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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长安大兴善寺法迹综论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3-12-10)

名闻遐尔的西安大兴善寺始建于西晋初期,至今已千六百有余年。隋以前之历史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散佚,无稽可…

名闻遐尔的西安大兴善寺始建于西晋初期,至今已千六百有余年。隋以前之历史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散佚,无稽可考,唯隋唐史料较多,这为我们研究大兴善寺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今特拟将隋唐时期兴善寺著名僧人的重要佛教活动作一考索,以期引起海内外学人对于这个世界佛教密宗文化中心之关注。

隋代之大兴善寺

 

位于西安东南郊的兴善寺为西安最大的佛教寺之一。据《长安志》载:“靖善坊大兴善寺,初曰尊善寺,隋文帝移都,先置此寺,以其本封名寺。殿崇广为京城最”。

大兴善寺在晋武帝时初名尊善寺,后改为兴善寺,隋初杨坚修筑大兴城,故改为大兴善寺。为古代西安规模宏丽的最大丛林。①堂塔雄壮,寺院宏大,为隋代唯一的国家寺院。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三位皇帝对佛教崇信得五体投地,一为梁武帝;二为隋文帝;三为武则天。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而一切佛教活动都是通过僧侣在寺院中的活动来进行的,译经是重要组织部份,作为当时长安最大的佛寺大兴善寺,自然成为海内外大德高僧们心驰神往之地。

隋文帝与佛教有不解之缘,所以终其一生皆一心向佛。这在《集古今佛道论衡》中有详细记述:“即登位后,每顾群臣,追念阿阇梨以为口实,又云:‘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从道人中来,由小时在寺,至今乐闻钟声’,史官为尼作传。帝昔龙潜所经四十五州,及登极后,皆悉同时起大兴善寺。仁寿元年,帝及后宫感舍利并放光明,砧槌试之,宛然无损,遂前后置塔诸州百余所,……帝信重佛宗,情注无已。每日登殿,坐列七僧,转经问法,乃至大渐,至于道观,羁縻而已。”

自北朝皇帝两次灭佛后,中国北方佛教受到灭顶之灾,濒临完全崩溃的境地,但佛教由于深入到了社会的各阶层,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武帝在整肃佛教后一年死去,宣帝继位后便下诏重兴佛法,作为国丈的杨坚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年后杨代周称帝,又加大了重兴佛法的力度,这在《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记大兴善寺有舍利塔云:“靖大兴善寺……发塔内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记云:爰在宫中兴居之所,舍利感应,前后非一”。此塔据史书载为隋初所建。

又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又云:“兴善寺……西南舍利塔内曹画,西面尹琳画……”记载。曹仲达为隋代西域来华之著名画家,亦奉佛法。

由于杨坚对佛教的大力奖掖和扶持,使佛法又出现了中兴之势,出现了自南朝齐梁以后又一兴盛时期,这也为后来唐代的佛教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方面,大兴善寺的佛教活动无疑是功不可没的,故值得大书特书。

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卷四十有关于隋初胡僧达摩崛多在大兴善寺翻译佛典事,沙门达摩笈多,隋言法密,南贤豆国人。虽学年慕道落彩,冠字之暮戒具,寻师遍历大小乘国,闻见既广,艺术尤多。遂发大心,游方利物,凡所至国,唯以讲说为怀。暨开皇十年来届瓜州,文帝延入京寺,至此未久,大通隋言。敕于大兴善寺译《无所有菩萨经》四卷,《护国菩萨经》二卷,《佛华严入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二卷,《大集譬喻王经》二卷,《东方最胜灯王如来经》一卷、《移识经》二卷、《大乘三聚忏悔经》一卷、《大方等大云请雨经》一卷义理允正,称经微肯。……至炀帝定鼎东都,敬重隆笃,复于上林苑内置翻经馆,译《法炬陀罗尼经二十卷……从开皇十年至大业末,译经一十八部合八十一卷。并文义清素,华质显正。沙门彦琮,行矩等笔受。”

由上可知,终隋之世,两代君主皆奉佛法。虽杨广弑父弑兄,但于释氏,亦初衷不改,一经贯之。其所译《法炬陀罗尼经》亦为密教法典。

关于达摩笈多,《内典录》卷巨有云:“仁寿之末,崛多(指达摩崛多)以缘他事流摈东越,笈多乘机专掌传译。大业三年,东都伊始,炀帝于洛水南汭,天津桥左,置上林苑翻经馆,遂于京师旧侣于新邑翻经,笈多相从羁縻而已”。

