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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银作曼荼罗的年代鉴定

本文作者: 5年前 (2014-04-28)

.缘起:近年,从青藏地区流传出二件圆形银作嵌宝曼荼罗,被北京收藏家张氏所收藏。此类大型嵌宝曼荼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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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近年,从青藏地区流传出二件圆形银作嵌宝曼荼罗,被北京收藏家张氏所收藏。此类大型嵌宝曼荼罗,除北京故宫及拉萨布达拉宫有几件外,市面极为少见。据载,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年)时代制作了上乐、密集、大威德等五件金属大型曼荼罗(坛城),直径可达34公尺,但外界无缘知其究竟。

张氏得此二宝,首先请北京故宫专家鉴定,回答是清乾隆时代的;他又请CCTV-2“鉴宝”栏目专家鉴定,声称是现代尼泊尔制品。对此,张氏深表怀疑,故而求教于我,我答需做深入研究。一个月后,我的研究结论是明代中期(15世纪中后期)宫廷“佛作”的上品。这两件曼荼罗的确认,关系到藏传佛教法物的认识问题,颇为重要,特报告如下。

两件圆形银作嵌宝曼荼罗的形制、内容与工艺

第一件:圆形八臂救度佛母羯磨曼荼罗的形制与工艺

该件曼荼罗作圆盘形,摆件,无足。直径96cm,高12cm.正面为向外鼓出的圆形,最外层有三圈圆形“外护墙”:第一圈是类云朵式卷草纹;第二圈是金刚杵及三株纹;第三圈是饰绿松石之莲瓣纹。外护墙之内是方形坛城,开四门,城门上方为双鹿守护的法轮。方城之门内,分别放置金刚杵、金刚铃、钺、索等四种法器。

坛城中央部分,是一个可以开启的圆形盒盖。盒盖中心是绿色身相的八臂救度佛母;外绕两重饰红珊瑚的莲瓣纹。再外是八瓣白色莲瓣,也是八个小盒盖。其上,各嵌一件红珊瑚做的宝物,共成“八宝”:轮、螺、伞、盖、花、罐、鱼、常。其中“轮”用交叉二麈尾表现。揭开中心盒盖及八个小盒盖,底下中心是绿色身相的八臂救度佛母,外绕八身红色身相的观音菩萨坐像,亦各持一宝,共成“八宝”。

曼荼罗的底面圆形,略平,红铜锤蹀而成。中心是圆形,有五个梵文种子字;外为六角形,六角内外各有一种子字。

该件曼荼罗的工艺特征是,以红铜做骨架及底面。表面以银丝的“垒丝”工艺,编织成精细的类云朵式卷草纹铺地,二身八臂救度佛母及八臂观音菩萨由白骨染色雕刻而成,粘在卷草纹上。佛母及菩萨的背光及宝冠、项饰、璎珞上镶嵌着各色宝石,工艺考究。

第二件,圆形上乐金刚双身羯磨曼荼罗的形制与工艺

该件曼荼罗作圆形六足,可摆可挂件。直径56cm,高10cm。正面为鼓出的圆形,最外层有四圈圆形“外护墙”;第一圈作火焰云气纹;第二圈以三股杵纹作间隔,其间有宝塔、护法明王、八大墓地(野犬及死尸)等等;第三圈是金刚杵;第四圈是宝装莲瓣纹。外护之内是方形坛城,开四门,门上有对鹿守护法轮及二飞天、二宝幢;门内各有一身红色明王护持。坛城内又有一道“外护墙”四角亦有明王守护。坛城内院为双重圆形盒盖,圆心中央是红色身相护法(空行母)茶吉尼天舞立,左手上举噶巴拉碗,挽天杖,右手下申持钺刀。其外做六角形,每角内有舞立之天女;六角外各安一宝瓶。开启圆形合盖后,其下作十二臂蓝色身相的上乐金刚,拥抱红色身相金刚亥母双身像,绕以火焰纹。

该曼荼罗上面与底下之间有一圈围腰,银嵌天女、太阳花、梵文六字真言,宝物等等。有二处铆接圆环,以备悬挂之用。

围腰下面接云字头形足六足,上嵌舞立护法天女。

底面是红铜制作,中心锤蹀出龛形“十相自在”合体梵文及二梵文字母,外围锤蹀出六身坐式菩萨及梵文六字真言。

该件曼荼罗之工艺,堪称精妙绝伦,巧夺天工。它们的骨架为红铜制作,表面以银丝的“垒丝”工艺,编织成精美的涡旋纹及云朵式卷草纹等铺地,茶吉尼天、明王、天女、上乐金刚、金刚亥母等人物形象,由白骨染色雕刻而成,粘接在卷草纹等地纹之上。他们身上的宝冠、璎珞以及莲座、种子字、宝物等等,用各种宝石镶嵌而成,有红宝石、蓝宝石、青金石、玛瑙、红珊瑚、绿松石、水晶等,达2000颗以上。作为介隔的连珠纹等,使用了鎏金工艺。

