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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沿革及其文化内涵探讨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4-03-28)

.关于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的文化内涵,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依据其形制构造,认为地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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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的文化内涵,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依据其形制构造,认为地宫是模拟人间埋葬皇帝的最高规格的墓室构筑的,仿唐皇室陵墓予佛指舍利以最高级的皇权礼遇[1];另一种则根据地宫出土的密宗文物及其布局,认为地宫具有密宗曼荼罗内涵(主张地宫具有密宗曼荼罗内涵的学者当中又有很大分歧,有的认为地宫在舍利入藏时密教文物布置为供养坛场,有的认为地宫布置为北斗七星护摩坛场,有的则认为整个地宫为“中道一实”的金胎两部四大曼荼罗世界)[2]。两种不同的观点,其实均立足于地宫断代为唐咸通十五年(874)的同一基础之上,均局限于地宫最后被瘗封之时的历史一瞬间,而唐代诸帝遵循“三十年一开”供奉佛指舍利,从太宗贞观五年(631)开始,经历了高宗、武则天、中宗、玄宗、肃宗、德宗、宪宗,至懿宗、僖宗,共有九次之多[3],因此,我们认为,探讨法门寺地宫之文化内涵,还应该从地宫形成的历史背景中着眼。

一、关于法门寺唐塔地宫沿革

法门寺唐塔地宫,文献中称为“石室”[4]。综合现有文献及考古资料,唐法门寺塔地宫石室的沿革可划分为高宗显庆四年(659)至龙朔二年(662)间的创建、武宗朝“会昌法难”的破坏以及懿宗咸通年间恢复重建等三个阶段。

1.唐高宗显庆四年至龙朔二年,法门寺塔地宫石室的创建

法门寺塔下之“石室”,首见于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关于高宗朝开塔迎礼佛骨的记载之中。道宣律师(595-667)曾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至龙朔二年奉敕亲赴法门寺迎送佛骨,为皇室任命的行道高僧之一。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详细记述了唐初太宗、高宗朝两次迎佛骨的历史,其中关于高宗朝迎送佛骨的记述乃奉命开塔时亲身经历,其史料价值可信无疑。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

贞观五年(631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因构塔上尊严相显。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中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聚众,不敢开塔。有敕并许,遂依开发,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文足观,故不载录。光相照烛,同诸舍利。既出舍利,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

显庆四年九月,内山僧智琮、弘静见追入内,语及育王塔事年岁久远,须假弘护。上曰:“岂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则八万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详虚实。古老传云名育王寺,言不应虚。又传云三十年一度出,前贞观初已曾出现,大有感应。今期已满,请更出之。”’上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请有瑞,乃可开发”。即给钱五千、绢五十匹以充供养。琮与给使王长信等十月五日从京旦发,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内,专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有光现。至十日三更,……忽闻塔内像下震裂之声,往观乃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三像足各各放光,赤白绿色缠绕而上,至于衡桷,合成帐盖。琮大喜,即召来使同睹瑞相。……

琮等以所感瑞具状上闻。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匹,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仍以像在塔,可即开发出佛舍利以开福慧。僧以旧材多杂朽故,遂总换以柏,编石为基,庄严仑奂,制置殊丽。……

初开塔日,二十余人同共下凿,及获舍利,诸人并见。其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长寸二分,内孔正方,外楞亦尔,下平上圆,内外光净。余内小指於孔中,恰受。便得胜戴以示大众,至於光相变现,不可常准。於时京邑内外道俗连接二百里间,往来相庆,皆称佛德一代光华。……

显庆五年春三月,下敕取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时周又献佛顶骨至京师。人或见者高五寸、阔四寸许,黄紫色。将往东都驾所,时又追京师僧七人往东都入内行道。敕以舍利及顶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顶戴供养。经一宿,还收入内。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以龙朔二年送还本塔。至二月十五日奉令僧智琮、弘静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官人等无数千人共藏舍利子石室掩之。[5]

根据道宣律师记述,当太宗贞观五年(631)、高宗显庆四年两次遵循“三十年一度出”之传说开塔迎奉佛骨时,法门寺塔下并无地宫石室。地宫石室的出现,乃龙朔二年高宗敕令送还佛指骨舍利回归法门寺时的产物,其直接起因则是皇后武则天氏“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

显庆四年无地宫,还可以从道宣麟德元年(664年)撰《道宣律师感通录》中得到印证。《道宣律师感通录·宣律师感天侍传》云:

宣律师问:“诸神自在,威力殊大。至如蜀川三塔,咸名大石,人有掘者,莫测其源。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者相传名曰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现。贞观以来,两度出现。光瑞殊壮。而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如何狭陋若此?”答曰:“诸鬼神中贫富不定,各是往业,如人不殊,天中亦尔。随其所有而供养此塔云云”。[6]

道宣律师与天神的对话固然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毕竟是有感而发,“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乃道宣律师亲眼所见,不应有虚。考查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经科学发掘的北魏至隋唐舍利塔基,北魏时期采用宝瓶、石函安奉舍利的塔基普遍没有地宫石室,舍利石函直接埋入塔基夯土中;隋代开始以砖石构筑简单的墓室状建筑,不再把放置舍利的石函直接埋入塔下夯土中[7]。道宣在显庆中尚且看到法门寺“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简陋到连石函都没有的地步,联系到前引太宗贞观五年“请开剖出舍利,有敕并许,遂依开发,深一丈余”[8]初开塔日,二十余人同共下凿,及获舍利,诸人并见。其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可以知道在显庆年间之前,在唐贞观五年,上溯至元魏二年(555,法门寺塔下一直没有安奉佛指舍利的石室舍利石臼直接埋在塔基下一丈余深土中。