达摩崛多与众多僧人皆于大兴善寺翻译释典,先后均受到文、炀二帝礼遇。诸僧共译46部二百二十二卷,可谓一时之盛。

彦琮等在《众经目录·序》中有:“佛法东行,年代已远。梵经西至,流布渐多。旧来正典,并由翻出。近遭乱世,颇失原起。前写后译,质文不同。一经数本,增减亦异。

至使凡人得容妄造,或私采要来,更立别名;或辄构余辞,仍取真号:“或论作经称,疏为目。大小交杂,是非共混,流滥不归,因循未定。将恐陵迟圣说,动坏信心,义阙绍隆,理乖付嘱。皇帝深崇三宝,洞明五乘。降敕有司,请兴善寺大德与翻经沙门及学士等,披检法藏,详定经录。随类区辩,总为五分”之说。

查彦琮俗姓李,赵郡柏人。世号衣冠,门称甲第。十岁投信都僧边法师出家,改名道江。北周武帝灭佛时,敕预通道观学士,更名彦琮。隋开皇初,参与译经,为隋代义学沙门中著述最为丰赡者。此为唐时佛教鼎盛开另一法门矣。

另有《续高僧传·隋西京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舍》载:“开皇之始,梵经遥应。援降玺书,请来弘译。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住大兴善寺。其年季冬,草创翻业。敕诏玄统沙门昙延等三十余人,令对翻传。主上礼问殷繁,供奉隆渥。年虽朽迈,行转精勤。曾依舍利弗陀罗尼,具依修业。……凡前后所译经论一十五部,八十许卷,即《菩萨见实》、《月藏》、《日藏》、《法胜》、《毗昙》等是也。并沙门僧琛、明芬,给事李道宝等度语笔受,昭玄统沙门昙延,昭玄都沙门灵藏等二十余僧监护始末。……开皇二年于大兴善寺译《象头精舍》、《大乘总持经》二部,经事李道宣传语,沙门法纂笔受,沙门彦琮制序。”

由此可知,有隋一代,在大兴善寺有过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对于后来佛经以华夏大地上的广为流布,无疑起到了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那连提黎耶舍也为杨隋培养了不少学问僧。这在《续高僧传》中亦有记载。

《隋西京大兴善寺道场释僧昙传》:“释僧昙,婚张氏,住洛州。……以高季之世结友西行。前达葱山,会诸梗涩。路既不通,乃旋京辇。梵言音字并通诂训。开皇十年敕召翻译。事如别传。住在兴善寺。”……

又有隋京师大兴善寺释道密于大兴善寺弘法。他“安投耶舍三藏师习方艺……至于西域梵文言继迹前列。……隋运兴法,翻译为初,敕召入京,住大兴善寺。师资道成,复宏梵语,因循法本,留意传持。”

道密师从那连提黎耶舍,后至大兴善寺翻译内典,成为耶舍之高足。

另有释明芬亦可书焉。为“齐三藏耶舍之神足也。通解方俗,妙识梵言。传度幽肯,莫非喉吞。开皇之译,下敕追延,令与梵僧对传法本,而意专检失好住,空闲味咏《十地》,言辄引据,问论清巧,通滞罕伦”。

明芬亦为那连提黎耶舍高足。其翻译佛典,非一般俗僧所为能云耳!

在大兴善寺中亦不乏擅长口兄  咒僧人。“时京师兴善寺有道英、神爽者,亦以专用梵驰名。道英喉颡伟壮,词气雄远,大众一聚,其数万余,声调稜稜,高超众外。兴善寺大殿,铺基十亩,櫺扇高大,非卒摇鼓。乃英引众绕旋,行次窗门,声聒冲击,皆为震动。神爽唱梵,弥弓长引,游啭联绵,周流内外,临机奢促,惬洽众心。”

以上二位神僧的大功夫,亦为大兴善寺成为密教祖庭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中外学人迄今仍未论及处,俟日后有暇再论之。

又有《隋西京大兴善寺北贤豆沙门阇那崛多》传云:“时崛多仍住北狄。至开皇五年,大兴善寺沙门昙延等三十余人以躬当翻译,音义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请还,帝乃别敕追延。崛多西归已绝,流滞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宝,忽蒙远访,欣愿交并,即与使乎同来八国,于是文帝巡幸洛阳,于彼奉谒。天子大悦,赐门频仍。未还京阙,寻敕敷译。新至梵本,众部弥多,或经或书,且内且外,诸有翻伟,必以崛多为主。佥以崛多言识异方,字晓殊俗,故得室辩自运,不劳传度。理会义门,句圆词体,文意初定,铨本并成。笔受之徒,不费其力。试比选达,抑亦继之。尔时耶舍已亡,专当元匠。于大兴善更召婆罗门僧达摩笋,并敕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传梵语。又置十大德,沙门僧本、法粲、法经、慧藏、洪遵、慧远、法纂、僧晖、明穆、昙迁等监掌番事,铨定宗旨。沙门明穆、彦琮重对梵本,再审覆勘。整理之义。昔去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三十成部。及耶舍高齐之世,出《月藏经》二十一卷。隋初复出《日藏分》一十五卷。既是大集广本,而前后译分,遂使支离,部袠羁散,开皇六年,有招提沙门僧就合之为六十卷。……比有大兴善寺沙门洪庆者,识度明达,为国监写藏经,更整改就所合者,名题前合甚得理致”。由此可知,大兴善寺实为中外众僧译经之处。

