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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于东方文化的影响──海峡两岸佛教学术研讨会议主题演说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4-15)

页1一  诸位先生、诸位女士,谢谢光临指教,也谢谢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以及台湾法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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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先生、诸位女士,谢谢光临指教,也谢谢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以及台湾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为了纪念佛教汉传二千年,召开两岸佛教学术研讨会,同时要谢谢大会邀我来担任主题演说。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人类思想的激荡中产生,也在人类思想的变迁中更新,若能经常引进来自多方的源头活水,这一种文化,便会多彩多姿;若能代代都有杰出的人才做温故知新的工作,这一种文化,便会有充沛的活力。如果拒绝接受外来力量的考验,这一种文化,便会衰落而不受人间欢迎;如果缺乏反省的能力,这一种文化,便会僵化而遭受自然的淘汰。由此可知,佛教在印度的全面灭亡,一定有其原因,佛教在中国虽历经数度的兴衰交替而尚有生机,也一定有其道理。

  今天,我们台海两岸共同召开这样的佛教学术研讨会议,目的也就是在集思广益,检讨过去,展望未来;引入新知,发掘潜力;以古鉴今,古为今用;融摄众流,化异求同;启后必须承先,大开乃能大合。

  佛教发源于印度,创始者是释迦悉达多王子,他的年代,依据南传《善见律》的众圣点记之说,是于公元前485年为入灭年,世寿八十岁。日本学者宇井伯寿、中村元等,把佛的年代考订为公元前463至383年之间。[1][1] 近人印顺法师则又推定为公元前388年是佛灭纪元元年。[2][2] 最初的一百多年之间,佛教文化大概是在印度境内传播。至公元前323年,孔雀王朝的第三代阿育大王即位,十七年后皈依佛教,并派遣大批僧侣,赴世界各地传扬佛法,便将佛教推展到全亚洲的邻近诸国,其中包括南方的金地(锡兰、缅甸),北方的中国,正好是秦始皇时代。

  因此,佛教就有南传的上座部及北传的大乘之分。传来汉地的年代,虽可溯及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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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近人公认的则为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至今年1998年,正好是佛教汉传第二千年,所以我们举办这次两岸佛教学术研讨会以资纪念。有史可考的始有汉译佛经,则为后汉明帝永平10年(67年)迦叶摩腾及竺法兰来到洛阳,于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传到藏地则再晚六百多年,于唐太宗贞观15年(641年)左右,分别从汉地及尼泊尔伴随公主下嫁藏王而传入佛教。直到公元第八世纪末(781年),还有印度僧与汉僧的一场顿和渐的公开大辩论,那是藏王赤松带赞亲自主持的,留下的双方记录,都说对方落败。来自印度的是寂护的弟子莲华戒,来自汉地的是禅宗的大乘和尚。[3][3] 不论那场辩论的胜负属谁,当时的藏王尚对居住敦煌的昙旷驰书问法,表示对于汉传的禅宗,并未忽略。但在公元第八世纪之后,印度的密教便源源不绝地传到西藏,形成了藏传佛教的特色。

  因此,佛教文化的开展,分作三大系统:南传巴利文系的上座部;北传由梵文汉译的大乘佛教;北传由梵文藏译的密教。若以时代区分,南传巴利文系是印度早期的部派佛教,即所谓小乘;汉传梵文系是印度中期的大乘佛教;藏传梵文系是印度晚期的大乘密教。其实此三系的内容,都曾传入到了汉地,唯中国的汉文化背景,对于小乘佛教及大乘密教,似乎不能吸收消化,所以部派佛教的阿毘达磨繁琐哲学,在汉地无法弘扬。晚期大乘的密教,在传入西藏的同时,汉地也有唐玄宗时代的所谓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入大量的密教圣典,此后随着蒙古人统治中国而第二度将藏传密教由蒙古民族带入汉地,可是迄今未能在汉文化中生根立足。