高宗显庆四年至龙朔二年创建法门寺地宫石室,其直接推动者是皇后武则天。道宣所记“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唐大历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作:“二圣亲造九重宝函”。宋释志磐《佛祖统记》卷三十九记载:(显庆)五年,诏迎岐州法门寺护国真身释迦佛指骨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武则天)施金函九重,命宣律师送还法门寺。[9]见诸报道的考古资料证明,最早从北魏开始,各地舍利塔基已普遍采用石函、盝顶石函和舍利瓶安奉舍利,如河北定县北魏兴安二年(453年)石函、北魏太和五年舍利石函,而且都有一定数量的钱币或金、银琉璃等七宝类供养品随葬;隋代则开始采用盝顶鎏金铜宝函、铜质函盒以及精致的石函安奉舍利,如陕西耀县隋神德寺舍利塔基出土盝顶鎏金铜宝函、河北正定宋代塔基出土隋大业二年(606)石函、山东平阴隋代舍利塔基出土盝顶石函等,随葬供养器物更多。而以金银质地的宝函、棺椁安奉舍利,是从唐代法门寺开始的,始作俑者正是高宗、武则天于显庆五年(660)为法门寺佛指骨舍造九重金棺银椁[10]

尽管有学者研究认为,使用棺椁作为舍利容器,虽然在中国出现最早,但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完全是中国传统丧葬用具的引入,而是传统葬具与印度火葬时所采用棺椁相结合的产物[11]。但唐高宗与武则天以多达九重的金银质地宝函、棺椁安奉法门寺佛指舍利,则完全出于中国传统的葬礼制度。

在古代中国传统的葬礼制度中,棺椁的重数象征着逝者社会等级地位的高低。《庄子·杂篇·天下》载:“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荀子·礼论》记载:“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唐高宗、武则天以九重金棺银椁安奉法门寺佛指骨,显然是模拟天子一级礼遇,将佛祖释迦牟尼推崇到前所未有的至尊地位。

唐高宗与武则天亲造九重金棺银椁以至尊等级丧葬用具安奉佛指舍利,与之相应,地宫石室的构造形制也必须具足天子级最高等级寝制度的要求。迄今考古发掘所见的唐代墓葬,一般为单室,只有王或公主身份的人才可以享用前、后两室。唐代诸帝之陵墓,由于一直没有付诸考古发掘,其形制至今尚无实例可循。但参考前蜀永陵、南唐二陵之前中后三墓室结构,现存咸通十五年封瘗之法门寺塔基以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四道石门组成的宏制无疑具备帝王陵寝制度之至尊礼仪。                                                                                                                                                                                                                                 

基于李唐王朝对法门寺真身宝塔“三十年一开”的制度设计,并参照法门寺考古发掘揭示咸通十五年封瘗的唐代地宫遗址,结合相关考古、文献资料分析,我们认为,高宗龙朔二年(662)石室的形制已基本具备咸通十五年地宫的主体结构。龙朔二年(662)石室的形制与考古发掘咸通十五年封瘗的地宫应该是大同小异。所谓“大同”,是指后者包括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等六部分在内的主体结构在龙朔二年已经具足;其“小异”之处则在于,经历武宗“会昌法难”之冲击,为了确保佛指骨的安全,后者(咸通十五年封瘗的地宫)之后室北壁的地下增设了隐蔽的“秘龛”。兹综合有关文献、考古史料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证高宗龙朔二年石室与咸通十五年地宫之形制关系。

第一,从有唐一代历次重修塔寺的记载来看,只有高宗朝才有可能建成包括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等六部分模拟帝王陵寝制度的石室地宫。根据现有各种资料,有唐一代的法门寺塔共经历了四次较大规模的重修,第一次发生在太宗贞观年间岐州刺史张亮奉敕开塔供养舍利时;第二次即高宗显庆至龙朔年间;第三次在肃宗上元年间;第四次则在懿宗咸通年间。其中,贞观年间第一次重建以庄严宝塔地上部分为主,并未涉及塔基;第三次据大历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顷寺之门楼及钟、经等阁及东西行廊,星霜殆改,罔克厥构[12]”,故以维修殿堂为主,加上当时朝廷致力于平息“安史之乱”,资源有限,重修工程不可能搞的很大;第四次重修,据《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以恢复“武宗毁佛”时损毁建筑为主,修修补补,没有大兴土木[13]。只有第二次高宗朝重修,对法门寺塔进行了大规模重修,一举将贞观五年单层木塔改建成后世盛传的“唐四层木塔”。如前引道宣所记:“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匹,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僧以旧材多杂朽故,遂总换以柏,编石为基,庄严仑奂,制置殊丽。”又如大历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载:“□绢□□五百匹□□□复益令增修。有禅师惠恭意方等遵睿旨购宏材,征宇县之工,写蓬台之妙,咨□匠而藏制,献全摹以运斤,不日不月,载营载葺,且□□□谷□隈□□□□□□襟带八川□□山之□□□□隐□□面太白之群峰,阳乌矫其翅,由是危槛对植,曲房分起,栾栌叠拱,枕坤轴以盘郁。梁栋攒罗,拓乾冈而抱斗适将□会□□□□□宗师□□佛之记□域中之□□最上之因,岂□□乃瓌琦蓄□丰丽穹崇岳,立杖一柱以戴天。蜿蜒霞舒,揭万楹而捧日。” ……据此,我们可以推定:考古发掘揭示的咸通十五年封瘗的唐代地宫(除秘龛部分之外)在高宗龙朔二年已经基本形成。