中国古代大规模地接受外来文化,是从翻译佛教典籍开始的。在以梁武帝及北朝诸帝和隋文帝、炀帝父子的大力倡导下,中外僧人在翻译佛经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上行下效的原因,由民间自发组织文人翻译佛经也是长久不衰的,因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其翻译不但是对于外来佛教教义的理解,也是对于哲学和文学的传播,并逐渐为中国。另外又有隋东都雒滨上林园翻经馆南贤豆沙门达摩笈多传中有:“移住兴善寺执本对译,允正实繁。所诵大小乘论并是深要。至于宣解,大弘微旨。此乃旧学,频遣积疑之说。

还有隋大兴善寺僧琨“采摭先圣后贤所撰诸论”而编修的《论场》三十一卷(见于《历代三宝纪》卷十二,已佚),虽此经论皆已亡佚,且隋代长安大兴善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所起到的翻译外国佛经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外国佛教并为中国文学所吸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份,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古代文学所不同的——大特点。

佛典的翻译在隋代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据统计从东吴真喜迄至隋代,先后共译出大小乘经、律、论、记共1950部、6198卷,其中包括大乘经6172076卷;小乘经487部、852卷,杂经380部、716卷;杂疑经172部、336卷;大乘律52部、91卷;小乘律80部、472卷,杂律27部、46卷;大乘论35部、141卷;小乘论41部、567卷杂论51部、437卷;记20部、464卷②。

以上所胪列的众多佛经中,有不少是隋代僧人所为,其中在西京长安大兴善寺内所进行的译经活动占了绝大部份。以上诸位高僧殚精竭虑,翻译释典,真可谓厥功甚伟、功德无量。在这方面,隋之二帝对于译经,无疑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的。其热衷程度并不亚于后来的武则天、唐懿宗、僖宗等诸帝后。

唐代长安大兴善寺之佛事

唐代自武则天始,佛教大兴,后来除武宗外,其余诸帝后皆崇奉释氏。在武氏的大力倡导下,翻译佛经,已成为一大盛事。由海外来华的高僧金刚智及弟子不空、善无畏等开元年间曾在洛阳、长安两京传授金刚界密传和胎藏界密传,人们誉之为“开元三大士”,成为密宗创始人。后来东传日本,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虽事越千余年,至今仍流传不绝。诚如北宋赞宁《高僧传》所言:“夫教者不伦,有三畴类。一显教者,诸乘经律论也。二密教者,瑜伽灌顶、五部护摩、三密曼陀罗法也。三心教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法也。次一法轮者,即显教也,以摩腾为始祖焉。次三心轮者即禅法也,以菩提达摩为祖师焉。是故传法轮者,以法音传法音;传教令轮者,以秘密传秘密;传心轮者,以心传心,此之,三教三轮三祖……”。日本高野山至今仍为佛教密宗祖庭。

案,显教不同《瑜伽论》中显了教,是多分大乘藏教。密教是瑜伽隐密教为多分声闻教。这是赞宁以佛经的传播、密咒传播和印心直觉传播等不同的方式首倡“三教三轮”说,真可谓不同凡响矣。

唐时佛教密宗传入中国,应以金刚智为早。金法师闻中土盛行佛法,遂从海上进入长安,后来成为唐时密教的开山祖师。据《宋高僧传·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载,师闻脂(支)那佛法崇盛,泛舶而来,……所在之刹,必建大曼陀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大智、大慧二禅师,不空三藏皆行弟子礼焉。……自开玩七年,始届番禺,渐来神甸,广敷密藏,建曼陀罗,依法制成,皆感灵瑞。沙门一行钦尚斯教,敷就咨询,智一一指爱,曾无遗隐。一行自立坛灌顶,遵受斯法,既知利物,请译流通。对此《宋高僧传》中之唐中岳嵩阳寺一行传有:“释一行……又于金刚三藏学《陀罗尼密印》,登前佛土云,受法王宝,复同无畏三藏译《毗卢遮那佛经》开后佛国,其传密藏,必抵渊府也”一行和尚的《大日经疏》阐明了金刚界密法和胎藏界密法的主要教理,对佛教密宗有重大影响。