两件曼荼罗制作年代分析

中国已知最早的金属制作的曼荼罗,是江苏省镇江市西津度元代过街塔内所藏的“观音菩萨曼荼罗”(圆形,直径50.40cm,厚0.5cm)及“黄财神曼荼罗”(圆形,直径50.5cm,厚0.5cm),均为圆形锤蹀线刻之别尊曼荼罗。其构图法是圆形为主尊,环绕的八个宝装莲瓣中各有一身与主尊相同的像。它们的年代下限是公元1311年。[1]很显然,我们讨论的二件曼荼罗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构图模式,增加了外护墙及坛城等内容。上乐金刚曼荼罗的外护墙中,出现了“八大墓地“的天葬内容。这种形制始创于布顿大师(公元12901364年)的晚年,故此件曼荼罗时代上限在元末明初。

二件曼荼罗上,菩萨的宝冠正中,有变形的星月纹。星月纹流行于元代后期至明代中期。甘肃省张掖市马蹄寺上千佛洞的塔龛,在噶当觉顿式塔顶,刻星月纹,属元代后期之作。西藏桑耶寺的“兴佛证盟碑”顶上,原有石狮子(8世纪),元代改换成星月纹。北京法海寺是御用太监李童督造,14391444年完工。寺院壁画由宫廷画师所绘制。其菩萨宝冠正中,也是变形的星月纹,壁面上还有涡旋纹,法海寺大雄宝殿藻井所绘曼荼罗中,也纳入了“八宝”图案。

二件曼荼罗上,铺地的银作云朵式卷草纹,也可在北京五塔寺北门的圆拱门上找到。拱门两侧刻有 “六拏具”,在大鹏与竭摩鱼之间,就刻有类似的卷草纹。该寺的“金刚宝座塔”(俗称“五塔”)增建于14261473年间,由御用监太监钱义督造。

上乐金刚曼荼罗底部锤蹀的“十相自在梵文合书,与江苏省常州市王家村明代墓葬中出土的金片制、“十相自在”相似(常州市博物馆编《常州文物精华》图94,文物出版社19989月刊)而与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刺绣唐卡“十相自在”(上海博物馆编《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华》唐卡13,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9月刊)差别较大。

从制造工艺上分析,采用“垒丝”等复杂精细的工艺,当属明代宫廷之作。湖北省钟祥县明代梁庄王朱瞻洎墓(?—1441年),就出土了工艺考究的铜鎏金大黑天像。[2]而明代唐宪王次女溵水郡主(14611492年)墓出土的一批金器,也证明了明代金银工匠采用了垒丝、掐丝、锤蹀、焊接、镶嵌等多种工艺,组合多种图案,其中也用了云朵式卷草纹,与二件曼荼罗铺地图案相似。[3]

从以上分析可知,这二件曼荼罗的年代,当在明宣德至成化,弘治初年,即十五世纪中后期。比较而言,上乐金刚曼荼罗,略早于八臂救度佛母曼荼罗。

相关的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元末以来,西蕃“为中国患尤剧”。明朝采用的政策是“西蕃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明史•西域传》二)。永乐朝即敕封嘎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德银协巴(原名却贝吉布,13831415年)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贡嘎扎西坚赞(原名昆泽思巴,13491425年)为“大乘法王”。宣德九年又封黄教宗喀巴的大弟子绛钦却杰(原名释迦也失,13521435年)为“大慈法王”。此外,明朝又封了政教合一的地方五王:辅教王、阐化王、阐教王、护教王、赞善王。在甘青地区也封了许多大国师、国师。“大国师”曾相当于四品官。

明朝皇帝,自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正德诸帝,都热衷于信奉藏传佛教。京师住了很多蕃僧。明武宗朱厚照甚至自封为“大庆法王”。

与朝廷政策相适应的是太监“司礼监”除设“内经厂”(在延寿庵)之外,又设立“蕃经厂”(在法渊寺),专司藏传佛教事务。明永乐以来,中印度高僧桑谒巴辣(13771446年)即曾供职于蕃经厂。在太监的“御用监”内设有“佛作”,专为皇室制作佛像。工艺复杂的佛像,应由几个部门合作完成。例如这两件曼荼罗,可能是先请蕃僧设计图纸,由宫廷“银作局”制造胎体、底花。再交由“佛作”进一步粘贴佛像、菩萨像,镶嵌各种宝石等等。宫廷制造的佛像,不计工本,工艺极尽考究之能事。以朝廷名义赏赐给各大喇嘛的佛像、法器等,多属此类产品。到了清代,虽然也延续了明朝的政策,但工艺已衰退,宝石也较少,大量采用绿松石、红珊瑚等次级宝石,只要观察北京故宫及承德避暑山庄的清代佛像,即可知矣。因此之故,认为这两件曼荼罗是清代乾隆年间制造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至于认为这两件曼荼罗是现代尼泊尔造,更是信口开河了。

总之,这两件曼荼罗堪称绝世珍宝,对我们研究藏传佛教法器及造像有重要参考价值。



[1] 温玉成《镇江市西津渡过街塔考》,《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9月版。

[2]《中国文物报》,20011021日头版。

[3] 刘霞《南阳明溵水郡主墓出土的一批金器》,《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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