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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智入华前的文化经历与宗教实践探析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3-12-17)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 王鹤琴 摘要:金刚智入华前的文化经历和宗教实践主要包括游历学习、密法传承…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 王鹤琴

 

摘要:金刚智入华前的文化经历和宗教实践主要包括游历学习、密法传承、巡礼圣地、菩萨信仰、随缘度化、政治交往和入华因缘七个方面。这些活动对于了解他的出生与个性、社交与人品、学识与素养、传承与志向、宗教阅历与密法实践以及来华因缘与入唐经过等均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系统把握金刚智入华前的生活经历,对于更加深刻、清晰地认识他在华期间的政治交往与社会活动,特别是在唐的密法弘传与宗教实践更加具有追本溯源的价值。

关键词:金刚智;菩萨信仰;密法传承;入华因缘

 

金刚智(671741),为印度密教付法第五祖,中国密教初祖,与善无畏、不空并称“开元三大士”。关于其入华后的活动,尤其是在华的密教弘传与密法实践,以往的研究已多有涉猎,但关于金刚智入华前的经历,学术界则缺少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对于全面而准确地理解金刚智的出身与个性、社交与人品、学识与素养、传承与志向、宗教阅历与密教实践以及来华因缘与经过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些问题的明了对完整而清晰地把握金刚智在华期间的政治交往与社会活动,尤其是在华的密教弘传与密法实践均具有探本溯源、鉴古明今的价值。本文拟就金刚智入华前(671719)的经历进行全面地梳理与解析。笔者相信,这不仅对于我们准确理解金刚智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而且对我们认识密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以及公元78世纪的印度佛教信仰状况都会有所裨益。

金刚智入华前的文化经历主要包括游历学习、密法传承、巡礼圣地三个方面,其宗教实践则包括菩萨信仰、随缘度化、政治交往、入华因缘四个方面。

 

一、游历学习

 

金刚智,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载,本为中印度剎利王伊舍那靺摩的第三子,后来因南印度节度使将军米准那表荐入朝,所以被称为南印度人。十岁的时候在那烂陀寺出家,依寂静智师学声明论。十五岁的时候,到西印度学习了四年的法称论。然后回到那烂陀寺,二十岁的时候受具足戒,花费六年的时间学习大小乘律,又学了《般若灯论》、《百论》、《十二门论》。二十八岁的时候,到迦毘罗卫城,跟随胜贤论师学习瑜伽论、唯识论和辩中边论。[]

另据《宋高僧传》载,金刚智为南印度摩赖耶国人,婆罗门种姓。父亲善五明论,为建支王师。金刚智几岁的时候,就能日诵万言,极其聪慧。十六岁的时候开悟佛理,不喜欢学习尼揵子诸论,于是出家。出家的具体地点不详,应该在其家乡,出家之后跟随师父到中印度那烂陀寺学习修多罗、阿毘达磨等。登戒法后,遍听律学,又到西印度学习小乘诸论及瑜伽三密陀罗尼门,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全通三藏。[]

虽然,上述两种史料对于金刚智早年的经历记载不大一样,但有几点是可以明确的:

首先,关于金刚智的出生,史料记载有差异。《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说他是中印度的王子,《高僧传》说他是南印度的婆罗门。另外,《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说他是“南天竺国王第三子,为弘法故,杖锡五天”[]。不管哪一种说法正确,可以明确的是,金刚智为王族或婆罗门种姓,这种出生背景使他在出家前能接受过良好的世俗教育。例如,据《宋高僧传》的说法,其父亲“善五明论,为建支王师”。“五明”,是指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涵括佛教知识与世俗知识。内明,是指佛所说者,名教内论;因明,能屈他论,自申己意,名为因论;声明,显示一切音声差别巧便言辞,名为声论;医方明有四种,一者显示差知病因,二者显示病因,三者能显示除已起之病,四者显示已除之病令不重起;工巧明显示种种工巧成就。而且,金刚智天资聪颖,记忆力强,从小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地方。“智生数岁,日诵万言,目览心传,终身无忘。”[]这些都为他出家后能够做到“内外博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金刚智早年曾经在那烂陀寺学习过。7世纪以后,那烂陀寺已经成为印度的最高学府。除佛教大小乘外,还开设因明、声明、医方、术数等并讲授《吠陀》。僧俗外道,会集一处。就佛教来看,义学活动大多与这个寺院有关,大批对佛教教义有精深研究的老师在这里教授、阐扬佛教哲学,印度内外的佛教学者和巡礼者也以这里为活动中心。 所以,不管是学习声明还是阿毘达磨,金刚智在这里都会接受到当时印度最先进的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前面我们讲金刚智“内外博达”与他出家前接受的教育有关,另外,也与那烂陀寺的学术环境有关。此外,在那烂陀寺学习后,出来异域弘法也在僧侣中间形成一股风气,著名的有7世纪初入唐弘法的颇波蜜多罗。这对后来金刚智入唐传法应该也产生了影响。