又同书又云:(师)于是用不空钩,依菩萨法,在所位处起坛,深四射,躬绘七俱胝菩萨像,立期以开光,明日定随雨焉。帝使一行禅师谨密候之。……奉敕于资圣寺翻出《瑜伽念译法》二卷、《七俱胝陀罗尼》二卷,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十八年,于大荐福寺又出《曼殊空利五字心陀罗尼》、《观自在瑜伽法要》和一卷,沙门智藏译语,一行笔受,删缀成文。复观旧随求本中有阙章句,加以满足。智所译总持印契,凡至皆验,秘密流行,为其最也。两京禀学,济度殊多,在家出家,传之相继。金刚智在两京传授龙树菩萨瑜伽密教,几成家喻户晓之世。金刚智来华后将佛教密宗代表作《金刚顶瑜伽真实大教五经》传与不空,不空传与金阁寺含光、大兴善寺惠朗、青龙寺曇贞、保寿寺觉超、青龙寺东塔院惠果。惠朗传崇福寺天竺;觉趣传契如、惠德;惠果传大兴善寺惠应、惠则、四川成都唯尚、河南开封辨弘、新罗国惠日、日本空海、青龙寺义满、义明、义照、义愍、义一、义操、居士灵殷等。后又有天竺传德美、惠谨、居士赵玖;义操传当院法润、义贞、义舟、义圆、常坚、景公寺深达、崇福寺大遇、醴泉寺从贺、文苑、会昌寺新罗国僧人均亮、玄法寺智深、法全、文秘、净住寺海云等十四人,真可谓法裔繁衍,传授者众矣。从以上传经之寺来看,尤以大兴善寺为最。

胡僧善无畏亦为密教的一代宗师。他于二京大力弘扬佛法,尤于密教可谓不遗余力。诚如《全唐文》卷319李华六中所云:“(东都圣善寺无畏三藏碑》无畏)随驾至洛京,诏于圣善寺安置。自出内之后,奔走华夷,和尚临之,贵贱如一。奉仪形者,莲花开于眼界;禀言说者,甘露降于心源。超然自悟曰:有其人矣。法侣高标,唯尊奉长老宝思,其余皆接以门人之礼。禅师一行者,定慧之余,术穷天地,有所未达,咨而后行。和尚质粹神迈,气和言简。不舍律仪,而身心自在;不离坐席,而愿力俱圆。有来毕应,触应无碍。故众妙悬解,艺能兼于百工,大慧普薰,草木同于一子。不知其极也”之说。

案,一行和尚为有唐一代学问僧,不仅精通内外典籍,对于天文、历算亦无不贯通,这与善无畏对其影响必大有关联,俟日后专论之。

又有唐李华之《善无畏三藏和尚碑铭并序》和李华之《玄宗朝翻译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中对于善师主要法迹都有记载。此二文记录了印度胎藏界密法的传播者、唐朝密宗(又名密教或真言宗)的创造者善无畏的主要佛教活动。唐玄宗开元间,携梵本来长安后译出《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民求闻持法经》。善师又与一行“于彼处简得数本梵夹经,并是总持之教。后又爱一行之请,译出了《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又名《大日经》)一部七卷·而”其经具足梵文有十万倾。今所出者,撮其要耳。”一行和尚笔受其承肯,又删缀词理。后又译出了《苏婆呼童子经》三卷、《苏悉地羯罗经》三卷,这些有些是密宗要典。

海云对金刚智在佛教密宗的重要贡献有如下的阐扬:“其有得传金刚界法者,顿见菩萨,入曼茶罗,得授阿阇梨灌顶,如授法轮王位。此大教王名金刚界者,坚固义也,以表一切如来法身坚固不坏,无生无灭,无始无终,坚固常存不坏也。界者,性也,明一切如来金刚性遍一切有想身中,本来具足圆满普贤,毗卢遮那大用自性身海性功德、故修瑜伽者,又以大乐普贤金刚欲箭三摩地,破彼无明住地二障种观及二乘种,摧碎无余,于一念顷证大日毗卢遮那位。此经又名金刚顶者,如人之身,顶为最胜。此教于一切大乘法中最为尊上,故名金刚顶”。③由此看来,金刚智于密教中地位尤为显赫。

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北天竺不空三藏循南海至京师,于慈恩寺受瑜伽法于金刚智。

在论及有唐一代佛教密宗时,不空是一位不可绕过的极其重要的著名大德高僧。据《宋高僧传》第51卷。第784页中高僧传·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云:十五载,诏还京,住大兴善寺。至德初,銮驾在灵武凤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肃宗亦遣使求秘密法。……大历三年,于兴善寺立道场……”。又有《册府无龟》中之崇释氏二有:“兴善寺不空三藏上言,寺院佛塔先因地震陷折,今将增修。”又有:“大历七年正月,兴善寺僧特进鸿胪寺卿不空三藏座,辍朝三日,不空西域胡僧也,敏智多闻,学通释氏经论,晓知蕃汉音旨,翻译贝叶经凡数万言,帝甚敬之。”不空又称不空三藏或不空金刚。

唐开元(720),金刚智与弟子不空传入《金刚顶经》,由不空译出,进行了广泛地传播。由于不空的身体力行,使得不少高僧相以灌顶,学习密宗的人愈来愈多。使其成为唐代重要佛教宗派之一。其中有一部份早已传至日本,至今仍流传不绝,可见其影响之深。

