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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361窟的主题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4-04-28)

莫高窟第361窟的主题[1] .一、问题的提出莫高窟第361窟建于吐蕃统治敦煌后期,是中唐时期最具代…

莫高窟第361窟的主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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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莫高窟第361窟建于吐蕃统治敦煌后期,是中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洞窟之一。石璋如先生在《莫高窟形》一书中记录了第361窟的实测情况[2],《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中对此窟内容做过简单扼要的记录[3],马德先生认为第361窟很可能就是镇国所建的“报恩吉祥窟”[4],赵青兰先生对正龛龛内屏风画曾做简明扼要的考证,并初步确定为戒律图[5]。此窟为覆斗顶方室,宽3,深2.9,顶高3.6,基本情况如下[6]

莫高窟第361窟(C167P165C

时代:中唐(五代重修)

形制:覆斗形顶,西壁开一龛。

内容:甬道顶存残画一部。

    南壁存残画一部。

主室窟顶藻井画交杵莲花井心,卷草、金刚杵、幔帷铺于四披。西披画说法图、十方佛赴会,下画帐顶图案。东、南、北披各画飞天四身,中画千佛,千佛中央画说法图各一铺。

西壁顶帐形龛顶中央画雁衔璎珞棋格团花图案,四披画千佛。

龛内西、南、北壁画屏风各二扇,内容待考。

马蹄形佛床。

南侧帐扉顶画圆盖飞天图案,西、南壁屏风二扇,画普贤显现与峨嵋山,一佛二菩萨边饰。

北侧帐扉顶画圆盖飞天图案,西、北壁屏风二扇,画文殊显现与五台山,一佛二菩萨边饰。

龛上画帐顶图案。

龛下门五个,正中画供器,两侧每个内伎乐一身。

南壁西起画阿弥陀经变一铺、金刚经变一铺,下画供养比丘三身、侍从三身、男供养人二身。

北壁西起画药师经变一铺(西角被穿洞毁去部分)、弥勒经变一铺(东角毁),下画供养比丘四身、侍从三身。

东壁门上画释迦多宝佛一铺;门南上画千手钵文殊变一铺,中画不空绢索观音变一铺,下五代画女供养人六身(残);门北画十一面千手眼观音变一铺。下毁。

笔者在《莫高窟第361窟待定名图像之考证》[7]一文中,在赵青兰先生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正龛内屏风画戒律图的具体画面与经文的对应关系,确定其主要是根据《大般涅槃经》进行绘制的,同时也可能参考了《梵网经》的相关内容。此外还特别指出了窟顶有大日如来与四大天王组成的坛城,郭祐孟先生还指出窟顶初具五方佛曼荼罗的含义。这样一个壁画保存较为完整的洞窟,密教图像较为突出的洞窟,我们对它的认识仍很有限。对于此窟的主题与功用,仍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探讨。

二、全窟的图像解析

(一)正龛

    西壁正龛是一平面呈“凸”字型的帐形龛,龛下有帐座,类似隋代的重层龛,龛顶为盝形。龛外上部画帐檐,外层龛两侧绘帐柱,从龛顶两边外突出部的的残破形状分析,原来可能有木构柱子,是一个三间四柱的大帐龛,仿自中原贵族的居室或寺庙佛殿中设置的大帐。[8]从外观上看,这种龛形更像是一座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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龛顶中央画雁衔璎珞棋格团花图案,四坡画千佛。此处的“千佛”很具有代表性,确切地说,这里的千佛有一定的涵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千篇一律的千佛。与前代相比,中唐时期,龛内四坡绘画题材出现了明显的时代特征,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在这时于此处绘制瑞像图,如莫高窟第231236237449等窟,药师佛也是这时龛内四坡大量出现的新题才,如莫高窟第144153155191197200222238358369471等窟。361窟的千佛同样是一种新题材,经笔者比对此处千佛的手印,认为此处的千佛具备金刚界中东、西、南、北四方佛的意义。如图1所示,龛内四披千佛主要由手印不同的四种坐佛组成。坐佛a右手为触地印,是东方阿閦佛之印;坐佛b双手结定印,为西方无量寿佛之印;坐佛c为说法印,与南方宝生佛手印相同;只有坐佛d的手印不容易比对。参照时代稍晚的莫高窟晚唐第14窟窟顶四方佛,坐佛d的手印与此窟北方佛一致,故应为北方不空成就佛。第361窟龛顶四披千佛无论其如何排列,都是由这四种坐佛组成(详见文后所附“莫高窟第361窟正龛四披千佛示意图”),龛上画帐顶图案中的千佛亦是如此。因此,笔者认为龛顶千佛带有四方佛的涵义。那么龛内的主尊就有可能为金刚界五佛中的中方佛大日如来,可惜马蹄形佛床上彩塑已全失。

