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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行与唐密的形成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3-09-22)

李媛(西北大学 佛教研究所,陕西 西安,710069) 摘要:密教传入中国,最早见于东汉时期,形式…

 

李媛

(西北大学 佛教研究所,陕西 西安,710069

 

摘要:密教传入中国,最早见于东汉时期,形式是在大乘佛教的经典中介绍陀罗尼,后来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有密教经典译出,但这时所传入的都十分零散。密教真正开始有规模地传入汉地,并在中国形成宗派则是在唐朝。唐朝时善无畏、金刚智来华,翻译了大量密教经典,将密教较为完整、全面地带入中国,一行作为他们共同的弟子,对他们在华的译传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唐代密宗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一行 唐代 密宗

 

一、一行的生平

 

一行,亦称僧一行、释一行,俗名张遂。按《旧唐书》记载,一行生于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卒于开元十五年(727[]。《旧唐书》记载一行是魏州乐昌人,记载一行曾祖父张公瑾为繁水人,乐昌新旧唐书地理志均记载正是于武德五年(662)由繁水置出,几处记载均可相符;而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日本空海《真言付法传》和最澄《内证佛法血脉普》、宋赞宁《宋高僧传》等文献均记载一行是巨鹿人。对此,吕建福在《一行及其佛学思想》中认为应是一行祖居魏州昌乐县,至一行时迁居至邢州巨鹿县。一行家世显赫,祖上历代官爵相袭。妻曾祖父张公瑾原为王世充部下,后投降唐朝,受李靖推荐进入李世民幕府,因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谋划而得到赏识,灭颉利时也有显赫战功,在世时数度晋迁,去世后被追封公侯,为张氏一族世代相袭的家业奠下了基石。根据吴慧在其博士论文《僧一行研究》中考证,公瑾有太象、太素、太安三子,长子太象任户部侍郎;次子太素任东台舍人,之后为怀州长史;三子太安官至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后被贬为普州刺史、横州司马;太素有、懔二子,张悱任福昌令、集贤院判官,张懔任武功令;太安有子涚、洽二人,分别官居国子祭酒与礼部郎中。其中张懔就是一行之父[]

一行天资聪慧,年少时学孔孟之道、阴阳之学,“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旧唐书》本传中记载一行年少时,在短短几日之内便得以深究《太玄经》之义,且撰写出两部著作,引得博学的道士为之叹服,随后名声大噪。“道士尹崇博学先达,素多坟籍。一行诣崇,借扬雄《太玄经》,将归读之。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指稍深,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见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图》及《义决》一卷以示崇。崇大惊,因与一行谈其奥赜,甚嗟伏之。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一行由是大知名。”[] 

二十一岁时,一行出家。按《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所言,一行“父母俱歿,豁然厌世,怀方外之心。”《旧唐书》本传则说一行出家的机缘是“武三思慕其学行,就请与结交,一行逃匿以避之。”联系玄宗御制碑铭中的“为亲出家,毁形无我,以拔济幽难,是孝中亦有孝也”一句来看,《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的说法应当是符合事实的。一行先从荆州当阳山恒景处剃度,之后到嵩山嵩阳寺拜普寂为师咨受禅法。在嵩山习禅大约八九年后,睿宗即位,使东都留守韦安石召请入京,一行以身体抱病为由辞请,之后前往荆州当阳山锡玉泉寺,从悟真学习律学。一行在当阳山习律先后六年,期间又到各地访学,曾前往天台山国清寺学习数学。

开元五年(717),一行在玄宗的强令征召下入朝。抵达长安后,一行得到了唐玄宗的特殊礼遇与高度重视。玄宗令一行“置于光太殿,数就之,访以安国抚人之道,言皆切直,无有所隐”[],对他“待以师礼,累岁居内,日益钦敬”[]。在之后的十年生涯中,一行主要从事他的天佛教和天文方面的工作。开元五(717)年,一行入长安,拜先他一年抵达长安的善无畏为师,开元八年(720),又拜金刚智为师;开元十一年(723),一行请金刚智译出《金刚顶经》,开元十二年,又请善无畏译出《大日经》等,并亲笔受承旨,兼删缀词理;《大日经》译出后,一行根据善无畏的讲解,广参经论,撰写出《大日经疏》二十卷,这对日后密宗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开元九年(721),一行建议将原本位木质的黄道游仪改为铜质,意见受玄宗采纳。后又建议改制水运浑天仪,还创制观测仪器《大衍图》和《覆矩图》。后来一行用这些仪器领导进行恒星位置观测,又对大地纬度进行测量,算出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根据两次观测的新数据,一行推演《周易》,研究古今历法,耗时两年,于开元十五年编写出《大衍历》,,十六年(728)经张说、陈玄景、赵盛编订,呈送玄宗,十七(729)年正式颁行。