第三,金刚智大小乘俱通,且持戒严格。金刚智在那烂陀寺受具足戒,受戒后遍听律学,包括大小二乘。而且,金刚智曾到西印度游历过,西印度当时是小乘比较强盛的地区,金刚智在那里学习了小乘诸论。据《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载:“金刚智三藏和尚蕴大小乘,宗一切有部,住戒霜洁,律为提塘。”[]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金刚智早期应该是从小乘佛教的说一切有部出家的,而且持戒非常精严。

第四,在大乘中,金刚智对当时最为发达的瑜伽行派和中观派都有过系统研习。《般若灯论》、《百论》、《十二门论》是中观派的重要著作,法称论、瑜伽论、唯识论和辩中边论是瑜伽行派的重要著作。在哲学基础方面,密教是将唯识和空观结合起来运用,因此,金刚智早年对瑜伽行派和中观派的系统学习为他以后成为密教大师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以上是金刚智入华前全部经历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可以称作“游学”时期。这一时期的学习、游历,为金刚智后来成为一个密教大师积累了丰厚的佛学素养,也为他下一步的宗教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密法传承

 

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载,金刚智三十一岁的时候,到了南印度,碰到了龙树的弟子、当时已七百岁的龙智:

 

经三年,至三十一,往南天竺,于龙树菩萨弟子龙智,年七百岁,今犹见在。经七年,承事供养,受学金刚顶瑜伽经及卢遮那总持陀罗尼法门,诸大乘经典并五明论,受五部灌顶,诸佛秘要之藏无不通达。[]

 

关于金刚智的密法传承,其它史料也有类似记载:

 

释师子得于卢舍那如来方授,而誓约传金刚萨埵。金刚萨埵得之,数百年传龙猛菩萨。龙猛菩萨受之,数百年传龙智阿阇梨。又住持数百年,传金刚智阿阇梨。金刚智阿阇梨以悲愿力,将流演于中国。[]

 

昔者婆伽梵毗卢遮那,以金刚顶瑜伽秘密教王真言法印,付嘱金刚手菩萨,垂近千载,传龙猛菩萨,数百年后,龙猛传龙智阿遮梨耶。后数百年。龙智传金刚智阿遮梨耶。[]

 

三藏金刚智云:我从南竺国,亲于龙智阿阇梨边,传得此金刚界百千颂经。龙智阿阇梨自云:从毗卢遮那如来在世,以此金刚界最上乘法,咐嘱普贤金刚萨埵。普贤金刚萨埵付妙吉祥菩萨。妙吉祥菩萨复经十二代,以法付嘱龙猛菩萨。龙猛菩萨又经数百年以法付嘱龙智阿阇梨。龙智阿阇梨又经百余年以法付金刚智三藏。[]

 

国师金刚智,西土人,亲传龙智阿阇梨法。[11]

 

昔金刚萨埵亲于毗卢遮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义,后数百年传于龙猛菩萨。龙猛又数百年传于龙智阿阇梨。龙智传金刚智阿阇梨。[12]

 

这些材料虽然在细节上稍有差异,但是都认为金刚智是跟随龙智学的密法。关于龙智的生平,众说纷纭。根据密教的传说,他曾向龙树学习密教,是密教付法第四祖,住世数百年,八世纪初传法与金刚智。从理性的角度讲,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我们可以进行以下推测:

首先,金刚智的确拜一位名叫龙智的密教高僧为师,跟随他学习密法,而这位师父传承的肯定是龙树一系的密法。至于这位名叫龙智的高僧到底身世如何,以及是直传龙猛之法还是中间有所间隔,我们不清楚,但基本可做一下推测:第一,龙智是一位年长的僧人,人们很可能不知道他的年龄有多大,并传说他有了七百岁,这种夸张年岁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从民俗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奇怪;第二,这位老者常年专注修行,几乎与世隔绝,人们不清楚他的具体情况;第三,他是密教高僧,而且他的密教之法来自龙猛。

其次,金刚智学习的是密教中的金刚界法,他受学的是《金刚顶瑜伽经》,这是当时密教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法系。而且,金刚智受“五部灌顶”。在金刚界,“五部灌顶”是指,行灌顶行灌顶仪时,阿阇梨以象征佛部、莲华部、金刚部、宝部、羯磨部等金刚界之五部的瓶水灌于弟子顶上。据金刚智译《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卷二等所说,此法此法仪系先结诵大日之灌顶印明印弟子顶上,以白带瓶灌之;接着结诵东佛之灌顶印明印额,以赤带瓶灌之;结诵南佛之灌顶印明印顶右,以黄带瓶灌之;结诵西佛之灌顶印明印顶后,以青带瓶灌之;结诵北佛灌顶印明印顶左,以黑带瓶灌之。虽然,五部灌顶多就金刚智而言,但据一些密教大师著作(如空海《御请来目录》、最澄《合坛灌顶记》)记述,胎藏界也用此法。

第三,金刚智是在南印度修学的密教法门。7世纪以后,南印度的密教化非常突出,许多密教大师在那里弘教。所以,金刚智在南印度学密与南印度当时的这种风气有关。

第四,金刚智通过七年的刻苦学习,不管是对密教理论的把握还是对密教法门的实践都有很深的体会,并为大家所公认,从而成为非常有影响的密教大师。“善总持,于此一门,罕有其匹”。[13]“每至时饮食从空而下。金刚萨埵常现于前。”[14]