 

莫高窟第361窟正龛四披千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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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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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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龛内西、南、北壁画屏风各二扇,所绘内容为戒律图,主要是根据《大般涅槃经·圣行品》进行绘制的,同时也可能参考了《梵网经》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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龛内南侧帐扉顶画圆盖飞天图案,西、南壁屏风二扇,画普贤显现与峨嵋山,一佛二菩萨边饰;北侧帐扉顶画圆盖飞天图案,西、北壁屏风二扇,画文殊显现与五台山,一佛二菩萨边饰。这些有关普贤与文殊的图像[9],开始脱离盛唐时期普贤变与文殊变中仅为“文殊普贤会”的形式,出现两点新特征,一是突出峨眉山与五台山两种道场的圣迹,二是于圣迹之上的云气中出现“菩萨海会”的图像,这些都是与盛唐时期的文殊普贤变大不相同的。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四扇屏风中的圣迹,不是以往简单的山水画背景,而是带有缩略图性质的小型地图。《旧唐书》载:“长庆四年(824),吐蕃遣使请五台山图” [10]莫高窟第361窟凿建于吐蕃统治敦煌晚期,这里的五台山图很可能就是这次吐蕃遣使请回的。需要说明的是,五台山图的流传与五台山信仰的兴起密切相关,而五台山信仰则是由不空和澄观两位大师提倡的。澄观认为“文殊主智,普贤主理,二圣合为毗卢遮那,万行兼通,即大华严之义也。”[11]所以,这两幅文殊变与普贤变,才真正是能够体现澄观的“二圣合为毗卢遮那”的主题,与于窟顶代表大日如来的十字金刚杵相呼应,同时又表达了“大华严之义”。

(二)窟顶

有关主室窟顶的问题,笔者在《莫高窟第361窟待定名图像之考证》一文中已有交待,窟顶藻井部分为十字交杵与四大天王和八位菩萨组成的大日坛城,以此总摄全窟。郭祐孟先生在《敦煌吐蕃时期洞窟的图像结构》一文中指出窟顶南、东、北三披说法图中主尊座下分别有马、象、迦楼罗三种动物图案,因此这三尊佛就有了方位佛的概念。由此,整个窟顶或可视为金刚界五佛曼荼罗,藻井中心为十字金刚杵代表的大日如来,东披主尊为阿閦佛,南披主尊为宝生佛,北披主尊为不空成就佛。

西披为十方佛赴会图,其中说法图的主尊是哪一位佛,是一个有待确定的问题。莫高窟中的十方佛赴会图榜题保存较为完整的有两种,一是第202窟中北壁的中唐十方佛赴会图,另一种是第205窟东壁保存的晚唐十方佛赴会,此处的十方佛赴会根据榜题可确定为十方佛赴释迦牟尼佛会。与此窟同时代的莫高窟第202窟北壁为一铺大型的十方佛赴会图,其中多数榜题仍可识读,画面分为三层,榜题情况如下图:

莫高窟第202窟北壁十方佛赴会榜题示意(西     东)

文本框: 南无北方炎肩佛

文本框: 南无上方梵音佛

文本框: 南无西方无量寿佛

文本框: 南无南方日月光佛

文本框: 南无东南方持地佛

文本框: 南无东方阿閦佛

文本框: 南无西北方月光面佛

文本框: □□阿弥□佛

文本框: 南无东北方寂诸根佛

 

从榜题上可知,说法图主尊为“□□阿弥佛”,似应为阿弥陀佛,也就是说这种十方佛赴会很可能为十方佛赴阿弥陀佛会。这种图像比较符合《佛说无量寿经》中所说:“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无极。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莫不称叹于彼东方恒沙佛国。无量无数诸菩萨众。皆悉往诣无量寿佛所。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大众。听受经法宣布道化。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12]361窟窟顶已可确定为是大日如来并东、南、北三方佛,仅差西方无量寿佛即构成五方佛曼荼罗。因此,西披的说法图主尊似应为无量寿佛,所绘图像为十方佛赴阿弥陀佛会。

