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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梁漱溟重申不随大流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6-19)

为在香港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栏目中谈梁漱溟,我找到了这篇梁漱溟1965年7月10日在全国政协直属组…

为在香港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栏目中谈梁漱溟,我找到了这篇梁漱溟1965年7月10日在全国政协直属组的发言。当时,我是记录人员,是亲身经历者之一。岁月无情,当时的全国政协直属组几十名学习成员现在都已谢世,连我这位当年才二十多岁的小组秘书,也已年近古稀。我禁不住全文推出,并分段进行讲述这篇发言的政治、历史背景。

7月10日梁漱溟发言原文第一段:

组长(按:指政协直属组召集人于树德和王芸生)上次要我谈谈这一阶段的学习小结,我就谈谈自己的体会。话很长,不知从何说起,今天只说一点,从曹老(按:指曹谷冰,政协直属组同组成员,原《大公报》老报人)的话开头。曹老上次说,1949年在上海已有“听和跟”的话(按:全文为“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50年代后期增加了“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当时他就接受了。我比不上曹老,笨得很,至1950年还不能承认这个话。记得是1950年劳动节(或国庆节),那时候我在天安门城楼,不像现在在观礼台(按:梁漱溟在1953年9月与毛泽东顶撞闹翻之前,重大节日庆祝均站在天安门城楼,而后即降为观礼台——此待遇一直延续到1988年梁漱溟病逝),主席、总理都在我们一起,郭老(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向主席赠旗,旗中间写的一行字是:“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我也是无党派人士,看了心里直摇头,这话在我口中是说不出来的。同年6月,为通过土改法开会,开了一星期,我偶尔在小组会上讲几句,大会上一直没有发言。有几位朋友关心我,如邵力子、王绍鏊、雷洁琼诸人,说我不应该不发言。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大家说的话都是向领导颂扬一番,我觉得总说这样的话没有意思。自己不说这种话,朋友们关心我,指出不对,仍不以为然,可见自己的固执。当时领导上还没有找我谈话。也是1950年,又开个什么会,头两天我没说话,总理通过徐冰要我发言,我才作了简单发言。这说明自己是拒绝轻易跟着别人走的人,平时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我就是这个性格,这个脾气。

述评之一:

请读者留意梁漱溟发言的第一句话,即“组长上次要我谈谈这一阶段的学习小结,我就谈谈自己的体会。”这话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十分平常。的确,在当时就全国政协直属组学习而言,大体上上半年暑假前,下半年年终,都要做学习小结,每人都不例外。问题是在1965年上半年,政协直属组曾经集中几个月的时间,与梁漱溟“辩论”,即对梁漱溟进行大批判。如果别人是学习小结,而在梁漱溟身上则应该是思想检查,检讨自己的错误。但梁漱溟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大错,因此自己也是做“学习小结”,“谈谈自己的体会”而已。

那么,究竟1965年上半年政协直属组对梁漱溟批判了什么呢?这个大批判又如何形成的呢?我在这里简述一下历史背景。

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于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在北京召开。鉴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进入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期。因此众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大会期间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大小会发言中都不免提及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梁漱溟对此不能苟同,又不好公开反对,便遵照自己的理解和思路,冥思苦想地写了一篇发言稿,在政协第31组(梁漱溟大会期间所在的小组)小组会上作了发言。梁漱溟的长篇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认为政府工作成绩之所以显著乃至建国15年建设成就的取得,其重要原因,可概括为八个大字:科学之事、道德之事。梁漱溟在发言中阐述说,科学之事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民众顺应科学规律,道德之事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用新道德教育了全国民众,使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变成团结一致的新中国,等等。又作出结论说,正因为科学、道德这两桩事做得好,建国15年来才取得中国现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建设成就。梁漱溟发言洋洋数千言,就是只字未提“阶级斗争”。梁漱溟的这篇发言,是他自1953年与毛泽东顶撞而受到批判,长时期沉默后,首次在政协会议上较为系统地发出的与众不同的声音,立刻引起了与会领导和委员的注意。大会期间,即有与梁同组的委员指斥梁漱溟大谈什么“科学”、“道德”,一字不提斗争,就是否定阶级斗争,反对阶级斗争,贩卖自己的私货。梁漱溟对此未作理会。等到大会临近闭幕那天,政协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在讲话中提到当日书面发给大会每个委员的与梁漱溟同组的两位委员批判梁漱溟的联合发言,并予以肯定。梁漱溟坐不住了,当场给大会主席团写信,认为大会执行主席偏听一面之词,不足以服人,要求答辩。次日大会闭幕式上周恩来主席讲话,说有位委员提出答辩别的委员对他的批评,此事大会期间已来不及,可在大会结束后由政协学习委员会办理。于是,1965年上半年,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每周开会二三次,以梁漱溟所在的政协委员直属学习组(即政协直属组)为主,邀请平时不在该组的覃异之、黄启汉委员(即在政协大会上书面联合发言者)参加,全组总动员,与梁漱溟开展“辩论”,都统统揭露出来,全方位地把梁漱溟的一贯否定阶级斗争、反对阶级斗争的“反动言行”狠狠批判了一通。