第二,皇家迎佛骨的大量供养物品要求地宫石室必须是多室宏构。高宗朝开塔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自显庆四年659年)九月至龙朔二年662年)二月,历时三年之久。高宗迎奉佛指舍利的直接动机一是出于“三十年一度出”之“古老传云”,二是援引贞观五年631开塔之先例。而且,不同于贞观五年开塔由地方官岐州刺史主持其事,唐高宗朝开塔由唐高宗李治直接部署内道场僧实施。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高宗此次开塔供养佛骨,标志着“三十年一度出”正式确立为有唐一代国家供养的基本制度。高宗以国家祭祀开塔供奉舍利,除了二圣亲造九重宝函,皇室显贵、朝廷重臣以及京师诸僧贡献大量物品作为供养更是必不可少。如道宣律师所述:“以龙朔二年送还本塔。至二月十五日奉令僧智琮、弘静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官人等无数千人共藏舍利子石室掩之。” 为安置九重舍利棺椁宝函和大量供养物,高宗朝在重建真身宝塔的同时必须创建高规格多重、可以容纳大量供养物的地宫石室。

第三,根据时代相近的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塔基地宫推证:1965年发现的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地宫,由踏步漫道、甬道、石门、宫室组成,其规模虽然小于一般墓葬,但形制、结构与当时墓葬极为相似。宫室砖筑,券顶,平面呈长方形,长约2、宽约1.5米;门向南,门板为石质,上部安置半圆形门楣,正中刻香炉,两侧刻飞天;门前有短甬道,甬道两壁绘有壁画,甬道前端为砖筑踏步。泾川大云寺塔基地宫的封闭年代在武则天延载元年(694[14],其时代与高宗朝龙朔二年建成的法门寺塔下石室最为接近。泾川大云寺塔基地宫尚且具足踏步漫道、甬道、石门、宫室,法门寺贵为唐皇家“三十年一开”重点祭祀的护国道场,其龙朔二年之石室规格等级、制度应当更高。

第四,地宫出土碑文与现存遗址显示地宫之隧道部分出现较早,新旧隧道规模基本相同。法门寺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载:“缘谢而隐,感兆斯来,乃有九陇山禅僧师益贡章闻□□先朝,乞结坛于塔下,果获金骨,潜符圣心。以咸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15]”所谓“结坛于塔下”以及“旧隧道”,说明在懿宗咸通朝恢复“会昌法难”损毁之前,地宫曾有“隧道”。此旧隧道,若依唐代历次重修塔寺的记载考查,应属于龙朔二年石室的组成部分之一。此旧隧道与咸通十五年地宫之新隧道存在明显的渊源关系。据《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现存咸通十五年地宫之隧道石门,“门额石FD2:石1”与“门槛石FD:石7”均为旧料新用[16],说明新旧隧道的规模基本一致,新隧道可能沿用了旧隧道,只是对“会昌法难”的破坏做了维修。

第五,地宫中室石门二扇门扉之差异显示咸通重修之中室与龙朔二年石室基本一致。据《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地宫中室石门二扇门扉风格存在明显差异,东扇门扉FD4:石3为涂黑天王,而西扇门扉FD45则为彩绘天王。周绍良先生注意到清理塔基时,曾在地宫周围砌石中发现一块雕有门神(天王)石像的残门扉,认为造成地宫门扉差异的原因在于,一扇属于会昌灭佛前尚未完全破坏的门扉,另一扇则由于遭到破坏,无法利用,只好另制一扇拼凑使用,而将遭到破坏的残损门扉当作石料砌入地宫[17]。不同时期的两扇石门扉拼凑成中室石门,正说明地宫中室之规模基本一致。

第六,以地宫中室、前室出土懿、僖之前众多历朝文物来看,龙朔二年地宫之规模接近于考古发掘之地宫。以地宫出土体量最大的白石灵帐论之:据《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中室安奉第二枚佛指舍利的汉白玉双檐彩绘舍利灵帐,由盝顶、帐檐、帐身、须弥座、禅床五部分组成。盝顶顶面中心有直径10厘米的圆孔,当为安插帐刹之用,因空间高度不足,故帐刹不存。灵帐帐檐内侧刻铭:“大唐景龙二年戊申二月己卯朔十五日沙门法藏等造白石灵帐一铺,以其舍利入塔,故书记之。”“景龙”为唐中宗年号,景龙二年即公元708年。法藏即唐代著名高僧,法相宗的创始人,武则天时代被尊为贤首国师,曾经发起并主持武后长安四年(704年)迎佛骨盛典。灵帐通高158.4厘米,宽71.2-120厘米。根据整个地宫的结构,由于灵帐体积最大、最重且不易迁移,只有相对宽阔的地宫中室可以勉强容纳(中室,高162-172,142-162厘米;前室高120-152,宽105-111,通长401厘米;后室高187,宽135-137,通长148厘米),当时放置时,考虑到帐体过高,灵帐底下没有铺设地板石[18]。于是,我们有理由认定:自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二月至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年)正月,贤首国师法藏等人供养的白石灵帐可能一直位于地宫中室的位置。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较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晚四十六年。四十六年间,法门寺也没有重建塔和地宫的记录。因此,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安置白石灵帐时法门寺地宫的规模、状况可视同为龙朔二年石室地宫的规模、状况。