纵观不空一生的重要活动,是在大兴善寺开设了国家灌顶道场,从而使其寺成为了密宗的传播中心。他在乾元三年(760)上肃宗的《请于兴善寺置灌顶道场状》中有:“臣窃观度灾御难之法,不过秘密大乘,大乘之门灌顶为最。今属闰夏之月,百花皆荣,伏望令三藏不空,于前件事为国修一灌顶道场。其道场有息灾增益之教(效),有降伏欢喜之能,奉此功力以灭群凶,上滋圣寿无疆,承此兆人清泰”④之说。

在不空看来,设置坛场的主要目的是消灾化殃,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之用。

广德元年,不空又上疏于代宗,积极建言灌顶坛法的作用,要求在每年高中以及三长斋月都以设置相应的灌顶道场。他在《请每载置灌顶道场状》中有:“毗卢遮那(佛名)包括万界,密印真言吞纳众经。准其教宜有顿有渐,渐谓声闻小乘登坛学处,顿谓菩萨大士灌顶法门,是诣极之夷途,为入法之正位。顶谓头顶,表大行之尊高,灌谓灌顶,明诸佛之护念。超升出离,何莫由斯”⑤之说。

古代高僧认为,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北宋赞宁将其写入《大宋僧史略》卷上之传密藏中。其云:“不空之藏于京大兴善寺广译总持教(密教),多设曼茶罗,神术莫可知也。灌顶坛法始于不空”⑥。

案,如果说不空是密宗灌顶坛法的开创者,是值得商榷的。在他之前其师金刚智就已设过坛场了,但是其规模、影响和形制,都是无法和不空相比的,不空在设坛传播密教仪轨方面是空前绝后的。

又《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空利干臂干钵大教王经序》中有:“……金刚三藏与僧慧超授大乘瑜伽金刚五顶五智尊千臂千手千臂千钵千佛释迦曼殊室利菩萨秘密菩提三摩地法教。……于大兴善寺大师大广智三藏和尚边更重咨启,决择大教瑜伽心地秘密法门后,则将千缽曼殊经本至唐”⑦之说。

由上可知金刚智与不空共同翻译的密宗典籍传至佛教名山五台山,与婆罗门僧人佛陀波利所译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成为珠联璧合之势,大有中国古代佛教史上双子星座之目。这就造就了唐宋两朝密教法物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是密不可分的。这与唐代皇帝的大力推行密不可分。其下诏僧人每日必须背此经多少遍,并且派专人监督检查,所以此风成为一时之盛。

­    日本弘法大师空海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尤其是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伟大人物。他与传教大师最澄是日本佛教界的二位圣僧,他们都曾入唐求法。回日后,又各自创立了自己的宗派(真言宗与天台宗)。空海入唐后,在长安青龙寺师事惠果大和尚,继承了金\胎两部大法。惠果示寂后,受宪宗旨意,空海撰写了《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阇梨惠果和尚之碑》。碑文中详细记述了惠果对于唐密的重要贡献。

碑文中有:“遂乃就故讳大照禅师,师之事之。其大德也,则大兴善寺不空三藏之入空也。昔髫龀之日,隨师见三藏。三藏一目,惊叹不已,窃告之曰:我之法教,汝其兴之也”!既而视之如父,抚之如母,指其妙赜,教其密藏,《大佛顶》、《大隨求》,经耳持心,普贤行,文殊赞,闻声止口。……三藏教诲,波涛唇吻;五部观镜,照跃灵台。洪钟之响,隨机卷舒;空谷之应,逐物行藏。始则四分秉法,后则三密灌顶弥天辩锋,不能交刃,炙车果智象,谁敢极底?是故三朝尊之,以为国师;四众礼之,以受灌顶。若乃旱魃焦叶,召那伽以滂沱;商羊决堤,驱加罗以杲杲。其咸不移晷,其验同在掌……或建大曼荼罗,或修僧伽蓝处。济贫以财,导愚以法。以不积财为心,以不吝法为性。故得若尊若卑,虚往实归,自近自远,寻光集会矣。诃陵辩弘,经五天而接足。新罗惠曰,涉三韩而顶戴。剑南则惟上,河北则义圆,钦风振锡,渴法负笈。若复印可绍接义明供养其他也。不幸求车,满公当之也。沐一子之顾,蒙三密之教,则智璨、玫、台之徒、操、敏、坚、通之辈,并兼入三昧耶学瑜伽,持三秘密达毗钵。或作一人师,或为四众依。法灯满界,流派遍域。斯盖大师之法施也”。