  此三系的佛教,南传的经过锡兰(今日的斯里兰卡)及缅甸而至柬埔寨、泰、寮、印度尼西亚。藏传的经西藏,而传至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的拉达克、喀什弥尔、苏联境内的布里亚德,内外蒙古的蒙古族,在中国境内则随着藏族所至之处,都是密教化区,除了藏地,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汉传的则从北方的陆路及南方的海路,传到中原,再经韩国而东传日本,另由中国而南传云南的大理,以及越南。在此三系之中,南传的没有发展译经事业,直到现在,南方各国虽各有使用的语文,所用的佛教圣典,却还全是巴利文的原文语音。而在中国境内的汉传及藏传这两大系统的佛教,因译经事业相当发达,都有大量的圣典由梵文译出,也都有大量的著作是经过祖师大德们消化后的产物,所以都已经不是印度佛教的原貌。

  印度佛教的最殊胜处,是中期大乘,伟大的论师辈出,从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东来,法显、玄奘、义净等西去求法归国(265~713年),大约四百四十年之间,是中国佛教的成长至成熟期,也是印度大乘空有二系龙象人才辈出的时代。例如空系的中观学,有龙树、提婆、罗侯罗、跋陀罗、婆薮、青目、僧护、至佛护及清辩而成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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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派之后,即与密教会流,包括月称、寂天、寂护、莲华戒等。再如有宗的唯识学,则有弥勒、无着、世亲、护法、安慧、陈那、难陀、法称、戒贤而传至中国的玄奘。这些大师们,都有极高度的智辩学问,所撰的论著非常丰富,其中除了几部论著如月称、寂天、法称等较晚出生的大师著作,较少译成汉文而译成了藏文之外,大都皆可于汉译的典籍中找到。老实说,唯有这一阶段的大乘佛教,是纯粹的佛教,所以太虚大师说:「三时之中,最能表明完全佛教之精神者,即第二时。」[4][4] 到了第八世纪以后的晚期大乘,为迎合印度教的冲击而不得不接受了许多外教的东西,因而形成了左道密教,此在藏地也可以传持,在汉文化中则不容易生存了。印度密教依靠偏安南印度的婆罗王朝五百年,由顶盛而至衰亡,到十二世纪末,佛教便在印度境内绝迹了。


  佛教在印度流传了一千七百年,由于不再能够为印度社会提供新的文化契机,终因老化而至衰亡。可是对于东南亚及东北亚诸国,佛教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文化;南亚诸国及西藏地区,除了佛教文化,只有土著的原始宗教,而且唯有佛教文化,才能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提升他们的伦理道德,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在汉地,虽然已有儒道两家极高度的文化背景,不过佛教的传入,不仅没有损害到本土文化,反而滋养了本土文化。另一方面,佛教传入中国,非但没有被中国文化所同化而消失,反而由于儒道文化的激扬,而获得了新生命,成为中国汉文化中的三大主流之一。它的成就以及对东亚文化圈的影响力,不用说超过了道家,甚至有些地方也超过了儒家。三大主流文化随着政治力的扩展及经济贸易的交往,不仅同化了许多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随着外交官、商人、联姻等关系以及僧侣的旅行、求法、游化,而输出到毗邻的几个国家或地区。至于道家,特别是道教,就不像儒、佛两家那样受到韩日等国的重视。

  由于汉传佛教伴着汉文化的成长而成长,也随着汉文化的传播而传播,它已不是印度佛教,而是地道的中国佛教,它虽没有否定印度佛教是其源头的母体,但已完全能够独立,不像藏传佛教,老是觉得还保留着一根印度的脐带。虽然藏传佛教之中,也有若干汉传佛教的成份,但他们总认为印度晚期的密教才是最究竟的,纵然佛教在印度已经灭亡了约八百年,今天尚有这一种情结遗留在藏人的意识之中。因此,谈起藏传佛教,大概会予人就是印度晚期大乘佛教的印象。若谈起汉传佛教,便代表着印度中期的大乘佛教,也代表着北传佛教,其实,藏传佛教也是中国北传佛教的另一系统。

  汉传佛教,虽经过约一千年的翻译,才由于印度佛教的灭亡而终止了译经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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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汉传佛教的成长是在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年之间,汉传佛教的成熟是在隋代及至中唐期间,所谓中国佛教的大乘八宗,都是在成熟期中形成的。