除过白石灵帐之外,地宫出土文物中还有不少懿宗、僖宗朝之前历朝安奉佛骨的宝函棺椁类文物,这些文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龙朔二年地宫的规模。根据地宫出土文物与同出《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以下简称《衣物帐》)对比可知,地宫前室安奉第四枚舍利的宝函用具汉白玉阿育王塔、鎏金铜浮图,开元廿九年石函,加上《衣物帐》所载“重真寺将到物七件”(袈裟三领,武后绣裙一腰, 戚金银线披袄子一领,水精椁子一枚,铁一枚)等,以及《衣物帐》失载的一对护法石狮、四尊天王造像等,都是懿宗朝之前的历代珍宝。这些文物连同体量最大的白石灵帐,从一定程度上足以说明龙朔二年创建的法门寺地宫在形制上似不亚于咸通十五年封瘗的地宫。

2.武宗“会昌法难”对地宫石室的破坏

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笃信道教的唐武宗皇帝一反“三十年一开塔”的祖制,明令禁止对法门寺佛指舍利的供养,甚至把毁佛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法门寺佛指骨。

据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昌四年岁次甲子,三月,敕不许供佛牙。又敕下云:‘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寺中有佛指节也。并不许置供及巡礼等,如有人送一钱者,脊杖二十。如有僧尼等,在前件处受一钱者,脊杖二十。诸道州县应有送供人者,当处投获,脊杖二十。’因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19]”不仅明令禁止供养法门寺佛指节,武宗还派专人到法门寺毁灭佛指,企图永绝法门寺佛指舍利的影响。1987年地宫考古发掘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洎武皇帝荡灭真教,坑焚贝多,衔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盖君子从权之道也”。所谓“影骨”,即根据佛指骨影射、仿制之佛指骨。由于寺僧制作“影骨”顶替真身,“以塞君命”,法门寺佛指舍利安然度过危机。

1987年法门寺考古发掘的遗址遗物可以看出,武宗“会昌法难”,针对法门寺佛指舍利所采取的行动,对地宫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

据《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唐代地宫遗址中,地宫前室地板石中使用有前代残碑。如,FD3:66,是将一刻有缠枝卷叶的碑边用来铺地;FD3:61,原为半截残碑,碑上刻持剑天王像,碑顶刻铭:“时渐、火□、顺、□秘、□贝、□谦”,左侧残留可识的文字为:“孟偘、魏复、杨”等;FD3:67,为石榴忍冬纹缠枝蔓草,时代约在唐开元年间;FD3:62,为造像残碑,仅余夫妇供养像,减地线雕,男戴软脚幞头,着袍衫,系革带,手捧手炉。女高髻,拱手,长衫,执莲,像前有“右弟子张妹□一心供养”、“道通一心供养”的字样;FD3:60,为大德供养造像残碑,减地阴刻,残留大德造像两行共9尊,造像背右上角有竖行结衔题名,残留题名三行共14名,从右上起为:“□……供养、□玄会一心供养、□寺静贤师、□……供养、胜光寺僧惠感供养、慈悲寺僧承叶供养、会昌寺智琛供养、智□寺□观法师、□……僧供养、慈善寺僧智藏供养、僧惠中供养、原州福基寺僧神彦供养、沙州□一心供养、□……禅师”[20]。这些残碑应该是“会昌法难”中被毁,懿宗咸通中重修时作为就地取材的石料用于恢复。

又如前述地宫中室石门的情形,一扇属于“会昌灭佛”前尚未完全破坏的门扉,另一扇则由于遭到破坏,只好另制,显示武宗“会昌灭佛”对法门寺地宫的冲击相当严重。

另外,武宗毁佛对法门寺地宫的破坏,从景龙二年唐中宗下发入塔盝顶石函的遭遇也可以得到证明。唐中宗下发入塔盝顶石函与地宫中室安放的白石灵帐系同一日制成,同一日安置于法门寺地宫,但唐中宗下发入塔盝顶石函竟遭毁弃,函、盖分离,函体荡然无存,石函盖于1978年在法门寺真身宝塔体外西南方约8米的地面被发现。石函盖铭:“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二月乙丑朔十五日己卯,应天神龙皇帝顺天翊圣皇后各下发入塔供养舍利。温王、长宁、安乐二公主,郕国、崇国二夫人各下发供养 □□内寺主妙威、都维那仙嘉、都维那无上”。

武宗毁佛历时约两年,会昌六年(846年)三月,武宗因为常年服食道士所奉金丹而身亡。宣宗即位,捕杀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人,下诏恢复佛教,重建佛寺。