开元十五年,一行圆寂,英年四十五岁。根据《御制大慧禅师一行碑铭》记载,这一年的八月,一行曾卧病华严寺,为此玄宗特召集长安城内诸多名德为一行设立大道场祈福,一行果然病愈,但后来却于十月八日陪驾至新丰时圆寂。圆寂时“身无诸患,口无一言,忽然洁香水,换洁衣,趺正坐念,恬如寂灭”[]。一行圆寂后,在罔极寺停龛七日悼念,由东宫以下、九品以上京官送葬至铜人原举行盛大葬礼,玄宗特为其建塔并亲自撰写碑铭并序,赐谥号大慧禅师。

 

二、一行与密教经典的传译

 

密教经典的传译是唐密形成的先决条件。在唐玄宗以前,许多杂密经典及真言密咒已逐渐辗转传入汉地,但多数夹杂于各类经典中,没有体系可言,密教一般也都作为其他宗派修持中的辅助手段。直至唐玄宗时期善无畏、金刚智来华,译出密教根本经典《大日经》与《金刚顶经》及其他戒律、仪轨等许多经典,密教在中国才大规模展开,形成宗派。一行作为善无畏与金刚智共同的弟子,对于经典的传译有很重要的促成作用。

善无畏于开元四年(716)携许多梵文经典抵达长安,玄宗令其居于内道场,在皇室中传授教法。宋高僧传记载他“赍梵夹始届长安,勅于兴福寺南院安置,续宣住西明寺”,后来“奉诏于菩提院翻译,畏奏请名僧同参华梵”[],之后陆续翻译其他经典。善无畏圆寂于开元二十三年,在唐共十九年,分别译出《大毘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即《大日经》)、《苏婆呼童子经》三卷、《苏悉地羯罗经》三卷、《苏悉地羯罗供养法》二卷、《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瞿醯经》三卷。

金刚智于开元八年(720)到达长安,受玄宗召见,敕令安置大慈恩寺,供养四事,不久又搬迁到荐福寺。一行“钦斯密法,数就咨询,智一一指陈,复为立坛灌顶”[]。开元十一年(723),金刚智应一行之请开始译经,在唐十七年间分别于开元十一年(723)在资圣寺译经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四卷(即《金刚顶经》)、《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一卷;十八年(730)又在大荐福寺译出《金刚顶经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陀罗尼品》一卷、《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法要》一卷,十九年(731)之后又译出《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毗卢遮那三摩地法》一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身咒本》一卷、《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本》一卷、《不动使者陀罗尼密法》一卷。

在善无畏与金刚智译出的所有经典中,《大日经》与《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法要》的翻译一行都直接参与。一行先与善无畏共同选定待译经文,后又在这两部经典的翻译中担当笔受。《宋高僧传》记载:“畏与一行禅师,于彼(华严寺)选得数本,并《总持妙门》,先所未译。十二年,随驾入洛,复奉诏于福先寺译《大毗卢遮那经》。其经具足梵文有十万颂,畏所出者,撮其要耳,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沙门宝月译语,一行笔受,删缀辞理。”[]又记载金刚智“十八年于大荐福寺又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罗尼》、《观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沙门智藏译语,一行笔受删缀成文。”[11]

除亲自参与经典的翻译之外,一行还积极促成善无畏与金刚智的译经活动。此二人对梵文经典的翻译,有些是受一行之请而开始的。《宋高僧传》中明确记载开元十一年(723),一行请金刚智译《金刚顶经》;善无畏弟子李华撰写的《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中也明确记载一行于开元十二年(724)请善无畏译出《大日经》。除这两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经典之外,善无畏与金刚智对其他经典的翻译应该也受到了一行的推动。善无畏抵达长安后一年的时间内没有展开任何译经工作,开元五年才“奉诏于菩提院翻译,畏奏请名僧同参华梵”[12],译出《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而一行正是这一年受召入京,并拜善无畏为师的。一行通览诸经,学通诸学,除佛学外尤其擅长易学,故而深得玄宗的重视,玄宗不但对他“待以师礼,累居岁内,日益钦敬。时一外出,参讯师友,衣服资给,御亲持伪”,还多次向其询问“安国抚人之道”。则可联想,玄宗诏令善无畏译经极有可能是一行之谏,或受一行之影响。