  (1)隋代的智顗(538~597年)开创天台宗。

  (2)吉藏(549~623年)开创三论宗。

  (3)隋唐之间的道绰(562~645年)及善导(617~681年)开创了净土宗。

  (4)唐初的道宣(569~667年)开创了四分律宗。

  法相宗由玄奘三藏(600~664年)从印度引进中国,完成一宗之说的是他的弟子窥基(632~682年)。

  唐初的杜顺(557~640年)、智俨(602~668年)、法藏(643~712年)累续发展而开出了华严宗。

  禅宗虽起于梁武帝世(502年即位,594年殁)菩提达摩来华,为第一代祖师,其实要到唐高宗迄唐玄宗之世的六祖慧能(638~713年)及其门下的荷泽神会(668~760年)、青原行思(?~740年)、南岳怀让(677~744年)等人,才正式完成。

  密宗在中国完成了组织化及体系化之各种圣典的传译者,是有开元三大士之称的善无畏(637~735年)、金刚智(671~741年)、不空(705~774年)。

  由此可见,中国汉传佛教大乘八宗的完成,是在隋代迄中唐的二百年之间。嗣后便进入中国佛教的烂熟期,大乘八宗之中,也只剩禅宗一枝独秀了。


  汉传佛教的译经事业,虽然持续了一千年,魏晋以前为萌芽期,南北朝时代为成长期,隋唐时代为成熟期。其中主要的伟大译师,有五位,也都是出现在公元第三世纪中至第八世纪初的四百四十年之间,那就是:鸠摩罗什(344~413年)、真谛(499~569年)、玄奘、不空、义净(635~713年)。前两位出现于南北朝时代,后三位出现于初唐迄中唐期间。

  汉传佛教的译经工程,实在非常艰巨,由于印度梵文与中国汉文的文法结构不同,思惟方法各异,文化背景更有差距,要做到翻译文学的三大要点「信、达、雅」,真是困难,选词、用字、构句,都要煞费周章。尤其是人名、地名、咒语、特殊用语、一语多义等,到了玄奘三藏时代的大译场中,始订定「五种不翻」(秘密、含多义、此方无、顺古、生善)的原则。在梵文原典,不仅是宗教的,也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历代从事翻译佛典的名家,也都有深厚的汉文学基础,译经的工作,也为汉文化中带来了极多的词汇,创新了汉文的体裁,扩大了想象的视野,开拓了人生的境界,丰富了宗教、哲学及伦理学的层面。无怪乎每一位译经大师出现之际,便有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成了他们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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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的译经场,虽然组织分工相当严密,共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十个部门。[5][5] 按理汉文与梵文是可以对读无误的,事实上,为了适应汉民族的固有文化,也希望能够让习惯于汉文化的人愿意接受佛教,所以有许多辞句已经汉化了,有些是被汉文美化了的装饰词,有的为了利于读经者的了解而用注释性的翻译,有的是将文句前后倒装,有的偈颂分句也加以上下更动。因为古汉文的韵文,讲究字数排列的对称整齐,便将原文原句分割。若将梵文、汉文、藏文来对读同一部经,就会明显地看出由于三种文化的思惟方法各异,而各有其个性,[6][6] 对于原典翻译的理解也会因人而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同一部经典,被一再翻译,例如《心经》就有十种译本,因为后人对前人的译文不满,所以重译再重译;当然也有是发现了同经异本的梵文原典,所以重译。


  佛教圣典,是在佛灭之后,经过多次的结集而被流传下来的。释迦世尊住世时代并未有撰写成文的经典,但是他对僧俗四众的弟子们,应机说法四十多年,在佛入灭之后,便由大迦叶于王舍城七叶窟,召开了五百罗汉的第一结集大会;接着有耶舍长老于毘舍离召开了七百人的第二次结集大会。之后,始有制式的经律传诵,但也开始了分部分派的形势。佛灭后一百多年的阿育王时代,礼请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于华氏城召开了一千人的第三次结集大会,费时九个月,据说南传的《论事》,便是此一大会中的成果。到了阿育王之后三百多年,西北印度的迦腻色迦王时代,由于部派林立,众说纷云,便以世友菩萨为上首,集五百罗汉,依一切有部造《大毘婆沙论》,称为第四次结集。