宣宗在下令恢复佛教的诏书中指出:“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有资为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釐革过当,事体乖谬。…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而起矣!今释氏一归之分而不责于人,故贤智令儁朗之士息心焉”[21]。宣宗显然认识到佛教信仰对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的特殊功用,其恢复佛教大有“神道设教”以服天下的用意!于是,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重新回到崇佛护国的轨道。

及至懿宗上台,更加致力于恢复佛教,希望借助佛教缓和社会矛盾,克服乱象。史载,懿宗遇八斋日,必内中饭僧,数盈万计。又敕两街四寺行方等忏法,戒坛度僧各三七日。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雕造真檀像一千躯。咸通十二年(871),懿宗朝开始着手恢复、重建法门寺塔下石室,并积极准备恢复自太宗贞观五年开始实行的“三十年一出”古制,迎奉法门寺佛指骨以护国。

3.懿宗咸通年间恢复重建,增设秘龛

据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出土的咸通十五年《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懿宗朝对法门寺地宫的重修、恢复,从咸通十二年(871年)九月开始,一直延续到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僖宗朝将佛骨送归塔下之时。此次重修的直接动力源于懿宗下令找回在武宗毁佛中几乎被毁坏的佛指舍利

《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

缘谢而隐,感兆斯来,乃有九陇山禅僧师益贡章闻□□先朝,乞结坛于塔下,果获金骨,潜符圣心。以咸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按旧记云:长一寸二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髓穴方大,上下俱通,二角有文,文并不彻。征诸古典,验以灵姿,贞规既叶于前闻,妙相克谐于瑞彩。

咸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重获佛指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直接促成懿宗朝恢复、重建地宫以重新安奉佛指舍利。从前节关于龙朔二年石室形制的分析,以及地宫隧道、前室地面大量使用残旧石料,以及中室石门扉修补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咸通十二年至十五年之重修当以修复“会昌法难”中损毁部分为主,修修补补,基本上沿袭了龙朔二年石室的主体结构。这一点,还可以从地宫出土诸多宝器显示咸通朝重获佛指舍利不久即急于制造舍利宝函、法器,并为皇室多次举行祈祷供养法会的情况得到说明。

咸通十二年闰八月十日大阿阇梨智慧轮敬造金函(FD5042-2):钣金成型。呈长方形,盝顶,素面,司前、铰链齐全.13.5厘米,14.5厘米,10.5厘米,1099克。宝函正面錾铭:“敬造金函盛佛真身,上资皇帝圣祚无疆,国安人泰,雨顺风调,法界有情,同沾利乐。咸通十二年闰八月十日,传大教三藏僧智慧轮记。”

咸通十二年闰八月十五日大阿阇梨智慧轮敬造银函(FD5042-1):钣金成型。盝顶,略呈正方形,有镂空壸门座前有司前,后有铰链,司前上贯有锁钥,高22厘米,18.9厘米,18.5厘米,2030.5克。函正面錾铭:“上都大兴善寺传最上乘祖佛大教灌顶阿阇梨三藏苾蒭智慧轮敬造银函壹重伍拾两,献上盛佛真身舍利,永为供养。殊胜功德福资皇帝千秋万岁。咸通拾贰年闰八月拾伍日造。勾当僧教原,匠刘再荣、邓行集。”

咸通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比丘智英造鎏金四十五尊造像银金涂盝(FD5044-4):钣金成型。盝顶,纹饰造像模冲鎏金,函体为正方形,函盖与函体间无铰链连接,无司前锁钥。长、宽、高均为17厘米,重1612克。函体正面左侧边栏内竖刻铭文:“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函”,外底錾铭:“大唐咸通十二年十月十六日遗法弟子比丘智英敬造真身舍利宝函永为供养”。

咸通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庆日造捧真身菩萨(FD4001):由菩萨、莲台座两部分组成,通高38.5厘米,1926克。菩萨双腿左屈右跪于莲台上,高髻、涂深蓝色,头戴花蔓珍珠佛冠,通体装饰珍珠璎珞,上身袒露,斜披帛巾,臂饰钏,双手捧荷叶形鎏金银盘,盘上置一金匾,金匾长方形,长11.2厘米,8.4厘米,金匾有边栏,边栏一周贴饰十六朵宝相花,边栏两侧以销钉银丝链系接镂空护板,护板,长方形,长6.6厘米,3.5厘米。金匾内錾刻发愿文:“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庆日记”[22]

两件属于晚唐著名密教大阿阇梨“遍觉大师”智慧轮供养的舍利宝函,制造的时间距舍利复出不到一个月,可以说是当朝高僧大德为了安奉、供养失而复得的佛指舍利,为皇帝祈福而造。特别说明“奉为皇帝敬造”的银金涂盝,是特地为皇室供养佛真身舍利而打造,而特别说明为懿宗皇帝延庆日敬造的捧真身菩萨,则是为皇帝供养佛真身舍利,并特别为皇帝举行延庆日祈祷供养法会而造。这些由当朝高僧大德与皇室供养的珍贵宝器,显示佛指舍利甫一复出,当朝高僧大德与皇室便非常频繁地在法门寺举行祈祷法会,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地宫重建的工程规模并不是很大。理由是,如果地宫重建的工程浩大,不会在重获佛指舍利后很短的时间内频频制造这么多宝函并为皇帝多次举行供养真身祈福法事。

