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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与唐传奇小说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4-01-17)

赵博超(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陕西 西安,710069) 摘要:盛中唐时代密宗的崛起与兴盛推动…

 

 

 

 

赵博超

(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陕西 西安,710069

 

摘要:盛中唐时代密宗的崛起与兴盛推动了密教在唐帝国的传播,对中晚唐时代的宗教、艺术和文学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中晚唐文学领域的诸多创作都受到密教的影响,尤其是唐传奇,其中反映出大量有关密教因素。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咒语与幻术,二是业报轮回,三是驱魔与预言;从中可以看出密教在唐代传播的广泛性,对人们的思想,文人作品的创造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都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密教 唐传奇 咒语与幻术 业报轮回 驱魔与预言

 

小说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重要支流,明代学者胡应麟云:“小说者流,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或奇士洽人,收梦宇外。纪述见闻,无所回忌;覃研理道,务极幽深”。[①]早期两汉小说者只是“街谈巷议”,而至六朝则取得了长足进展,干宝《搜神记》撰写目的即是“游心寓目”,同时更重要的是“发明神道之不巫”。发展到中晚唐,笔记传奇小说的重要走形则是创作的娱乐化、文学化,标志着小说文学的成熟。同时,试图以神道设教的宗教性创作也仍然小说勃兴背景下的潮流之一。正如胡应麟所云:“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蚌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②]从六朝的变异之谈到唐朝的尽幻设语且作意好奇,实在是小说文学思想的革命性转变。

同时,佛教的传播使得中国小说叙事美学的发展从传统“证实研理,足资考核”的叙述方式向“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的虚构主义叙事思维转换。唐传奇正是在吸取了前人志怪小说与密教的各种因素发展而来的,内容多是,假笔墨以寄才思,以文采驰骋想象,或写幽冥情爱、豪侠剑客,或写神仙道术、异僧法术、神神鬼鬼、妖精怪物类小说争奇斗艳,各吐芬芳。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唐传奇中体现出的密教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个方面:一是咒语与幻术,二是业报轮回,三是治病与驱魔。

 

一、咒语与幻术

 

在密宗的世界观中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生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故称密宗六大。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识”为“心法”,属金刚界。主张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两者为宇宙万有,而又皆具众生心中。佛与众生体性相同。众生依法修习“三密加持”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与佛的身、口、意三密相应,即身成佛。此宗仪轨复杂,所有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均有严格规定,需经阿梨(导师)秘密传授。密教又以真言和咒语为其一大特色,所以,密教又被称为真言乘。密典中有许多陀罗尼,也被称为“咒”。咒语,印度密教的咒术起源与上古文献的吠陀经典。金克木曾指出:

 “印度的最古文献是《吠陀》(Vedic),其中最早的是《梨俱吠陀》和《阿达婆吠陀》。前者的编集比后者更早些,是人类保存的最早和最多的诗歌集,编订成书约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其创作离现在至少已有三千多年。这两部集子,一是作为祭祀用的祷词,一是作为驱邪用的咒语,编辑以后一直被当作神圣典籍小心保存到今天。”[③]

古代印度人相信语言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认为咒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禅定的状态下诵咒就更富有神奇的力量。密教僧多善诸般变化、驱役鬼神之术。严耀中也说:

“密教为了吸引信徒,往往当众施行法术。”

因此,在唐人小说中,密教的咒语法术故事成为其中重要一支,同时在篇幅上增长,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密咒,表现更加神异。密教咒术具有强烈的神秘主义特性,根据英国评论家所说,文学是神秘的,“即使难以理解或无法想象,神秘仍然是一种体验,但它不是一个作家所运用的或一个文本拥有的一个主题,神秘并非如同一幅画中简单地被描述的事情,毋宁说它是一种效果。”[④]

在《酉阳杂俎》中有些故事就是对密咒的描写,例如:

雍益坚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恶梦。咒曰‘婆珊婆演底’。”

宋居士说,掷骰子咒云:“伊谛弥谛弥揭罗谛”,念满万遍,采随呼而成。

世有村人供于僧者,祈其密言,僧绐之曰:“驴”。其人遂日夕念之。经数岁,照水,见青毛驴附于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后知其诈,咒效亦歇。[⑤]