总之,金刚智是在有坚实的佛学修养的基础上,修学密教经典与法门并受灌顶的。因此,他对于密教的接受与理解程度肯定是非常高的。如果说遇见神异的师父是金刚智成为密教大师的直接原因的话,那么早年的游学经历,对佛学理论以及世俗文化的通达是他最终能够在密教领域里面脱颖而出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三、巡礼圣地

 

金刚智由于受到观音点化,要去师子国瞻礼佛牙,并登楞伽山朝拜佛迹,所以带领僧俗弟子八人前往师子国。

在师子国楞伽城,金刚智先去无畏王寺顶礼佛牙。持诸香花精诚供养并感得佛牙放光。很多人都看见这一瑞相。于是金刚智在无畏王寺住了半年,虔诚供养佛牙舍利。[15]

顶礼佛牙后,金刚智又往东南登楞伽山瞻礼佛迹。途中,金刚智还礼拜了佛眼塔,并在那里“行道一日一夜,无愿不果”[16]。在登楞伽山的过程中,金刚智经历了诸多苦难。

 

其山多诸猛兽狮子毒龙野人罗刹,黑风苦雾常守护此山上珍宝,非是礼圣迹人,不可升上得入此山。和上于山下焚香顶礼发弘誓愿,愿见昔佛在世、说法之时山神。发愿已毕天开雾散,猛兽潜藏。遂与弟子于山北面近东渡水。而上却转向西北又西南寻谷攀藤接葛。异种孤危至山中腰。……时逢龛崛皆是先灵修道之处。山中香花草木不可称计。不停不滞七日攀缘方至山顶。寻求灵迹见一圆石。可高四五尺许方广可有二丈。佛之右足隐在石上见有损缺。心即生疑谓之非是佛迹。仰天号泣忆昔如来。遂感五色云现及有圆光佛迹相轮分明显现。闻有声言。此真佛迹。但为往代众生将来业重留此迹耳。闻已欢喜香花供养。入定一日。从定出已七日旋绕。把石寻缘行道。其佛迹外石上有数石盏。亦中燃灯。其野人将小石施佛迹上打碎取。何谓如是损其心上。云治心痛。从此验知佛迹渐损。其上多风不可久住顶上四望去。其山下五六十里外周有山围绕。状如域壁。山上总是白云。国人号名楞伽城山。山外西北连师子国界。余是大海。尝观望之时。和上不觉失脚砌下临崖便住。不损毫毛。当知是佛不思议力。弟子等惊喜不已。遂复道而还。所有灵迹重礼辞回。[17]

 

当时,人们认为,师子国的一座高山上有佛的足迹,这吸引了大批佛教徒前去朝拜。而且这座山树林茂密,野果丛生,泉流不止,也吸引了不少修道人到那座山上修行。因此,金刚智去的路途中,“时逢龛崛皆是先灵修道处”。

但是,这座山巍峨险峻,要登上山顶非常困难,非得有信仰的神圣感召才能有勇气克服。金刚智接受野人供养野果以及后来失足差点坠落悬崖都说明了朝拜道路之艰险。登山前,金刚智曾在山下焚香顶礼发弘誓愿,可以看出他对佛教坚定的信仰和朝拜古佛遗迹的热切愿望。登到山顶看到佛迹后,金刚智感得灵应并围绕佛迹举行了一系列法事活动,包括香花供养、入定一日、旋绕七日和石中燃灯。由此可见,佛迹崇拜是像佛舍利崇拜、佛像崇拜和塔崇拜一样重要的信仰形态。

关于佛牙和佛迹崇拜,在古代印度源远流长。南北朝时期的智猛,“至迦毗罗卫国见佛发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迹炳然具存”[18]。佛舍利,作为佛法存在于世间的一种象征,在佛教徒的心目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古至今,佛舍利崇拜就是佛教信仰的一种重要形态。在诸多佛舍利中,最重要的是佛顶舍利、佛牙舍利和佛指舍利。而佛牙舍利一直以来是师子国佛教信仰的一大特色,中国、高丽等大批僧人都前去瞻礼,印度的僧人就更不必说了。传说,释尊荼毗后共留下了四颗牙齿不坏,一颗藏在天上,一颗藏在龙宫,另外两颗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而其中一颗就在师子国。所以,金刚智朝拜佛牙是当时流行的佛舍利崇拜的重要表现。

佛迹,指佛陀之遗迹,即佛陀诞生至涅槃期间,遗留足迹之场所。不管是佛舍利崇拜还是佛迹崇拜都是佛陀涅槃后,佛教徒怀念他、纪念他,从而崇拜他的遗物、遗迹、遗骨等的结果。从佛陀涅槃后开始,佛舍利崇拜和佛迹崇拜这种信仰方式逐渐产生并普及开来,一直流传到78世纪,在南亚、东南亚以及东亚仍然很兴盛。

 

