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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传佛教入滇考

本文作者: 11年前 (2008-04-10)

  本文所说“南传佛教”,仅是指佛教的传播线路而言,并不具有等同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含义。   一、汉…

  本文所说“南传佛教”,仅是指佛教的传播线路而言,并不具有等同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含义。
  一、汉唐之际南传佛教入滇的推测

  在西双版纳地区,有关佛教传入的传说大多推时很早。一个普遍流行的传说宣称:佛主“帕召特叭”成佛以后,曾经带领徒众出游传教而至景洪,时至拂晓,即将该地名为“景两”,后又称“景洪”,意即“黎明之城”。佛主先后来往西双版纳九次。每一次来西双版纳都踏勘地形,嘱咐门徒建立佛塔。最后一次离开之时,还至弄朗山降服了魔鬼“阿纳娃个嘎雅”。[1]又传,佛主的师兄阿祖打腊西也曾携带三个徒弟至景洪传教。[2]
  在大理地区,则有“释迦佛在西洱证如来位”,点苍山为“释迦说《法华经》处”[3]以及“迦叶尊者由大理点苍山入鸡足”[4]“阿难亲刻尊者香像于华道门”[5]等等传说。不仅如此,据《白古通记》称:“阿育国王娶天女,生三子,长曰福邦,季曰至德。封二子于金马、碧鸡,分主其地。”“阿育王次子弘德,居苍洱,为白饭主,是为白人之祖。”[6]又传迦叶摩腾、竺法兰“由西天入中国时建大理感通寺”。[7]玄奘取经“从蜀川、胖舸道而出”,[8]等等。
  释迦牟尼至西双版纳传教的传说显为后人附会,不可引为凭信。至于释迦牟尼的师兄曾来景洪之传,已有学者提出非难,[9]自然更不足信。所以,它们至多只能看成是一种传说罢了。迦叶入定鸡足,阿育王子封滇,迦叶摩腾、竺法兰建寺,前人辨妄已详,[10]毋须多言。释迦证位说经,玄奘取经过滇,亦为妄传,不足为据。
  根据缅甸民间传说,下缅甸商人达巴苏和巴鲁格曾经得到佛主亲赐的几根头发而带回缅甸建塔供养(西双版纳地区也有类似传说)。成书于4世纪的《岛史》称阿育王曾经派出须那和郁多罗率领使团前往“金地”传教,所谓“金地”,多数学者认为即是今天的缅甸达通一带。那么,缅甸南部至泰国南部盂人居住的地区很早即有佛教的传入。缅甸南部海岛阿恰布发现的2世纪的佛像和佛龛,[11]以及下缅甸一带发现的公元500年前后的刻有巴利语铭文的黄金盘盂,[12]说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里曾经有过繁荣的佛教文化,而所传入的佛教派别一般认为是上座部。居于孟族地区北部的骠族,因受邻族的影响,上座部佛教也很盛行。在卑谬(即室利差罗)一带发现的一个金盘、一块塔碑与一本20张的金书,均有抄自巴利文经典的三段长文,证实了上座部佛教的广为流行。[13]公元80年,骠人放弃佛历史纪元而采用了新产生于印度的萨克拉纪元(即大历),缅甸学者推测这可能标志着新来的大乘佛教暂时战胜了小乘佛教。但是,直至骠国衰亡,上座部佛教仍然流行于骠人之中。[14]
  我们知道,由四川经云南而至缅甸的“南方丝绸之路”很早即是中国西南通往东南亚、南亚的主要通道。张骞在大夏所见蜀布和筇竹杖,[15]掸国雍由调两次遣使朝汉,[16]均系取道于此。那么,伴随政治、经济往来的频繁,已经在印度、缅甸广为流行的佛教一定多少也应传入中国西南地区。关于此一推测,我们虽然迄今仍然不解在云南获得可以信赖的证据,但却可以在四川地区发现的众多文物考古资料中得到支持。在乐山麻浩的东汉崖墓享堂梁上,考古工作者曾经发现一尊石刻坐佛,头有佛光,身披通肩迦裟,右手结“施无畏印”,时代约为东汉末年(136—167)。与此相应,考古工作者还在乐山柿子湾东汉崖墓中发现了两尊与此类似的石刻佛像。有学者认为,这些佛像具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形式与风格,“似为外来文化直接影响下的产物”。[17]在彭山的一座东汉崖墓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个陶制佛座,座下为双龙衔壁,座上系一坐佛,头有肉髻,右手亦结“施无畏印”,身着通身袈裟,衣褶分明,左右各立一侍者。[18]1986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什邡皂角乡白果树马堆子东汉残墓中发现一块画像砖,砖中为一佛塔,两旁二菩提树,再往两边又各为一佛塔,[19]此外,宜宾黄塔山东汉墓中也间出土一尊佛像,坐于青狮之上。[20]而在西昌邛海边东汉砖石墓中,则发现了用朱砂写的梵文符号。[21]考虑到北传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土以后,至东汉末年影响一直有限,势力主要局限于部分宫廷贵族,地域则不越出中原腹地,四川地区发现的这些正好位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年代极早的佛传遗迹就决不是偶然的了。蜀汉建立,旧录传称有蜀本《首楞严》2卷与《普曜经》2卷。[22]北传佛教通行的《普曜经》共8卷,为西晋竺法护译。而“首楞严”有两种:一名《首楞严三昧经》,共 3卷,为后秦鸠摩罗什译;一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力行首楞严经》,共10卷,为唐般刺密帝译,系密教经典。很明显,蜀本《首楞严》与《普曜经》无论在译时上还是卷数上都与北传佛教译本不相吻合,当亦或为南传佛教的产物。因此,任继愈先生推断东晋以前的四川佛教“更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23]决不是没有可能。而传入的派别,从所发现的各种造像判断,当以大乘佛教的可能性更大。那么,汉唐之际也就应该有南传大乘佛教涉足云南了。
作者: 神川遁士 

