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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本文作者: 10年前 (2008-09-20)

禅宗初祖达摩坐禅图(资料图片) 禅宗…

禅宗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禅宗初祖达摩坐禅图(资料图片) 
 



    禅宗可以说是中国佛教中争议最多的一个宗派,是非诤讼从其创宗以来就几乎没有间断过,近现代更是如此。同时,由于“禅”内在的神秘性、局限性和外延的广泛性,自古以来教内外都存在将“禅”玄学化、简单化、泛化和庸俗化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造成汉族地区佛教界忽视经教、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未得鱼已忘筌”、“未见月已截指”、“未到彼岸先弃船”、“过河拆桥”的现象,危害极大。因此,随着中国大陆佛教的恢复和教界、学界“禅宗热”、“禅文化热”的兴起,进一步加强对禅宗的研究,反思其是非功过,给予它客观的评价和准确的定位,对于禅宗和整个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最大限度适应中国封建宗法制和小农经济特点
 
    禅作为一种修行的方法,在中国能够蔚然成为一个最大的佛教宗派,并传承至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随着隋唐时期佛教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密宗、律宗、禅宗、净土宗的相继形成,标志着中国佛教理论建设的完成和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前四宗致力于经论的研究和理论的建构,体系庞大,论证繁琐,思想严密,侧重知,属于经院哲学的产物。其中三论宗、唯识宗,分别继承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天台宗、华严宗,为中土特色的宗派,其最高境界是理、智上的至为圆融,功效上的至为顿速。后四宗致力于行,侧重于功效,除律宗外的三宗都号称能一生成办。律宗以严格而灵活地持守、传授复杂的戒法(行为规范)为其特征,反映了印度早期佛教的宗教生活状况和行为要求,密宗以身口意三密相应,辅以复杂的仪轨为其特征,代表了印度的晚期佛教,此两宗都不大适合中国国情(主要指汉族地区);而禅宗、净土宗以简易、快捷著称,普适众机。尤其是禅宗,广泛吸取了唯识宗、三论宗唯识无境、一切皆空的理论,天台宗“空假中三谛”、“一念三千”和华严宗法界缘起、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等圆顿理论,并统一于自宗特有的明心见性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正是禅宗这种理论上的“至圆”(至玄)、修行方法上的“至简”(至易)、修证特色上的“至顿”,强调知行合一,自修自悟,适应了当时时代的思潮和国人的心性,是它得以在唐宋盛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它在宋代后走向式微的重要因素。
 
    禅宗源出于山林,禅修苦行,颇具神秘性;同时它强调“众生皆有佛性”,“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农禅并举,经济上自给自足,弘法上顺应民众,说法通俗,贴近生活。这种强烈的出世性与积极入世态度的有机结合,使它得以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比较其它宗派,禅宗最讲法统,衣钵(法卷)传承不断,加上百丈怀海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丛林制度,天下风行。它最大限度地适应了中国封建宗法制和小农经济的特点,这是禅宗至少从名义上和形式上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总之,禅宗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制度上、生活上,都实现了佛教彻底的中国化。可以说,它是一个最具汉传佛教特色的佛教宗派。
 
 
  
从佛教外部来说,禅宗的影响主要在几个方面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受到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深刻影响。例如禅宗,就是完全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建立起来的佛教宗派。反过来,佛教和禅宗又大大深化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促成了中国宗教体系的建立。如果说以道来释儒形成了魏晋第一轮的玄学之风,那么以禅阐教(佛教)、阐道(老庄)、阐儒,则形成了从唐末至宋第二轮的玄学之风,它直接影响到儒学由外而内的转向,即从重视外在的人伦纲常的论证、维护,转向重视心性的本体论的研究,大讲起天理人欲,良知良能,甚至引入了禅宗的坐禅方式,由此形成了新儒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儒学也由此完成了走向儒教的蜕变。同时,受禅宗的启发,道教从唐代开始,也由过去偏重符箓咒术、黄白外丹术的研究,逐渐转向重视内在的清修无为和重玄学,以及强调道性清净、主张性命双修的内丹学,宋末的王重阳更是援禅入道创立了全真派,并参照禅林制度建立了道教的丛林制度。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宗是外佛而内儒道,那么儒教则是外儒而内禅道,道教全真派则是外道而内禅儒。禅宗犹如催化剂,促成了儒释道三教的深度融合。所以自宋代以来,唱儒释道三教一致之说不绝于耳。
 