四、随缘度化

 

金刚智在楞伽山上礼拜佛迹的时候曾经接受了一个野人供养并为他授三皈戒。

 

时有野人将甘蔗子、椰子、蕉子、署药等来施和上。时弟子见之四散奔走。和上言曰:“此来供养,非损汝辈。”便取所施,与授三皈戒。

 

当野人出现的时候,金刚智的弟都非常害怕,金刚智却能冷静沉着并用佛法教化他。这里,金刚智作为一个密教大师的信心、定力和修行功夫都彰显出来。更关键的是,这说明金刚智平时随缘教化,济度群生。

而且,金刚智教化的对象非常广泛,既有粗俗的野人,也有显赫的国王。

金刚智在登楞伽山朝拜佛迹的途中,曾经走到了一个叫噜呵那国的地方,那里的国王信小乘佛教。听说金刚智来了就出城迎接,在王宫里面广设供养,由此可知当时金刚智的名声之盛。过了一个月后,金刚智为国王宣说大乘佛法,他能够欢喜接受。而且还赐给金刚智很多宝物,金刚智说自己来这里的目的不少为了珍宝,而是为了去楞伽山朝拜佛迹,这位国王就派人将金刚智送到楞伽山下。

 

次行至噜呵那国国管宝山。其山土地足多罗树。国王先信小乘。闻和上至出城远迎。就王宫殿广陈供养。经一月余日和上为说大乘理性。便能悟入信受欣喜。即广施杂宝,和上不受,云:“本来意者顶礼佛迹非常珍宝。远来至此,愿示其路。”王即遣人持舆令和上乘,上送至山下。[19]

 

在停留这个国家一个月期间,金刚智慢慢通过各种方便手段引导这个原信小乘的国王最终信了大乘,这也是金刚智弘法传教的重要体现。另外,虽然国王赐给他许多珍宝,但金刚智不改自己朝拜圣地的初衷。因为在他眼里,与世俗的珍宝相比,佛迹是更加珍贵的宝贝。金刚智能够不被外部名利所诱而丧失自己作为一个虔诚宗教信徒的宗教热情与宗教信仰,是非常值得敬佩和感叹的。

当然,由于金刚智从一开始就坚定了要入唐弘法,所以他在入华前主要的精力并不是放在弘法传教上,主要是游历、朝拜,增多自己的文化经历并加深自己的修行功夫,以为将来入华弘法从个人方面做好准备。所以,传教弘法虽然是僧人的基本职责,但是在入华前他只是金刚智宗教实践的辅助手段。

 

五、政治交往

 

僧人既是方外人,也是社会人。特别是著名的僧人,在古代社会也会有丰富的社会交往活动,特别是与王公贵族等统治者的交往更是为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扩展他们的影响力有重要作用。金刚智在入华前曾经与南亚及东南亚各国国王有过接触与交往,这些接触与交往既为他入华前的宗教活动提供了方便,也为他入唐后处理与统治者的关系积累了经验。

在上面我们曾经提到,金刚智在登楞伽山的途中曾经引导初信小乘的噜呵那国的国王转信了大乘,由此得到了国王的赏识和支持,派人将他送到楞伽山的山下,为他朝圣节约了时间,避免了弯路。这可以看作金刚智与统治者交往的一个范例。另外,金刚智还与很多国家的国王保持了友好关系。

南印度曾经发生了三年大旱,国王捺罗僧伽补多靺摩遣使迎请金刚智祈雨。金刚智在宫中建灌顶道场请雨,结果求得甘霖。国王大臣都很高兴,于是为他建造寺院安置,过了三年。[20]

这段史料说明:首先,在古代印度,祈雨是得到统治者认可的并为大家所接受的一种宗教实践手段;其次,金刚智与统治者的交往,于金刚智这边来说是出于传播和维护信仰的考量,而于统治者来说,虽然既有宗教信仰上的原因,但也有现实利益的考量,充分发挥佛教中有利于国家统治和人民安乐的作用。

而且,金刚智在去师子国朝圣完毕回到南天竺后,将沿途见闻向国王做了详细的汇报。国王又请金刚智留在宫中供养了一个月。因金刚智不忘入唐弘法的宿愿,所以向国王辞别。国王听说金刚智要离开后,再三挽留。一方面,告诉金刚智入唐行途之艰险,另一方面又许诺金刚智留下来教化民众的话肯定会有很多利益。但金刚智既不畏沿途艰险,又不为名利所动,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入华的道路。

 

来去经一年却至南天竺国,具述上事闻于国王。王又请留宫中供养经一月日。和上白王:“贫道先发诚愿,彼支那国礼文殊师利并传佛法。”即日辞王。王曰:“唐国途径绝远,大海难渡,不得可到。住此教化,足获利益。”再三请住。和上宿志不移。王曰:“必若去时,差使相送,兼进方物。”遂遣将军米准那奉大般若波罗密多梵夹、七宝绳床、七宝金钏、宝钿耳珰、杂物衣甲、緤、沉水、龙脑、诸物香药等,奉进唐国。愿和上捡校加持,得达彼国。发来之日,王臣四众香花音乐送至海滨。