南传佛教入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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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复:南传佛教入滇考 二、南诏时期南传佛教入滇的考索

  南诏时期曾有大批天竺僧人进入云南,李家瑞先生在其《南诏以来来云南的天竺僧人》[24]一文中已有详考。至于其中还可商榷的二三,笔者将在别的文章中再加论辨。
  根据景洪曼阁祜巴口述,在一千多年前,缅甸有一酋长叭阿索皈依佛门,后至景洪在宣慰街和大勐笼各建两座埋藏佛骨、佛发的白塔。当时还没有佛寺,就住在山上,每天下坝传教,所以叫做“帕滕”(山上的和尚)。[25]另一则传说则称叭阿索原是地王,后来皈依佛主,成为佛主的主要代言人和继承人,跟随佛主巡游传教,先至勐景迈,又至勐方龙、勐星劳、勐立的、勐王(已属中国),最后到达景洪。[26]尽管两则传说在时限上差异很大,但称叭阿索由缅而至景洪传教却是基本一致。西双版纳地区又传:‘佛主死后,门徒麻享达厅继续传教。传至召苏扎多,将引达叭升为佛爷,并对他说:“佛教在我们景迈已得到发展,应该让景栋人也懂得佛教。”遂率引达叭至景栋传教,并在景列兴建佛寺。以后,又有召帕有者为景栋召勐。傣历86年,召帕有派长老西惟苏坦麻书那至景洪宣扬佛法,收一徒弟,佛教遂在西双版纳逐渐发展起来。山上的和尚也走下坝子发展势力,最后形成了“摆孙”、“摆坝”二派。[27]哈利奔猜是泰国北部的一个较小的泰族邦国,中国史书称为“女王国”。传说是公元7、8世纪的一位名叫占萨末妲维的孟族公主所建。这位公主在南奔登上王位之后,曾经组织500高僧携带三藏经典前往各地弘法,使上座部佛教在那一带得到广泛传播。把上面的传说放在此一背景中考察就会发现,除了传说中的走样而外,二者内核是可以重合的。换句话说,流行于西双版纳的这些传说具有一定的可信成分。
  建国初期维修勐海佛寺,在大殿中柱顶部发现一块刻有傣文的银片,称该寺建于祖腊历十三年(651);曼拉闷佛寺殿内左边第二柱上的生傣书文,记载傣历三十三年 (671)有人捐金镶柱;城子佛寺的建筑年代,据称与勐海佛寺同年。[28]尽管傣文创制的确切年代还有争议,[29]而傣历形成于唐初却是有案可稽的。如果说上述证据还有可能出于后人附会的话,那么我们还有另一条更为可信的证据。1980年,勐腊文物工作者从废旧物品公司得到一尊铜佛,通高37厘米,螺髻,垂耳,身著偏袒衲衣,结跏趺坐,造形清瘦。佛座宽边上刻一行古巴利文,意为“智慧长老献奉,傣历一二年”。[30]傣历十二年即唐永徽元年(650),结合前面的传说与上面的叙引,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唐初确有南传佛教传入西双版纳地区,其传入路线或即传说中所说的由景迈而景栋而景洪。
  除了由傣缅边境传入西双版纳一途而外,南传佛教还曾沿着“南方丝绸之路”进入南诏。《旧唐书·骠国传》云:“贞元(785— 805)中,其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八年,及遣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寻以悉利移为试太仆卿。”据《新唐书·骠国传》称,骠国所献佛乐共十二曲:“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骠云《没驮弥》,国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赞娑罗花》,骠云《咙莽第》,国人以花为衣服,能净其身也;三曰《白鸽》,骠云《答都》,美其飞止遂情也;四曰《白鹤游》,骠云《苏谩底哩》,谓翔则摩空、行则徐步也;五曰《斗羊胜》,骠云《来乃》,昔有人见二羊斗海岸,强者则见,弱者入山,时人谓之‘来乃’。‘来乃’者,胜势也;六日《龙首独琴》,骠云《弥思弥》,此一玄而五音备,象王一德以畜万邦也;七曰《禅定》,骠云《掣览诗》,谓离俗寂静也;……八曰《甘蔗王》,骠云《思略》,谓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悦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骠云《桃台》,谓毛采光华也;十曰《野鹅》,谓飞止必双,徒侣毕会也;十一曰《宴乐》,骠云《咙聪纲摩擦》,谓时康宴会嘉也;十二曰《涤烦》,亦曰《笙舞》,骠云《扈那》,谓时涤烦臀、以此适情也。”