(三)四壁经变

主室南壁西起画阿弥陀经变、金刚经变各一铺,北壁西起画药师经变(西角被穿洞毁去部分)、弥勒经变各一铺(东角毁),东壁门上画释迦多宝佛一铺;门南上画千手钵文殊变一铺,中画不空绢索观音变一铺;门北画十一面千手眼观音变一铺,下毁;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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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药师经变

弥勒经变

阿弥陀经变

金刚经变

不空绢索观音

千手千钵文殊

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

文本框: 释迦多宝

中唐时期,较之前代,经变画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那就是不再像盛唐时期那样一壁只绘一幅经变,而是在一壁上绘制两铺或多铺经变画。经变画数量增多,但在洞窟中的分布位置却是有规律可循的。第361窟与中唐其他洞窟一样,经变的分布非常规律。由上图可见,药师经变与阿弥陀经变相对绘制,这使东、西方两种最为流行的净土相对出现。金刚经变与弥勒经变相对绘制的现象在中唐时期也非常常见,但其原因尚不明确。有学者认为,《金刚经》是禅宗的代表经典,而弥勒是唯识宗的初祖,是否可以认为这两种经变相对出现是为了表现中唐时期最为流行的两种佛教思想,即禅宗与唯识宗的思想呢?这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东壁门南、北千钵文殊与千手观音相对,也是一种相对固定的组合[13]。千手观音两侧配如意轮观音与不空绢索观音的组合在敦煌石窟中是比较固定的题材,但莫高窟205窟前室窟顶出现了千钵文殊两侧配如意轮与不空绢索的组合,可见千钵文殊与千手观音图像在相当程度是地位是相等的,有时甚至是可以互换的。第361窟的千钵文殊变,是依据不空译《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同时参考了《金刚顶经瑜伽文殊师利菩萨法一品》绘制的,是可以体现中原密宗对敦煌影响的直接证明。值得注意的是,与之相对的千手观音变的主尊为十一面观音,为密教观音的本体,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恰恰是以十一面观音作为其佛教修行的本尊。第361窟东壁门南中部绘不空绢索观音变,遗憾的是与之相对的门北的变相已失,应为如意轮观音变。如果的确是如意轮观音变的话,那么东壁门两侧的图像就更可以体现前面所述的千钵文钵、千手观音、如意轮与不空绢索四种图像的组合关系。

中唐时期一窟之中经变画数量的突然增多,其原因没有明确的记载,因此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话题。时代稍晚的晚唐时期的《张淮深碑》(由敦煌文献S.3929+S.6161+S.6973+S.11564+P.2762拼接而成)或可说明这一问题,碑文中称龛内塑释迦牟尼像并事从一铺,四壁图诸经变相一十六铺;参罗万象,表化迹之多门,摄相归真,总三身而无异;方丈室内,化尽十方,一窟之中,宛然三界。通过这段文字可知,洞窟内经变画数量增多,一方面为了表现佛教的教化方式的多种多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一窟之内尽显十方三界的佛国世界。只是,这件文献的时代晚于中唐,不知中唐是否也是在这种考虑下改变了经变画格局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中唐的经变画布局是有规律的,对称关系是相对固定的,其背后的原因将在洞窟主题的部分再具体讨论。

(四)窟内表现出的突出意向

与中唐时期其他洞窟比较,第361窟在构造与壁画上有两个突出表达的意向,那就是密教主题与对塔的表现。其密教主题最主要表现在窟顶,以大日坛城为全窟的中心,这种形式在莫高窟仅有两个洞窟,另一个是同时代的莫高窟第7窟,而不见于其他洞窟。正龛内屏风画虽绘制的是戒律图,但多处突出火的图像,不禁让人联想起密教的护摩火供。护摩Homa),原为事火婆罗门烧火祀天。《大日经》护摩品说婆罗门四十四种之火法,后说佛法之火法十二种。唐云火祭祀法,为飨祭贤圣之物火中焚燎,如祭四郊五岳等。吐蕃密教重视火祭,莲花生大师在吐蕃时,对那些不肯驯服的地方神鬼,建议施以火祭。[14]正龛外层的文殊、普贤显现与圣迹,也不同与其他的文殊与普贤变,而是突出圣迹与众菩萨海会的画面。整个东壁两侧都是由密教经变组成,特别是将千手千眼观音绘制成十一面的形式,更突出了观音密教本体的特征。