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漱溟仍然没有检查自己,仍然只“谈谈自己的体会”。而更严重的是,他竟以“回顾”过去,自己“笨得很”为名,说什么1950年在天安门城楼上,郭沫若向毛主席献锦旗,上写“我们永远跟着您走”,对此心里直摇头,等等。今天的读者可能不了解,在1965年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的时候,梁漱溟的这些言论是何等不合时宜,又怎能不使他再一次成为群起而攻之的目标?

7月10日梁漱溟发言原文第二段:

信奉佛教的梁漱溟《发愿文》

……这说明自己是拒绝轻易跟着别人走的人,平素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我就是这个性格。这个性格和脾气是怎么造成的呢?可能是生来的气质之偏,也可能是后天的习惯所成,或者是什么阶级什么的关系。对自已的过去也因为太多太长,只能略讲一二。记得八九岁时,就受到先父和长辈彭翼仲讲爱国维新的影响,不止一次地跟着彭先生在街上散传单,搞社会运动,内容如反对美国虐待华工,号召抵制日货等。可见自己不是说说而已,还有实际行动。这是65年前的事了。当时的维新派是对社会上大多数俗人的反抗,维新派有他的主张、见解,对流俗之见看不上,这些对我很有影响。还有,因为爱国,平日谈的总是国家在危难中,民生痛苦,讲的是大事情、大问题,不谈一身一家衣、食之事,彭先生为此将家当尽卖,甚至到年关上吊。我在14岁上旧五年制中学,毕业后即不想升学,要搞革命,因为在中学时就参与革命。这时,家中长辈关心自己,以为不能尽搞这些,将来还要吃饭,也要为自己生计打算。但这话我已听不进去,不能为一身一家衣、食而苟生。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想到吃饭问题。我的一生差不多没有职业,我虚岁19,遇上辛亥革命,转年20岁,又忽然想出家,对人生怀疑,看到烦闷,以至否定人生;这时,佛家的思想最合于自己,我是先有自己的厌世思想而去看佛家的书,而不是先出家而后学佛。固先去维新。我这个七十多岁的人,从小没有念过四书五经。我受佛家的思想影响很大。佛家的思想要人最好是什么也不贪,什么也不怕。我对主席佩服的地方很多,最佩服的也就是这一点,他无所贪恋,无所惧怕,什么也不顾。去年关于邹秉文的事,小组中大家都批评他,我虽也批评他,但和大家不一样,我肯定邹有51%是正确的。这是我不顾一切的一种表现。我的一生可以说没有职业。辛亥革命后,办过报社,当新闻记者,与曹老(谷冰)同行;因为信佛,不久又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好像与向老(按:向达,政协直属组成员,北大历史系教授)同行;后来又办教育,任校长、院长,好像与李老(按:李建勋政协直属组同组成员,教育家)同行,实际什么都不是,这些都不是我的职业。我这种自信,自大,不愿跟别人走,不受外来影响的性格,好的一面是不盲从,能独立思考;另一方面是固执,常常误事,不能一分为二。许多事情我都看不对,总是事后才明白过来,没有先见之明。我以前是不走共产党的道路的。李大钊先生是革命前辈,他与我个人关系密切,他给我介绍过三个朋友,在座的于树老(树德)是其中的一个,都是他介绍的。其他二位后来都为革命牺牲了。李大钊先生从未提出要我加入党,他知道我这个人自信得厉害,说是说不通的,除非自己转过来。到今天我才明白,解决中国道路问题的究竟是谁?那时候认为只有我能解决中国问题,现在看来真是笑话。还可以举些例子。对蒋介石,我是从来反对的。我发起民主同盟,就是为了反蒋,站在中间偏左的立场。至1949年,南京城下(按:指解放),蒋不得不引退,国民党一方发出呼吁,要求和平,我当时在重庆,曾在同一天的《大公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敬告共产党》,一篇是《敬告国民党》,意思是要共产党不要打下去,同时批评孙科不接受和谈条件。这前一篇文章惹了祸,引起很大误会,幸好自己事先声明“只言论,不行动”,甚至不为“和平”而奔走,而且我因此脱离民盟,表示不代表一个组织,只代表个人。现在想,这是不对的,只有消灭蒋介石,才有今天的中国。上次小组有人发言引到主席的话:“反动势力对于人民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主席这话很对,但当时自己不那么想,却认为共产党打到底不对。我很感叹主席把事情看得那么透,反动势力对人民民主势力就是这样,蒋介石,美国,对我们都是这样;反过来,我们对他们,也应该这样。因为主席看透了这一点,该下手的时候就得下手,所以手不软,很坚决,而我自己则看不透,总是喜欢折中、妥协、调和,心软手也软,这说明自己的性格、为人有短处,有弱点。抗美援朝时,徐冰同志要我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负责一个工作,我拒绝了,因为我对出兵朝鲜没有信心,当时主席还叫林伯老(按:林伯渠)找我谈话。事后又证明,抗美援朝好得很,对得不能再对!而自己总是事后才明白,很迟钝。自己的见识这样不够,还要自以为是,显然是不行的。在这次学习中,自己也受益处,对自己有启发,使我真正懂得主席的这段话。我的话就到这里。

