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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发挥“禅”的真精神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9-20)

顶礼释迦牟尼佛(资料图片)  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虽“不识字”,但智慧超群。仅从惠能后来所…

更好地发挥“禅”的真精神

 

 顶礼释迦牟尼佛(资料图片)




  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虽“不识字”,但智慧超群。仅从惠能后来所作“菩提本无树……”的偈以及在广州出山时的著名公案“不是风动、幡动,是仁者心动”来看,其悟性之高,堪称究竟。他所开演的南宗顿悟禅法(北方的神秀主渐悟说,南方的惠能主顿悟说,故有“南顿北渐”之称,后世称神秀为北宗禅之祖,惠能为南宗禅之祖。)具有宗、说兼通,突出自性自悟,平实无华,不故弄玄虚,不脱离实际,重视伦理的特点,前后始终一味,贯穿着般若妙智,非常契合国人的心性。笔者每读《坛经》,虽时隔千载,亦有醍醐灌顶般之感。但后世不少人将惠能禅这一接引最上乘根机的顿悟之法,用来接引所有的信众,造成种种流弊。这不是六祖惠能的错,而是宗派意识膨胀等因素造成的。
 
 
   禅与教
  
    “教外别传”的宗派意识,通过将教下的般若、佛性思想纳入自宗,另起炉灶,从而将禅与教对立起来,这是禅宗的一大特色,也是其慢戒慢教、甚至呵佛骂祖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对通途佛教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许多禅宗祖师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作了许多调和禅教关系的工作。如先德说:“依文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还同魔说”;圭峰禅师说:“诸宗始祖,即是释迦。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诸祖相承,根本是佛亲付。菩萨造论,始末惟弘佛经。”日本临济宗的创建者荣西禅师在《兴禅护国论》里说:“与而论之,一大藏教,皆是禅所依之经典;夺而言之,无有一言为禅所依之经典。”唐末五代法眼宗禅师延寿编集《宗镜录》100卷,征引了大乘经典120种,“诸祖语录”120种,“贤圣文集”60种,希望能融会禅教,振衰起弊。但始终收效甚微。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走不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误区,不能摆正佛教与宗门的关系问题。
 
    清末民初,佛教处于内忧外患、大厦将倾的危机之中,以杨仁山居士、太虚大师为代表的高僧大德,以流通经典、开门办学、研究教理、整顿僧制、编辑佛教报刊为突破口,变革图存,各宗并弘,开辟了近代佛教的复兴之路,才逐渐扭转了过去以禅代教的积习。这昭示我们,以戒为师,以佛教教法为师,以成佛度众生为目标,仍是佛教之为佛教的基本准则,是佛法住世的基础。教与禅不是一或二的问题,而是整体与局部的问题。禅宗只是佛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核心的部分,只有佛教的健康发展,才有禅宗的健康发展,佛教文化和禅文化也才能更加发扬光大。只有归依佛法僧三宝,才能始称为佛教徒。所以,各宗派的佛教徒,首先是佛弟子,应致力于整体佛教的弘扬光大,而不应拘于宗派门户之见。
 
  
  “平常心是道”
 
   “道”是中国文化认知中的一个表示玄秘、自然,彰显普遍规律的词汇。在当时,禅门是将道与禅一样看待的,甚至以“道”代“禅”,这可能更适合中国信仰文化的口味。印顺法师以为,直截了当地“把禅学看作玄学,称参禅为‘参玄’,似乎石头是第一人。”有学者认为,道一唱“平常心是道”,以“道”取代“佛性”一词,是他的佛性思想玄学化、中国化的标志,而将“平常心”与“道”联系起来,是道一佛性思想世俗化倾向的体现。
 
    从道一对“平常心”的解释来看,实际上并不平常,试想当今有谁能做到“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圣?”那为什么道一会将这种境界称作平常心呢?《五灯会元》卷十七中,有一则青原惟信禅师的语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段语录从一个侧面给我们透露了一点消息,道一的平常心是经过艰苦的参究历练、否定之否定后的结果,是吃饭时心在吃饭,睡觉时心在睡觉,不起任何计较,任运自然,活在当下,这是圣人、大修行人的心境。正如宋代无门慧开说的那样:“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而一般世人的所谓平常心,丝毫没有经过上述历练过程,自然是名同而实不同,有霄壤之别。
 
