為後世千手千眼觀音菩薩的信仰廣泛流行,起到了一定的理論指導及推波助瀾的作用。

  依《宋史‧蔣之奇傳》可知,他的仕途一直起起浮浮、不太順利,這一點從他一生始終熱衷於佛教活動以及所留下的有關佛教著述中可以直接獲得驗證。

  宋僧釋曉瑩《羅湖野錄》卷4載:

  樞密蔣公穎叔與圓通秀禪師(5)為方外友。公平日雖究心宗,亦泥于教乘,因撰《華嚴經解》三十篇,頗負其知見。元豐間,漕淮上,至長蘆訪秀,而題方丈壁約:“餘凡三日遂成《華嚴解》,我于佛法有大因緣,異日常觀此地,比覺城東際,惟具佛眼者當知之。“于時秀辯之曰:“公此言之易耶?夫《華嚴》者,圓頓上乘,乃現量所證。今言‘比覺城東際’,則是比量,非圓頓宗。文云‘異日’,且一真法界無有古今,故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常念,若言‘異日’、‘今日’,豈可非是乎?又云‘具佛眼者方知’,然經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眾生。’凡聖情盡,彼我皆忘,豈有愚智之異?若待佛眼,則天眼、人眼豈可不知哉?”公于是悔謝(6)

  由上引文獻記載而知:元豐間(10781085)蔣之奇在淮上漕運官任上時,曾至長蘆寺拜訪圓通法秀禪師(7),且在方丈素壁上不無得意地揮毫題字,表白自己僅用三天時間便撰成《華嚴經解》一書,並且“我與佛法有大因緣,異日常觀此地,比覺城東際(指《華嚴經》所記善財童子悟入法界五十三參的故事),惟具佛眼者當知之。”題字中盡顯張揚蔣之奇一代文士的自負之姿與自信之態。

  事出蔣之奇意外的是,法秀並沒有對他的這一“惟具佛眼者當知之”的論著有一言稱譽,而是憑藉自身深湛的華嚴學素養及機智的禪鋒辯機,諸一反駁了蔣之奇的題言,並毫不客氣地指出蔣之奇說話“太隨便”。接著,便從認識真理的角度,指出了華嚴“現量”(8)是對“比量”(9)形成的基礎。而若從修行解脫方面而論,“現量”又起決定作用。進而並從“現量”的不可言說性,推證“比量”文字在表述“現量”經驗性方面必定充滿矛盾,難以自圓其說了。

  繼之,法秀又駁蔣之奇之說:“但《經》(10)上說:‘平等真法界,無佛無眾生’。凡聖情盡,彼我皆忘,哪有愚蠢和智慧的不同?如果要待到佛眼才可以窺知,那麼天眼、人眼又怎麼可以不知呢?”法秀的批駁至此,蔣公穎叔聽來,也就惟有“悔謝”一途罷了!

  法秀的上述議論充分體現了有宋一代雲門系僧眾在持禪重華嚴的宗教實踐中,“現量”在理解華嚴教理時親身實踐的重要性,此亦正是天衣義懷一系雲門宗華嚴諸學僧,重視研習《華嚴經》義理,倡導創用結合的華嚴宗教實踐的真實體現 (11) 。實際上,法秀的這一宗教思想的主要旨歸是承襲了唐代“華嚴教學”思想之餘脈,更進一步地將華嚴思想與華嚴教學加以了區分,即,將據《華嚴經》而修行者與研究者進行了理論意義上的區分(12)。

   依上引文獻可知,蔣公穎叔是在淮上漕運任上時與元豐年間(10781085)住持長蘆寺的圓通法秀禪師就華嚴學“現量”與“比量”學說有過一番精采的機鋒論辯,在法秀邏輯嚴密、持論環扣的凌厲勁駁之下,令蔣公“悔謝”的。法秀

于元佑五年(1090)示寂後,蔣公以文祭之,尚憶長蘆之辯:

  方外之友,惟余與師。念昔相見,一語投機。師來長蘆,我漕淮沂。亦復交臂,笑言熙怡。我論《華嚴》,師為品題。陷虎機緣,脫略徑畦。曷為捨我先其往!而蔬莫致誠,庶其歆之(13)

    蔣之奇的祭文字裡行間情真意切,滿懷傷感,我們從中不難看出他對法秀禪師的敬仰之情與追思之痛,其方外情誼、信仰契合,躍然於文。

  法秀禪師是在元豐年間(10781085),住持長蘆寺時與蔣之奇論辯了《華嚴經》的“現量”與“比量”之學。元豐七年(1084)法秀奉詔入京師(今開封)住持法雲寺,為開山第一祖(14),即已離開長蘆寺入京。依此可知,他與蔣之奇的長蘆論辯應在元豐七年(1084)之前,即元豐元年至元豐七年(10781084)間。又據題刻知蔣之奇於元豐四年(1081)三月即到麥積山,因此,法秀與蔣之奇的會面當在元豐元年到元豐三年(10781080)間。由於文獻厥如,我們惟有推測這二件事可能有如下聯系:  