不过,鉴于武宗“会昌毁佛”对舍利圣物的冲击,懿宗朝恢复、重建地宫时必须要考虑确保佛指舍利安全。因此,我们认为法门寺地宫后室地下极其隐蔽的秘龛很有可能是咸通年间所建。秘龛位于地宫后室最后的北壁正中地下0.5米深处,为一砖砌洞穴,向北延伸,0.28米,口宽0.28,0.26米,其空间仅容盛置真身舍利的宝函。秘龛之设,完全与地宫之主体结构相隔,其位置之隐秘,完全可以视作独立于地宫主体之外的一部分。地宫考古发掘显示秘龛是经精心设计特为安奉佛指真身舍利而构建。此秘龛建筑为中国古代佛舍利塔基地宫发展史上仅有的特例。

关于密龛,曾有学者认为,“法门寺塔地宫之所以要在后室地下设一秘龛瘗藏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并在盛奉舍利的宝函上錾刻金刚界曼荼罗的图像,是因为主持地宫瘗藏事务的是密宗金刚部主寺——长安大兴善寺的僧人,他们要以金刚界的纯粹形式、符合金刚部信仰的结构和图像,来安置舍利,以区别于前、中、后室的宗教与世俗、显宗与密宗混合的形式。不过,秘龛宝函中仍然采用了水晶椁、玉棺的中国世俗形式,并未能完全免俗。[23]”这种观点,本身已自相矛盾,完全没有顾及到武宗“会昌法难”对法门寺佛指舍利的影响,故不能成立。

二、关于地宫文化内涵探讨

基本厘清了地宫的沿革脉络,再来探讨其文化内涵。我们认为,地宫是为瘗葬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而营建。如果着眼于地宫的历史沿革,如果尊重地宫考古发掘揭示的历史原貌,就会明显看出:将法门寺地宫解读为“密宗曼荼罗”的说法纯属牵强附会,完全站不住脚。

第一,地宫之形制结构与密宗曼荼罗毫无关系。地宫的主体结构早在高宗龙朔二年(660)就已成形,经历高宗、武则天、中宗、玄宗、肃宗、德宗、宪宗等七帝开塔供养佛指舍利,至懿宗、僖宗朝,为佛指舍利的安全计,增修了极其隐蔽的秘龛,可以说高宗龙朔二年石室是唐代地宫的基本形式。密宗是唐代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最晚出现的宗门,密宗的创立在唐玄宗开元年间,由善无畏、金刚智和一行开创。当唐高宗龙朔二年法门寺建成石室地宫之时,密宗尚未确立,唐密之金胎两部曼荼罗密法还没有入中国,地宫之形制构造不可能设计为曼荼罗。

第二,地宫前、中、后三室与独立秘龛分别瘗藏四枚佛指舍利完全呈现出以中国传统的帝王等级葬礼制度为主,佛教显、密供养法为辅,精心设计虚实,以确保佛指真身(灵骨)安全为第一目标的思想特征。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佛指舍利共有四枚(依出土先后编为1-4号),分别安奉于地宫前室阿育王塔、中室汉白玉灵帐、后室八重宝函和秘龛五重宝函之内,而唐诸帝供养的各种奇珍异宝则以前、中、后三室为单元,形成三个相对独立的供奉群落。其分布情况大致如此:前室以安奉四号舍利的阿育王塔(置中部偏北)为中心,前置开元廿九年石函,后置单轮六环锡杖,北壁中室门前两侧有石雕护法石狮,前部及阿育王塔旁边,置两大包衣物;中室以安奉二号舍利汉白玉灵帐为心,帐前置象首铜香炉,后置壼门高圈足座素面银香炉,其下压一装有十三件秘色瓷器的漆木圆盒,盒旁放一漆木箱,内置鎏金银捧真身菩萨,北壁后室门前两侧各立一石雕护法天王和大量丝绸织物,帐顶上搭盖一蹙金绣袈裟,袈裟保存完好;后室以安奉一号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及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香炉置于鎏金双凤衔瑞草纹五足朵带银炉台上)为中轴线,分前后左右,成双成对,重叠放置,对称分布,四角各放置一枚鎏金三钴杵纹银阏伽瓶,西北、东北角各置一尊石雕天王像,其它如:两件鎏金莲瓣荷叶圈足银碗、两套鎏金十字折花银碟(一套10件叠放)、两组鎏金壼门座银波罗子(一组五件套装)、四件银香宝子(两件鎏金人物画香宝子、两件鎏金伎乐纹银香宝子)、两件鎏金银如意、四件金银钵盂(二金二银)两件金银锡杖等等,均对称分布于八重宝函与香炉前后或东西两侧。