尽管这些佛曲在进入唐宫以前已经被韦皋作了修改,“韦皋复谱次其声”,但其“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的宗旨还是一目了然。而其“因南诏”而达于唐朝,则或还在南诏作过译编。《唐会要》卷三三称:贞元年间 (785—805),袁滋出使南诏,“并皆见骠国乐,则骠国演奏释氏经论词意之乐曲,已洋溢于南诏。”那么,伴随骠国佛教乐舞的进入南诏,其所信奉的佛教也应该随之进入了。《南诏野史·蒙晟封佑传》云:“(段)宗榜救缅,胜之。先是狮子国侵缅,缅求救于幽王,王遣榜助之。榜勇而贪,与缅约,成功要厚。榜遇狮子兵尽杀之,缅酬金佛一堂。榜回至腾越,闻嵯巅不纂位,榜遣书曰:天启不幸,父崩子幼。闻公摄位,国家之福。我救缅甸,缅酬金佛,本国无人,惟公与我回日,可亲迎佛,与国争光。巅不知其谋,至日迎之。榜令拜佛,即斩嵯巅。”哈威《缅甸史》也称858年骠国曾献金佛一尊,以报庇护之恩。以佛像相酬当以双方佛教的联系作为前提,故南诏肯定是有南传佛教的传入。至于其是否在南诏产生了影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作者: 神川遁士 

南传佛教入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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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复:南传佛教入滇考   公元7世纪,密教盛行于今印度德干高原等地。故由天竺僧人带入南诏的佛教,大多应为密教。而在缅甸,情况则较复杂。引日唐书·骠国传》载:“(骠国)男女七岁则落发,止寺舍,依桑门,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复长发为居人。”这与现今云南边境地区流行的上座部佛教要求男子一生中要过一段脱离家庭的宗教习俗的情形一致。与此同时,大乘佛教不但并行不废,新起于印度的密教也传入缅甸。在卑谬故址,考古工作者曾经发现未来诸佛的造像,以及成百块刻有“诸法从缘起”等梵文偈语的祈愿碑。在缅甸博物馆保存的佛像中,有一尊小型的观世音菩萨青铜立像,左手持莲花,右手结“施无畏印”,顶上为结踟趺坐的阿弥陀佛。另有一尊佛像两旁有观世音菩萨和多罗菩萨侍立。此一时期遗存的寺庙壁画中,则有男神拥抱女神的画面。[31]因而,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南诏的佛教到底是大乘还是小乘,在没有获得进一步的证据之前不敢妄断,抑或两者均有也未可知。泰国南部孟族地区的佛教,湄南河下游的佛统一带自公元前3世纪佛教传入以后,经历了公元1至5世纪的金陈时期和6至10世纪的堕罗钵底时期,一直保持了初传时期的上座部派别;马来半岛北部的狭长地带则先奉上座部佛教,8世纪后,大乘佛教占据主导地位;靠近柬埔寨的东部地区一直流行大乘佛教与婆罗门教。北部泰族地区,至13世纪泰族正式立国之前,基本上一直是上座部佛教的势力范围。[32]所以,由泰缅边境传入西双版纳的佛教可以肯定地说是上座部佛教。
  《南诏野史·蒙晟封佑传》云:“(段宗)榜索缅金佛销时,有奉香火人祝曰:‘愿世代奉敬,今不可得,愿世尊轮生,灭彼国祚。’后果生买嗣纂蒙氏。”胡本《南诏野史》则称段宗榜毁佛得金,“时有缅人奉香火在旁”。由此可见,沿“南方丝绸之路”而来的南传佛教多少是在南诏得到了信奉的,但毁佛得金这一事实本身又揭示了它在南诏统治者眼中的地位不高。与此不同,传入边境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黄惠炬先生提请我们注意的两个事实源于印度九执历的纪元纪时法在傣族地区的普遍流行与《南诏德化碑》中“赵龙细利”署名实为“召龙西利”(“西利”为梵语音译,意为“吉利”、“光华”,“赵龙细利’当为以佛教称谓命名的傣族首领)[33],从两个侧面反映了南传佛教在边境地区得到发展的事实。

