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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的特色与困境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9-20)

禅定,本来只是一种修行方式,为佛教各宗的一部分,当初并没有独立成为一个宗派。而且禅师们多数是…

    禅定,本来只是一种修行方式,为佛教各宗的一部分,当初并没有独立成为一个宗派。而且禅师们多数是隐居山林、重视真参苦修、轻视文字、不喜欢繁琐的戒规和宗教仪式的自由修行者,他们对自己的传承及所修之法抱有坚定的信念,却并非有意于创宗立派。但中国自古就有重视隐者、崇敬“世外高人”的传统。当佛教在中国全面推开之时,不仅有更多的人希望加入真参实修的队伍,而且社会各界也很看重禅门“世外高僧”的意见。于是达摩一系的禅师逐渐被“龙天推出”。由于禅宗诸师的言行在通途佛教看来,不仅是特立独行,而且是“离经叛道”的。此时,禅宗为了给自己的信徒一个交待,也为了让世人信服,必须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修行体系;二是通过判教为自己定位,并证明自己的法统纯正,源出释迦教主。事实证明,禅宗在这两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从禅宗六祖惠能一生的弘化来看,他不仅融会发展了涅槃佛性学说和般若空观理论,而且海纳百川,吸收融摄了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由于是在般若非有非无的空之基础上构筑起来的,因此,其禅学理论表现为一种“不道之道”,落实于禅修生活中,则成为一种任运自在的“无修之修”。由此,南宗禅不著万法、顿悟菩提的宗旨,所引发出的便是它特有的不假修习、直了心性的禅风。
 
 
  “禅”与戒定慧及诸善行
 
    其实早在禅宗四祖道信(580—651)时代就提出了“戒禅合一”,开始为在教理上轻戒、慢戒打开了大门。因为相对而言,戒是外在的,禅是内在的,戒是手段,禅是目的,一旦戒禅合一,手段就可能为目的所吞没,所谓“乘急戒缓”,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惠能继承东山门下轻戒的传统,大唱“受无相戒”,虽然还保存着拜佛、忏悔、发愿、归戒的形式,但全都销归自性,归结于“戒本源自性清净”,此时的戒已是有名无实,没有区别于禅的具体内容了。所以惠能虽然保留了说戒、说定、说慧的形式,其实是“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慧。……自性无非、无乱、无碍、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有何可立?”惠能的无相戒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佛教戒律的意义,同时对后来禅门弟子破除束缚、任运自在的禅风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被一些禅门弟子曲解为不重律仪的教理依据,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以致律仪法制于禅门名存实亡。及至百丈怀海,创丛林清规,才使道风得以整肃。
 
    惠能反对传统的禅法,使禅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的“定慧等学”的真实本意在于突出心的觉悟,观照的作用。惠能所谓新禅法,尽管表面讲“定慧双修”,实质上是以慧代定,或者说是抬高慧而大贬低定。一部《坛经》,并没有讲如何坐禅入定的言论,相反倒是大讲“般若波罗蜜”(妙智慧究竟彻证),修习“般若波罗蜜”就是最好的成佛方法。修习这一方法,并不靠外在的言行,而是在内心的觉悟与认识上用功。可见惠能所谓“定慧等学”,实际上是与传统禅定无关的。胡适先生曾指出:“惠能、神会虽口说定慧合一,其实他们只认得慧,不认得定。”
 
    惠能在《坛经》中始终以禅悟来诠释外在的修行。在他看来,佛法修学,全在于觉与不觉,悟与不悟,悟在于心,非关坐卧。惠能对禅法所作的全新的解释,从宗教道德的角度讲是有其新义的。新禅法所表现出的伦理意义是特别注重个体的道德意念,突出了道德认识在修行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动机纯正的行为总是道德的行为。他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修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 
 
    由上可见,禅宗不仅以禅悟为目标,而且也以禅悟来评判一切,破斥一切,甚至用以取代戒,取代定,取代一切功德善行。当禅宗“把自心的清净作为终极目标,就消解了鬼神与来世的观念,使宗教的信仰变成了自觉的事情;把自心的体验当作实现的路径,就消解了逻辑与理论的束缚,使修行的形式变成了简捷的感悟;把自心的澄明当作佛陀的境界,就消解了戒律与道德的桎梏,使人生的超越变成了感觉的空明。这是对宗教中神学、逻辑学、伦理学把宗教世俗化的反驳,‘即心即佛’把宗教定位在纯精神纯智慧的心灵感悟上,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使宗教神圣化。”南宗禅的独特主张,不异于一场“宗教革命”、“文化革命”,对于当时佛教界和社会上盛行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种种繁文缛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解构作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唐宋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有利于人们重视自心的修养与安顿,纾解内心的紧张与社会矛盾。
 
    但正如我们以后看到的那样,南宗禅的神圣性只局限于那个特定的时代,当神学、逻辑学、伦理学的约束不再是信仰者的苦恼,“即心即佛”的禅思想就开始发生质的变化,神圣性变成了它的反面——世俗化,因为它把一切外在的约束统统取消,使禅信仰在因人而异的体验中变得形式多样。
 