这三则故事都反映出密咒在民间信仰生活中的直接应用,说明咒语法术是唐代笔记传奇小说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盛唐至中晚唐时期重要的小说集中都有相当部分描述咒语的法术传奇,这一传统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宋辽两朝,志怪、感应类小说依然存留了一部分密教咒术的篇章。

而与之相同的幻术在唐传奇中也有体现,作为咒语的表现形式之一的幻术,于今天的魔术相类似,汉魏以来就有流行。在佛教出入之初西域僧人就仿照道士,以此传法,因为其奇幻深不可测增加神秘感,让民众信服。

在《太平广记》中有专门章节对幻术进行了描写,例如:

有天竺湖人来渡江南,有幻术,能断舌吐火。[⑥]

《酉阳杂俎》卷三中也有关于祈雨的幻术故事:

梵僧不空,得总持门,能役百神,玄宗敬之。岁尝旱,上令祈雨。不空言可过某日,今祈之必幕雨。上乃命金刚三藏,设坛请雨。果连曝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逮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于寺庭中,捏泥龙五六。当溜水,作胡言骂之。良久,复置之,乃大笑。有顷,雨算。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唐传奇中有大量关于祈雨幻术的描写,和佛僧积极参与到祈雨的社会活动中关系密切,龙王也从佛教故事中脱胎出来,取代了原来雨师的形象。这更加说明了密教信仰在当时的广泛盛行。

另外,在《太平御览》、《艺文聚类》中也有很多关于幻术的故事,从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密咒在民间已经深入人心了。

密咒、幻术的传奇(当然也包括道教的符禄咒)恰似一组由神秘力量演奏的狂想曲,音符弥散于大唐帝国的各角落,咒术观念流淌于士庶民的心底,密教图象悬塑于名山圣水,故事传播于四海天涯。以密教、道教法术驱鬼治病、降妖除魔的题材小说,后世颇多效法,宋代依然流行。宋代洪迈《夷坚志》表现奇事异闻最为丰富,书中记载了许多尚零星流通于江南民间社会的神咒信仰,驱逐病鬼、降伏蛇怪、制伏邪灵、吓退蛇精等等,举凡大悲咒、楞严咒、秽金刚咒、炽盛光咒、白伞盖咒、宝楼阁咒、大随求咒、龙树咒、孔雀明王咒、佛母咒、释逝往生真言、天蓬咒、降鬼神咒等等。可以说,正是密教的广泛流行使得中国唐代文学呈现出了瑰丽多彩的魔幻主义,可以被称之为早期的玄幻小说。

 

二、业报轮回

  

佛教对唐传奇的影响不光体现在故事内容上,在故事的结构和思想主题上也有体现。在唐代之前,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六朝志人志怪作品多是不完整的片段。但是在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下,唐人小说开始具有完整的结构.变得有头尾了,并且多是大团圆的结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思想成为收束整篇小说的中心。这种写法虽然削弱了作品对现实人生的真实表现力,但是体现了“中和”的美学观念,反映了人们在无可奈何的现实生活中仍保持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期盼。同时,转世、再生、离魂等情节开始大量出现在小说中,如陈玄韦占的《离魂记》、牛僧孺的《齐推女》、颜之推的《庾申》等。这些穿越时空、跌宕摇曳的情节结构对中国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只是唐代传奇,在宋代话本、明清小说中都有相似的情节出现,构成了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一条脉络。

