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位置: 首页 > 唐密文化 > 唐密研究 > 正文

浅谈近代密教的回传(1911—1936)——兼论大变革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复兴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4-01-17)

郑浩(西北大学 佛教研究所,陕西 西安,710069) 摘要:密教的回传作为中国佛教近代史中一…

 

 

 

郑浩

(西北大学 佛教研究所,陕西 西安,710069)

 

摘要:密教的回传作为中国佛教近代史中一个重大事件发生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它的回传以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为契机,在回传过程中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这种转折与当时佛教界的思潮、国内政局、汉藏文化交流等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研究近代密教的回传对于解决当今佛教界的现实问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都有重大的价值。

关键词:近代密教 回传 转折 复兴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纪念,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极重大的转折;辛亥之后,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无论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科技上的还是思想文化上的,都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革。就连历来是最传统、最保守的宗教界也发生了一场有由太虚法师、陈撄宁先生等人倡导的改革复兴运动,密教的回传作为中国佛教近代史中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发生在这种大背景下。然而此前我国无论是学界还是教界都对密教的重视程度不够,虽然情况近来有所改善,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对于民初以来密法在汉地的传播这个重大的问题多从弘法者或是义学理论等方面加以考察,这就将研究范围局限在了佛教抑或佛学内部。所以已有的这些研究虽都是十分精辟深刻的,然而却似乎少了一点宏大的视野,因为无论是日密还是藏密在汉地的传播无疑是与中日关系、汉藏交流这两个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重大命题分不开的。此外,密教虽然很早传到中国并在唐代还传播到日本等地,但唐武宗灭佛后,汉地密教一蹶不振,密教在内地也已绝迹千年,但是其以密咒等形式在民间佛教信仰中仍然留存,这是密教可以在中国复兴的重要文化根基。通过研究分析近代密教回传的历史过程,亦可以成为关注现代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契机。

 

一、近代密教回传的肇始与过程

 

1、日本密教在中国的兴起

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为密教的复兴提供了历史性的重要契机,而密教回传这一历史事实也基本发生在辛亥革命后至抗战全面爆发这几十年间。密教在近代的复兴,首先是日本密宗向中国的传播。直接剌激中国复兴密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趁机向当时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其中要求中国允许日人来华传播佛教,特别是与唐密一脉相承的日本密教。虽然这里中国看似是被动承受的地位,但是事实上,时值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初起,佛教界以为密宗在中国绝迹已久,有必要派人接续密教法脉,复兴中土密宗。民初推动日本密教向中国传播最有力的,正是太虚法师及其创办和主编的《海潮音》月刊[①]。同时也有其他许多高僧大德致力于接取东密法脉,如王弘愿奉日本权田大僧正之邀东渡日本,受阿阇黎位及深秘法,成为中国居士界受阿阇黎位第一人,并在回国后讲习密义,创办由他主笔的《密教讲习录》杂志。又如持松法师于1922年冬赴日学密,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在高野山依金山穆昭得阿阇黎位。1925年冬,持松随太虚大师所率领的中华佛教代表团赴日参加东亚佛教大会,会后他没有随团回国,而是留在日本从东密权田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灌顶。次年,他又到京都比睿山延历寺,学习台密仪轨,后再至高野山随金山穆昭传授口诀,兼学梵文,从而成为当时中国僧界同时弘传日本东密和台密的第一人[②]。还有如大勇、显荫、谈玄等法师先后赴日学密,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不幸的是,以上这三人皆英年早逝,可以说这给刚兴起不久的日密在内地的传播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2、藏传密教取得后来居上的优势

在日密传播遭到重大打击的同时,藏密在汉地的传播却有了后来居上的态势。民国时期对藏密在内地传播最有力的推动者,1924年从藏地来内地的九世班禅。当然同时也有白普仁喇嘛、多杰格西等蒙藏喇嘛到内地亲自弘传,从而更直接地带动内地学习藏密风气的兴起。可以说相对于日密在中国传播存在着政治形势、民族感情等问题,藏密在内地的传播是有着更优越的条件的,自明清以来,中国的中央政府就一直通过拉拢西藏的宗教领袖来安抚藏地僧俗。即使九世班禅的东来主要由于政治性因素,但是他在内地的传教活动无疑可以获得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民间居士群体的广泛支持。所以九世班禅大师一来到内地,就受到从中央到各地军政绅商和民众各界的热烈欢迎与盛情接待,仅杭州一地举行的浙江各界欢迎班禅大会,就有军政商学各界数千人参加。再加上有能海、法尊、超一等汉地法师先后入藏学密并在回归汉地后大力弘扬藏传佛教,对藏密在内地的弘传,特别是为近现代中国密宗文化的复兴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③]