东壁门上绘制的法华塔也与别不同,采用莲花塔的形式,具有一定的密教内涵。南北两壁的阿弥陀经变与药师经变中,佛讲经说法的正殿不是殿堂的形式,而是寺院最中心的塔,这在同类题材壁画中也是非常罕见的,应是受密教宝楼阁说法的影响。此外,窟内四壁最下部与地面接界处均加有木棱,窟门采用拱门的形式,这些都是一般在塔类建筑中常用的做法。所以,这座洞窟中,塔的意向非常突出。

三、第361窟的主题

从全窟内容的整体来看,笔者认为此窟的一大主题为忏悔与戒律,之所以这样说,有如下几个原因:

1.《梵网经》称:“诸佛子。是四十八轻戒。汝等受持。过去诸菩萨已诵。未来诸菩萨当诵。现在诸菩萨今诵。诸佛子谛听。此十重四十八轻戒。三世诸佛已诵当诵今诵。我今亦如是诵。汝等一切大众。若国王王子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女。受持菩萨戒者。应受持读诵解说书写佛性常住戒卷。流通三世一切众生化化不绝。得见千佛佛佛授手。世世不堕恶道八难。常生人道天中。我今在此树下。略开七佛法戒。”这一点在主室窟顶四披有所体现,窟顶西披有表现空间的十方佛,并且佛陀都是坐于树下说法的,这与“我今在此树下”的情况是一致的。这种强调不可违犯三世佛戒律的情况在《大般涅槃经》中也有记录,“何等名为破戒死耶。毁犯去来现在诸佛所制禁戒”[15]。如此,正龛与窟顶都表现了《梵网经》与《大般涅槃经》有关戒律的内容,那么第361窟很可能是与授戒有关。授戒之前往往先要忏悔,所以窟中有不少内容是针对忏悔的。

2.供养人的姿态。此窟中现存的中唐供养人共15身,南壁从西向东为一持长柄香炉的僧人、后侍从三身,捧花盘的僧人两身,两身汉装男子分别捧香炉和装有宝珠珊瑚的供盘;北壁从西向东为一持长柄香炉的僧人、后吐蕃装侍从三身,一持长柄香炉的僧人、两身托花盘的僧人。这些供养人,除侍从之外的主要供养人几乎都是胡跪的姿态,手中均持有香炉、涂香器、用来散花的花盘等物品。在供养人像列的前部都留有很大的一块空白,这是在供养人像绘制中很少见的,整个场面并不是普通的供养场面,而应是做法事的形式。在多种与戒律和忏悔的佛教仪轨中都提到过类似的场面,如《法华三昧忏仪》中净眼根时称“行者一心胡跪正身威仪。烧香散华。心念改悔”[16],《金光明忏法补助仪》香华供养法称“是诸众等各各胡跪。严持香华如法供养”[17]等,可说明此窟的主要供养人都在行忏悔法。

3.东壁门上的多宝塔。在《妙法莲华经》中多宝塔从地涌出就是一种对正法的见证,“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国名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踊现其前为作证明。”[18]佛教中一些忏仪,也将多宝塔认为是忏悔成就的证明。《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称“净眼根已。复更诵读大乘经典。昼夜六时胡跪忏悔。而作是言。我今云何。但见释迦牟尼佛分身诸佛。不见多宝佛塔全身舍利。多宝佛塔恒在不灭。我浊恶眼。是故不见。作是语已。复更忏悔。过七日已。多宝佛塔从地涌出。”[19]361窟多宝塔在东壁门上,这是全窟最后一部分看点,这样一来,众人在面对西壁忏悔过后,最后转向东壁时就会见到多宝塔,也就是完成忏悔。