述评之二:

梁漱溟在这篇不长的发言中,蜻蜒点水般回顾自己过去如何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又检查自己何以如此,就是只字不提1965年上半年政协直属组全体同仁精心准备对他开展的那场大批判,何以自己一贯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对于自己在旧中国一贯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对于自己在旧中国不赞同阶级斗争能解决中国问题错在哪里,他在1951年写作的长篇文章《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发表于《光明日报》检查过自己。梁漱溟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说:“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绝大的转变,就我个人来说,也许旁人看着变化不大,其实在我自己正是‘打破纪录’了。固我平素比较肯用心,对于什么问题自有见解主张,而我的行动又必本于自己之所知所言,不苟同于人,即有好几十年于此;说思想转变这句话,谈何容易?更简捷地来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就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转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梁漱溟在长文中还特别强调:“所谓三年来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实,竟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而奠立了。我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此次到西南参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个农民便是一块基石。若问似这般鬼斧神工从何而致?还不是说破唇皮的四个大字:阶级斗争!”

梁漱溟以其特有的语言,认识到自己在旧中国一直认知阶级斗争解决不了中国问题是错误的。何以到了1965年即离上述检讨自己的文章十多年以后,又挺身而出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了呢?梁漱溟生前在我撰写《梁漱溟问答录》中对我说:“最使我惊喜的是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的两段话,开拓了我的思想。”这两段话的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宣告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二是宣告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继续多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为了解决中国今后的这个主要矛盾,党和人民则必须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建设即向大自然开战。梁漱溟兴奋地击掌大声说:“这两段话实在太妙了,简直好得不能再好!”

然而,梁漱溟绝没有想到还不到一年时间,即1957年春夏之际,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由此而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1959年反“右倾”,1963年搞“四清”,等等,总之,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又成为主要的了。时至1965年,已接近“文革”的开端,许多人都响应号召,紧跟阶级斗争这根“红线”走,真诚也好,随大流也好,自然当时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也不能例外。正是由于梁漱溟这种平素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才牢牢守着中共八大决议所作出的决定,不认可新中国15年来所取得的建设成就都是因为抓了阶级斗争这个“红线”的结果。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是梁漱溟一生言行的写照。他由此讲真话,不讲假话,行为上表现为不附和,不苟同,不随大流。新中国成立后,自1953年9月至1979年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梁漱溟也因此做定了“反面教员”,极端的“顽固不化”。“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25年的时间,他不在乎对他开展各种大大小小的批判,依然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

诚然,真话不见得都对,更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梁漱溟先生在各个不同时期坚持讲真话,只是表现一个人的品格,一种值得敬重的精神。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甚丰,身后出版的全集有千万言之巨。他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20世纪的文化名人之一。但我以为,他留给后人影响最大的,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高尚的品格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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