其中,地宫以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等主体部分组成的形制结构,以及最多达八重之多的多重宝函棺椁,完全具足中国传统葬礼埋葬皇帝适用的陵寝与棺椁等级,其多重棺椁宝函之中,又融合了中国式的棺椁、佛教的塔、函、宝帐;至于佛教的显、密供养,显宗如护法天王石造像,密宗如懿宗制造的捧真身菩萨像,秘龛中四十五尊造像曼荼罗宝函,懿宗制造的八重宝函既有显宗图像,又有密宗图像;还有,分列于前室之后、中室石门两侧、后室石门两侧的护法石狮、护法天王等造像与世俗墓葬中常用的镇墓神兽非常类似。凡此种种,诚如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所言“玉棺金箧,穷天上之庄严;蝉翼龙纹,极人间之焕丽;叠六铢而斥映,积秘宝以相鲜”[24]。地宫前、中、后三室庞大的供养体系与人世间厚葬皇帝的礼遇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与地宫前、中、后室如此登峰造极、缜密的供养阵容不同,独立于地宫主体结构之外的秘龛几乎没有什么供养物。秘龛位于后室北壁地下0.5深处,其空间仅容盛置真身舍利的五重宝函极其隐秘。这样的虚实设计,与世俗传统中墓葬的厚葬防盗功能是一致的,显然是不希望后世的教外之人轻易地发现真身舍利,完全出于确保真身舍利安全的需要。

法门寺地宫如此壮观、多彩、缜密,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最高规格葬礼与佛教显、密供养法相混合,又突出防盗、防破坏功能的葬制设计与密宗曼荼罗用来修行秘密法门的宗旨可以说是大异其趣,四枚佛指舍利的安放布局与密宗曼荼罗法不能混为一谈。

第三,关于一枚真身与三枚影骨的解读: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共出土四枚佛指舍利,一枚真身三影骨。据前引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洎武皇帝荡灭真教,坑焚贝多,衔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盖君子从权之道也”。“影骨”乃武宗毁佛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为了保全真身舍利而量身制作的替身舍利。地宫出土佛指舍利之所以会有一真三影共四枚之多,则是懿宗、僖宗朝迎送佛骨时充分利用历代先帝所遗舍利宝函棺椁进行组合,并根据地宫三室格局,精心安排的结果。

根据地宫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佛指舍利共有四枚(依出土先后编为特1-4号),三枚影骨(特1、特2、特4)分别安奉于地宫后室八重宝函、前室阿育王塔、中室汉白玉灵帐之内,一枚真身(特3)独立安奉于地宫之外的秘龛,以五重宝函藏之。但安奉四枚舍利的四组宝函、塔、帐之中,据地宫同出之《衣物帐》,只有后室安奉特1号影骨的八重宝函组合(含七函、一金塔)系懿宗敬献,前室安奉特2号影骨的阿育王塔组合(含一汉白玉阿育王塔、一鎏金铜浮图、一银棺,鎏金铜浮图因体量较大,拆分放置于塔内)与中室安奉特4号影骨的白石灵帐组合(含一白石灵帐、一铁函、一银棺)均未著录于《衣物帐》,显然是地宫原有的祖上先帝迎奉佛指时遗留之物。而安奉特3号真身舍利的五重宝函组合(含铁函一、银函一、檀香木银包角函一、水晶椁子一、玉棺一)中,银函系咸通十二年比丘智英为皇帝敬造,檀香木银包角函与玉棺系僖宗敬献;铁函、水晶椁子在《衣物帐》中记载为“重真寺将到物”,说明它们属于地宫原有之物,系祖上先帝专为盛置真身所制,此次懿宗迎佛骨仍用来安奉真身,将其迎至长安又送回法门寺地宫。显而易见,懿宗、僖宗安奉特3号真身舍利的五重宝函组合与安奉三枚影骨舍利的组合,在配置上都具有新旧结合,即将历代先帝所献旧宝函、棺椁、塔、帐与当朝皇帝所制新宝函混用结合的特征

在安奉四枚佛指舍利的四组宝函组合中,以第2号影骨舍利的组合最为勉强,由于鎏金铜浮图体量庞大,如果组装完整,根本不能容纳到汉白玉阿育王塔中,当时放置时只得进行拆分:基座太大,被单独放置于汉白玉阿育王塔盖之上;内置鎏金银棺的铜浮图塔身与其它部件分别用丝绸包裹之后置于汉白玉塔内[25]

地宫中,还有三件空置的舍利宝函:即开元廿九年石函与晚唐著名密教大阿阇梨“遍觉大师”智慧轮敬造的金函、银函。这三件舍利宝函,显然是因为无法进行组合利用而显得多余,如石函为长方体,形制特异;金函、银函,非皇家之物。但毕竟曾经安放过佛指舍利,其供养价值仍然值得珍视。

这样充分利用历代先帝所遗舍利宝函棺椁进行组合,并根据地宫三室格局形成的一真身三影骨共四枚舍利的供养布局,既表达出懿、僖二帝继承历代先帝对佛祖一脉相承的虔诚,又充分利用地宫空间,精心安排,妥善地解决了舍利供养与舍利的安全性问题,可谓匠心独运。