查唐德宗贞元二十年甲由(公元804年),日本国遣使者来华,其学者橘逸势,沙门空海入长安学密教于不空弟子慧果。

此碑又云:“弟子空海,顾桑梓则东海之外,想行李则难中之难。波涛万万,云山几千也!来非我力,归非我志。招我以钩,引我以索。泛舶之朝,数示异相;归帆之夕,屡说宿缘,和尚掩色之夜,于境界中靠弟子曰:汝未知吾与汝宿营契之深乎。多生之中,相共誓愿,弘演密藏,彼此代为师资,非只一两度也。是故劝汝远涉,授我深法,受法云毕,吾愿足矣。汝西土地接我足,吾也东生入汝室。莫久迟留,吾在前去也”……等师徒情谊。

由于空海受灸于惠果尤深,而空海对日本文化影响亦最大,往事虽早已逾越千年,但日人至今不能忘怀。日本真言宗的代表人物,有日本现代空海美誉的日本高野山大学教授静慈圆等的大力倡导下,终于将当年慧果卓锡之地长安青龙寺重建,这也是对慧果大师恩泽东瀛的一点回报吧!空海回国后,创造了真言宗和日本文字,这尤为难能可贵。

又有唐代佚名之《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也对惠果法迹有所记载。文中的三朝乃指代宗、德宗、顺宗三帝所崇敬的国师。

因其为密宗胎藏界和金刚界两部重要大法的重要传承者,故特受唐代帝王的礼遇。碑文中称他为“先师”,故知其地位之崇高。他于九岁时从圣佛院不空弟子昙贞习经,十七岁入内道场,亲从不空受持密教真言(梵音为陀罗尼,即咒语),十九岁又从不空受灌顶。后又由昙贞奏请,出家受具足界。年二十二,于善天畏弟子玄超处,“求援大悲胎藏毗卢遮那大瑜伽大教及苏悉地大瑜伽法,及诸尊瑜伽法等。后又于不空处,”求援金刚顶大瑜伽大教王经法,诸尊瑜伽密法。所以善无畏所传胎藏界密法,与金刚智,不空所传金刚顶界密法,惠果法师皆而得之。

后又在青龙寺东塔院设置了毗卢遮那灌顶道场(即密教之坛场)。第二年又为代宗行“加持”法,即作法将大日如来的威力加附于皇帝龙体上。同年又为华阳公主行“加持”法。

大历十三年,奉敕绍承不空的密教传法灌顶师之位。至德宗建中时,又应请为诃陵国僧辨弘,传授胎藏界法。为新罗国(今朝鲜)僧惠日传胎藏界法、金刚界法和诸尊瑜伽三十本。惠日归国后,大力弘扬密教,今韩国奉信者众。又为其国悟真传授胎藏界法和诸尊持念教法等。后悟真又至中天竺取密藏梵夹本。同院弟子义明、义清、义澄皆于惠果处受承胎藏、苏悉地等经三十本。又入长生殿为国持念(即念咒、祈祷)。又为宰相杜黄裳、韦执谊授灌顶和持念法。自贞元间,有僧人义恒、义一、义政,义操、义云、义兴、义慜、行坚、圆通、义伦、义播、义诵以及俗人吴殷纂、开丕等约五十人向师学密法。又为皇太子行“加持”法。又将衣钵传与义明等七人。贞元十九年(803年),日本僧空海奉国书向惠师求学,得到了不空高足惠果青睐。如工《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幸青龙寺灌顶阿阇梨法号惠果和尚,以为师主。其大德则大兴善寺大广智不空三藏之付法弟子也,戈钓经律,赅通密藏,法之纲纪,国之所师。大师尚法之流布,叹生民之可拔,授我以发菩堤心戒,许我以入灌顶道场,沐受明灌顶再三焉,受阿阇梨位一度也。肘行膝步学未学,稽首接足闻不闻。幸赖国家之大造、大师之慈悲,学两部之大法,习诸尊之瑜伽。其法也,则诸佛之肝心,成佛之径路,于国城郭,于人膏腴”。

空海受发菩提心戒,人灌顶道场,沐受明灌顶,学金刚顶、大日两部大法及习诸尊之瑜伽等。惠果和尚可谓唐朝密宗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人物,他不但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而且将善无畏与金刚智的两部代表经典——《大日经》、《金刚顶经》熔为一炉,以使唐朝密宗的两大潮流合二为一,还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中外弟子。他是不空三藏之付法弟子,因此其地位自然是不空其他弟子无法比拟的。作为唐朝密宗的祖师之一,他是唯一的中国人,其余的都是印度人。惠果圆寂后,空海受大家的公推,于是作为惠果弟子的代表而撰写了《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阇梨慧果和尚之碑》。这篇碑文借用先师惠果的话,称:“无畏三藏,脱躧王位,金刚亲教,浮杯来传,岂徒然哉?从金刚萨埵,稽首扣寂,师师相传,于今七叶矣。”由此可以认为惠果以为自己是真言第七祖,空海本人则自认为是真言第八祖,譬如《御遗告》即明确指出:“秘密真言,此时而立。师资相传,嫡嫡继来者。大祖大毗卢遮那佛授金刚萨埵菩萨,金刚萨垤菩萨传于龙猛菩萨。龙猛菩萨,下至大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灌顶国师特进试鸿胪卿大兴善寺三藏沙门大广智不空阿阇梨,六叶也。惠果则其上足法化也,凡勘付法,至于吾身,相传八代也。”