 

三、一行与密宗的建立

 

学术界和佛教界有一些人惯常将密宗的建立者归为“开元三大士”,即善无畏、金刚智以及不空,而事实上,密宗真正的创建者是善无畏、金刚智及一行。一行对于密宗的建立作用非常大,他为密宗的建立提供了充分的政治保障与支持,更注疏经典,阐发教义,建立起了密教的理论基础。

 

(一)政治资源

政治的保障是一个宗派成立、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成为前提。纵观中国佛教发展史,统治者的态度基本决定了小至佛教人物个人、大至整个佛教的发展走向,宗门的创立更是如此。中国佛教在隋唐时期形成八大宗派,多数宗派的创建者都是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完成创宗任务、弘扬宗风的。立宗最早的三论宗,实际创始人吉藏曾受隋炀帝敕命住扬州慧日寺、长安日严寺,并于长安完成三论注疏,创立了三论宗;唐初又被征为高祖所设统领僧众的十大德之一,备受唐王室敬重。华严宗创始人法藏,与王室过从甚密,不仅为武则天受菩萨戒、讲《华严金师子章》、还作法助武周胜契丹,深得武则天重用;后来武则天病重,法藏积极参加政变拥立唐中宗复位,又赢得了中宗支持。禅宗神秀一系禅法在唐朝时被视为正统,就与神秀在长安的活动及武则天的支持分不开。天台宗创始人智顗虽留恋前朝而多次拒绝隋文帝之召,最后却也不得已在遗书中向随文帝争取天台宗风弘扬的基本保障。

密宗的创立,同样与王室的支持分不开。善无畏、金刚智及一行都与当时的王室关系密切,但是应属一行与唐玄宗的接触最为深密。

首先,一行与玄宗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一行生在汉地,与玄宗受同一种文化的熏染,本就更容易有共同的思想与观念,又况且一行早年学儒习道,都有非凡成就。玄宗曾称赞他“深道极阴阳之奥,属辞尽春秋之美”[13]。道学方面,一行领悟他人难以读懂的《太玄经》毫无障碍,且著出两部著作;在儒学方面,一行曾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射策甲科,翻飞高蹈”[14]。这就能够使一行与玄宗间的交往有虽隐约不可见、却丝丝相连的缔结。

其次,一行对玄宗而言作用更大。一行天文学历法上的造诣对玄宗而言有很大的现实功用。在长安期间,一行改进了测量大地的黄道游仪与测量天文的水运浑天仪,运用这些仪器领导了恒星位置的观测与大地纬度的测量,并算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后又根据测量数据推衍《周易》,研究历法,编纂出《大衍历》。这些成就与一行的造诣使得玄宗与他之间的连系更加牢固。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在三人之中,玄宗对一行的重视度最高。这一点,从三人圆寂时玄宗给予的待遇便可窥见。一行圆寂后,玄宗为其建塔,亲撰碑铭,命朝中官员前往送葬,为其举行盛大葬礼,赐谥大慧禅师。善无畏圆寂后,玄宗仅“赠鸿胪卿,遣鸿胪丞李现具威仪,宾律师护丧事。[15]”金刚智寂灭后,也只是“葬于龙门南伊川之右建塔旌表,传教弟子不空奏举,勅谥国师之号。”[16]后二人的待遇明显低于一行,可见玄宗对一行的重视程度。所以一行为密宗创建所提供的政治资源更为丰厚。

 

(二)理论构建

一行对密宗成立最大的贡献在于密宗的理论体系,这集中反映在他撰写的《大日经疏》中。《大日经疏》是对《大日经》的阐释之作,是中国密宗思想和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全面阐释了密宗的主要哲学思想,奠定了密宗的思想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吕建福对《大日经疏》的主要思想做过分析总结,有以下四点:一、心实相论;二、一道四乘判教论;三、三密论;四、一生成佛论。