4.与第365窟和第14窟相联系。根据第365窟龛沿的藏文题记,此窟始建于832年,建成于834年,现仅存正龛的药师七佛为原作。P.4640《吴僧统碑》记洪辩所开的“七佛药师之堂”即是此窟。《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上强调忏悔持戒的内容,体现在第五大愿上,“第五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于我法中修行梵行,一切皆令得不缺戒,善防三业,无有毁犯堕恶趣者。设有毁犯,闻我名已,专念受持,至心发露,还得清净,乃至菩提。”[20]在金刚萨埵忏悔法门中,就需先向三十五佛及药师七佛忏悔,因此笔者认为以药师七佛为主尊,也与忏悔有关。第14窟被定为晚唐窟,此窟与第361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除了新出现的题材,第14窟的洞窟内容[21]大多都可以与第361窟一一对应,可以说,将第361窟放大后就成了第361窟的雏型,由此笔者认为第14窟同样与忏悔与戒律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第14窟的正龛为中心柱,留出了绕塔的通道。显然,第14窟后部精美的壁画不是为了观看的,因为至此光线极为昏暗,故这些壁画都是为了进行宗教仪轨而绘制的。笔者认为,第14窟的正龛之所以又恢复到中心柱的形式是与礼忏有关的,绕塔是礼忏与持咒仪式中的一个重要过程。所以,笔者以为,考虑第361窟的问题应结合第365窟和第14窟共同讨论,笔者甚至怀疑以这三个窟为主组成了一组行使忏悔与戒律仪轨的道场,还待进一步研究。

四、第361窟的设计布局

(一)佛教思想的整合

莫高窟第361窟为吐蕃时期开凿的密教洞窟,从这一洞窟的内容来看,反映了以密教为中心整合各派佛教思想的特点[22],这也是此窟的另一个主题。吐蕃统治时期,是敦煌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一方面中唐继承了盛唐时期已渐趋成熟的佛教思想,特别是唐代十分流行的几种佛教信仰大多能在这时的敦煌文献与石窟中有所体现,另一方面吐蕃对敦煌的占领又将经吐蕃传来的印度尼泊尔等地新的佛教信仰内容带到了敦煌。中唐时代,敦煌的佛教教团需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对这些从不同地区传来的多元化的内容如何选择、取舍与重新组合[23],敦煌佛教界对这些信仰内容的整合在洞窟中有明显的体现,第361窟是可以说是以密教整合各派思想的一个代表洞窟。郭祐孟先生认为吐蕃时期的敦煌石窟“而且蕃、汉交流,加上积极吸取外来新因素,此时的敦煌风格已经不一味追随两京风貌了。中、晚唐的石窟结构已经见到前述两派交流的现象,并出现精采的图像交融,扩大我们认识汉传密教与早期藏传佛教发展的思惟空间”[24]为什么说第361窟体现了以密教整合佛教各派思想呢?主要有如下三点原因:

1.此窟窟顶以金刚杵(代表大日如来)与四大天王(每天王并二菩萨)组成的大日坛城[25]总摄全窟,并在窟顶部分展现了五方佛的概念。

2.与正龛相对的东壁门上绘释迦、多宝对坐的法华塔,两侧还有文殊普贤会图像,就在此窟中加入了法华、华严与密教结合的内容。

3.经变画分布非常规律,均以固定的对称形式出现,在突出密教主题的同时,有机的融入了显教的流行思想。在当时敦煌的密教,融合佛教各家学说,显体密用是发展的主流。

(二)时空概念

361窟的图像内容,除了在对信仰内容的表现上有明显东西净土、唯识宗禅宗、法华华严、千手观音千钵文殊等极有规律的对应与组合关系之外,在这些图像的布局上也体现出了严谨的时空概念。从时间概念上来看,南壁金刚经变的主尊为释迦牟尼佛,是最有代表性的现在佛;北壁弥勒经变的主尊是弥勒佛,是众所周知的未来佛;而东壁门上法华塔与塔内的多宝佛是过去世的,可作为过去佛的代表。这样一来,东、南、北三壁就组成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格局。特别东壁的多宝塔,又带有更深刻的时间意义,塔内的多宝佛为过去佛,释迦佛为现在佛,共处一塔就带有多宝灭而未灭、释迦生而不生的永恒意义。由此展开,三壁中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概念又可以展开成永恒常在的时间概念。从空间观念上来看,窟顶西披为十方佛,而整个窟顶为五方佛,南北两壁又有西方阿弥陀佛与东方药师佛,方位佛形像清楚,空间上的方位概念明确。

需要指出的是,主室的空间中心藻井内代表以羯磨杵表现的大日如来,具有法身佛的特性。法身是佛的自性常住之身,法身能遍照整个法界,法身遍布整个宇宙,所以说法身是一个能代表全部时间与空间的概念。主室的空间中心是佛的法身,因此这个中心点也就统摄了整个洞窟的时空概念。因此,第361窟主室布局是极为严谨的,既体现了此时大而全的佛教义理,也表达了有序、完整的时空概念。