 

国王的一再挽留说明,国王非常清楚高僧能够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而且,国王确实将金刚智当作国宝一样的看待,一旦听说他要离开,非常不舍和难过。但即便面对如此的条件,金刚智依然不为所动,不忘自己异域弘法的目标,其传教的热忱与执着的精神令人动容。

国王知道不能留住金刚智后,遣使护送他入唐并顺便向大唐进献方物。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印之间交往频繁,既有宗教、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有政治、经济之间的交流。出发那天,国王大臣,用香花音乐相送,这也使金刚智入华的角色和身份发生了变化。金刚智不仅仅是一个自愿弘法传教的僧人,他还是与国家使节同行的带有外交性质的队伍中的一员。

当金刚智行到师子国时,受到了室哩室罗国王的热情欢迎。国王苦留不住,无奈之下只能派人送到海岸。[21]由此可知,金刚智在当时各国国王的心目中占有崇高地位,他们都以将金刚智留在本国为荣。“室哩室罗王可能就是阿迦菩提四世,他接受密教信仰,崇奉的也属金刚乘系统。”[22]由此可见,当时密教信仰在师子国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非常兴盛。

总之,金刚智与统治者的交往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这涉及到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等复杂问题。金刚智作为一个名声远播的高僧在信仰佛教的国家里肯定受到统治者的支持,统治者会对作为宗教领袖的金刚智表现出足够的敬重。同时,统治者与金刚智打交道有一个基本的考量就是维护自己的统治,不管是祈雨还是教化人民,抑或加持自己的外交使节队伍,都是基于此。

 

六、菩萨信仰

   

大乘佛教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主要是由菩萨信仰支撑起来的。金刚智作为大乘佛教密宗的大师,在实践中对各种大菩萨尤其是观音和文殊这两大菩萨表现了坚定的信仰,他曾经在南印度观音菩萨的道场断食行道,感得枯树重生、观音应现。

   

国南近海有观自在菩萨寺,门侧有尼枸陀树,先已枯。和上七日断食行道,树再滋茂。菩萨应现而作是言,汝之所学今已成就,可往师子国瞻礼佛牙,登楞伽山礼拜佛迹,回来可往中国礼谒文殊师利菩萨。……僧徒咸闻其语。

 

首先,“南国近海有观自在菩萨寺”,指的应该是观音菩萨的道场——补旦落迦山,这在佛经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华严经》中说:“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旦落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又说:“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花果树林皆遍满,泉林池沼悉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也就是说,观音菩萨的居住地是补旦落迦山,这座山位于印度的南方靠近海边的地方,甚至已经延伸到海中。

除了显教的经典,密教经典也明确指出观音菩萨的道场在“补陀落迦山”。“一时,释迦牟尼佛在补陀落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师子座。”[23]

玄奘在游历南印度后,对此山做了详细记述。“国南滨海,有秣剌耶山,崇崖峻岭,洞谷深涧。……秣剌耶山东有布呾落迦山,山径危险,严谷敧倾,山顶有池,其水澄镜,流出大河,周流绕山二十匝,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舍。其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历水登山,忘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24]

而且,这座山对后来中国佛教的观音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十二世纪以后,因为印度佛法的消亡和随后而来的南印度观音道场的消失,特别是中印佛教交流的中断,中国人最终以浙江梅岑山取代了南印度的布旦落迦山,这一大胆的改造持续了几个世纪才得以完成,它使观音的道场从南印度海边转移到中国东海的舟山群岛上,从而对中国佛教产生巨大影响。”[25]普陀山作为观音道场的起源、朝普陀的朝山风俗、南海观音的称呼以及近年来在海南岛修建的108米海上观音等都是来自这种信仰。

其次,上述记载中的尼枸陀树也大有妙处。这里,树成为宗教灵感信仰中菩萨与人之间的外物中介,由其完成人神之间的沟通。先已枯死的树再滋茂,不仅象征着修道的虔诚与结果,而且显示了菩萨的威神之力和修道者的感应之力。宗教信仰中的这种外在化神通现象其实是要表达一种内在的神力存在与精神境界。

第三,七日断食的修行方法也值得探析。七日作为一期的修行周期在佛教中起源很早,而且流传至今,中国佛教界至今盛行的“打七”和超度亡灵的“一七”至“七七”等均为此。这与西方的星期相一致。

“断食”的修行方法渊源甚久,在印度影响至今,在中国尽管不是很盛行,但也有继承。断食期间要修道,修的是什么道呢?看其它的资料知道,主要是一种虔诚的信念以及这种信念与菩萨之间的深层次沟通。所谓“祈请”、“要心”、“誓死愿见”等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修炼,以虔诚的信仰为前提,通过纯净专一的心神摄受来获得菩萨的感应。菩萨应现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像这种直接显现出形象并开口说话进行指点,应该是最殊胜的方式了。

    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曾有三次关于“断食感观音”的记载。

 

伽蓝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蓝,中有观自在菩萨立像。其有断食誓死为期愿见菩萨者,即从像中出妙色身。[26]