从思想上看,佛教在传人后的百余年间,仅仅在上层社会中流传,并且常常与黄老道学相结合,不出高墙大院。在大乘佛经传人河洛之间后,佛教的影响开始波及民间,以“因果报应”、“三世轮回”为核心观念,以慈善悲悯、禁欲苦行为行为规范的佛教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报应”思想在唐人小说中的流行,是佛教思想与儒家理念相交融的结果。先秦时孟子就发出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呼唤。这种中国朴素的平等观念一与佛教“善恶有报”的思想相结合,就产生了以慈悲为怀、劝善世人为主题的传奇小说。而这种“慈悲情怀”是基于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对正在苦难中挣扎的人所持有的悲悯,以及将其从痛苦中拯救出来的宏愿。唐代小说中,豪侠们的“闻声救苦”,其精神动力就是“慈悲情怀”。《柳毅传》是因哀苦怜孤而成就一对神仙眷侣的故事,《李娃传》则因为主人公的善行,让一位妓女成为了淠国夫人。道世的《法苑珠林》载有《李诞女》一文,主人公李寄“哀愍”被大蛇吃掉的九女,她挺身而出,为民除害。她的行为感动了越王,不仅被封为王后,并且“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这篇原载于《搜神记》的文字被赋予新的意义:现世的苦难可以通过慈悲的修炼得到解脱,慈善行为不仅可使来世得享极乐之福,而且可以在当世立竿见影。应该说,这些小说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执著追求。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善恶循环、报应不爽的人生故事,昭示的是弃恶扬善、仁人的巨大力量。这些信念通过小说的传播,融化于人们的血肉和灵魂,成为代代相传的基因,最终使以“慈悲情怀”为特征的精神追求成为国人的文化性格。

同时,唐代小说中充斥着主人公因自身的过错而主动皈依,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而幡然醒悟,最终向佛教寻求解脱的故事。张荐的《王诸》,为了对自己的错误表示忏悔,主人公最后人山为僧。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说:

“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

这里的“道门”就是“佛门”。类似的还有沈既济的《枕中记》,其中卢生说:

“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

虽然唐人小说在融合佛教思想精髓方面没有诗歌那样圆融自然,但这类作品反映了人们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带给人们精神上的解脱与安慰,相较于那些消解了佛教哲学意味的“释氏辅教之书”来说,这些作品所蕴含的哲学思考更能反映佛教思想对中国文人创作的影响。

开元年间,伴随密宗的最终形成,以其独特的宗教仪式及强烈的现世利益的感召,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佛教的应验小说,作为弘扬佛法招揽信徒的工具,为小说家族增加了一道独特的色彩。《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中,真实的反映了密教中毗沙门天王信仰的实态,《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神验记》体现出密教经典《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在当时的影响。佛教徒以创造小说故事为手段,创造出了以业报轮回观为主要思想的应验类小说,为古代小说史增添了新的品种和色彩。这些小说广泛流传与民间,对于吸引广大民众信仰佛教,造成佛教在民间的普及,起了相当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从思想内容上可以看出,他们是以小说为媒介,以传播宗教为终极目的。在佛教广泛传播后大量的文人栖身与宗教,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强烈的宗教意识,是佛教在中国传播通俗化,广泛化的重要表现。为后世的业报轮回小说也打下了基础。

 

三、治病与驱魔

 

 密教的一大特点即是强调真言陀罗尼咒的神奇威力,注重其治病救人、祈福消灾以及平安长寿等现世利益,随着密教的流行,一股以佛教咒术行医的风气也由此蔓延开来。当求医奉药不能奏效时,信徒们就希翼通过一种宗教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治疗与解救病困,神咒的力量确实很具有鼓动性。在唐代利用巫术治病十分流行,隋唐宫廷太医署都设立了“咒禁博士”一科,即专门学习、研究和实施佛道咒术的治疗疾病的博士,咒禁科的制度化为咒术治病的流行奠定了基础。

这也自然影响到了文学创作中,段成式阐述的《诺皋记》中将要记述的是历代巫祝之术,鬼怪之事就是主要表现,其中相当篇幅涉及密教咒术故事,属于宗教神怪类小说,尤以治病类型为最。《诺皋记》中故事说:

郑相余庆在梁州,有龙兴寺僧智国,善总持、放勒之术,制邪理痛多着效,日有数十人候门。智国腊高稍倦,郑公颇敬之。因求住城东隙地,郑公为起草屋种植,有沙弥、行者各一人。居之数年,暇日,智圆向阳科脚甲,有妇人布衣,甚端丽,至阶作礼。智国逮整衣,怪问:‘弟子何由至此?’妇人因泣日:‘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护。’智圆日:‘贫道本厌城隆喧啾,兼烦于招谢,弟子母病,可就此为加持也。’妇人复再三泣请,且言母病剧,不可举扶,智圆亦哀而许之。乃言从此向北二十余里一村,村侧近有鲁家庄,但访韦十娘所居也。智圆话朝如言行二十余里,历访悉无而返。来日妇人复至,僧责日:‘贫道昨日远赴约,何差谬如此?’妇人言:‘只去和尚所止处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为再往。’僧怒日:‘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妇人乃声高日:‘慈悲何在耶?今事须去。’因上阶牵僧臂。

惊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间以刀子刺之,妇人遂倒,乃沙弥误中刀,流血死炙。僧忙然,逮与行者痊之于饭瓮下。沙弥本村人,家去兰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幢,乞浆于田中。村人访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圆和尚兰若。沙弥之父欣然。访其子耗,其人请问,具言其事,盖魅所为也。沙弥父母尽皆号哭诣僧,僧犹给焉。其父乃锹索而获,即诉于官。郑公大骇,傅求盗吏细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陈状:‘贫道宿债,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论。僧求假七日,令持念为将来资粮,郑公哀而许之。僧沐浴设坛,急印契缚幕考其魅。凡三夕,妇人见于坛上,言:我类不少,所求食处辄为和尚破除。沙弥且在,能为誓不持念,必相还也。’智圆恳为设誓,妇人喜曰:‘沙弥在城南某村几里古丘中。’僧言于官,吏用其言寻之,沙弥果在,神已痴炙。发沙弥棺,中乃菩帚也。僧始得雪,自是绝珠贯,不复道一梵字[⑦]

郑余庆是中唐名相,进士及第,两任宰辅,少时即善属文,以清俭著称于时。梁州龙兴寺僧智圆“善总持救勒之术”即擅长陀罗尼神咒之术,说明也是密教行者。需要指出,“救勒术”本是指道士书符禁咒驱鬼的法术,因符咒上必书“救令”、“救勒”等字样,遂以“救勒”作为符咒的代称。段成式的咒术故事中多将“总持救勒”合为一体,其实反映了士人和民众对密教咒术和道教符咒认识的模糊,认为都是咒术一类。智圆以咒术“制邪理痛”颇多灵验,远近求医的人很多,郑余庆也很敬重他。小说中智圆被一位化作妇人的鬼魅所陷害,与妇人争斗中使刀误伤沙弥,最终服官刑,请求设坛结印契持念七日,郑余庆哀怜允之。智圆持念三日,鬼魅妇人现于坛上,云智圆诵咒破除了鬼魅类多处,要求发誓不再持念,则归还沙门。智圆只能从命,从此不再诵咒治病。唐代人认为,很多疾病都是由于鬼魅引起的,药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通过驱魔才能将疾病治愈。这也说明了,密教在当时传播是深入人心的。

 

结语

 

佛教在唐代已经发展到了巅峰状态文人无不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密教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唐传奇,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书法艺术都从中吸收到了有益的成分,得到了开创性的发展。特别是密教的信仰的盛行,通过唐传奇不难看出,不论是皇家祈雨,还是普通百姓家的驱魔治病都有密教的参与。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密教文化对唐传奇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这首先是密教利用艺术的过程,由此造成唐传奇对佛家观念的图解和劝惩教化功能的借鉴;其次是艺术消化、改造密教影响的过程,由此带来唐传奇小说文体的拓新、思想主体的丰富、想像力的扩张以及某些描写手段的加强。这一方面因为佛教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有与文艺相通的特质,另一方面因为唐传奇作家们不少受到了影响,但他们的创作基于对现实世界的忠实和感悟,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中所盛行的宗教信仰潮流。

 



[]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83页。

[]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83页。

[③] 金克木:《<天竺诗文>序》,载于《天竺诗文》(《梵竺庐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

[④] []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著,汪正龙、李永新译:《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⑤] 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页。

[⑥] 参见:《太平广记》卷二八五《幻术卷二》第六册。

[] 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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