 

二、密教回传出现转折的原因

 

近代密教在中国的回传呈现出了日密在汉地先兴即衰,藏密后来居上的此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转折。虽然日密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当时中日关系、民族感情以及数位接取日密法脉的大德过早示寂的影响,如太虚大师《恸谈玄》诗云:“献身学业能拼命,病榻来书不忍看;密法东台承复绝,哀哉继起得人难![④],但是出现此种转折的首要原因应该是佛教界在对待日密与藏密的态度上出现了转变。原先我国佛教界产生之所以对赴日求取密法的极大兴趣,这里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政治地位的优势以及甲午以来我国人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文化的追捧,而宗教界人士自然也是难以避免这种看法。如持松法师曾回忆说他虽然对日本要求向中国传播佛法觉得很不满意,因为我国佛教大乘教理一直绵延未绝,日本佛法也只是算中华末流,但是对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值得前往一探的[⑤];另外一方面初时佛教界很多人将密法看成是革除陈弊、复兴佛教的良药,如大勇法师就认为末法众生非得“三通六明”否则难以起信大众。而正是上述的大勇法师在从日本求密回国传法并掀起学密之风后,却认为其所学日密有所不足,所以发下大愿要入藏求密,他认为藏密一派形神俱完、相用兼备且传承不绝从而更值得去求取,并与法尊、观空、超一等法师组织“西藏学法团”准备入藏求法。当时很多佛教界人士也将这个事件看作是日密渐衰、藏密渐起的主要原因,甚至有人认为“其时日密之大变动因之而失利者,厥为民十四年大勇之弃日密而学藏密。藏密之势,渐渐雄占上峰,及今而普遍风糜于全国者,斯亦一因也欤?[⑥]

藏密在汉地传播所以能占据上峰,国内政局的变化与其传播地域也应是重要因素。考察日密和藏密在中国汉地传播的重心地域,日本密宗的传播以武汉、江浙、粤、平为重心,而藏密则因班禅、白普仁、多杰蒙等喇嘛集于北平,故以北平为中心,后渐及鄂、湘、赣、江、浙、川诸省[⑦]。仔细研究这幅密教汉地“对峙”图会有一种极大的熟悉感,因为这和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前后南北对峙的局面何其相似。同样是北洋政府在当时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并代表中国合法政府,以北京为中心的藏密相对于东密也渐渐占据了上峰,而即使在后来北洋政府倒台之后,北京的政治文化影响力在全国也是少有其他城市能够比拟的。相比于当时中日关系的诸多矛盾,基于中国北部而兴起的藏密似乎更容易获得僧俗众人的心理认可。那么再来看日密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前文已经说过入日学密的潮流是经太虚法师一力推动的。太虚法师者,自是我国清末民初以来佛教界改革的领军人物,而且通过法师曾经组织觉社这一事实来看,法师所倡导的中国佛教改革复兴运动也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政治思想文化大变革中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由于清政府在南方的统治力度较弱,中国其时的革命思潮、运动的中心也是集中在南方诸省的,而太虚、月霞、应慈等法师所领导的佛教复兴活动也多集中在这一地域。所以在太虚法师倡导东密后,无论是他所支持、派遣的赴日学僧,还是这些法师归国后开坛传法,也都是围绕着这一地域的。这样看来,日本密宗在中国“复活”这一潮流实可以看成是太虚法师所提倡的佛教改革的一份子。一如辛亥革命最后的成果不尽如人意一样,无论是密教回传还是人间佛教等种种复兴佛教的举措,在太虚法师示寂后大部分的设想、成果都没有在中国亦或大陆保留下来,虽然最终的结果可说是历史的选择但同时也是时代的遗憾,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遗憾。