“……有观自在菩萨像,既多灵鉴,愿往请辞。”即至菩萨像前,断食祈请。菩萨感其诚心,现形问曰……[27]

正中精舍有观自在菩萨像,躯量虽小,威神感肃,手执莲花,顶戴佛像。常有数人,断食要心,求见菩萨,七日、二七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见观自在菩萨,妙相庄严,威光赫奕,从像中出,慰喻其人。[28]

 

玄奘的记载全是面对观音菩萨像,断食祈请,感得观音菩萨现妙庄严身。《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关于金刚智断食感得观音应现的具体做法,也就是如何行道,并没有记载,文中没有提到观音菩萨像,只是提到了在观音菩萨的道场——观音菩萨寺。不过综合《大唐西域记》里面的记载,可以确定,在古代印度,观音信仰很普遍,而且实践观音信仰的一个很流行的做法就是断食行道或祈请,以感观音现身,解疑答惑或救苦慰难。其实,断食只是一种方便法门,让人生起恭敬心和虔诚心才是目的,对于宗教信徒来说只有生起强烈的信心和鉴定的意志,才能与信仰对象感通,从而实现自己的愿望。

而菩萨应现后对金刚智的指点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他本人成就也就是目前境界的认可,这种通过神圣化途径获得的认可是具有神圣性的,这对一个僧人来说极为重要,对后来他的弘法传教以及社会交往都有重要价值。另外一部分就是指点未来的行事,这也使他来华以及传教等活动带有了强烈的神意特色,从而既获得了神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庄严感、肃穆感等,也有利于他在华期间获得民众的认可与拥戴,从而促进其事业的开展。

      另外,观音菩萨给金刚智指点未来的发展,“往中国礼谒文殊师利菩萨”,可见,当时在印度,普遍相信文殊菩萨的道场在中国。而且,后来金刚智辞别南天竺国王,踏上入唐道路的时候,也说:“贫道先发诚愿,彼支那国礼文殊师利并传佛法。”由此可见,金刚智对文殊菩萨也是有热忱信仰的。由此我们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金刚智从南印度海滨出发入唐时要“东向遥礼文殊,西礼观音菩萨”[29]了。

 

七、入华因缘

 

关于金刚智入华的因缘,一般说是受到观音菩萨的指点。“彼国与汝有缘,宜往传教,济度群生。”[30]那么,为什么要把观音应现指点作为金刚智入华的因缘呢?这就牵涉到宗教信徒的信仰心理。异域弘法是部分佛教徒非常向往并尽力追求的志业,但是在古代交通极不便利的情况下,这是一件相当困难并充满危险的事情。完成这样一个庄严、伟大的任务,在客观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必须充分挖掘出人的精神动力。观音菩萨作为佛教徒的信仰对象,他的指示自然能够为信徒提供一种神圣的感召与莫大的鼓励。而主观精神方面的积极应对往往能够弥补客观环境方面的不足,从而取得预期的成果。因此,那些对佛教信仰非常虔诚,同时又有极高传教热情的僧人,为了克服千险万难到异域弘法,往往将传教的因会附加到佛菩萨等神圣的崇拜对象身上。

当然,虽然与法显归国时的5世纪相比,金刚智入唐的8世纪由海路入华的条件成熟了很多,可是整体来看依然是充满了艰难险阻。他到师子国乘波斯船出发,过了一个月,到了佛誓国。由于遇到恶风,金刚智在佛誓国停留了五个月,由此可以看出,由海路入唐严重受制于自然条件。其后,又历经数国。开元六年(718年),不空“于阇婆国见弘教三藏金刚智而师事之。随侍南溟乘船架险。惊波鼓浪如影随形。”最终,于开元七年(719年)入唐境。金刚智入唐总共花费了三年时间,途中经历了无数艰辛,这必须是在坚定的信仰推动和饱满的传教热情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的行动。

如果抛开宗教信仰,我们还可以从以下角度来探讨金刚智的入华因缘。

首先,金刚智是“闻脂那佛法崇盛,泛舶而来”[31]。所以,中国佛教的兴盛,可以说在金刚智来华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这说明中印之间文化交流的密切,使得当时的印度僧人对中国佛教的状况非常了解,已绝不是法显去印度时的景象了,玄奘去印度时也非如此。这些都应是玄奘、王玄策、义净等人去印度巡礼、介绍中国佛教文化的结果。

其次,朝礼在华的文殊道场是金刚智来华的又一个重要因缘。根据《华严经》中的记载,文殊菩萨的道场在中国。虽然不同的《华严经》译本对此有一个不断明朗化的过程,但最终结果都是肯定了五台山作为文殊道场的地位,这是印度翻译过来的佛经中破天荒地将菩萨道场安顿在中国的记载,说明中国与印度佛教文化的深刻因缘。而且,五台山作为文殊道场也是印度显教、西藏密教与汉地佛教一致认可的,远非峨眉、九华、普陀作为普贤、地藏和观音的道场所能比。这同时也说明文殊信仰当时在印度是很兴盛的,在中国也非常流行。五台山在唐代一直受到唐王朝的支持,当然这与李唐发迹于太原靠近五台也有一定关系。