1、心实相论。一行的心实相论是以实相论讨论《大日经》中的心性论,把诸法实相与《大日经》所说心之实相等同起来。《大日经》说菩提就是如实知自心,一行认为如实知自心就是如实证知自心之实相。众生轮回于六道之中,就是因为不能如实证知自心之实相而处于无明,由无明而造种种业所致。那么心之实相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怎样才算认识了自心实相?一行认为自心的实相是本不生际,证知自心实相就是认识即空即假即中的中道义,其实也就是中观学说中的诸法实相。自心本不生际的实相,一行将它与在《大日经》中仅就真言阿字义而言的本不生联系起来,说:“本不生际者,即是自性清净心,即是阿字门。以心入阿字门故,当知一切法悉入阿字门也”,“经云谓阿字门一切诸法本不生故者,阿字是一切教法之本”。

2、一道四乘判教论。一道,是指不论佛在什么时说什么教,都是大日法身之加持身所说,都是解脱之道、成佛之道,实质都是相同的;四乘,即指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秘密乘。这样的判释是以顿渐四心论为其理论依据的。顿渐四心是指依据个人对心之实相的认识程度,由渐到顿划分而成的出世间心、无缘乘心、极无自性心和如实知自心,分别对应由劣至胜的声闻、缘觉、菩萨与秘密四乘。除此之外,《大日经疏》中还首次出现了判渐教为显教、判顿教为密教的判释。

3、三密论。三密分别是:身密——手结印契;口密——口诵真言;意密(或心密)——心作观想,是密教最基本的修行方法。一行认为,法佛具有三密,是法佛三密;众生亦可修行三密,是方便三密。法界曼荼罗中所现之一切举止、声音、本尊,都是法佛平等三密之显现,众生若修持方便三密,就能与法佛三密相应,感通交道,即可自净三业,成就佛果。

4、一生成佛论。一生成佛,即在此生之内成就佛果。显教一般认为众生罪业深重,必须经三阿僧祇劫才能渐除业垢,修至佛道。但《大日经疏》中认为,修行成佛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修行的方法如何,如果在生身尚存的时间内,以最有效的方法,促使各种条件成熟,万行具足,就能净除三业,超越三劫,于一生内成就佛果。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曼荼罗修法为条件,具三密方便,开发菩提心。[17]

这些理论,构架起了密宗的思想框架,成为密宗重要理论的标志。它奠定了以后密宗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在之后的唐密发展中,很多新的理论阐述都是在这四条理论之上进行的。托龙猛之名、写于唐代的《发菩提心论》,就深受一行“心实相论”的影响;空海回国,受一行的判教思想、一身成佛理论直接影响,著有《十住心论》、《即身成佛义》等书,称为真言宗的理论基础,也对日本密教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可见一行在唐密形成中的重要性,但是虽然一行的贡献如此之大,却并未受到相应的重视。密宗在“会昌法难”之后渐渐式微,最终在汉地断流,直到近代,唐朝时传入日本的真言宗才开始回传至中国内地,而真言宗的传法谱系中并没有一行之位,此应是原因之一;一行没有弟子,法嗣无法承续,后世编排传法谱系时不好定位,则应是原因之二;一行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令人瞩目,我国学者对一行的研究偏重于天文学研究,盖过了佛学及佛教地位研究,此或为原因之三。总之,一行对唐朝密宗的建立所起的作用十分值得我们注目,而我们今天对他的专注还远远不够。在当今密教热的背景下,如何以真实历史取代惯常思维还很值得探索。



[]  在《旧唐书》中记载:一行“开元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赐谥曰‘大慧禅师’.笔者以此推算一行应生于高宗永淳二年(683)。参见:(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百一《列传第一百四十一•方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12页。

[]  具体考证参见吴慧:《僧一行研究》,2009年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第17-21页。

[]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百一《列传第一百四十一·方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11页。

[]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百一《列传第一百四十一•方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11页。

[]  []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载于《传教大师全集》第1卷,日本比睿山图书刊行所1926年版,第239页。

[]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百一《列传第一百四十一•方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11页。

[]  []空海:《真言付法传》,载于《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6册,日本名著普及会1978年版,第28-29页。

[]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714页中。

[] (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第571页下。

[]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714页中。

[11]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712页上。

[12]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714页中。

[13]  []空海:《真言付法传》,载于《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6册,日本名著普及会1978年版,第28-29页。

[14]  []空海:《真言付法传》,载于《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6册,日本名著普及会1978年版,第28-29页。

[15]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716页上。

[16]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712页上。

[17]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318-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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