  所谓结集,有两项重要任务:将散杂庞大的圣典整理编辑成整套有组织的三藏;将各派各处的私计和部计,作厘清订正,让佛法保持纯粹,让大众有所遵行。可是类似的结集大会,仅行于佛灭之后四、五百年的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时代,到了大乘佛教,便无第五次结集的事情发生了。不过虽无结集之名与结集之事,确有另一种形态的方式出现,早期的结集是以集体的会议,完成共同的成果,大乘佛教时代,乃由若干大师们,以个人的智慧重新总理三乘的体系,例如印度的龙树及提婆之阐中观;弥勒、无着及世亲之扬唯识。他们涉览深广,博闻强记,思辩无碍,命笔造论,动辄数十万颂,龙树及世亲,并为后世誉称千部论主。他们都是依据一种或数种根本经典为中心,整合全体大小乘经论,统理而成为他们自宗的一家之教。例如《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都有上百卷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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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传入汉地之后,首先遇到儒道二家的抗拒,因此,为了在汉地生根,只得入境随俗,投合汉文化,运用汉文,模拟汉文化。佛教的尽量汉化结果,例如孝道的提倡,祖先的超荐祭祀,乃至僧尼的生活方式及衣着也汉化。不仅没有破坏汉文化,而且助长了汉文化的发展。在整合庞大的佛教思想方面,也有不少像印度大乘佛教那般的大师级人才出来,那就是大乘八宗的开创者。他们各自都有所依的经论,作为立宗的依归,注疏立说。他们虽不会蓄意将佛教改头换面,却自然而然形成了汉文化中的佛教。如果是保持印度原貌性质太强的宗派,传承不了多久,便会后继无人而告中绝,例如三论宗、唯识法相宗、密宗等。至于天台宗、律宗、华严宗,也没有成为中国社会大众的普遍信仰。唯有禅宗最受崇尚简约的汉文化所激赏。禅宗吸收了各宗的精华,非常简朴地奉献给社会大众,让中国人受益于平常日用中。初期的禅宗是依据印度经典的,后来则以中国的祖师语录为主,例如《碧岩录》、《临济录》所引用的论证及例证,出自经论的百分比极少,大多是引用中国的祖师语录,至此,佛教完全汉化了。

  佛教汉化的完成,也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酝酿,迄隋唐时代才陆续地形成。其实,汉传佛教原先共有大小十三宗。除了以上所举的八宗之外,尚有以东晋时代的道生为主的涅盘宗,以《涅盘经》为依归。鸠摩罗什门下的僧导及僧嵩等人,依《成实论》创立成实宗。以《十地论》为依归,出现南北两派地论宗;南道派的主将是慧光,北道派的主将是道宠。以《摄大乘论》为依归,由真谛三藏的弟子群建立了摄论宗。玄奘编译出《成唯识论》,由其门下的窥基等成立了法相宗;玄奘译出《俱舍论》,由其门下的普光、法宝、神泰等,加以注疏,成立了俱舍宗。如此的五宗,虽各有若干部论疏,唯其传持不久,便渐衰弱,有的被淘汰,有的成了同性质的大乘宗派一个阶梯,阶段性的任务完毕,便衰退了。例如成实宗流入三论宗,地论宗为华严学派所摄,俱舍宗终被唯识宗的光芒淹没,涅盘宗则由于天台宗也重视《涅盘经》而告衰退。

  天台宗的智顗,依《法华》、《涅盘》、《大品般若》诸经及《中论》、《大智度论》等,着有三大部、五小部等大量作品,建立三止三观的实践体系、五时八教的教理体系,判摄释尊的一代时教,气势壮阔,对于教法的统合整理,所作的贡献,在中国佛教史上,堪称空前。华严宗是承受北道派的地论宗,以及摄论宗和唯识学派的影响而产生,到贤首法藏(643~712年)而集大成,着有《华严探玄记》、《华严五教章》等许多部书,都是组织谨严,思惟慎密而广征博引。天台宗主张性具,华严宗主张性起,两家都提倡观行,两家又都主张净土信仰。到了宋初,又有一位永明延寿禅师(904~975年)出现,他以《楞伽经》的「佛语心为宗」的禅宗立场,又以《华严经》的角度,融合大小诸宗,所谓性相合流,会归于由「顿悟成佛」而至「一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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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禅净双修,完成一百卷的大书《宗镜录》。此在汉传佛教史上,应该也都是一次又一次的结集。到了明末的蕅益智旭(1599~1655年),继永明延寿的余绪,也主张性相融会,整合包括天台性具、唯识法相、禅宗、律宗,而归净土;又整合全体三藏圣典,撰有一部《阅藏知津》,也可算是一次圣教的结集。