  
   “不立文字”本身是一个悖论
  
    佛为众生说法,流传、结集,离不开文字的经教。经教的闻思者,对于经教中高深的义理,实施的方法,如不引归自己,应用于自己身心,那与世间学问一样,只是一套空虚的知识,对学佛来说,没有多大效果的。惠能所传的特色,要人向自己身心中求;一切是自性——自性本来具足的。《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学法、求佛,不是着相的向外求觅,而是让自己本性显现出来,就是“见性成佛”。
 
    惠能不识字,却创立了伟大的南宗禅,这对多数出身于农民、文化程度不高的僧界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为了凸显与其它派别的区别,其弟子更以“不立文字”相标榜,形成了惠能后禅宗的一大特色。但“不立文字”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惠能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坛经·付嘱品》中对弟子恳切叮嘱:“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着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着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可见六祖慧眼独具,很讲中道,不希望弟子们在说法中走极端。可惜他的一些子孙置《坛经》殷鉴于不顾,不仅高唱“不立文字”,而且大肆谤斥佛经,甚至呵佛骂祖。即使他们只是乘性而谈,对某些当机者可起去执悟道之效,但对于整个佛教和大多数信众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从禅史来看,达摩初祖不仅没有不立文字之说,而且强调“藉教悟宗”,并传付《楞伽经》以印心(对证契合);六祖惠能虽然传说不识字,他也并非“不立文字”,不仅弘扬《金刚经》,自己还流传下来著名的《坛经》;惠能后号称“不立文字”的禅宗,传世的文字却最多。据统计,仅禅宗五灯留传下来的文字,总计150卷,达数百万言。为了绕出禅宗“不立文字”这一悖论,历史上许多高僧大德可以说用尽心思,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用了多少笔墨,依旧难以摆脱由它造成的误区或困境! 
 
 
   “教外别传”是禅宗的一种判教
 
   “教外别传”实际上是禅宗的一种判教,意在说明达摩传来之禅是释尊在通途佛教之外的一种秘密传授,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佛之心髓。这固然是高妙,殊胜无比,却将达摩禅、惠能禅推到了与整个有形的佛教教法和教团相对立的境地,从而使禅宗不得不走向极端,更加玄学化、神秘化和世俗化。其实,禅僧终身追求顿悟的那个别传心法,就是各种大乘经典和《楞伽经》、《坛经》所反复表述的“佛性”、“法性”、“实相”、“真如”、“实际”、“真性”等等,对于如何修行,如何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上述经典都有详尽的指示。但此时禅宗宗师们已不便多作利用,只能另辟蹊径,开出机峰、公案、参话头之路。
 
    按照宗门的说法,别传之旨或禅是不可说的。因为若说破,则弟子落于知见,落于经教文字,不能进入言亡虑绝的悟境,也就是说不能自己亲证,等于“说食不饱”。为了让弟子们不生分别拟议,不落言诠,当下悟取,宗师们无不采取种种方便,绕路说禅,为学人解粘去缚。如对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即别传之心法,此问灯录中记载最多,有几百处)等问题,宗师们各立山头,语势兼用,或答以反常语、无义路语、反诘语,或答以庄子所谓寓言、重言、卮言,或借境喻法,或以诗偈印证,或默然以对,或瞬目扬眉,或吹耳吐舌,或竖拂竖指,或作女人拜,或画圆相,极端的甚至棒喝交加,南泉斩猫、丹霞烧木佛、一些祖师呵佛骂祖,都在这种情势下应运而生,蔚为大观,这在世界宗教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景象。这叫做机峰。其中有些经典的对答,或有人因之开悟了,这类事例就被选为公案,单挑出来供更多的人去传、参、学。
 
    从宋代开始,随着禅宗灯录的大量刊行,记录古德嘉言懿行的公案的广泛流布,文字禅由之而起。首由汾阳善昭的《颂古》,到圆悟克勤的评唱,到觉范惠洪的《石门文字禅》,将文字禅理论化、系统化,“借言以显无言”。当时各种公案号称有1700多则,吸引了大批文人士大夫的参与,由此文字禅之风愈来愈盛,后期几乎成了文字游戏。禅是大道,而不是技艺。执指为月地在文字中讨禅,无疑是将大道堕降为技艺。于是临济宗人大慧宗杲创看话禅,曹洞宗人宏智正觉创默照禅,实质是对文字禅的一种再否定。看话禅矫文字禅之病,取公案作话头,作内省式的参究,意在摧破思量,扫荡知解,在语言文字、逻辑推理之外,达到超越境界。利在激发创造性思维,弊在导致妄想卜度。
 
    机峰、公案、参话头,至少在形式上迥异于达摩以至惠能的禅法,可以说开启了惠能之后最具特色的禅风,它们实与拈花微笑公案的广泛流传和“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宗旨的流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禅风在禅内外、教内外影响巨大,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的宗门大德已意识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存在问题,流弊不少,因而将“不立文字”解释为“不离文字”、“不著于文字”。并大力提倡禅教不二,禅教结合,既认同禅悟“不由经教”,又强调“藉教悟宗”,但都很难挽回“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等所形成的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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