   大約在此會面或前後,法秀曾為宿有根殖的蔣之奇提到過麥積山旖麗的佛教藝術遺跡及秀異的林泉風致,於是,就接續出了蔣之奇與麥積山之間的一段因緣際會。

  自然,元豐四年(1081)三月二十六日,蔣之奇竟然親至麥積山,登臨觀瞻禮拜之餘,並乘興在麥積山石窟今編第5窟中洞門側西壁刊石留題了文首所錄題記。

  查《宋史》卷343《蔣之奇傳》載:

  歷江西、河北、陜西副使。……移淮南、擢江、淮、荊、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15)

  由是而知元豐六年(1083),蔣之奇由陜西任上擢升淮南。那麼,元豐六年之前他曾任職陜西,在任期間他利用轄區(宋代天水為陜西路所轄)公務之便,游蹤遠至麥積山,禮瞻名跡,並刻石留題,以記壯遊。

  蔣之奇題記中所稱的“杜詩”,即是杜甫之《秦州雜詩‧山寺》一詩,大約他認為牛兒堂正是杜詩中所指的“懸崖置屋牢”處,因有“觀懸崖置屋牢之處,知杜詩不誣”之慨。由蔣之奇題記亦可知,他在來麥積山之前似已知此勝景並熟稔老杜之詩,因此,登臨之際,詩、景互證,欣然刊石,這也似乎可以支持本文前述中法秀在長蘆寺元豐年間告知蔣之奇麥積山事的推測。

  據麥積山石窟現存宋代元豐年間前後的題記可知,自熙寧三年(1070)至元佑六年(1091)間,有罷相李師中、王韶制下、該校書郎趙贍、陜西漕運副使蔣之奇、提點秦鳳等路刑獄公事游師雄(16)等多人題刻。上列五人均是朝廷命官,而且均曾是鎮戍守疆或治轄地方的文武官吏,這其中,李師中、王韶、蔣之奇、游師雄等人《宋史》皆列本傳。這一階段是麥積山石窟達官名宿游賞最為密集的一個時段,麥積山石窟在此階段在士大夫居士佛教信眾中的知名度尤見顯赫(17)

     蔣之奇生活的時代,正是禪教方興未艾之時,此時僧伽陣營中傳習逾千載的以觀想為修持手段的修行法門漸次被禪宗所倡的多種簡便實用、不拘形式的修行法門所替代,從而喪失了傳統觀想修習法門在修行實踐中的襲斷性地位。

  當此之時,雲門宗僧人多有奉詔住持京城皇家寺院的眾大勢力,從而使雲門宗學說得以挾皇權威勢,進而播及影響於全國,終結了禪宗北方由唯識、律宗諸派把持的佛教思想之格局(18)。同時,有宋一代“當時著名的禪師經常與官僚等周旋,接觸上層人物,這就使原來禪宗居住山林同平民接觸而形成的樸素作風喪失殆盡(本來從五代以來已經喪失不少),其基本思想亦積極向主觀唯心論方向發展,最後還歸結為‘一切現成’。這句話的實際意義,即徹底肯定現實,不需任何改變”(19)。這種情況亦有研究者認為:宋代禪學走向了早期禪宗的反面;禪宗漸次發展為士大夫宗派。這些變化從慧能早期開創的“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到宋代大量《燈錄》及《語錄》的湧現,均得以充份反映(20)。由此亦折射出“宋代以後,中國佛教文化依靠居士階層來支撐,也正是禪宗為他們提供了主要的信仰上和思想上的依據”(21)。這一點,我們從蔣之奇與圓通法雲法秀禪師的交遊上亦可以明顯感知得到。

  有宋一代,中國文化總的精神出現了一些前代未有的時代新因素,居士信眾的行動中亦曲折地反映出了禪宗北漸下佛教信眾信仰活動的權益之變。一葉之秋,今天我們關注於麥積山宋代蔣之奇元豐四年(1081)題記的意義大約正在於此。

 

注釋:

(1)   此指杜甫《山寺》一詩,唐乾元二年(759),杜甫避亂,自長安假道天水入蜀,秋至秦州,暫依族姪杜佐。今,天水市麥積區街子鄉東柯谷尚有子美草堂遺跡可尋,秦州區南山之上有南郭寺,文革前原立有杜公祠,後毀於浩劫,今另有新構。詩聖在秦州期間,生活促蹇,卻四處游歷,訪幽所至,輒有詩草。其間,共吟數十首《秦州雜詩》,其中,《山寺》一首即是歌咏麥積山石窟之作,詩云: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

     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

     亂石通人過,懸崖置屋牢。

     上方重閣晚,百裏見秋毫。

  見錄於《分門集注杜工部詩》。蔣之奇此題記中之“杜詩”即指此詩。

(2)   有關於宋代麥積山石窟營建及相關情況研究可參閱屈濤:《麥積山石窟1013世紀的營造》一文,見於《2000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石窟考古卷》,甘肅民族出版社,20039月,蘭州,頁406436