  佛教文化,所以能够不借武力和经济力的威胁利诱,纯粹凭借它的教义内涵而弘遍亚洲诸国,如今也受到西半球欧美人士的欢迎,其原因就在于佛教的适应力强,弹性度高,遇到任何状况,都会保持无我而尊重对方的立场,讲空,也讲有;讲解脱,也讲入世;讲出俗,也讲随俗。特别是佛法不违世法而净化人间,佛教徒弘法不为自己求名闻利养和权力地位,但为人间大众离烦恼之苦、得解脱之乐,只希望能有为人付出奉献的机会,不与人争长论短,比高比低。所以到了中国,对于儒道二家的固有文化,一向站在肯定的立场,称之为人天善法,也是佛法的共同基础。

  这是因为大乘佛法,有四依的教诫,所以不强调对于佛陀的人格的崇拜,也不强调对于佛语神圣的待遇,更不会强调某些特定的历史人物要被当作神格来信仰。佛在《阿含经》中就已说到,佛以法为尊,而缘起思想是法的重点,缘起法能使人悟见空性而解无明烦恼,所以「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所谓四依,见于《维摩经.法供养品》、《大般涅盘经》卷6、《大智度论》卷9等,那是(1)依法不依人、(2)依智不依识、(3)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在此四依中,依法不依人是被用得最多、最普遍的。

  既然是「依法不依人」,只要能与佛法的立场及原则相应,不论是佛说或是任何人说的道理,都能被佛教徒接受。尤其从大乘佛法的观点而言,佛法可以有五个层次,即是(1)人、(2)天、(3)声闻、缘觉、菩萨。人及天的善法,是五乘的共法,声闻、缘觉虽被称为小乘,确又是大乘菩萨的基础。所以佛教传播到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之中,都不会排斥当地的原有文化,倒是能够提升当地文化的层次,丰富当地文化的内涵,能与当地文化结合融会,给当地文化带来新的生机。这一点,可以从佛教传入中国的汉藏两个文化圈中,所产生的力量得到充分的证明。更可以从中国的大乘佛法,延申到韩日等国,而成为该等国家的新文化,得到证明。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之中,虽曾数度被儒道二家所抵制,结果反让佛教适应了中国文化,例如印度僧侣是以沿门托钵,来取得生活所需,到了中国则除了接受信施供养,主要的是靠自耕自食,自给自足。沙门不敬王者,是印度的礼俗,到了中国,渐渐地也能相安无事,原则上不拜王者,若为情势所逼,则把王者当作佛菩萨的化现来看待。印度佛教原无祭祀祖先的信仰,到了中国则顺应了中国的孝道思想,也做慎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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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远、报恩思亲的佛事。印度的沙门衣着,都是用整片的布匹缠裹及披覆,而且只许三件,到了中国,则除了在上殿过堂等仪典场合,也要披搭袈裟之外,平时都穿汉式的海青、褂裤。印度的僧房中不得有烹饪炊煮的行为,到了中国的佛寺,则有厨库及斋堂的配置了。凡此种种都是佛教适应中国环境而变成汉化的事实。这使得佛教认同了中国文化,中国人也渐渐地接受了佛教,佛教徒都会说:「我们中国佛教」,中国人也渐渐地不会再说:「你们印度来的佛教。」

  儒道二家,先期是据于夷夏之别,认为佛教是外来的异端而加以排斥。但是这个外来文化,的确有其令人无法抗拒的生命活力,所以经过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时代,佛教文化几乎取代了儒家文化,而居于中国主流思潮的地位。这对于研究中国哲学史及文化史的学者们而言,可能也会接受这样的观点。以致胡适之先生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写了上册,就不易着笔撰写下册了,因为隋唐时代的中国哲学,便是佛教,必须深入研究,始能有独到的见地。

  事实上,当佛教文化在中国盛极一个阶段大约两百年之后,便为中国的儒家,带来了文艺复兴的契机,那便是由程、朱、陆、王等诸先贤,兴起的宋明理学,这些人都是饱读释氏之书而倡导儒家之说的,虽然还是高举反佛的旗号,但他们说心论性,根本就是佛化了的儒者,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就是佛教主张的解行并重、福慧双运、定慧不二的套版。如果没有佛教,就不可能有这批宋明的儒者,尤其受到禅宗的影响很深,因此,禅宗有公案灯录,理学家们也有学案语录。