无论是惠果还是空海,他们都非常强调自己的来历,缕述自己宗派的传承,这其实是合符密宗思想的做法的。同类论述不仅见于《御遗告》,还见于其他文献,如《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日:“于密藏也,或源或派,古之法匠,泳派攀叶。今之所传,拔根竭源。何以故?昔金刚萨埵亲受遍照如来,数百岁后授龙猛菩萨,龙猛菩萨授龙智阿阇梨,龙智阿阇梨授金刚智阿阇梨。金刚智三藏,大唐开元中扣五部。虽云一人宗仰,不能广流,唯有我祖大广智阿阇梨,初受金刚智三藏。更诣南天竺龙智阿阇梨所。括囊十八会瑜珈,研穷胎藏等密藏。天宝中,却归大唐。于时,玄宗皇帝始受灌顶,屈尊师资。自降,肃宗、代宗相续受法,禁内则建神龙精舍。城中则普开灌顶坛,一人百寮临坛受灌顶,四众群生膝步学密藏。密藏之宗,是日郁兴。灌顶之法,自兹接轸。”

空海师从于惠果,师徒二人之间的情感深厚异常,一见如故。《御遗告》记载说:“吾到日,彼大阿阇梨日:‘吾命既尽,待汝既尚。已果来,我道东矣。’”完全把空海视为自己衣钵之继承人,深知空海能够光大密宗的门楣,预料到密宗即将在中国式微而却会在日本大大地发展。密宗在日本的隆盛,自不待说主要仰仗于空海。《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亦云:“空海与西明寺志明、谈胜法师等五、六人同往见和尚,和尚乍见含笑,欢喜告日:‘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报命欲竭,无人付法。’”惠果的入定,使空海陷入深深的苦痛之中,可谓肝肠寸断。他所撰写的《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阇梨慧果和尚之碑》多处可见这种情思的流露,如:

遂乃以永贞元年,岁在乙酉,极寒月,满住世六十,僧夏四十,结法印而摄念,示人间以薪尽矣。呜呼,哀哉!天返岁星,人失惠日,筏归彼岸,溺子一何悲哉,医王匿迹,狂儿凭谁解毒,嗟呼痛哉!简曰于建寅之十七,卜茔于城邙之九泉,断肠埋玉,烂肝烧芝,泉扉永闭,想天不及,荼蓼呜咽,吞火不灭,天云黪黪现悲色,松风飋飋含哀声,庭际菜竹叶如故,

陇头松槚根新移,乌光激回恨情切,蟾影斡转攀擗新,磋呼痛哉奈苦何!……词彻骨髓,诲切心肝,一喜一悲,胸裂肠断,欲罢不能,岂敢韫默,虽凭我师之德广,还恐斯言之坠地,叹彼山海之易变,悬之日月之不朽。

毫无疑义,这篇碑文充分体现了空海那杰出的文学才能。可是,我们的理解力绝对不应该只停留在这一点上,否则我们就难免犯下偏颇的错误,文章如斯,必须要有真挚而深沉的情感,再御之以高妙的表现技巧进行裁剪,方才可能创作出绝妙好辞。换句话说,情感与禀赋二者不可或缺。

于是,惠果毫无保留地将密宗的所有内容传授给空海。这同样有文献可征:“故吴殷纂云:“今有日本国沙门来求圣教,皆令所学,可如泻瓶。此沙门是非凡徒,三地菩萨也。内具大乘心,外示小国沙门相云云。”概括地说,空海托荫于惠果,终于学到了唐朝密宗的全部内容,而不可否认唐朝密宗基本上脱胎于印度纯正的密宗。这表明当时唐人视空海为并非一简单之留学憎,而是“三地菩萨”,值得深思。

惠果生前的门徒·无论道俗共计一千余人,上至皇帝皇后·下至庶民百姓·可是其中有资格接受传法灌顶者,仅慧日、弁弘、惟上、义明、空海、义圆六人而已。金胎两部无一遗漏,全部学习了的只有义明、空海二人.可惜义明早夭,因此唐朝密宗的真正最为全面的正宗传人就只剩空海一人。空海本人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使命,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且早在《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里就宣称:“右八种物等.本是金刚智阿阇梨从南天竺国持来,转付大广智阿阇梨。广智又转与青龙阿阇梨.青龙和尚又转赐空海。斯乃传法之印信.万生之归依者也。”这种衣钵继承,在佛教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空海有此依凭,其他人恐怕也就无法抗衡了。惠果使李真等画家绘两部大曼荼罗图十幅,铸博士赵吴等新铸造法器之类,以付空海云:“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之福。”(《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语)。十二月十五日惠果殁。之后,卜定墓地、立碑,空海受众所托特撰并书《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阇梨惠果和尚之碑》。