第三,异域弘法的志向是金刚智克服千难万险来华的内在动力。在印度佛教史上很多高僧都有异域弘法的志向,这种现象与中国截然不同。可能因为印度是佛教的母国,中国历史上西天取经的多,而异域弘法者极少。印度的这种文化现象(高僧的信仰心态)对中国影响极大。印度来华高僧包括很多西域来华高僧,几乎都有异域弘法的志向,如真谛就是以弘法为怀而泛海东来的。唐代的时候印度高僧的这种信仰心理在印度依然十分盛行。

第四,从客观方面来看,唐印之间的交通畅通是金刚智能够顺利来华的重要外部条件。唐作为一个大国,势力远及西域的中亚,和印度近距离相望,海上也是如此。当时的中印之间已经在商贸、政治往来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而文化交往可以借助这种通道而连接彼此。中印海路交通自从东晋以后就日益发达起来,特别是南朝时代,由海路来华的僧人很多,如菩提达摩、真谛、求那跋陀罗等人,隋唐时代,海路已经成为和陆路同等重要的中印交通大通道,所以,金刚智选择从海路入华也就顺理成章了。

 

八、小结

 

以上是金刚智入华前的经历活动,我们专注于从金刚智个人的角度来进行解析。如果放到整个古代印度的时空背景下,放到整个中印文明交往的大环境中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总结。

首先,从中印文明交往的角度来看,金刚智是中印文明交往的重要使者。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是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历史上,中印文明之间的交往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持续时间久,交往的内容丰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佛教传入中国,从汉一直持续到宋,深刻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格局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进程中,印度来华僧人担当了佛教文化传播者的重要角色。

菩提达摩、真谛、菩提流志、善无畏、金刚智等印度高僧,以弘传佛法为己任,部分春夏寒暑,经历千险万难,来到汉地,翻译佛经,弘传佛教。佛教在中国汉地的生根发芽、开花繁盛,以至完全与中国的固有文化相融会,离不开印度入华高僧的努力。

历史上,在印度佛教徒中始终存在一批以异域弘法为至高追求的人。一方面,信仰的热烈与虔诚促使他们舍生忘死;另一方面,说明当时很多印度僧人知道中国有佛法,而且还很兴盛,因此,他们希望到中国弘法。在金刚智来华前,已经有许多印度高僧到中国弘法。他们所以能够知晓中国,与中国高僧西行求法有很大关系。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同样出现了一大批以西行求法为志业的僧人,法显、玄奘、义净等,他们到印度将中国的情况介绍给印度人,使印度人对中国有了更为丰富和直观的印象与了解。所以,正如来华的印度高僧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起到了传播者的作用一样,中国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人在中印文明交往史上也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另外,中印之间的文明交往从大的含义来看包括政治交往、经济交往以及文化交往。八世纪初,中印之间政治与经济的交往也相当频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之间的交往需要依附政治交往和经济交往,例如,金刚智入华是作为南印度入唐使节队伍中的一员,而且是在师子国搭乘波斯商船。但是,与政治交往和经济交往相比,文化交往的魅力持久,不管是影响的深度还是广度,政治交往和经济交往都无法与文化交往相比。当然,中印之间的文化交往既包括佛教文化交往,也包括其它文化交往,而佛教文化交往是最为成功也是最值得关注的。

其次,从佛教传播的范围来看,南亚、东南亚和东亚之间形成了一个佛教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之内,各国之间相互激荡、相互影响。金刚智不光在印度各地拜师、游学,而且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佛誓国(今苏门答腊)等地朝圣、传教,之后又到中国弘法。印度,作为佛教文化的母国,它的发展变化,会辐射到东南亚、东亚等其它佛教国家。

7世纪末8世纪初,印度本土佛教发展的最突出成果就是不断地密教化。早在印度佛教发展初期,就存在手印、咒语等杂密的东西,随着婆罗门教的复兴,到7世纪晚期的时候,印度佛教开始由显密并重到逐渐密教化,在南印度尤为明显。这通过金刚智的修学经历也可以看出。金刚智早年系统学习过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的经论,后来到南印度跟随一位密教大师学习密教七年。其后的宗教实践,祈雨等神通的展示,多半也是围绕着密教所行。而且,金刚智的名声远播,得到各国国王的礼遇与供养,说明当时密教的兴盛是受到统治者保护与支持的。

印度佛教的这一新动向随即影响到了文化圈内的其它国家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时期,善无畏、金刚智的入华为中国密教的发展以及将来密教传入日本奠定了基础,使中国佛教的发展紧跟印度佛教发展的步伐,相互呼应。这一时期,密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既是长时期以来中印佛教文化交往的自然延伸与结果,也为中印之间佛教文化交往的进一步深化和推动提供了新的养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除了前面曾提到的以那烂陀寺为中心的印度佛教义学发展和不断地密教化以外,78世纪的印度佛教的其它状况。