  再说道家,原非宗教,是以符箓、图谶、炼丹等方术,结合民间多神信仰而形成的道教,除了依附老庄之说,为其思想背景,本身不具备高级宗教的条件。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自宋朝开始也完成了一套道藏,但是依据日本当代学者镰田茂雄博士编的《道藏中之佛教数据》显示,宋朝开始编成的道藏,其中有七十多部道经,是依据佛经改写的;所谓改写,仅是把若干佛教的专有名词,改为道教化的名词,再更动一些章节。有的连经名也照佛经原称抄取,例如《本行集经》、《父母恩重经》、《法华经》、《金光明经》等。因此,也可以说,佛经使得道教佛化,没有佛教的三藏圣典,恐怕也就难以编成卷帙庞大的道藏;名为三洞十二部经,也是仿自佛教的三藏十二部。到了南宋时代,有一位名叫王重阳的道士,在北方辽金的统治下,创立全真教,与南方江西龙虎山张天师派的道教分庭抗礼,主张过出家生活,在实力上超过在家形态的张天师派,也就是现在北京市内的白云观派。他们以《道德经》、《孝经》、《心经》教人,出家道士的共住生活规约则比照禅宗,名为「清规」,其中所列的项目名称,也采取了不少《禅苑清规》的术语,例如「开静」、「安单」、「出坡」、「常住」、「十方」等,白云观的建筑配置,也仿禅宗的丛林,可以说全真教是接受了佛化的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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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大乘佛教的第二母国,它在中国立足生根,滋长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中国文化也促成了佛教的转型,乃是互为因果而共同成长的。经由佛教的传播,印度西域的文化渐渐地被中国民族吸收、同化、创新。当时中国人看佛教文化东来,犹如现代人对于欧美科技文明的态度,可谓如饥如渴,经中国消化后的佛教,便被传往韩国及日本,也充实了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内容。

  佛教在中国,到了宋明时代,即走下坡,固由于儒家的排佛运动,也由于佛教没有出现人才,直到明末清初,始有若干位僧俗龙象,复兴了佛教,但也未能创新佛教的思想层面。到了民国初年,整个中华民族都受到了西方科技文明及民主思潮冲击,又掀起了时代的革新运动,便有几位僧俗先躯起来响应,例如太虚大师号召教制与教理的改革,支那内学院一班学者复兴唯识学,印顺法师把佛学的焦点回归到印度的中观学,若干学者引介日本的现代佛学,若干学者选译南传的巴利文藏经,也有法尊法师等人译介西藏佛学,文革前后的时代有一班知识分子以唯物史观的角度挞伐中国佛学,尚有以熊十力先生为首的学者,站在新儒学的立场批判佛学。不过,不论从正面阐扬佛学,或从反面体检佛教,而佛教受到现代人的研究,则是事实。也由于有人能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佛教、探讨佛学,便使佛教有了反省的机会,也有了新生的机会。

  到目前为止,佛教的汉传、藏传、南传的三个传统之间,都已有了互相交往的管道,也都希望能够学习到彼此的长处,以弥补各自的短处。多半已不会光强调自家的优点而否定他宗的优点。学术的交流,能够减少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态,并能随时引进活泉活水,灌溉各自的苗圃,否则便会日渐枯萎而面临灭亡的危机。

  今天的佛教,在国际间,虽尚不是热门的显学,但也不是冷门的落日之学,除了佛教徒的教育环境及教育修养,普遍提高,东西方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宗教家之中,也有不少人涉猎佛教的经论。不仅佛教团体创办研究所及大学,就是一般著名的大学,也已开设佛学课程。因此,佛教不仅在汉藏及南传之间互补互动,也与其它宗教之间互补互动,我本人也常出席类似的对谈会,甚至有一所大学邀请我演讲「中国佛教与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所以可以断言,即将来临的廿一世纪,佛学也将会成为受世人注目的一大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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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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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新.佛教辞典》。
 

 [2][2] 印顺法师《印度之佛教》,页85。
 

 [3][3] 拙著《西藏的佛教》,页274;巴宙《大乘二十二问之研究》上卷。
 

 [4][4]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册18,页31。
 

 [5][5] 任继愈《佛经的翻译》。
 

 [6][6] 参考中村元《东洋人的思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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