空海在碑文里表达了诸多的想法与感受,首先之所以能够克服重重的苦难,来到遥远的大唐,并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由于“宿缘”,他和惠果“彼此代为师资”;其次,既然空海和惠果有如此深的“宿缘”,当然要“去留随我师”,所以为了谨遵国师遗命而提前回国。临行之前,唐朝众多的文人墨客都为空海饯行,留下许多诗作。此种惜别酬答,构成中日两国交往史中一美好的篇章,其文化魅力之影响所及,于后世而言,更超过政治、经济诸方面。

又有《宋高僧传》中唐京兆大兴善寺含光传。传云:“……属尊贤阿阇梨建大悲胎藏坛,许光并慧  同受五部灌顶法。天空六载回京,不空译经,乃当参议华梵,属师卒。后代宗重光,如见不空,敕委往五台山修功德。时天台宗谌然解了禅观,深得智者膏腴,曾与江淮僧四十余人入清凉境界。湛然与光相见,问西域传法之事。光云:”有一国僧体解空宗,问及智者教法。梵僧云:“曾闻此教定邪正,晓偏圆,明止观,功推第一”。再三嘱光或因缘重至,为翻唐为梵附来,某愿受持,屡屡握手叮嘱。详其南部土多龙树宗见,故有此愿流布也”。

此为空海之私淑弟子,因故而不能亲受其空海之炙,但亦有所学成,故能传之山西五台山。五台山能成为中国古代四大佛教名山,也与含光对于释氏奥义之身体力行,大有关联。

另还有唐代复礼之《十门辩惑论》。复礼事详《宋高僧传》:“释复礼,……三藏地婆诃罗、实叉难陀等译《大庄严》、《华严》等经,皆敕召礼令同翻译,实属斯人。……故唐之译务,礼为宗匠,故惠立谓之‘译主’。‘ 译主’之名,起于礼矣。妙通五竺,融贯三乘,古今所推,世罕能匹。”

查复礼,俗姓皇甫,京兆长安人(西安)少出家,入大兴善寺。耽于内典,贯通玄儒,长于诗赋,尤擅著述,在寺内任缀文裁义之职。又有文集行于世,惜已亡佚。此书首有其序文,书末有《权文学荟书》。《序》云:“权文学(又名权无二)声冠应行,地参圆绮,搢绅嘉其令望,缁素挹其芳猷,而顷著《十疑》,于我二谛。公孙生之聪辩,自昔难酬,舍利子之雄才,嗟今莫拟。岂当仁而抗议,试言志以成文。

必也正名乎?称之曰《十门辩惑》。“查《开元释教录》中《十门辩惑论》全文,并有关于此文之介绍:”永隆二年辛已,因太子文学权无二述《释典稽疑》十条,用以问礼(复礼),诸令释滞,遂为答之,撰成二卷,名为《十门辩惑论》。宾主酬答,剖析稽疑,文出于智府,义在于心外,如斯答对,非此而谁?可谓龙猛更生,马鸣再出。权文学睹斯论已,众疑顿遣,顶戴遵行”。

由上可知,复礼写此论文主要目的是为了回答权氏之疑难,是一部有关护法的大作,这是释典之中一部有关解难答疑的重要论著。

 

 

 

综上所论,佛教在隋唐时期,由南北朝时间的讲论佛学之学派,进而建立起了佛教的宗派。佛教徒中有了众多的精通梵文的翻译家,除大有名气的玄奘外,以上所论及到的隋唐时期对于佛教密宗经典翻译者皆不失为翻译大家。如以前文字语言对于翻译的障碍到了隋唐二代总算清除了。语言的准确性和文字的优美也都大大地胜于前朝。据不完全统计,从隋朝到唐贞元间,共有译者54人,译出了佛经492部,2713卷,从翻译的数量和质量来看,都大在地胜过了以往任何朝代。隋唐时期的译者既精通佛教教义,也通晓梵汉语言。隋唐时期译经的目的比以往更加明确,系统性也明显地加强了。唐代译经与前朝最大不同之处是翻译了大量的佛教密宗经典,使后来的密教能在日本、朝鲜、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流传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都与隋唐时期的长安大兴善寺的翻译佛教文献和建立密宗坛埸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隋唐时期大兴善寺在世界佛教史上重要作用。

 

王倣生

文献索引

①见乌廷玉《隋唐史》中佛教部份第457页。

②见耿引曾《汉文南亚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97页。

③见《大正藏》第51卷,第784页。

④见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辩正广智三藏和尚表制集》卷一。

⑤见同上,第830页。

⑥见《大正藏》第54卷第24页下。

⑦见《全唐文》卷916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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