第三方面的原因除了得益于其时汉藏两地政治文化交流的需要外,藏密也发挥了护国息灾的巨大作用。众所周知自清末以降,藏地的局势因便日渐紧张,不仅有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挑唆逼迫,一小部分有分离主义倾向的藏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这种局势下藏密在汉地的弘扬就有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所以除了有以九世班禅为代表的密教法师在汉地经年致力于传法之外,汉地方面也是积极地予以响应配合,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军阀对汉地法师入藏求取密法一般都是支持甚至赞助的。如前文说过仅一地举行的各界欢迎班禅大会就有数千人参加。这种频繁的传法、求法活动无疑是能够为内地、藏边抑或说中央政府与藏地政权之间的交流联系提供帮助的。比如九世班禅大师在1932年和1934年由他分别在北京和杭州这南北两大中心城市主持举行了时轮金刚大法会,法会在海内外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也将近现代密教文化复兴运动推向高潮。这种规模盛大的藏密法会,不仅其组织发起者是当时的政界要员,还得到了全国各地报刊纷纷报道评介,更为重要的是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与蒋委员长等国家最高领袖也予以了肯定认可。于护国息灾方面,藏密在汉地最有影响是要数白普仁喇嘛了,他自民初以来便居住在北京雍和宫,曾受邀主持1926年北洋军政大员在天津发起的金光明法会,亦在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后与荣武活佛等共同主修在雍和宫举行的金胜陀罗尼息灾道场。以上这两次大型弘法利生法会不仅开启华北大型藏密护国息灾法会之先河,也凸现了藏密在内地度亡利生息灾方面的重要现实意义,有力地推动了藏密在内地的传播[⑧]

 

三、从辛亥革命后密教回传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通过上述分析能够看出在辛亥革命后大变革的背景下,密教文化之所以能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复兴,是得益于下述几点原因:

1、一种文化要实现复兴必然要能够取得大多数人的认同态度,因为认同是产生在悠久的传统、深厚的根基和现实的作用上的。日本密教虽然与唐密是一脉相承,但长时间受到日本独特文化的影响,其风格旨趣与汉地大乘教理殊为不同;反观藏传佛教,自蒙元以来汉藏之间的交流持续且频繁,而其密法一派的修行理念对于汉地僧众来说无论是从心理还是习惯而言都更容易接受。所以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文化复兴必然要取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密教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恐怕也是如此。

2、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较为特殊,并没有产生类似古代西方那种政教合一或教权高于政权的统治模式。中国佛教的高僧们很早就认识到了依附最高政治权利的重要性,并且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佛教的传播确实也取得了极大地成功。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政局、地域力量消长变化对密教传播所造成的影响,所以文化的复兴就必然以处理好与政权的关系为前提。

3、任何一种复兴的文化在历史的潮流中都必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且不说藏传密教在当时局势中所发挥的维系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和解的独特作用,仅是藏密“护国息灾”的巨大效应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自民初以来,中国内地战乱不断、灾害频仍,人穷呼天、世乱敬鬼,是为自然现象。藏传密教在内地多次主修大型护国息灾法会,就显著体现出它拉拢人心、安抚民众的现实意义。

 

四、近代密教回传在当今的现实意义

 

经历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佛教包括其密教,更加凸显出了其贴近世俗的一面,而在这一点上无疑类似太虚法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的旨趣——那就是出世的佛教要对世间的人事发挥作用;相比于藏密由于自身地域、传统、修行方式等影响,直到今日其还保有着极为浓厚的神圣性抑或说神秘性,这样一来藏传佛教就显得十分的传统和保守。在当今社会中藏密于内地的传播呈愈来愈炙烈的态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对于藏密中独特的修验次第很是热衷;而与此同时,社会中要求佛教界开放思想,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呼声也时有出现,这于是就引起了很大范围内的争论和探讨。

此外在中日关系、汉藏关系等重大问题上仍有许多极为复杂的疑难留待解决。那么今天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民初那些高僧大德以及大师级学者们对于密教回传的态度与行动,就自然而然具有重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再从另外一个层次上讲,清末以来中国文化的革新与复兴运动几乎是同时展开的,尤其今日更是注重传统文化的复兴问题。以中国内地失传千年的密教文化来讲,虽然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多次重大挫折,但由于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今天中国内地的密教文化仍然呈现出复兴的景象,这不仅是现代佛教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一部分。在全球宗教文化出现“复魅”态势的今天,密教文化在中国内地的复兴,无疑有着足够的理由值得我们去关注。



[] 参见:《海潮音》第1年第7期,19207月。

[]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1-636页。

[] 何建明:《中国近现代密教文化复兴运动浅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01-104页。

[] 释太虚:《诗存•潮音草舍诗存续集》,载于《太虚大师全书》(第63册),台北善导寺1998年版,第220页。

[]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3-624页。

[] 参见:《欢迎谈玄法师归国》,载于《海潮音》第17卷第2期。

[] 参见:《欢迎谈玄法师归国》,载于《海潮音》第17卷第2期。

[] 何建明:《中国近现代密教文化复兴运动浅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3期,第104页。

关于作者

文章数:14853 篇邮箱地址:5118@qq.com
STFO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