五、吐蕃因素对此窟的影响

(一)五台山图

    笔者在《莫高窟第361窟的五台山图》[26]一文中,通过对第361窟正龛五台山图具体图像与榜题的分析,并与莫高窟其他五台山进行比较之后,认为此处五台山可能是根据吐蕃传来的粉本绘制的。从榜题所书文字的语言习惯来看,“圣金桥”、“圣瑞□”、“圣佛焰”、“圣佛头”,这些榜题第一个字均为“圣”字,笔者前面已经提及,这种方式与同时代的第237窟和五代的第61窟的书写习惯都不一样。吐蕃佛教用语习惯在神圣的人或物前加“纈繾繳纍︽繽”一词,意译为“圣,圣人”。如唐玄奘所译的《十一面神咒心经》,敦煌古藏文写卷No.353.II号就名之为纈繾繳纍︽繽︽纆纋︽繿翯︽繳翭繳︽繽臥︽臱繳︽翧繳纍︽贂︽耴纊︽胑︽臙纍︽輦︽繿臥︽繳臜繴纍﹀,即《圣十一面明咒心陀罗尼》;敦煌文献No.214法成根据伽梵达摩汉译本译成藏文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藏文名为纈繾繳纍︽繽︽輦繴︽翽繿︽舙纀纍︽繻繿纈︽脄繼︽繹纍︽繳臛繳纍︽繻繽繴︽胢繳︽輘繳︽肐繴︽脀繼︽軷繴︽繻繴︽軬︽繼︽繽︽軻繳纍︽繽︽腷︽繽繴纈︽繿臥︽軹繳纍︽耑︽翾繼︽胑臥︽舙纀纍︽羢︽翾纊︽轠繴纍︽舘耓繳纍︽繽︽臙纍︽輦︽繿臥︽繳臜繴纍﹀,即《圣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无碍大悲心广大正圆满陀罗尼》,于经名最前都加一“圣”,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从语言习惯来看,第361窟五台山图的榜题应属于根据吐蕃语译来的汉语,特别是“圣佛焰”一语,各种五台山图中均称“通身光”,可见其非汉本,而是来自吐蕃。因此,第361窟的五台山图应是属于吐蕃从中原请来的五台山图、再经吐蕃改造后传入敦煌,其来源属吐蕃五台山图的粉本可能性极大。

(二)弯曲与装饰的柱子

对柱子的表现,是莫高窟第361窟的一大特点。东壁门上的多宝塔和北壁药师经变中的正殿,都出现了一种向内弯曲的柱子。萧默先生认为,“以上这些塔不仅广用曲线,而且全都装饰华丽,悬铎张幡,彩画繁富,玲珑奇巧,极珠光宝气之能事。它们的外形,尤其是柱子弯曲的作法,显然不合于材料和结构的本性,绝非技术物质因素的自然表露,从技术观点看来,它们是不合逻辑的、矫揉造作的作品,但是从建筑的意识形态这一角度看来,它却很能符合当时佛教的一支——密宗对建筑的要求。”[27]这些弯曲的柱子,在现实建筑中由于承重的原因,不可能以木制结构出现。郭祐孟先生认为,“其实,弧形柱的材质不一定是选用木材,如果当时在局部采用金属材料,那么就不无可能完成了;只是这样的建筑究竟有无实际案例,还是个谜。”笔者认为,这种弯曲的柱子未必会应用于现实的建筑当中,但在金属类的坛城实物中却得到广泛的运用。在现在的藏传密教坛城当中,就有相应的实例。

此窟壁画中的柱子还有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大量的柱子中间部分都经过装饰。这一特点在现在的藏族地区非常常见,主要是为了保护柱子,大量的柱子中部被皮、棉或各种织物包裹。而壁画中柱子中部的装饰,也应是这种用来保护柱子的包裹物。这也可说明这些壁画在创作时受到了一些吐蕃因素的影响。

(三)吐蕃装供养人

此窟的供养人,笔者曾撰写《莫高窟第361窟的中唐供养人》[28]一文专门讨论。根据供养人所体现的特征,笔者认为此窟的功德主为汉人,但吐蕃人极可能也参与了此窟的营建。站在主法师后面的侍者身着吐蕃装,这些人可能为吐蕃人,而主要的法师即使不是吐蕃人,也应是被吐蕃统治者认可的“蕃大德”之类地位较高的法师。