    一直以来,受禅宗影响,世人多半都很羡慕禅者那种无是非争竞、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和心态,有的将“平常心是道”作为座右铭,希望自己的心能多一点宁静、平静,对功名利禄能看得淡一点,能保持情绪稳定,理性地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升沉祸福,能从浮躁、得意、狂喜、傲慢、嫉妒、迷茫、不安、沮丧、焦虑、恐惧甚至绝望等不良心境中走出来。如果能这样,禅师们的贡献也很大了。至于“平常心是道”的禅门意趣太深,现代世人多望文生义,将二者混为一谈,也情有可原,只要不把它标新立异,而到处张扬也罢。
 
 
    正确处理禅教关系,全面振兴佛教事业
 
    禅宗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个佛教宗派,其发展的大体趋势是:由达摩的以《楞伽经》印心,理入行入并重,逐渐发展到惠能的专弘《金刚经》,偏重理入;由达摩、惠能诸祖的宗通为主、说通为辅,发展到唐末至宋的唯尚宗通(内证),极端排斥经教,乃至呵佛骂祖;由达摩到神秀的楞伽师偏重渐修,发展到惠能南宗一系的极端强调顿悟;由唐末至五代以机锋为特色的“无字禅”,演化到宋代直至于今的以参究公案为特色的“文字禅”,以及反对搞形式主义和文字游戏的“话头禅”、“默照禅”;宋代以后更有了禅教一致、三教一致、禅净双修的趋向,已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风光。可见禅宗1500年来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要认识禅宗的真精神,还应回归到初祖达摩的印度大乘禅法和以六祖惠能《坛经》为中心的中国禅思想。
 
    汉传佛教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上的“至圆”(至玄)、修行方法上的“至简”(至易)、修证特色上的“至顿”的特点,在今天的摄受力日益下降,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套切实可操作的大众修学体系。在国外,南传佛教以其思想朴实和修行的可操作性强,藏传佛教以其理论与修学体系的完整和神秘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众;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信众转向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有鉴于此,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在《法音》发表了《一个根本,三大要领——关于汉传佛教建设的思考》的文章,认为当前汉传佛教界所以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其依托基础所致,即目前盛行的修学体系存在缺陷;二是由实施制度所致,即现行佛教教育、僧团管理、弘法布教缺乏相关制度作为保障。他强烈呼吁,建设契合当代的大众化修学体系,认为这是当前佛教自身建设的根本。为此他提出了实施的三大要领,即佛教教育制度建设、僧团管理制度建设、弘法布教制度建设。
 
    今天的时代已与禅宗创宗和盛行的时代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不仅可以,也应当跳出宗门的窠臼,对“禅”与禅宗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反思。既要肯定禅宗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积极意义和深刻影响,也要充分正视它产生的诸多流弊;既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苛求于古人,也不能将古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针对特定根机所说的法,及其行为模式,机械地套用于今天,更不能将禅宗祖师开悟后乘性而谈的话语,当作真理随意拿到世俗生活中乱用。对于“拈花微笑”、“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等说法,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断是非,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法华经》所说的开、示、悟、入的佛之知见,和历代禅德砺志以求、津津乐道的向上一着。通过对“禅”真精神的审思与回归,我们认为,禅宗的主流传承、弘扬着佛陀智慧、慈悲、平等的精神,并通过自净其心、修行开悟来成就佛果,说明它是一个佛教宗派,但无论它如何自许其理论和悟境多么高妙、效果如何顿捷,都不能背离佛教经教的基础和僧团基本的行为规范。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它重新纳入佛教的信仰与教理体系之中,一是依据佛教的根本教义加以检验,二是根据时代的特点和佛教发展的要求进行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禅”的真精神,纠正其太多的历史积弊,避免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以使整个佛教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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