  三、大理时期南传佛教在滇的发展

  11世纪,斯里兰卡受到南印度珠罗国的蹂躏,上座部佛教一蹶不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中心由是转到缅甸,并保持到13世纪后期。蒲甘王朝时,缅甸疆土十分辽阔,其势力不仅扩展到泰国北部的泰族地区,而且延伸到泰国中部、南部的孟族地区,蒲甘推崇的上座部佛教也随之步入泰境,至13世纪后期素可泰王国建立,泰国全境正式汇入上座部佛教洪流。
  有关大理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交往,史书记载不多。杨佐《大理买马记》称云南驿前有里堠,“东至戎州,西至身毒,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着其道里之详。”与身毒、海上各国均有交通路线且详著道里,大理国与诸国往还频繁可想而知。大理国后期于边境设镇,其中金齿镇通天竺、蒲甘,蒙舍镇通堕和罗、真腊,最宁镇通交趾。除了以武力防边之外,方国瑜先生认为,“维护交通与沿海诸国贸易”也是其主要目的之一,“反映其对外往还之盛况”。[34]《南诏野史·段正淳传》记载“乙酉(1105年),缅人、波斯、昆仑三夷同进白象、香物。”又载:“缅人进金花、犀象。”以如此频繁的经济、政治往还为背景,东南亚佛教格局的演变也势必要影响到大理国的佛教格局,这就是上座部佛教在大理国边夷地区的迅速推开。
  和南诏的情形相似,尽管伴随大理国与蒲甘王朝的频繁往还,被蒲甘王朝奉为国教的上座部佛教不可避免地要对大理国发生影响,但由于受到已有大乘佛教各派的抵制,始终没有在大理国统治的腹心地区扎下根来。与此相反,上座部佛教却在大理国统治的边夷地区得到了广泛发展,逐步形成政教合一的格局。1180年,叭真在西双版纳建立景龙金殿国,版国相当辽阔。《泐史》记载:“叭真战胜北方各地之后,兰那(即景迈)、猛交 (即景栋)、猛老(即南掌)皆受统治。时天朝皇帝为共主,有猛交酋名那刺昆朗玛,景咙酋名蒙猛,兰那酋名菩提逻吒育者,以及刺隗、金占、育崖、埭腊、珐南、崆岢等各酋长,俱会商劝进,举行滴水礼,推叭真为大首领。……参与集会者,有和、育崖、金占、古刺、帕西、埭腊、珐南及崆岢等国人员;有人民八百四十四万人,白象九千条,马九万四千匹。”与邻近的蒲甘王朝相同,这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边夷政权也以上座部佛教作为国教,国王自称“景龙金殿国至尊佛主”。在叭真的登极大典上,不仅设置“把厦”等佛教仪仗,而且采用滴水拴线等佛教仪礼,黄惠艉先生认为,这些都是佛教在傣族地区得到广为传播的表征”。[35]《泐史》又载:“叭真生四子,长名佝仟冷,食采于兰那;次子名佝埃,食采于猛交;三子名佝伊钪冷,食采于猛老。四子名 钪冷,后继父为景龙金殿国至尊佛主。”傣历五九九年(1237),四世国王 陇建仔将女俄敏庄勐嫁与兰那叭老(召景海)为妻,并以猛竜埔卡及猛叭等地作为陪嫁。后俄敏庄生子蟒莱,竜陇建仔又偕妻前往景海,为其弥月行拴线礼。我们前面说过,大理时期,缅、泰、老三国交界的三角地带已经并入蒲甘王朝的
作者: 神川遁士 