(3)   ﹝元﹞脫脫等撰:《宋史》,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11月,北京,頁10916

(4)   詳見﹝英﹞杜德橋(Glen  Dudbridge)著,李文彬等譯:《妙善傳說─觀世音菩薩緣起考》一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03月。

(5)   圓通秀禪師,宋天聖五年(1027)生於麥積山,元祐五年(1090)行化於開封法雲寺。即圓通法秀禪師,亦稱法雲法秀禪師,俗號“秀鐵壁”或“秀鐵面”,為麥積山宋代所出最重要之高僧。

傳記見於﹝宋﹞普濟著、蘇淵雷點校本《五燈會元》下冊卷16《法雲法秀禪師》,中華書局,198410月,北京,頁10371039

另外,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所轄瑞應寺天王殿外廊山牆壁面所嵌的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三月所刊《四川制置使司給田公據》碑中所記:

 又奉神宗皇帝宣詔,本寺得道高僧秀鐵壁,入內升座,講演宗乘。敕賜圓通禪師,照得本寺□□□往給賜田土貳百餘頃,供贍僧眾。

  法雲法秀禪師是麥積山有宋一代所出聲名最為顯赫的一代雲門宗大師,時稱雲門宗第十三代祖師。

  (6)﹝宋﹞釋曉瑩《羅湖野錄》,本文所用本為王雲五主編、商務印書館印行,民國二十五年(1936)六月初版《叢書集成‧初編》第3354冊之《羅湖野錄(及其他二種)》,頁12

  (7)有關麥積山宋僧圓通法秀禪師最新及最詳盡的研究成果,參見於屈濤《麥積山宋僧秀鐵壁考》,載於由鄭炳林、花平寧主編:《麥積山石窟藝術文化論文集─2002年麥積山石窟藝術與絲綢之路佛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卷,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6月,頁291320

  (8)現量:佛教因明學術語,指不可用語言文字表述,不能以概念思維把握的感覺及體驗。

  (9)比量:佛教因明學術語,指對“現量”獲得的感覺和體驗進行推理,是由已知推論未知的思維活動和表述方式。

  (10)此處專指《華嚴經》。

  (11)參見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第六章《宋代華嚴與禪淨教融合》,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7月,南京,頁246250。同時,作者又認為:法秀是以現量、比量之別為人講如何體認華嚴境界,重點強調了“現量”的重要性。

  (12)有關華嚴教學與華嚴思想的區別,參見﹝日﹞木村清孝著、李惠英譯《中國華嚴思想史》,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2月,臺北,《前言》部分,頁1。詳盡的論說可參閱是書之第二章及第四章部分的具體闡述。

  (臺北易心華小姐熱情地遠賜此資料,謹致謝忱!)

   (13)見前揭(6)書,頁5051

  (14)﹝元﹞念常:《佛祖通載》卷28,江蘇廣陵古籍刻印本,199310月,揚州,頁330。此本為《大正藏》之影印本。

  (15)《宋史》,中華書局點校本,北京,頁10916

  (16)北宋元豐年間前後麥積山題記,依時間順次排列如下:

  1.熙寧三年(1070)六月二十四日,李師中至麥積山;(168號東崖石梯上之石壁西側。)

  2.熙寧初(10681071),王韶制下來麥積山;(26窟西壁。)

    3.熙寧八年(1075)年三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試校書郎趙贍到麥積山;(有二處,一則在5窟,即牛兒堂中洞西壁門側;另一則在133窟,即萬佛洞或碑洞,第九號碑陰,為朱書。)

    4.元豐四年(1081)三月二十六日,蔣之奇遊麥積山;(5窟(牛兒堂)之中洞,西壁門側。)

    5.元佑六年(1091)二月三日,游師雄入麥積山;(在第4窟,即散花樓或上七佛閣,前廊西壁“小有洞天”刻石上方。)

    詳細錄文請參照天水麥積山文物保管所、麥積山藝術研究所編:《麥積山石窟資料匯編》(初集)19803月,天水,所轉載的麥積山勘察團:《麥積山石窟內容總錄》中的各窟“題記”部分,頁1358。此書無版權頁,屬內部資料。

  (17)屈濤在上揭(7)文章中分析認為,此與法秀升座京師法雲寺住持及與士大夫的廣泛交遊,更重要的是與皇帝及皇室禮敬所相關聯,見於頁307309

  (18)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第六章《兩宋社會與禪宗巨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2月第1版第2次印刷,南京,頁403405

  (19)參見呂澂:《中國佛教源流略講》第九講.《南北宋禪學的流行》,中華書局,19798月第1版,北京,199812月湖北第6次印刷,頁257

  (20)參見郭朋:《中國佛教簡史》第五章《宋元明清佛教》第二節《宋代禪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4月,福州,頁278294

  (21)孫昌武:《“東山法門”和唐初文人佛教》,載《敦煌學與中國史研究論集─紀念孫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肅人民出版社,蘭州,20018月,頁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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