    禅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禅文化,同时,它对我国的文学艺术领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自性说”、“顿悟说”极大地激发了艺术家创作的主体意识与自觉,深刻影响了王维一派的文人画以及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对意境论、妙悟说等美学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对书法艺术的创作与书法理论的建设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禅宗思想和禅诗的流行影响了王维、白居易、苏轼、黄庭坚等的诗歌创作,使之深深浸润了禅家空灵、脱俗,“超乎象外,不落言诠”的意境,以禅入诗、以禅喻诗、以禅衡诗、以禅论诗蔚然成风;禅宗公案、语录的大量刊行,大大丰富了我国的词汇和语言艺术,对后世俗文学的盛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禅宗融儒释道于一体、即世而出世的特点,深受历代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他们用以舒解内心的矛盾、紧张,追求完全心灵化的内在自觉与彻底无功利的超越,这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近禅、逃禅,钻研“文字禅”,说上几句“口头禅”,几乎成为他们的一种专利和时尚。近代以来关于禅、禅宗和禅文化研究的文章和书籍就特别多,笔者估计它已大大超过研究有关佛教(禅宗除外)的文章和书籍。
 
    社会上许多人钟情禅宗,留连其中,本是一种信仰自由,也是一件好事。问题是,有些人既没有脚踏实地的修证,又没有刻苦深入的研究,自出胸臆地胡乱解“禅”,把什么都说成是禅,认识肤浅庸俗,误人误己,令人堪忧;尤其是某些人有时竟忘了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往往抓住某些禅宗公案,或某些禅师乘性而谈的只言片语,竟以禅来取代整体佛教,这样会干扰佛教界的自身建设。
 
    由于禅宗长期深入民间,又有众多文人的偏爱,它对中国广大民众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民风民俗有着广泛的影响。这里笔者想着重说的是,禅宗对革命领袖毛泽东是有影响的。有资料记载,毛泽东对佛学经典的研读下过一番苦功,特别是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他都研读过,其中《六祖坛经》就读过多次。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等。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西藏达赖喇嘛谈话时指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和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1959年10月22日,他在同西藏班禅大师的谈话中说:“我不懂佛经,但觉得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的六祖(惠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毛泽东在一次广东省的常委会上,他问在座的:“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广州在唐代时出了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六祖惠能,他是一个大老粗,没文化,他的《六祖坛经》是非常深刻的。你们应该向六祖学习”;他还说:“惠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惠能时说:“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大家知道,毛泽东对底层的劳苦大众有着深切的同情,一生致力于人民的翻身解放,致力于马列主义的中国化,致力于实现平等、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要做到这一点,思想的解放和共产主义教育就特别重要。
 
    禅宗的盛行,不仅在宗门内滋生了许多的狂禅、“野狐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教外民间宗教的滋生。由于宋代以后三教一致、三教合一之说盛行,使佛教丧失了宗教竞争意识,暮气沉沉;禅宗理论上的过于玄,修行方法上的过于简,衰微之后的过于俗,僧人素质低下,教法不昌,戒规松弛,使佛教化世导俗的功能严重下降;佛教教团组织涣散,许多名山古刹沦为子孙庙、香火庙,往往内部争名夺利,过分依附世俗政权,迁就民俗淫祀;各种佛教结社组织不是由教团作组织上的保证,而是受主事人的魅力所左右,当主事人素质低下,极易演化为会道门,而与正宗佛教争夺信徒。这些都是滋生各种民间宗教、会道门乃至邪教的温床,是促成民众归依或误投于这些教门的重要因素。翻开我国民间宗教史就不难发现,正是宋代以后,我国各种会道门层出不穷,当国衰或逢大的天灾人祸之际,这种情况尤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会道门传法的秘诀恰恰是颇有禅味的八个字“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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