身着吐蕃装的“侍者”,其身份并不一定低,之所以站在主法师的后面,主要是为了说明他们在法会中的作用。这些吐蕃装“侍者”,很可能与寺院里“侍者比丘”的地位相当,是主法师的助手,协助主法师完成法会。他们是否是身着吐蕃装的汉人呢?吐蕃时期虽然实行了要求敦煌人穿蕃装、说蕃语的政策,但从实际情况来说,政策的实行并不是很严格,特别是到了吐蕃统治后期,越来越有所松动。在这个洞窟的供养人中,南壁后两身男供养人身着唐装,他们以参与法会的形式出现,显然仍然在世,而不像第231窟中的阴伯伦夫妇已经去世。既然活着的人可以穿唐装,那么穿吐蕃装就更能说明是为了表现民族的特征。因此,吐蕃装侍者的吐蕃人身份的可能性就更大。这几身供养人,或者可以说明这个窟的营建是有吐蕃人参与的。

四、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如下结论:1.361窟的主题为忏悔与戒律,此窟应是有实际功用的密教坛城。2.洞窟内容突出表现了密教与塔的意向。3.361窟最突出的时代特征是反映了吐蕃时期敦煌佛教界以密教为主导整合各派信仰的活动。4.361窟在设计布局上十分严谨,充分体现了洞窟中所要表达的时空概念。5.361窟壁画中还具有诸多的吐蕃因素,主要表现在正龛的五台山图、壁画中的柱子和吐蕃装供养人三个方面。



[1]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密教研究》,项目编号:09XZJ0052008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密教研究》;敦煌研究院院级课题《莫高窟第361窟研究》,项目编号200806

[2] 石璋如《莫高窟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工作报告之三》(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第318~320页。

[3]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47页。

[4] 马德《敦煌莫高窟“报恩吉祥窟”考》,《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第56~59页。

[5] 赵青兰《莫高窟吐蕃时期洞窟龛内屏风画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第49~61页。

[6]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第147页。

[7] 赵晓星《莫高窟第361窟待定名图像之考证》,《敦煌吐蕃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敦煌研究院主办,甘肃·敦煌,20088月。

[8] 孙毅华、孙儒僴《敦煌石窟全集·石窟建筑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4~125页。

[9] 详见笔者《莫高窟第361窟的五台山与峨眉山图像》,待刊。

[10] 《旧唐书》卷十七上,《册府元龟》卷五十二。

[11]  []赞宁撰《宋高僧传》卷5《唐代州五台山清凉寺澄观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05页。

[12] [曹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册,第272页。

[13] 此种组合不仅见于窟内壁画,在敦煌绢画中也有出现,如大英博物馆斯坦因敦煌收集品中的药师净土变上方。

[14] 拔赛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增补本)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27页。

[15] 《大般涅槃经》卷十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册,第435页。

[16] 《法华三昧忏仪》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第952页。

[17] 《金光明忏法补助仪》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6册,第959页。

[18] 《妙法莲华经》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册,第32页。

[19] 《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册,第391页。

[20]《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册,第413页。

[21] 根据《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第10页;郭祐孟《敦煌密教石窟体用观初探——以莫高窟14窟为例看法华密教的展开》,《圆光佛学学报》,2006年第10期。

[22] 此观点由台湾学者郭祐孟于2006年甘肃石窟考察研习营现场考察时提出。

[23] 寇甲、赵晓星《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密教与其他信仰之关系》,《敦煌研究》,2008年第1期。

[24] 郭祐孟《敦煌密教石窟体用观初探——以莫高窟14窟为例看法华密教的展开》,《圆光佛学学报》,2006年第10期,第141页。

[25]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中未记录四大天王及菩萨情况,此种坛城还见于莫高窟第7窟,其位置在第361窟附近,因此笔者认为莫高窟第361窟、7窟与周围的洞窟共同组成了一个吐蕃时期以密教洞窟为主的区域。

[26] 赵晓星《莫高窟第361窟的五台山图——莫高窟第361窟研究之二》,待刊。

[27] 萧默《敦煌建筑研究》,第159页。

[28] 赵晓星《莫高窟第361窟的中唐供养人——莫高窟第361窟研究之三》,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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