南传佛教入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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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回复:南传佛教入滇考 上座部佛教文化圈。景龙金殿国与这一地区的频繁特殊的联系,说明至迟在大理后期西双版纳等地已经纳入了东南亚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内。明显带有东南亚风格的景洪曼飞龙塔,据傣文经典宣称,是由三个印度(疑为缅甸)僧人设计的,建造于傣历五六六年(1204)。1986年海勐重建景真佛塔,于原塔址出土一块银版,上刻铭文有傣历五六七年(1205)。而一般认为,傣族的贝叶经书写始于傣历六三九年(1277)。这些无不都是上座部佛教广为传播带给傣族文化的厚礼。
  大理时期有傣族北迁,是治云南史并民族史者不可否认的事实。《元史·地理志》载:“开南州……昔朴、和泥二蛮所居也。……至蒙氏兴,立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陷,移府治于威楚,开南遂为生蛮所据。”“威远州……昔朴,和泥二蛮所据。至蒙氏兴,开威楚为郡,而州境始通。其后金齿、白夷蛮酋阿只步等夺其地。”这里的“蒙氏”均指大理段氏。[36]金齿等处宣抚司又载:“其地在大理西南,兰沧江界东,与缅地接其西。……唐南诏蒙氏兴,异牟寻群蛮,尽虏其人以实其南东北,取其地,南至青石山缅界,悉属大理。及段氏时,白夷诸蛮渐复故地,是后金齿诸蛮浸盛。”既然南诏时期南传佛教已经在边境傣族地区得到传播与发展,那么,他们的北迁就同时也应该是宗教的北迁。故在大理时期,上座部佛教也应该是扩展到了这些地区的。
  总之,和南诏时期相比,南传佛教主要是上座部佛教在大理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的。现今云南边境地区信奉上座部佛教的格局的形成,应该说,主要就是奠定于此一时期。

  注释:

  [1][26][27] 参见黄惠馄:《从越人到泰人》附录《西双版纳小乘佛教之实地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王懿之,《西双版纳小乘佛教历史考察》,载《贝叶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杨士云、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卷二引《白古通记》。 
  [4]范承勋:《鸡足山志》卷七引《白古通记》。
  [5]高香映:《鸡足山志》卷一引《白古通记》。
  [6]《云南名胜志》卷一、卷五引《白古通记》。
  [7]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8]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9]参见张文勋主编:《滇文化与民族审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185页。
  [10]《新纂云南通志》卷一○一。 
  [11]转见张斌:《东南亚的宗教》,载《南洋问珠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转见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21页。
  [13][14]参见貌丁昂:《缅甸史》,贺圣达译,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编印,第15页。
  [15]《史记·西南夷列传》。
  [16]《后汉书·西南夷传,并见《和帝纪》、《安帝纪》。 
  [17]参见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第59图,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唐长寿:《乐山麻浩崖墓研究》,载《四川文物》1987年第二期。 [18]参见曾昭烯等:《沂南画像石墓发掘报告》第六章及插图42,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版。
  [19][20][21]参见谢志成:《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案》,载《四川文物》1987年第四期。
  [22]僧祜:《出三藏记集》卷二。
  [23]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
  [24]载《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5]《西双版纳傣族宗教情况初步调查》,载《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三)》,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28]《酉双版纳傣族信仰佛教的一些情况》,《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综合调查(二)》
  [29]关于傣文创制的确切年代,一般认为不会晚于14世纪;也有学者认为应当更早,不会晚于10世纪。参见黄惠炬《关于掸傣居民奉佛问题的两点质疑》,载《从越人到泰人》。
  [30]参见杨德銎:《版纳的彩色角》,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2页。
  [31]转见邓殿臣:《南传佛教史》,中国佛教协会,1991年版,第84页。
  [32]参见《南传佛教史》第114—120页。
  [33][35]黄惠棍:《佛教入滇及其在傣族地区的传播载》,《从越人到泰人》。
  [34]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载《滇史论丛》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6]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23—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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