从教派情况来看,大小乘并存但大乘明显占优势。印度佛教经历了公元46世纪的强劲发展,形成了大小乘并立,以大乘为主的局面。其中,大乘又以瑜伽行派和中观派最盛。金刚智曾到西印度学习小乘诸论,还曾将师子国一个信小乘的国王引导信了大乘。这都说明,小乘佛教当时在印度还是存在的,而且有一定的势力。当然,大乘很明显占优势,那烂陀寺,作为当时印度的佛教学术中心,以讲授大乘经论为主,而且,金刚智引导先信小乘的国王信大乘,也说明了大乘的影响力压过小乘。

从佛教所处的信仰环境来看,当时印度还存在着其它宗教信仰。78世纪的印度社会,婆罗门教强劲发展,佛教的密教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婆罗门教的强势冲击而主动做出的调整。除此之外,还有耆那教等其它宗教势力。《宋高僧传》说金刚智:“年十六开悟佛理,不乐习尼揵子诸论,乃削染出家。”[32]这里,尼揵子诸论指的是耆那教的学说理论,它本为早期沙门思潮之一,后来到一世纪发生分裂,由于佛教势力强大,该派逐渐衰微,仅行于西南印度。金刚智“不乐习尼揵子诸论”说明,在南印度,该派学说仍然有人信奉,与佛教在吸引信徒方面存在竞争关系。

从僧人具体的宗教实践做法来看,主要包括游学、受戒、侍师、朝圣、禅定、弘法等。金刚智早年曾在印度各地游学,系统学习各种经论。特别是在当时作为印度学术中心的那烂陀寺的学习,使他具备了丰厚的佛学理论素养。另外,金刚智还在那烂陀寺受具足戒,然后认真学习大小乘戒律,从而通达三藏。在南印度的时候,金刚智承事供养了一个年老的密教师父七年,修学密教经典与法门,并受灌顶。之后,金刚智到师子国瞻礼佛牙舍利并登楞伽山朝拜佛迹,瞻礼与朝拜的过程中,金刚智用香花供养、燃灯、禅定。此外,金刚智还随缘教化,济度群生。不管是引导先信小乘的国王信大乘,还是位野人授三皈戒,都是弘法的表现。

从政教关系来看,整体上说,当时印度佛教与政治保持着紧密、友好的关系。上到国王,下到大臣,都信奉、礼遇、供养有名的出家人,并支持他们的传教、朝圣事业。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是金刚智入唐传教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对于统治者来说,拉拢僧侣,既有信仰上的考虑,也有现实利益的因素。请密教大师祈雨就是现实利益最为直接的反映。

从当时印度流行的佛教信仰形态来看,主要有观音信仰、文殊信仰、佛舍利信仰、佛迹崇拜等。而且观音信仰与文殊信仰相互融通,菩萨信仰与佛信仰相互圆融,菩萨信仰与舍利崇拜也圆融无碍。可见当时佛教的信仰尤其是超人间信仰,从内涵上来讲非常丰富,在形态上也圆融互通成为一个整体。



[] (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大正藏,第55册,第875页中。

[] (宋)赞宁等撰:《宋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册,第711页中。

[] (唐)海云记:《两部大法师资相承付法记》卷一,《大正藏》第51册,第783页下。

[] (宋)赞宁等撰:《宋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册,第711页中。

[] (唐)智升撰:《续古今译经图记》卷一,大正藏,第55册,第372页中。

[] (唐)海云记:《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卷一,《大正藏》第51册,第783页下。

[] (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大正藏》第55册,第875页中。

[] (唐)不空撰:《金刚顶瑜伽三十七尊出生义》卷一,《大正藏》第18册,第299页上。

[] (唐)赵迁撰:《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卷一,《大正藏》第50册,第292页中。

[] (唐)海云记:《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卷一,《大正藏》第51册,第783页下。

[11] (宋)志磐撰:《佛祖统纪》卷二十九,《大正藏》第49册,第295页中。

[12] (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四,《大正藏》的49册,第602页中。

[13] (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大正藏,第55册,第875页上。

[14] (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大正藏,第55册,第876页下。

[15] (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第55册,第875页中、下。

[16] (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第55册,第875页下。

[17] (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第55册,第875页下—876上。

[18] (唐)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卷四,第55册,第521页下。

[19] (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第55册,第875页下。

[20] (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第55册,第875页中。

[21] (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第55册,第876页上。

[22]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23] (唐)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卷一,《大正藏》第20册,第106页上。

[24] (唐)玄奘述、辩机撰:《大唐西域记》卷十,《大正藏》第51册,第932页上。

[25] 李利安著:《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页。

[26] (唐)玄奘述,辩机撰:《大唐西域记》,卷三,大正藏,第51册,第887页下。

[27] (唐)玄奘述,辩机撰:《大唐西域记》,卷五,大正藏,第51册,第894页中。

[28] (唐)玄奘述,辩机撰:《大唐西域记》,卷九,大正藏,第51册,第925页下。

[29] (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大正藏》第55册,第876页上。

[30] (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大正藏》第55册,第875页中。

[31] (宋)赞宁等撰:《宋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册,第711页中。

[32] (宋)赞宁等撰:《宋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册,第711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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