关于法门寺出土一枚真身与三枚影骨,曾有学者认为,“真身宝塔地宫除一枚灵骨外,应有六枚影骨。制作影骨始于高宗、武则天,中宗仿母,其后延之,发掘时只见到三枚影骨,即懿宗盛放于八重宝函之影骨,中宗盛放于白石灵帐之影骨,肃宗盛放于阿育王塔之影骨。而高宗、武后盛放于九重宝函之影骨,及德宗、宪宗所为之影骨或毁于武宗灭佛之时,也可能有秘藏于别处者,不得而知[26]。”这种说法的依据有三,一根据地宫出土《志文碑》所载武宗毁佛“碎殓影骨”,断定佛骨舍利不止四枚,二是设定武宗毁佛时必定知道佛指舍利有真身与影骨之分,武宗毁佛时,执行使命者至少应砸碎二骨以代灵骨和影骨才算完成使命;三是唐代迎佛骨有六次,六迎佛骨应有六枚影骨。此三条依据,其一属于误读,因为“碎殓影骨”并不能说明影骨的数量;其二,碑文明确记载有“衔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盖君子从权之道也”,影骨产生于会昌法难中,此前从没有出现过“影骨”之说。没有依据证明武宗毁佛之前就有真身和影骨的分别,也没有依据证明武宗知道有影骨的存在;其三,唐代迎佛骨不止六次,六迎佛骨六枚影骨不能成立,也没有依据。

又有学者牵强附会用 “两部(金胎)四大曼荼罗说”解释地宫四枚佛指舍利的分布,认为“地宫一道四室通彻全坛,体现金胎两界大日如来中道一实,四室四舍利表征四方四佛,建立两部曼荼罗。地宫按金胎两部曼荼罗配置:前室阿育王塔第四枚舍利 位胎藏界东方宝幢如来位 位金刚界南方宝生佛位影骨;中室白玉灵账第二枚舍利 位胎藏界南方开敷华王佛位 位金刚界东方阿閦佛位影骨;后室八重宝函第一枚舍利 位胎藏界北方天鼓雷音佛位 位金刚界西方阿弥陀佛位影骨;密室五重宝函第三枚舍利 位胎藏界西方无量寿佛位 位金刚界北方不空成就佛位灵骨”[27]。吕建福先生已经从密教理论上指出其错误,“用12世纪以后日本真言宗理论解释唐代密教和法门寺地宫的密教内容,其方法、其观点必定是错误的。[28]”我们在此要强调的是,安奉真身的秘龛与安奉影骨的地宫三室,在功能设计上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硬生生地将地宫三室安奉的影骨舍利与秘龛中安奉的真身舍利纳入同一个系统,有违咸通十五年地宫设计者保护佛指真身舍利的初衷。




[1]杨泓《法门寺塔基发掘与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文物》1988年第10期;石兴邦《法门寺地宫珍宝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6月;罗炤《法门寺塔地宫不是曼荼罗》,《中国文物报》199542日;《再谈法门寺地宫不是曼荼罗》,中国文物报1995827日;《略述法门寺塔地宫藏品的宗教内涵》,《文物》1995年第5期。

[2]吕建福《法门寺出土文物中有关密教内容考释》,《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6月;《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关于法门寺地宫密教文物及其内涵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法门寺博物馆论丛》(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810月。梁子《法门寺唐代地宫北斗七星护摩坛场浅释》,《文博》1994年第4期《法门寺研究专号》。吴立民《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研究提要》,《佛学研究》1994年第3期;《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法音》1995年第1期;丁明夷《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我见》,《中国文物报》199572日;吴立民等:《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3]李发良《关于唐代诸帝迎奉法门寺佛骨的次数再探讨》,《法门寺博物馆论丛》(第二辑),三秦出版社,200912月版。

[4]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至二月十五日奉令僧智琮、弘静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官人等无数千人共藏舍利子石室掩之”(《大正新修大藏经》No.2016)。[4]法门寺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以十五年正月四日归安于塔下之石室”(李发良《法门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1月第2版)。

[5](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大正藏》。

[6](唐)释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大正藏》。

[7]杨泓《法门寺塔基发掘与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文物》1988年第10期;姜捷、李发良《唐法门寺塔及地宫沿革探讨》,《法门寺博物馆论丛》(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810月版

[8](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大正藏》。

[9](宋)释志磐《佛祖统记》,《大正藏》。

[10]戴俊英《中国古代舍利的瘗埋制度》,《1992年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文杂志》1992年增刊。

[11]冉万里《略论武则天时期的舍利瘗埋》,《法门寺博物馆论丛》(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810月版。

[12]李发良《法门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1月第2版。

[13]姜捷、李发良《唐法门寺塔及地宫沿革探讨》,《法门寺博物馆论丛》(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810月版

[14]冉万里《略论武则天时期的舍利瘗埋》,《法门寺博物馆论丛》(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810月版。

[15]李发良《法门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1月第2版。

[1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4月版。

[17]周绍良《扶风法门寺佛骨舍利的来龙去脉》,《文史知识》1987年第11期。

[1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4月版。

[19](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4月版。

[21]《全唐文》第788卷,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一版。

[2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4月版。

[23]罗炤《略述法门寺塔地宫藏品的宗教内涵》,《文物》1995年第5期。

[2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4月版。

[25]哈特姆特·冯·维克夫斯基《法门寺地宫出土鎏金铜浮图、鎏金捧真身银菩萨的修复与保护》,《让过去拥有未来:十五年德中文物保护方法的发展与检验》,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公共关系局,11055柏林。

[26]淮建邦《试谈法门寺真身宝塔之佛骨》,《文博》1993年第4期。

[27]吴立民《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研究提要》,《佛学研究》1994年第3期;《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法音》1995年第1期;丁明夷《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我见》,《中国文物报》199572日;吴立民等《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28]吕建福《关于法门寺地宫密教文物及其内涵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法门寺博物馆论丛》(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8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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